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2019年叛乱

2019年11月3日，在智利人所称的“叛乱”爆发仅仅两周之后，我去了智利。刚一抵达，我就感受到相比上一次来到智利，这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距离我上一次访问，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焦虑的气息。我花了十天时间与示威者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游行；我听着他们呼喊口号，并与各个年龄段的示威者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有几次，面对警方我不得不落荒而逃，他们身着全副防暴装备冲向人群。为了尽量避免催泪瓦斯的影响，我用湿手帕捂住口鼻。我尽力躲避警方的高压水枪，但是并不成功：一天下午，我从头到脚都被淋透了，身上穿的高档衣物也被完全损毁。当警方往前冲时，大多数示威者就会尽快撤退。但是，也有少数被称为“前线”（front line）的人坚守阵地，他们用自制的盾牌保护自己，投掷燃烧瓶，向武装警察（Carabineros）扔石块。当夜幕降临时，他们用激光照射防暴部队。我亲眼看见年轻人被捕，警方殴打示威者。我也看到抢劫者从百货商店和其他商店抢走电视机、高档运动鞋，甚至还有冰箱。我看到地铁站被点燃，药店和银行被损毁。令我惊讶的是，很多示威者口中高唱的竟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科洛科洛队和智利大学队的战歌。一天晚上，我找不到自己住的酒店。结果是因为酒店大门被木板封住了，包括一群目瞪口呆的中国游客在内的客人不得不经过边上的一个车库，再进入酒店。

到处都被涂上了下面这些口号：

新自由主义生于智利，也必将亡于此地！

不再需要芝加哥小子！

智利觉醒吧！

这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的新自由主义！

最后一句指的是地铁票价上涨了30比索。

年轻的示威者中间洋溢着极为乐观的情绪。我交谈过的每位示威者都确信这场叛乱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他们看来，未来一片光明，在一个强调社会“团结”和机会平等的制度下，生活将得到极大改善。叛乱及其表现出的暴力行为将终结个人主义、贪婪成性和盲目追逐利润的行为。父权模式将被女权主义的视角取代，每个人都将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恋，比如竞争、效率、准时和“过度生产”（hyperproductivism），将被更高尚的目标取代，比如追求“生活的改善”。富人将缴纳更多的税，教育是免费的，并且质量很高，全民免费医疗将变成现实，每个人都能享受文化艺术，原住民将收回自己祖先的土地，环境将得到保护。在示威者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在经济增长与平等之间需要权衡取舍的观念。

我还访谈过企业领导者和政治家，既有保守主义者，也有中左翼人士。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他们震惊不已。他们提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每项传统指标都表明智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在稳步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深为不满，要求进行重大变革。精英阶层无法理解叛乱背后的原因。即使那些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持批评意见的人，也对抗议活动的规模和暴力程度感到惊讶。就像我将在第12章中讨论的那样，事实证明，有大量迹象表明经济成功引发了各种社会不满情绪。在21世纪初期，少数社会学家和政治分析家曾经指出，不满情绪正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这被称为社会不适假说。但是，这些警告完全被忽视了，那些发出警告的人被认为精神有问题。很多保守主义者坚信，这场叛乱背后受到了外国激进分子的操纵。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和古巴政府派遣了数以千计的积极分子，以煽动本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政府帮派。保守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是一场源自本土的抗议活动。就在距离抗议活动暴发不到两年前，亿万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小子强大的支持者在2017年12月还以53%的得票率当选了智利总统，这一事实更让精英阶层对叛乱背后的原因疑心重重。

在离开圣地亚哥那天，我差点误了航班。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路障和各种废弃物。优步司机尝试了不同路线，却陷入越来越多的示威人群中。他感到惊恐不已，随后建议我返回酒店。“您正在亲历一场起义”，他说。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这场起义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我无法判断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叛乱，我也没有继续追问。他告诉我，他正在开的这辆汽车是他唯一的财产，他担心石块或者燃烧瓶会将车砸坏或损毁。在我许诺给他金额可观的小费之后，他才同意将我送到机场，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法。

那天晚上，当航班在太平洋上空向北飞行时，我决定撰写一篇有关新自由主义兴起与衰落的文章，并以智利的经历作为例证。在圣地亚哥时，我记了大量笔记，并初步列出了写作大纲。一回到洛杉矶，我就写了几篇短文，并发表在VoxEU、ProMarket和米尔肯评论（Milken Review）等网站。尽管这些短文反响很好，但是我对它们的感情十分复杂。这些文章篇幅都太短，无法描述故事的全貌。它们没有详细解释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院对智利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深入探究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阿诺德·“艾尔”·哈伯格、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其他一些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思想，如何影响了这场由他们之前的学生发动的经济革命。在这些文章中，我力图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想要理解智利的故事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就不能局限于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我认为，关注“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或者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所讲的“关系不平等”（relational inequality）也是非常必要的。11重要的不仅仅是货币收入，还有社会交往、隔离政策、种族歧视以及便利设施和公共品的提供，也包括精英阶层对待普通民众的方式。事实表明，在上述领域中，智利往往表现糟糕。我访谈过的很多示威者都提到，维护“尊严”是一个关键的目标。巴克达诺广场（Plaza Baquedano）是圣地亚哥最主要的广场，在2019年的最后几个月，每天下午的抗议活动都从这里开始，2020—2021年的每周五同样如此。示威者私下将这个广场改名为“尊严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