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微观史学
当“深刻”“宏大”的历史在学界博得巨大关注的时候，去研究一个企业家个体——这个人除了出版过不少译作，一门外语也不会说，在中国的一隅度过了大半生——似乎是个奇怪的决定。(49)而且由该个案研究出发，也无法清楚地处理诸如中国的工业化及其与现代科学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协调等宏观现象。以往关于中国的科学及工商业的研究范式——倘若确实涉及世界史——往往偏爱“长时段”（longue durée）方法和比较历史视角。众所周知，研究中国科学的鼻祖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提出，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科学，和欧洲科学一道汇入现代科学的洪流。(50)晚近关于中国工业化比较有影响的历史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在世界史观照下展开，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如Pomeranz 2000）。
当然，文明研究和比较研究这两种方法都受到了挑战。(51)后殖民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提倡关注国际联系，极有效地扬弃了比较研究中残余的文明分析。(52)科学史方面，这一改变促使人们关注物品和知识赖以流通的无数网络和交错岔道。也有学者专门关注这些网络的交换节点。中间人和传播者被视为全球科学的协作者，而不仅仅是作为代理人把来自全球的东西本土化，或是把“科学”从西方移植过来。(53)这类传播者现在被认为是知识和物品国际流通的重要参与者，帮助建构了全球资本主义和科学。通过考察联动关系、翻译实践、交汇点以及专业知识和物品的全球流通网络，上述研究从根本上质疑我们为何要区分“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工业化（如Tilley 2011; Shellen Wu 2015）。但并不是说知识和实践的传播流动畅通无阻。有些学者便一针见血地提出警告，反对不加甄别地用“水”来比喻这种流动。他们认为，有必要牢记：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和当地条件会催生摩擦，可能破坏或阻碍观念与物的流通。(54)
以上关于科学史和工业史的持续讨论，是在一种更具有全球化倾向的视野中展开的，本书亦获益良多，但本书所做的是稍稍反直觉的微观史研究。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通过关注个人来发掘他所获得的机遇。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以及基于行业或聚焦学科的历史研究，倾向于单单考察工业或科学的正规层面，其最终目的是解释该公司、行业或学术领域如何发展。而关注个人，则揭示出可能处在特定领域或公司之外，或者超出正规的工业、科学工作的相关活动。透过陈蝶仙的活动，我们能够找出那些意想不到的工业实践及其五花八门的发生地点。我们看到知识生产和文字工作怎样影响物质和身体的工业实践。跟随陈蝶仙走过形形色色的岔道，我们得以思考他所参与的知识及物质的传播——有本土的、局地的，也有全球的。在合作化的翻译实践中，忠实性让位于文本对本土需求的迎合，陈蝶仙借此有选择地推动来自国外的“技术转移”，从法律知识的全球流通中汲取资源。但这些工作不是简简单单、一帆风顺的传播和本土改造，不但需要身体力行加以检视，而且处于信息流动时而顺畅时而阻塞的节点——这些节点提供了替换、改良和创新的场所，使丰富的本土原料能制造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成品。因此，研究陈蝶仙这样一个包罗万象又自相矛盾的个体，能帮助我们质疑过去那种描述知识分子抉择的简单封闭的二元对立论，比如文字和工业活动、商贸和文化、本土和全球。以下篇幅，乃是植根于当地但连接着全球的民间工业主义论述。
(1)接受古典教育却从事工商业的个案还有一些，包括所谓的文人实业家，比如张謇（1853—1929）。他是个状元，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Köll 2003），1905年建立中国第一家博物馆，1913年已成为掌管工商业的总长。像徐寿（1818—1884）这样自学成才的江南技术大师，精通古典，又加入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军工厂，下文将有所论及（Reardon-Anderson 1991, 17—28; Meng 1999, esp. 26—27）。另一位晚清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作家、编辑兼创业者刘鹗（1857—1909），他放弃仕途后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1907），并开展了一系列创业活动，包括：在辽东从事制盐，在北京供应自来水，在上海经营房地产（Kwong 2001, 360—365）。再晚一些，和陈蝶仙年龄相仿的例子还有徐卓呆（1880—1958/1961？），著名讽刺作家，又有“酱油大王”之称（Rea 2015, 18—19）。
(2)关于这种特征，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指出：“［帝国晚期的］学究气，对哲学和文学话题的全心投入，对操作知识和技术技能的诋毁，以及对既有权威的过度尊崇，每每导致接受古典教育的学者无法适应实验室、田野和工作台。”（1991，6）
(3)对于接受过古典训练却改投商业的“文人”，“新文化”知识分子给予了尤为致命的打压和抨击，相关描述见Hill（2013，192—230）。“新文化”所批评的旧文人作品，包括一些无聊的言情小说、《妇女时报》之类的刊物，见Judge（2015，46—48）。
(4)关于接受古典教育的学者在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上海出版市场中的重要性，相关论证见Reed（2004）、 Culp（2016）、Hill（2013）和Judge（2015）。
(5)关于“中医世家”，参见Cochran（2006）和Scheid（2007）。关于新型职业编辑，参见Reed（2004）和Culp（2016）。关于特立独行的创业者，参见韩嵩文（Hill, 2013）对翻译家、“商品化的古典主义”推动者——林纾的分析，方秀洁（Fong, 2015）对女性文人、佛教徒和商人吕碧城的分析，以及雷勤风（Rea 2015b, 18—19）对作家兼酱油制造家徐卓呆的分析。关于发明家和打字机爱好者，参见Mullaney（2017）。有一份包括陈蝶仙在内的早期工业家名单，他们被称为“富有远见的人，开始倡导为中国创办本国工业”，见香港工业家丁熊照（H. C. Ting）的回忆录（Ting 1974, 17）。最后，如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业者”或转投各类商贸活动的男性和女性，更多资料参见Rea（2015b）。
(6)李贞（Jung Lee）探讨过自学成才的朝鲜发明家，比如：凭风能水泵获得一项专利的徐光旭（Sŏ Kwang-uk）；以修鞋为生、发明了一款胶水的李盛园（Yi Sŏngwon）；还有被称为“东方爱迪生”的孙昌植（Son Ch’angsik）（2013，788—791）。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 1988）论述了日本德川早期的技术专家，比如大藏永常，他默默无闻，未曾担任公职，对古典有一些了解，但主要关心的是材料问题以及如何改良原始工业技术。
(7)这些原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陈蝶仙的物质生产工作。除此之外，我还选了陈蝶仙的一些涉及化学、制造、技术或商业利润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技术指南）。
(8)参见陈定山（［1955］1967，182）。
(9)比如看看女性期刊上关于“小工艺”的创作，要么被那些只关注诗歌和散文的文学研究者彻底无视，要么被历史学家处理得很狭隘，当作家庭主妇高效完成家务的建议（如Orliski 2003）。
(10)关于这种娱乐文化的重要性，更详细的讨论见第一、二章。还有的研究探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城市的游戏文化，见C. Yeh（2006）和Rea（2015a，40—77）。关于陈蝶仙对这种游戏文化的投入，可以看看1913至1915年他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期刊，叫《游戏杂志》（初名《自由杂志》，出版两期后改为《游戏杂志》）。关于这本杂志和陈蝶仙的参与过程，见H. Lee（2007a）。
(11)正规实验室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则更晚。里尔登——安德森（Reardon-Anderson）提到，直至“南京十年”时期投入大量国家资源，中国才得以建成自己的大型实验室和学术项目（1991，175—207，230—286）。郭保章（1995）指出，曾留学美国、后获任北大化学系主任的曾昭抡，1931年回国时为了办实验室还要购置设备，他发现中国的大学连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都没有。
(12)专业领域的兴起和政府管控的日趋严格，促成了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生产的规范化，更多资料见Culp, U, and Yeh（2016）。
(13)关于“日常技术”的奠基性研究是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的专著《日常技术：机器与印度现代性的形成》（Everyday Technology: Machines and the Making of India’s Modernity）（2013）。关于中国的类似研究，见Dikötter（2007）。亦可参见Mukharji（2016），该研究考察了殖民地时期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ic）医师如何利用小型的高科技产品为他们的业务正名，也令他们得以展现理解人体的新方式，这种方式将西方科学和生物医学糅进了阿育吠陀的传统。
(14)比如上述研究方法可能会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手工劳动是怎样介入机械化生产的？“手”和“机器”这两个种类，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在工业化背景下相互建构？这些研究因而放弃了探问我们对机器和手的概念化是怎样形成的。有一项出色的研究，通过考察20世纪初上海纺织机械制造中的手工劳动，提出了上述类型的问题，见Yi（即出）。
(15)孟悦对里尔登——安德森（Reardon-Anderson 1991）的研究方法做过类似描述，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还有杜石然和他的同事（1991）、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 1958），以及郭廷以和刘广京（Ting-yi Guo and Kwang-Ching Liu 1978）。孟悦指出，此类研究倾向于认为江南的军工厂“发源”于“洋务运动”，并将这些军工厂描绘成西方工业的衍生品（1999，14—16，24）。还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现代科学和药物主要是美国舶来品，见Buck（1980）。
(16)有些中国刊物和汇编的特色就是翻译和工业发展相关的知识，比如傅兰雅（John Fryer）和徐寿编的《格致汇编》（1876—1892）。详细清单见Elman（2005, app. 8）。
(17)当然，该时期有一些工业方面的政府资助，晚近的研究揭示了不少政府层面的努力（如Joyman Lee 2013）。
(18)用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科学的例子，参见Kwok（1971）和Pusey（1983）。
(19)关中国科学社的更多资料，参见Buck（1980）和Reardon-Anderson（1991，93—101）。
(20)关于现代地质学的研究，参见G. Shen（2014）；法医学，参见Asen（2016）；中医药，参见Lei（2014）。
(21)并非所有“五四”思想家都拥护“赛先生”，其中一些人很怀疑科学和工业化。最明显的就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还有对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态度。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就西方唯物主义的弊端和东方唯心主义的优势所做的演讲，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恰好迎合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工业化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的怀疑态度。
(22)类似的，在一项关于中国烟草货物的研究里，班凯乐（Carol Benedict 2011）展示了做仿制手卷烟的小规模手工艺作坊，如何与英美烟草集团等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机械化生产的香烟去竞争。在班凯乐看来，中国引入现代工业不是简单地取代“传统”形式的工业，也不是将“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混合；而是用来催生和激励作坊式、手工艺式工业的替代形式。
(23)以上三组词在原书中分别标注了对应的拼音。——译注
(24)“tinkering”是“民间工业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在本书中不宜用统一的汉语词进行对译。作者以拼音形式明确标注的对应译词，译者全部予以保留；此外，则根据不同语境，将其译作“玩创”“改造”“试验”等。也有论者使用北方口语词“捣鼓”。——译注
(25)工业化比较研究和世界史研究的文献不计其数。将中国视作迟到的开发者且落后于西方的观点，是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著书的基本前提，直到2016年他还在鼓吹西方例外论（如2016）。对这一比较研究路径进行批评，进而探寻资本主义和科学之起源的研究，参见Rieppel, Lean, and Deringer（2018）。
(26)例如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 2004）的那部开拓性著作，其中论证了手工艺式的、身体性的认知方式在建构现代科学时的核心地位。
(27)关于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工作”，更详细的讨论见Rieppel, Lean, and Deringer (2018, esp. 13—19)。
(28)虽然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使用了“普及”（popularization）这个词，但我不太愿意用在这里。“普及”以及和它相关的术语“宣传”（dissemination）似乎意味着信息可以直截了当地散布，而没有把知识在传播和旅行时所发生的知识生产的复杂过程表达出来。相比之下，本书揭示了知识如何被改换意图以应对新读者群的关切和兴趣，以及承担宣传以外的多元功能。
(29)市场利基（market niche），通过专业化经营而获取到的更多利润。——译注
(30)季家珍（Joan Judge）认为，“高文学层次的读者”感到20世纪10年代女性杂志上的新式文言语体比“五四”知识分子提倡的新国语更容易理解（2015，47）。
(31)陈蝶仙有一部商业信函汇编叫《工商业尺牍偶存》（1928），他想通过这套资料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工业活动经历。在序言里，陈蝶仙（用的是笔名“天虚我生”）坦言自己用的是文言，并指出古典语言写作和国语白话写作并无不同。见陈蝶仙（1928自序）。
(32)季家珍在谈到民国时期的女性杂志如何致力于推广“白话知识”时提到，陈蝶仙的出版物——包括第二章要讨论的女性杂志以及第三章要讨论的《申报》上关于家用知识的每日专题——为“日常知识”和“通俗科学知识”做出了贡献（Joan Judge 2015, 42）。季家珍还发现，为白话知识所做的这些努力不同于晚清改良主义和“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规划，尤其是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以及对商业广告的欣然接纳，尽管它们同样做出过改革的承诺（Joan Judge 2015, 42）。
(33)中国人用外国货当然不是没有先例的（Benedict 2011），异族事物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唐朝，甚至更早（Schafer 1985）。然而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也出现过对进口货物的高度焦虑。比如18世纪的一些配方就成功地把传入清朝的新式物品纳入了既有的秩序中（Bian 2017）。虽然外国货品和异族事物进入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但19世纪中期正值工业化生产的现代进口商品正和经济帝国主义以及中国不断下滑的地缘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因而引发了高度恐慌。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外国货，特别是批量生产的外国货的恐慌，催生了“国货运动”（Gerth 2004; Dikötter 2007, 25）。
(34)企图为市场和商品赋予真实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象征，并非中国独有。例如，20世纪末的英国便兴起了一股“商品化的真实感”潮流，同时涵盖商业和文学，其目标正是新兴的中产阶级（Outka 2009）。在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新兴商业时代，中产阶级渴望表面上没有受到商业化污染的“传统”，虽然作为同一阶级的成员，进入该传统的方式便是消费。从肥皂到家居用品，英国的日用品市场利用这种欲望，标榜商品的真实感，比如可以营造一种纯粹的、怀旧的英国田园风情。除了陈蝶仙，其他的中国企业家同样很享受消费传统的权力。林纾的文化产品形成了一种“商品化的古典主义”，让新兴的小市民阶级能够通过翻译理解新式知识，更广泛地探索现代性的变迁（Hill 2013）。
(35)还有人记述过20世纪医药市场里的中国商人如何组成战略性的政治联盟，共同开拓政治机遇，以确保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展业务。见Cochran（2006, esp. 89—105, 136—148）。
(36)比如汉森（Hansen 2000）和张真（Zhen Zhang 2005）就把上海电影视作一种现代地方语言，让全球典范适应本土条件，迎合本土目的，从而为参与者提供机会去整合他们所处的社群和时代的意义与经验。
(37)举例来说，晚近的全球趋势反而强调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反对把“通用语”和“方言”视作具有独立、固定的起源。比如，谢尔登·波拉克（Sheldon Pollack 2000）就认为“通用语”（cosmopolitan）这个词出自罗马帝国语境，那里有一种判然分明的“宇宙——城邦”二元论；而在他的分析主体——梵语世界里，不存在帝国，也就不存在赖以定义“方言”的单一政体。处于局部的、中央的方言，反而策略性地借助普遍流传的转义成为通用语。
(38)见《牛津大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ies）对“tinker”的定义：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tinker。
(39)关于爱尔兰文学中表现修补匠的文化史，见Burke（2009）。20世纪还有一些爱尔兰旅行者靠修补和锻造马口铁维生，被爱尔兰常住民斥为社会渣滓，关于他们的人类学考察参见Gmelch and Langan（1975）。非常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的米娅·卡特（Mia Carter）为我提供这一视角和相关文献建议。
(40)亦见Mokyr（2002 and 2009）和Jacob（2014）。
(41)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提出用进化的视角——而不是革命的视角——来观察科技的变化，不过他还是首推工业革命作为真正的创新标志。这种推崇背后影射的是中国在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之后的“停滞”（1988，169—176），而这一论断暴露出对中国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中工艺与手工制品创新的一无所知。
(42)根据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看法，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和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方面的“差异”，直到18世纪都还不像某些比较研究揭示的那么大。彭慕兰认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亚洲没有生产出“宏大发明”（macroinventions）——即自身可以立即改变生产可能性的激进新观念，那么1500年到1750年间的欧洲也没有生产出多少。各种各样更小规模的技术改良，持续发生在不同地域和技术领域，与之相伴的是欧洲和中国发明家之间诸如染料知识的往返传播（2000，47）。
(43)针对巴萨拉的进化论和传播论模式，来自后殖民和全球的各种回应，见Anderson（2018，73）。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指出，虽然巴萨拉的论文《西方科学的传播》（“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1967）恰好衬托出20世纪80年代科学史的后殖民转向，但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坏论文’”典范，不但表现出丰富的生产力，还促使这一领域朝着全球化和科学旅行的新方向发展。
(44)这种全新的论述全然不同于知识产权相关的通行论述，后者一贯认为中国对于诸如暗中进行复制、仿制、改造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负有重大责任（关于这种转变，见Lean 2018）。
(45)与2014年“探索博物馆”开幕展同步发行的图书，见Wilkinson and Petrich（2013）。
(46)创客（maker），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译注
(47)创造性的编码、编程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涌现，它们依赖“开源”（open sourcing）或编码信息的集体共享，推动它们的是互联网的兴起，而不是中规中矩的软件。上述途径如今被认为是在此类团体中激发创新的关键。
(48)我发现董玥（Madeleine Dong）所支持的回收再利用观点，和本书描述陈蝶仙文本工作和物质工作的玩创观念有关：“回收再利用不是简单地回收旧物，而是把劳动加诸过往的碎片，将其重新点燃并创造新的价值。”（2003，206）
(49)见The History Manifesto（Armitage and Guldi 2014）对“大”历史的提倡，“Exchange: On The History Manifesto”(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ohen and Mandler 2015)，则对其做出了有力的反驳。
(50)要了解李约瑟的主要观点，参见Needham（1969, esp. 14—54），亦可查阅他主编的多卷本著作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Needham et al. 1954—2005)。在这套富有洞见的丛书里，李约瑟主导建构了中国科学的历史，使人们对于中华帝制时期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定义的知识、实践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1)例如，有批评家公允地指出（如Bray 1997; Hart 1999），当李约瑟试图“复原”中国科学的时候，他没能将现代科学的普世主张历史化，也没有意识到他所运用的文明模式仅仅有助于延续这样一种观念——东亚科学是一种必要的“替代”模式，忽略了同时影响中西方科学史的跨国流通。
(52)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后殖民转向，通过考察知识在帝国的跨国网络中的传播情况，为科学研究走出文明论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奠定了基础。全球史转向则进一步影响了后殖民研究，展现出“都市——外围”二元结构下盘根错节的岔道，各种观念、事物和实践活动穿梭其间，而且常常面朝不同的方向。
(53)举例来说，关于南亚译者和中间人，见Raj（2007）；关于英国植物学家的中文向导和纳西族向导，见Fan（2004）和Mueggler（2011）；关于20世纪早期非洲的殖民地人类学家和科学家的当地情报人员，见Tilley（2011）。亦可参见Schaffer et al.（2009）。
(54)关于全球化研究中和水有关的比喻，见Anderson（2011）。必须意识到科学史在全球化转向中的摩擦和不均衡，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见Fan（2012）。关于科学的全球性研究中循环流通的价值和危险，见Rieppel, Lean, and Deringer（2018, esp. 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