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雅集中的西学

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江南城市里充满好奇心的文人和新兴的商人企业家一直在探索科学、工业方面的知识。陈蝶仙等本地精英，对文人的才艺和当时流行的“博学”观念进行了调整，为试验和创新工商业相关的新理念、新事业以及一度被认为不适合体面文人参与的活动正名。文人涉足物质世界由来已久，却常常只是诉诸书面，把匠人的见解录入学术论著。抑或他们确实身体力行，实际介入了物质世界，以此作为一种鉴赏活动，去扭转长期以来对生产制造的矛盾心理，以及对某些技能和形式的知识所抱持的阶级怀疑。他们躬行实践，主要是出于哲学上的兴趣或自我修养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生存。这样的做法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杭州继续维持着，因为像陈蝶仙这样的文人采取了一种非功利的好奇姿态，在举办精英雅集的各类宅邸、书斋和花园里研究化学，探索现代科学设备。晚清士绅在这些领域的涉足和鉴赏，同时为实验和创业奠定了基础。

以这种方式进入物质世界的兴趣日益滋长，与之相伴的是“洋务运动”中国家继支持重型军备以后，政府又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的轻工业部门。晚清新政的作用巩固了通商口岸和都市中心已经取得的成就。例如1903年至1907年，袁世凯（1859—1916）在直隶创办了工艺局，发展当地工业。(15)到1908年，有一项发展工业的政策为清朝末年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政策框架。负责向总办或各省长官汇报并接受农工商部指示的工艺局地方官员，试图整顿中国工业。(16)这段时期，国家机构和地方个人齐力建造工业方面的高等教育设施，组织展览，举办研讨会、讲座和夜校，讲授贸易和工业。他们出版教学资料，参观工厂，倡导和发展自认为可取的工业实践。早在晚清，声势浩大的教学展览就发挥过博览会的作用，针对的是商人、工业家、学者、记者和官员。在杭州等更传统的城市中心的文人，很难不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他们开始通过既有的文化架构和社会架构去研究科学与工业，包括“博学”传统和雅集活动。

学者们把江南文人社团此时对新知识的探索，当作中国的原始科学或现代科学发端的证据。例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像徐寿（1818—1884）之类孕育于江南学术界、从博物学网络中涌现出来的人，为现代化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17)然而，这种论述的冒险之处在于：以过时的方式、按照“现代科学”的目的论展开，去解释世纪之交的学术活动及其实践和体系。(18)对这些活动更精准的描述，应该包括理解其作为博物学文人传统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在这个传统里，有学识的男性和女性广泛探索各类议题——其中一些碰巧包含了后来被认定为“科学知识”的新知识和新实践，而另一些则不是（Elman 2005）。

1905年，早期工业家张謇（1853—1926）在南通创建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展现了博物学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框架，吸纳新观念和新事物。南通的博物馆被称为“博物苑”或“博物馆”——包含“博物”一词。通过这一命名，张謇意在表明该机构如何生成一个新视野，其特征便是对藏品范围之丰富与驳杂的认知。博物馆以新的物件和知识领域为特色，自然史便是重中之重。现代工业工具和机器也在展示之列（Shao 2003, 157—158）。在这个机构里，全新的和旧的观看方式一同得到培养（Claypool 2005, 590—599）。博物馆鼓励人们打开一种新视野，称为“博览”。这个词在景观的考察中融合了“博”（学）和“览”（看），可以理解成“勤勉、大胆地观看”，表达出应该如何研究新式展览。为了让本地精英更容易接受新式博物馆和新的观看方式，张謇必须确保把熟悉的文人美学和陈列形式囊括进来，还要举办私密性的雅宴。

晚清的杭州，在“博学”传统中受过教育的文人所组成的网络，常常组织“雅集”。这些集会中，文人们私下分享各种雅致的手工艺品，探索新知识、新事物，成立社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破坏后重新激发该领域的活力。这些集会树立了巨大的文化声望，还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阻挡文化活动商业化这一令人不适的新现实——此种趋势在毗邻的上海显而易见，并逐渐渗透到杭州。例如，著名的杭州西泠印社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通过促进“以社交、宴饮、赋诗、游戏和从事鉴赏为目的的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会”（Lawrence 2014, 15—45），延续了新的团体身份和本土文人的文化。这些集会在西泠印社的实际社址举办，恰好坐落于西湖旁陈蝶仙的出版社边上。该社意在保存的不仅是印章和金石手工艺品，还有特定模式的社会交往，比如理念上作为文人学术特色的排他性和业余性，这种模式在20世纪到来之际正迅速解体。(19)

文人集会特别关注此时在杭州涌现的西学。新式的文人改革活动，在1895年上任的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的支持下蓬勃开展。林启支持组建倡导改革的团体，这些团体以福建籍人士为中心（林启是福建人），包括著名的“蚕桑学会”。(20)该团体在新式的《杭州白话报》上积极宣导改革议题。晚清改革派和激进派常常创办白话报，以倡导新观念，推动政治议程，鼓动年轻读者。来自包括反清激进派在内的宁波团体的知识分子庄禹梅，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了《宁波白话报》（庄禹梅1963）。庄禹梅指出，这份新式报纸是受到1904年创办于上海的《妇女白话报》的影响，并且和后者一样积极倡导新学和社会政治观念，包括先进的性别规范。激进派也介入了《宁波白话报》，而且既是撰稿人也是消费者。比如反清的钟宪鬯（1868—1940），他是建在上海的科学仪器商店——科学仪器馆（China Educational Supply Association Ltd.）的创办者，还是革命领袖蔡元培的亲密伙伴。《杭州白话报》及其所属的蚕桑社团同样以新学为导向，可能还为激进主义提供了温床。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陈蝶仙是蚕桑学会的成员，或直接参与了这些西学学术网络。然而，他无疑很熟悉晚清杭州的“雅集”时尚，包括现实的和想象的。他也很熟悉与西学以及改革派甚至激进派议程相关的社团和报纸。陈蝶仙把他的部分商贸事务登到《杭州白话报》的广告上，比如科学仪器商店。(21)我们还知道，后来他在上海为著名的翻译家兼编辑林纾（1852—1924）工作过。林纾身处晚清的杭州，还是西学社团的成员（Hill 2013, 176）。这种对新事物的知识性探索，作为一种更大的文化，是陈蝶仙把创业精神融入文学技能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