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值还是不贬，这是个问题

1962年8月，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与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产生了重大分歧，前者已经成为芝加哥小子的领袖，后者则是一位因循守旧的总统。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德·卡斯特罗认为政府试图通过固定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注定会失败。15他通过基于购买力平价方法的计算比较了本国与贸易伙伴国累计的通货膨胀，表明智利当时使用的货币埃斯库多（escudo）至少要贬值50%才能重新实现外部平衡。德·卡斯特罗指出，汇率高估将引发投机行为，导致外债大规模增加，抑制出口，加剧其他方面的扭曲。他认为，最佳政策就是使埃斯库多贬值，同时降低进口关税，减少其他的贸易控制，以增进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很明显，他的观点受到了芝加哥大学一些教授所做研究的影响，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艾尔”·哈伯格和哈里·约翰逊。德·卡斯特罗的分析被总结为一篇两页的文章，于1962年8月15日发表于《埃尔西利亚》（Ercilla）周刊杂志。记者鲁本·科瓦兰（Rubén Corvalán）写道，根据这位年轻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必要永久性地维持一种现实的汇率政策，并使之贬值”。16

政府当局将这种观点视为“友军的误伤”，并大为震怒。毕竟，智利天主教大学原本就偏好亲商政策，而这也正是亚历山德里政府正在努力做的。财政部长找到了天主教大学校长阿尔弗雷德·席尔瓦·圣地亚哥主教（Monsignor Alfredo Silva Santiago），要求他好好管束自己的这些经济学家。左派也对这份报告提出了批评，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阿尼瓦尔·平托再次认为，芝加哥小子不了解智利或者拉美，贸易自由化只会阻碍工业化和进口替代，而正是这两项重要的政策才能使智利摆脱落后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平托遵循了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其他进步主义发展问题专家的观点，他们相信，由于进出口的价格弹性极低，即根据“弹性悲观假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贬值是无效的。17

恰那·卡里奥拉院长也极为愤怒。他已经离开了天主教大学，加入亚历山德里的内阁。他认为这种批评是对其个人的冒犯。在与主教会晤之后，他决定，未来学术论文在向公众传播之前，必须获得他的批准。教授们立即痛斥这种审查行为，声称学术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在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格雷格·刘易斯、“艾尔”·哈伯格和“泰德”·舒尔茨被招来调解教授和校方的冲突。对舒尔茨而言，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在1943年，他和一群同事离开了艾奥瓦州立大学，原因就是学校当局试图审查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建议在当时的二战期间，应该用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最终，经过几位芝加哥教授的努力调停，天主教大学勉强达成了某项协议。一个内部同行评议委员会将决定论文是否可以向外界传播。然而，双方对此都不完全满意，这场冲突一直延续到1965年，此时取代胡利奥·恰那·卡里奥拉院长一职的不是别人，正是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

使1962年这场有关汇率贬值与否的争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5年之后，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作为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财政部长，实行了与亚历山德里1959年的计划极为相似的固定汇率稳定化方案，而他曾经在那篇引发争论的报告中猛烈抨击了这种固定汇率计划。两个方案最后都以严重的危机告终。在某个时候，由汇率高估引发的外部失衡无法维系，货币不得不突然之间暴跌。在亚历山德里执政时期的案例中，美元的价格在一年之内暴涨了75%。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的案例中，危机爆发之后一年内，美元的价格上涨了92%（有关1982年货币危机的内容，请参见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