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世纪之交的杭州士绅实验
第一章 无用之用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庄子·山木》
世纪之交,身处杭州的年轻人陈蝶仙开始了新的事业——研究外来技术和新媒体,普及化学、技术知识,大大方方地追逐金钱,以及考察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工业化、机械化产品。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论是文化、技术、工业还是商贸层面)诞生于上海等通商口岸。虽然陈蝶仙在20世纪10年代还是搬到了上海,以便从事各种文化、工业和贸易活动,但这一切并不是从他抵达上海才开始的。探索新做法、新思路的尝试,可以追溯到他在杭州度过的青年时代,当时的他想尽一切办法吸纳新事物,追求利润。哪怕是在杭州的日常生活中引进、探索各类活动和新技术的时候,他也会利用人们所熟悉的文化实践为自己的尝试正名。在一个批量化生产日益发挥其影响的时代,他通过选择合适的笔名和别号、创作诗歌以及举办雅集,来塑造真实、诚挚的情感——这种能力对于他在杭州时期以及之后的文化、工业和商贸活动非常重要。他对新事物、新装置的探索,以及在文学形式和文学事业上的实验,是一种由游戏和奇思所构成的当代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出现在江南城市中心,而其重要性的凸显,乃是由于适逢“严肃”政治的土崩瓦解,清王朝日渐疲敝,民国早期的混沌状态业已开始。(1)
陈蝶仙的经历以及他在新技术中寻找乐趣的本土背景,对于理解他的事业非常重要。陈蝶仙1879年生于钱塘,此地位于杭州。(2)他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亲陈福元行医,叔叔为官。(3)陈蝶仙的父亲死于1885年,当时陈蝶仙年仅六岁;他的叔叔死于1897年,引起一场遗产争夺战,撕裂了整个家庭(Hanan 1999, 2)。他母亲戴氏是一个育有四子的妾,被留下来照料家人,直到陈蝶仙迎娶了多年前就为他选好的朱恕。陈蝶仙和朱恕生了三个孩子(万青力2001),长子陈蘧(1897—1989),别名“小蝶”,后又名“定山”。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名作家和工业家,先是在上海,后来到了台湾。次子陈次蝶(1905—1948),是一名艺术家。(4)女儿陈小翠则是上海著名的艺术家和教授。
陈蝶仙所受的培养为他提供了古典文学教育,以及儒医(gentry doctor)家庭典型的知识技能组合。(5)这一背景有助于他轻松往来于不同的社会圈子,包括官场、文坛、出版界、商界和工业界——其中不少是20世纪早期刚刚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像很多同代人一样,他最初在官场谋职,尽管不大情愿。他参加了杭州的科举资格考试,于1893年顺利通过县一级的科考,成为秀才级别的候选人。(6)1909年至1913年,他在江浙两省的低级府衙供职,又担任高官幕僚,还做过海关税务司的秘书(陈小翠,范烟桥,周瘦鹃1982,210)。然而,他还每每涉足其他活动。其中一些活动——比如创作、发表诗歌,是当时文人的典型爱好。另一些则比较反传统,很多是开创性的。他在杭州开了一家诗歌出版社,创办了一份早期的报纸。此外,陈蝶仙在文学领域的创业活动也和文坛之外的活动并行不悖。1899年他入股一家买卖茶叶和竹子的经销商,随后开设了杭州第一间科学仪器商店。在杭州商界小试牛刀之后,他继续利用上海的新机遇,当上了职业作家和编辑,并最终成为工业巨头。
陈蝶仙的生平事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借此我们得以厘清一个文人如何开始尝试新的事业,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杭州拓展传统的边界。清朝晚期,道统衰落致使风俗变化,打开了空间,让新机遇得以涌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开始模糊文官世界和商人圈子的边界。当然,这种模糊行为并不新鲜。在晚明,士商的混杂身份便集合了文人、商人和企业家相关的活动场域,因而催生和促进了图书出版的大势(Chow 2004)。在19世纪的上海,本地士绅如顾氏家族,便扮演了当地企业家的角色——他们销售桃子、刺绣、砚石和榨菜(Swislocki 2008)。
然而由特定条件造成这种身份的模糊性却是前所未见的。20世纪到来之际,新奇的认识体系和制度空间开始建构,从根本上重置了商贸与文化的结合。受过教育的精英,越来越对官场和传统的文人活动感到幻灭与疏离,开始公然涉足一度被视为禁区的商贸领域,尤其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转向了通商口岸的出版业、商业娱乐圈和休闲行业。(7)正如《导论》指出的,科举考试体系的废除对文化、社会和政治再生产的精英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科举导向的文人文化发起了严峻挑战。新范式包含了新奇的知识文化形式(比如科学,而非治国才能),以及为这些知识正名的新生机制(比如大众传媒、现代学校),还有城市精英用来驾驭新式知识及其相关新媒体的一系列实践(比如创业和对利润的追求、国家建设以及社会改革)。清朝的最后十年成为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精英集团的身份、社会流动途径以及认识和驾驭世界的方式悬而未决。一度决定社会流动和方向的帝国体制失灵,而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尚在涌现,往往很难保证或确定其成功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蝶仙以及他的同行和家人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拓展边界,比如认可那些曾被视为非正统、非常规或无价值的东西。拓展的方式则包括:表达对进口物品(比如留声机)的兴趣,和朋友创办杭州的第一份报纸。后来,同样是追寻貌似无用之价值的性格特质,使陈蝶仙意识到:被丢弃后冲到中国海岸上的大量乌贼骨可以当作原料,制造牙粉——正是这种化妆品后来让他实现了工业上的成就。更宽泛地说,我们可以看到陈蝶仙如何发现从事轻工业和制造业的价值,而这些行业在20世纪到来之际仍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
陈蝶仙还试图替自己把玩、拓展传统的倾向正名,试图在貌似无聊的东西里找出实用性——如果利润不算的话。为了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用人们熟悉的东西去吸纳新的、非传统的东西。他利用杭州的文人圈和雅集,以博物鉴赏家的公正立场去推动新的观念、资讯和事业。他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别号和笔名,塑造出一个可以涉足异端的古怪形象。他开了一家文化机构——阅览室,还创办了一家更具争议的机构——科学仪器商店。他运用竹枝词之类人们熟悉的文体,在他风景如画的家乡杭州引进并探究新技术和新机构。与此同时,他通过开拓新文类推进了文学的边界,比如连载言情小说——为的是探索能引起人们焦虑的主题,比如金钱。他把自己塑造成专栏作家:虽为赚钱而创作,但仍是一个情感真挚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一种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品质。对陈蝶仙来说,从貌似没有价值的东西里辨识出实用性的能力,成为其从事创新和最终获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