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译丛”序

编译出版“新发展译丛”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现象。此前，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改革开放，重新恢复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后发优势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主要原因。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缩小，以及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经济要维持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谋求发展道路的转变。

然而，中国下一阶段应该选择何种发展道路？这本身就充满争议。争议一方面来自对中国经济成功制度原因的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既有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恰当的激励，概而言之，“为晋升而竞争增长绩效、因竞争而产生经济效率”。而怀疑该假说的学者则会指出两个具有挑战性的事实：其一是中国存在广泛妨碍增长的地方官员腐败现象，即晋升机制未必产生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其二是地方政府的许多投资项目存在无效率现象，即晋升机制产生的竞争也未必带来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效率。因此，后者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所谓的“有为政府”——因为经验意义上，中国的官员既未必肯为经济增长而“有为”，他们的“有为”更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过去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地方官员的某些“有为”为企业家发挥创业创新才能创造了必要条件，这一结果不过是一种巧合。上述争议告诉我们，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一种能够持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以强势政府为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争议也来自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设计的理论分歧，无论是政府是否要实施产业政策及实施何种产业政策，还是政府应该如何规制信息技术创新催生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等等。主张更多政府干预的学者自然会举出各种因信息或市场势力问题导致的市场失灵为自己辩护，而反对者同样有理由强调既不存在一个天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仁慈政府”，也不存在一个比市场参与者信息更充分的“完全理性政府”。本质上，这些争论依然属于“如何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典话题，依然属于所谓的“温加斯特悖论”（Weingast's Dilemma）——有效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又是问题本身。也许，合乎“中庸”的阐述是，依法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本身是有效市场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让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服从法治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正是如此，早在21世纪初，拉詹和津加莱斯（R.Rajan and G.Zingales，2004）才会把市场经济体制比喻为一架“精巧而容易失效的机器”。要找出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这无疑是无止境的理论探索。

这些争议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它提醒我们，无论是学理上还是政策实践上，经济发展都来之不易。对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更加可取的做法是，一方面，跟踪全世界最新的理论进展，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现象找到恰当的分析框架，从而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实践中汲取养分，理解它们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必须避免的教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两方面工作的价值不是被削弱了，反而变得愈发突出。因此，从国际上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拣选出有利于我们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借鉴的部分“他山之石”编译出版“新发展译丛”，便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活动。

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是一家注册在上海的学术公益基金会。近年来，它以资助一系列学术活动推进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形成这方面的学术共同体而孜孜以求。它愿意资助“新发展译丛”的出版，自然是“为学术而公益”精神的又一体现。

“新发展译丛”的编译出版工作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

黄少卿

张永璟

2019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