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战：西线战争

1939年9月的宣战使20世纪30年代的对峙局面骤然间天翻地覆。希特勒将波兰之战视作为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有限战争，在他看来，原来那些欧洲大帝国也是不久之前用剑建立起来的，因此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波兰投降一个星期后的10月6日，希特勒在向民主国家提出“和平提议”时，嘲笑那些骂他拿了几十万平方千米土地想要称霸世界的国家，自己却统治着遍布全球的4 0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另一方面，英法则将这场战争视为与新一轮帝国暴力扩张的一次搏斗，即便还没有与意大利、日本开战，它们对于这场危机的观点也本能地带有全球性。它们一度指望与德国的战争不会刺激另外两个国家利用它们被牵制在欧洲的机会，就像它们也曾一度指望苏联不会利用与德国的条约来向它们已经不堪重负的帝国施加红色影响一样。与此同时，英法还转向美国寻求道义支持，并着手从帝国领地获取人员、资金和物资。决定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态的，并非引发了战争的德国对东欧的野心，而是英法在9月3日的宣战。在德国人看来，战争是外部力量强加给德国的。在英法宣战次日对德国人民的广播中，希特勒将此时面对的战争状态不仅归罪于民主国家，还归罪于推动它们加入战争的“犹太-民主主义国际敌人”。[2]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两场战争：一场是与德国的帝国主义敌人的战争，另一场是与犹太人的战争。

英法宣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与1914年时截然不同，当时从开战之日起就有数百万人提枪上阵，死伤无数。英法知道德国深陷波兰战役，无法在西线发动进攻，但两国谁都没兴趣主动去支援波兰的抵抗。两个盟国已经私下里认同波兰无法挽救，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向波兰人做出有限承诺：法国将进行动员，并在15天后发动进攻。1939年9月10日，甘末林告诉波兰驻法武官，他的一半军队已经在攻击德国萨尔区。但这并非事实。几支法军部队向前推进了8千米，打死了196名德国人，然后退回了原地。[3]甘末林对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他不会“用一场凡尔登战役来开战”，不会用步兵去砸德国堡垒。他计划按照法国军队的教条打一场他所谓的“科学战争”。[4]西线的几乎完全平静（第一名战死的英军士兵是在12月9日踩上了一枚法军的地雷后牺牲的）更坚定了希特勒战前的期望，即盟军的宣战“只是虚假的”，西方国家确实如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言，“太虚弱，太疲惫，太颓废”，打不了仗了。[5]在波兰之战的最初几周里，他下令在西线严守不出，他相信自己能迅速解决波兰，给英法一个既成事实。

希特勒也有他的忧虑，一旦打败波兰，西线德军就不应当继续静坐防御了。9月8日，他第一次提出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的想法。在波兰投降前夕的9月26日，他召集陆军和空军高层开会，会上他强调时间是站在盟军一边的，认为盟军到1940年夏就会在法国完成部队集结，而抢先通过低地国家进攻法国将会让准备不足的敌人措手不及，确保能够通过空军和海军基地去打击英伦三岛，并保护脆弱的鲁尔工业区免遭盟军的袭击和轰炸。1939年10月9日，这套计划作为第6号战争指令“黄色计划”被签发，但在此之前，希特勒也为了让盟国接受波兰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这一无望现状而进行了数次尝试。[6]他于10月6日的讲话在西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那里仍有一些倾向于向现实妥协的团体。达拉第要张伯伦无视它——“对希特勒先生不闻不问”——但英国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拿出了一份回应。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想要一份向“任何真诚的提议”敞开大门的草案，而最终的版本却拒绝了任何可以宽恕侵略的想法，让希特勒不可能选择通过放弃征服成果而免遭惩罚。[7]这一驳斥的效果便是让英国在德国人眼中成了“想要灭亡德国”的头号敌人——如希特勒对海军总司令所言。戈培尔令德国媒体不许再把张伯伦描述为无助而可笑的形象，而要改成“邪恶的老东西”。[8]

希特勒认定在西线发动快速进攻是最安全的选项，而军队领导人则想尽办法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波兰战役显示，若要冒险对抗法军，除了必要的休整和整编外，军队还必须进行更多训练，升级装备，并认真思考战场战术问题。德军首席参谋次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进行的一项研究建议将大规模战役推迟到1942年。[9]但希特勒仍旧顽固，他将进攻日期定为1939年10月20—25日。但天气帮了军队领导人的忙。1939—1940年的冬天将会是20世纪以来最严酷的寒冬。于是，进攻日期被推迟到11月12日，继而又是12月12日，然后又是1940年1月1日，最后被改成了1940年春季，具体日期未定。与此同时，作战计划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9年10月，希特勒再次思考了直接穿过平坦的欧洲北部平原进行突击的方案；他在想能不能改为集中装甲师从更南面进攻，但新的计划并未定下来，这也反映了希特勒自己的犹疑。A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中将也相信可以集中德军装甲部队从更南面发动决定性一击，这支力量将突破敌人防线，包围进入比利时的敌军——这就是所谓的“镰刀计划”。但他的上级并不认同他的想法，于是冯·曼施坦因本人被调到东线担任一个正在组建的军的军长，好让他闭嘴。1940年1月10日，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在比利时迫降，初版“黄色计划”的机密细节落入盟军手中，希特勒和军队高层的进攻方针面临的不确定性随之大增。一个偶然的机会，冯·曼施坦因的观点经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传递给了希特勒，2月17日，这位中将被请到柏林面呈他的计划。希特勒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下令制定新的指导方针；当5月战役准备完成时，“镰刀计划”也已就位。[10]

在盟军这一边，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已经宣战了。其余所有的盘算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对于波兰能抵抗数月而非几个星期的期望破灭了，但是既然英法战争计划的基础是长期战——就像1918年时一样，德国最终将会被经济困难、民众反对，以及最后的军事对决打败，那么它们也就不急于采取行动，即便德军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转向西线也没关系。盟军的情报和思维定式都显示，德国最早也要到1940年才能做好进攻准备，甚至可能更晚，尽管到秋末时对德军进攻的恐慌已经开始出现。法国高层基本上是根据德军的初版计划来看待这场进攻的。马其诺防线将迫使敌人从比利时某处狭窄而且易于防守的战线上进攻，在这里，他们的军队将要么被击败，要么被消灭。盟军缓慢地集结必需的军力和经济资源，并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11]1939年9月上旬，英法两国成立了由军队和文官高层组成的最高战争委员会，它将像1918年时那样让两国的协同正规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显然影响了盟军对于怎样最好地打一场新的战争的思考。1939年11月，“充分利用了从1914—1918年战争中获得的经验”，盟军宣布自己将综合运用宣传、军需、原油供应、粮食和经济战来对抗德国。[12]

军事协作被证明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经历了几个月的摇摆后，甘末林开始坚持要求法国境内的英军部队应归属法国东北战线总司令阿方斯·乔治（Alphonse Georges）将军指挥。1939年11月，甘末林制订了盟军作战计划，要部队开进比利时，沿埃斯考特河或戴尔河一线布防。甘末林最终选择了戴尔河计划，因为这将能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主要工业区，尽管盟军要花8天才能抵达河边并构筑起坚固防线。规模不大的英国远征军也将和其他部队一同进入比利时。障碍在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1936年，比利时政府回绝了签署一个法比防卫条约，而且顽固地拒绝组织联合参谋部对话，还不允许盟军进入比利时领土，以免危及其中立地位，直至德军士兵越过边界为止。[13]结果，戴尔河计划即便能够实施，其实施也将十分匆忙。但是甘末林对此并未动摇，他确信在中立的比利时建立有章法的攻防战线仍然是法国的最佳选择。1940年1月落入盟军手中的德国计划不但没有让盟军改弦易辙，反而强化了关于建立比利时防线是正确选择的观点。[14]

长时间的相对平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知的“奇怪战争”（Phoney War），当然不会是真的风平浪静。民意方面，那些支持坚决宣战的国内临时政治联盟自然需要军事胜利的消息来维系。但这并非全部，法国刊物《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抱怨说，“战争的和平”就这么变成了“和平的战争”；《纽约时报》1939年10月的一期的头版头条是“38名战争记者前去寻找战争”。[15]波兰的战败和希特勒在1939年10月的议和进一步加强了希望通过妥协换和平的反战力量，这些力量主要是法西斯主义右翼和和平主义左翼，但是更多人对于战争的幻灭感也已显而易见。英国盖洛普公司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2月的民意调查发现，想要和平谈判的受访者比例增加了：从17%增加到29%。[16]1939—1940年的严冬，大批征召来的盟军部队坐在法国边境的凛冽寒风中，这些人也发现自己很难对战争保持热情，因为它看起来和自己乏味消沉的日常工作相距甚远。当时是一名前线士兵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抱怨说，他和战友们每天所做的只有吃、睡和御寒，“也就是说……人简直就像是动物”。一名被困在寒冷的简易营房里的英国征召兵觉得“戏剧已经变成了闹剧”。[17]

虽然两国努力想要恢复前一次大战中的良好协同，但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不信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国政府和军队高层怀疑英国是否会大力投入一场旨在保卫法国的陆地战争。英国关于在帝国领地的关键地区保留部队和装备的决定，与法国征召大量殖民地部队来本土服役的意图背道而驰。从英法开始商讨联合作战之初，人们就明白英国远征军的组建速度太慢，难以赶上将在1940年的某一刻到来的德军进攻。法国动员了84个师，其中23个是驻守马其诺防线的筑垒师。由于法国情报部门（错误地）估算德国人将能投入175个师，所以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18]由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军事建设的优先方向是空军和海军，陆军受到了相对忽视，英国对战争的贡献是不理想的。宣战几乎4个月后，英国陆军只向法国派遣了5个师；到德国入侵之前又增派了8个装备不足的本土防卫义勇师。英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装甲师直到战争开始后才参加战斗。英军参谋长会议最早也要到1941年底才能提供最多32个陆军师。[19]对法国战役的空中支援也非常有限。20世纪30年代后期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展的目标是保卫英伦三岛并建立一支轰炸机部队以报复德军的空袭。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放弃这一战略构想，结果导致绝大部分英军飞机留在了英国。到1940年5月，皇家空军在法国只有约250架飞机可用，只比比利时空军的184架飞机略多一点。[20]

虽然实战准备工作或多或少地将德国视为首要敌人，但谁也不确定在战乱四起的世界上还会发生些别的什么。当人们意识到墨索里尼在1939年9月做出的“非战”（选择这个词是因为它对于轴心国盟友的伤害比“中立”这个词弱）声明是认真的，意大利的立场就很难判断了。法国海军在开战时摆出了要封锁意大利贸易的阵势，但是他们9月15日就拔锚返航了，因为双方签订了经济协定，意大利将向法国军队供应飞机、航空引擎和菲亚特卡车，法国则以海外贸易和原材料予以回报（不过墨索里尼拒绝向英国提供飞机）。齐亚诺伯爵告诉法国大使，“打赢几仗，我们就会站在你们这边”。[21]英国也加强了苏伊士运河的守军，并为可能的第二个战场储备物资。盟国将墨索里尼视为投机主义者，对他来说，现在的机会还不够诱人。[22]日本的立场也尚未确定。1939年夏，日军在中国南方向英法帝国施加了与日俱增的压力，想要封锁华南的所有贸易，欧战爆发后，日本的绞索又进一步收紧了。英法军队撤出了天津的租界，英国皇家海军的中国分舰队也转移到了新加坡。中国香港被日军封锁，往来此地的中国内地船只会时不时遭到日本海军的炮击，甚至被击沉。英国并不想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盟国还是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而在1939—1940年冬保住了在中国的利益。[23]

最危险的不确定性在于苏联的态度。自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时起，两个西方盟国就开始将苏联视为潜在敌人，将这份条约视为事实上的结盟。现在人们知道，斯大林是想通过这份条约在欧洲建立围绕“苏德轴心”的新“平衡”。他对里宾特洛甫说：“这次协作代表着一股足以让其他所有联合体让道的力量。”[24]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接着迫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接受苏军入驻其领土并接受自己的保护之后，盟国做了最坏的设想。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共产主义怀有很深的敌意，担心与德国开战可能会让苏联向中东或者英法的亚洲帝国推进。10月，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发回了一份长篇报告，分析了与苏联开战的可能性，虽然英军参谋长会议仍然反对任何可能扩大战争的冒险，但此事一直被放在盟国的不确定事项中。[25]11月30日，苏联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把基地交给苏军而向芬兰发动了进攻，英法两国立即响起了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它们召回了在莫斯科的驻苏联大使，并在12月14日挑头将苏联排除出了国际联盟。在伦敦，被凶猛的反苏宣传激怒的苏联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谁才是1号敌人？德国还是苏联？”[26]

苏芬战争出人意料地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战为盟国敲响了警钟，如果苏联或德国控制或占领了这一地区，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重要的战略性原材料——尤其是高品质铁矿石——的产地，挪威沿岸也能为攻击不列颠提供潜在的航空兵基地和海军基地。虽然送给芬兰人的军事援助不算多（约175架英法飞机、500门火炮），但英国的规划师还制订出了两套可能的作战计划，代号分别为“埃文茅斯”和“斯特拉特福”，它们双双在1940年2月获得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批准。前一套计划要派出一支小规模的英法联军前往挪威港口纳尔维克（Narvik），随后进入瑞典领土夺取铁矿的控制权；第二套计划则要另派出3个师在瑞典南部建立防线。但是挪威和瑞典对此都不同意，3月，尽管法国人强烈施压想要出兵，但英国战时内阁还是否决了这一整套想法。[27]3月13日，芬兰终于求和，此时盟军还没有任何一项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但芬兰的战败还是引发了第一次关于要盟国关注斯堪的纳维亚事务的重要政治呼吁——这样的呼吁共出现了两次。当年春季，达拉第的政敌越来越多，反共分子指责他没有对苏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中左翼则对他未能认真对付德国感到不满。他优柔寡断的名声不胫而走。3月20日，达拉第被赶下总理宝座，但仍然是国防部长。总理之位由前经济部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接掌，他的名声与达拉第截然相反——冲动、主动、好斗。他几乎立刻给张伯伦写信，称现在需要“大胆而果断”的行动来应对芬兰战败给精神和士气带来的影响。[28]

然而，雷诺想要的却不是在前线直面德国，而是沿着达拉第的老路向前走。他要求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打头阵，在向德国运输铁矿石的航线上布雷，他还想把一支英法联合空军部署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去轰炸高加索的苏联油田，以切断德国的部分石油供应。高加索计划受到了认真对待，但并无价值。英国的一份报告提出，3支轰炸机中队足以摧毁油田并“使苏联的战争机器瘫痪”，但这一说法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最后还是英国战时内阁担心此举无法避免与苏联全面开战的风险而加以反对，才阻止了这一行动。[29]在挪威问题上，雷诺更加坚持己见，但英国人希望通过在莱茵河上布雷以延缓德军的部署，从而专注于西线的威胁。这次轮到法国内阁拒绝英国的提案了，他们担心法国的河流也会遭到报复性布雷。这对死结最终被解开了，英国同意在挪威水域布雷，条件是法国同意当年晚些时候在莱茵河上布雷。在挪威海岸布雷的作战，代号为“威尔弗雷德”行动，日期被定为1940年4月8日。[30]

一个月后，挪威作战随着张伯伦的辞职而告终，和达拉第一样，他也是盟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战略不力的牺牲品。4月9日上午，德军开始入侵丹麦和挪威，而英法两国的情报部门都没能给出任何认真的预警。4月8日傍晚，路透社传来德军舰队穿越北海的消息。德军已经为可能的斯堪的纳维亚作战做了为期数月的计划。12月12日，希特勒就下令研究以德国有限的海军力量是否可能占领挪威，并保障铁矿石的供应。他担心挪威被英国人占领，也担心苏联可能利用其在这一地区的进攻态势占领挪威北部。1941年1月，尼古拉斯·冯·法尔肯霍斯特（Nikolaus von Falkenhorst）将军被任命为代号“威悉演习”行动的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军、空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31]德国领导层曾指望挪威民族社会主义者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制造的政治动荡或许能让德国不必动武，但是吉斯林的影响力被大大高估了。随着盟军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利益日渐增长，希特勒在3月1日下达了“威悉演习”行动指示。[32]由于德军战争准备的主轴指向的是西线，这一作战显得烦冗而且冒险，但是希特勒判定盟军北翼带来的危险十分严重，必须消除。

4月2日，希特勒下令一个星期后发起行动。4月8日，当英国人布下第一枚水雷时，德军潜艇、运输船和军舰已经出海，前去支援在特隆海姆和纳尔维克的登陆，德国伞兵则已准备好向挪威首都奥斯陆发动第一次伞降作战。4月9日早晨，德军部队越过丹麦边界，经过短暂的交火，在16名丹麦士兵阵亡后，丹麦政府投降。德军伞兵和机降步兵夺取了挪威南部的主要机场，运输船也开始沿着挪威南部海岸卸载部队和补给物资。随后两个月间，空海两路运送来了10.7万人的部队、20 339辆车辆和10.1万吨补给物资，以保障这场进攻。到5月上旬，支援德军作战的飞机达到了700架。[33]虽然挪威人进行了出乎意料的猛烈抵抗，但德军还是很快控制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4月15—19日，一支英国、法国和波兰联军在三处海岸登陆，并短暂控制了德军兵力不足的纳尔维克。虽然德国海军的损失比例非常高（3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4艘潜艇和18艘运输船），但德军还是在这唯一的一场大规模多军种联合作战中打出了自己的威风。近距离空中支援，对步炮协同的有效运用，有效的通信，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德军的战斗力，令盟军士兵意志消沉，后者大部分从未见过崎岖的山地，更别说在里面战斗了。4月26日，英军放弃特隆海姆；盟军士兵在纳尔维克一直坚守到6月8日最后2.45万人撤回英国为止，但德军早在5月初就已奠定了在挪威的胜局，德军付出了3 692人死亡或失踪的代价，盟军则有3 761人战死。[34]

挪威的失败让雷诺大为光火，他已经把自己的总理生涯赌在了对胜利的承诺上。他在4月下旬抱怨说，英国人“都是一帮不懂得冒险的老家伙”。当挪威大败的消息传来，英国的民意也走向了张伯伦的对立面。虽然盟军在挪威战役中准备不足、作战不利的责任大部分应当算到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头上，但媒体在5月初还是把矛头指向了首相。这场政治危机在5月8日达到了高潮，当时英国下议院就挪威一战进行了辩论。据现场一位人士所说，张伯伦在愤怒的唇枪舌剑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显得“心碎而畏缩”，当对手工党要求进行分组表决时，大量原本支持他的人也投了反对票，第二天，他决定辞职。[35]能够得到反对党同意的保守党政治家只有温斯顿·丘吉尔，5月10日，他成了新一届政府的首脑。在短短六个星期内，斯堪的纳维亚战事在两个民主大国中都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比所有一切都更值得一提的是，对英法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念仍然维系着两个盟国的团结，因此，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的失败十分严重，但它们仍然预期对德国的军事遏制战略能够奏效。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两国政府预见到了两个月后到来的那场大惨败。

就在丘吉尔被任命为首相的当天早上，德军发动了西线战役。盟军情报部门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准备比挪威战役时更充分，因为盟军的策略是基于抵抗德国的进攻而非自己先下手，但是情报部门完全没有预判到德军的战役方案，这很快就拖了盟军战备的后腿。德军的重大胜利给德军高层带来的惊讶一点也不比给盟军带来的惊讶少。许多德军高层和他们的盟军同行一样，想象着如果行动失败，战役最后就会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事的某种重演。但实际结果是，在付出了损失2.7万人的代价后，整个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尽数被德军控制。对于双方那些秉持着25年前战争经验的高级将领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变化更大了。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很久，被击败的盟国都努力想要把自己耻辱的惨败解释为德国的压倒性实力，这种实力的形成是由德国多年狂热的重新武装所推动的，与盟国在西线战役中迟缓且不协调的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历史学家们已经摈弃了这一观点，他们已经表明，双方手中的资源总量对比其实是有利于盟军的，有些方面盟军的优势还十分大。法国、比利时、荷兰与英国在法国东北部前线有151个师，德国陆军则有135个师，其中42个是预备役师；盟军火炮数量达到1.4万门，德国只有7 378门；盟军拥有坦克3 874辆，德军有2 439辆，许多盟军坦克的火力和装甲都优于其对手德国。即便是在空军领域（德国常被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遥遥领先），军力的平衡也是倾向于盟军这边；盟军飞机数量估计在4 400—5 400架（包括相当数量留作预备的飞机），而德国空军第2和第3航空队在5月10日则只有3 578架飞机。[36]

虽然这些数字都没错，但它们还是会在一些重要方面给人以误导。陆军和空军的人数包含了比利时与荷兰军队，但这两国的小规模的陆军都没有与法国协调过作战计划，这两国的小规模空军也没有与英法协同的防御计划，并且在战役第一天就在空军基地几乎全军覆没。英法两国在空军方面的旗鼓相当也只是数据上的。5月10日当天法军最高统帅部在面对德军的方向仅有879架飞机可用，在英军部队中，皇家空军1 702架可用的前线作战飞机中有416架被留下来保卫英国本土列岛。其余法军飞机（相当大一部分在1940年时已经过时）大部分在仓库中或法国本土其他地方的基地上，465架被部署在北非以防止意大利进攻。那些关键战线上的飞机都被分给了各个集团军，而没能集中起来，这使得它们与被集中指挥、集中运用的德国空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实际上，西线的两个盟国只有约1 300架飞机来应对德军的3 578架飞机。

在炮兵方面，双方差距也比从纯数字上看小很多。法军需要依赖大量1918年时的火炮，他们新型的47mm反坦克炮以及受过训练的炮手在1940年5月时还太少，许多师不得不使用上一次大战遗留下来的37mm炮，它们对于现代化的坦克已很难奏效。高炮数量也不足：3 800门对德国的9 300门。[37]虽然最好的法国坦克和英国坦克比最好的德国坦克拥有更大口径的火炮和更厚的装甲，但它们只占整个坦克部队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法国坦克还速度慢而且耗油。更重要的是坦克的组织方式。德军将所有坦克编入了10个多兵种联合的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这些被集中编组的部队旨在为大规模的步兵和骡马部队充当矛头，以砸穿并瓦解敌人的防线；法国坦克则被用在步兵作战中，旨在协助阻止敌军突破，而非作为独立的进攻部队，即便是那些被编入3个轻型机械化师或3个预备役装甲师中的坦克也是一样。法军参战的2 900辆坦克中，只有960辆被编入上述机械化部队中，其余都分散到了普通师中。当然，与德国陆军不同，法军没有一支部队见过或经历过现代坦克战。[38]双方军力对比的重要结论是，德军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拥有局部优势。

双方的战略选择扩大了这些差异。既然法国的战败是战争的关键转折点，那么这场战役的某些细节便值得考察。德军关于“黄色计划”具体方案的争议在3月最终得到解决。德国军队被编组为3个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拥有3个装甲师，将要穿过荷兰和比利时进入法国，其任务是引诱法军和英军主力进入比利时后发动反击；C集团军群驻扎在德国的西墙防线后面，任务是看住防守马其诺防线的36个法国师；决定胜负的将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将军麾下的A集团军群，他们拥有7个装甲师，面对的是比利时南部的阿登森林和卢森堡。这个集团军群将迅速穿越森林，在战役第3天渡过默兹河，随后转向西北向英吉利海峡岸边突击，沿暴露的左翼组织防御，同时包围盟军部队，消灭其抵抗。计划的成败取决于法军是否会吞下穿过比利时北部发动进攻的诱饵，这就要实施精妙的欺敌计划，让诱饵看起来像是真的德军进攻主轴线。

德军的诱骗最后并不必要，因为甘末林和法军高层早就认定德军将从比利时进攻。3月，甘末林选择了所谓的“布雷达变体”方案，进一步加重了盟军的风险，这一计划要求法军精锐第7集团军（原本是一支预备役部队）在英国远征军的支援下迅速跨过比利时，与荷兰军队会合，以建立一条绵亘防线。布雷达距离法国边境比戴尔河更远，但是甘末林赌这30个盟军师能够及时赶到荷兰前线以阻止德军突破。北部战线的总兵力对比是60个盟军师对阵29个德军师；而在战线南部，双方对比逆反了过来，18对45。法军多年来一直认为现代军队实际上无法穿越阿登森林，因此这里只有一支比利时的轻装掩护部队和7个装备不足的预备役师驻守。[39]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对待1918年的战争遗产：甘末林在英军指挥官的支持下想要重建绵亘防线，打一场曾经把德军耗竭的有条不紊的战争，他们相信这次的结果还会一样；德军指挥官则担心这会成为现实，于是将一切赌注押在了1914年未能实现的迅速突破和合围上。

西线德军的进攻开始了。他们向敌人机场发动了毁灭性空袭，以大胆的伞兵突袭拿下了关键性的比利时艾本-艾玛尔要塞，甘末林随即报告，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40]法军第1和第7集团军以及英国远征军终于获准进入比利时领土，向戴尔河防线和布雷达进发。法军第9和第2集团军则分别防守色当北面和南面，如果德军从南面杀进来，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障碍。这一次，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按计划进行的。开往布雷达的盟军部队发现荷兰军队已经放弃了这一地区向南转移。5月14日，德国空军轰炸了鹿特丹以支援向这里进攻的德国陆军；次日，荷兰总司令宣布“这场不对等的搏斗必须停下来”，随即迅速投降。比利时军队沿东部阿尔贝特运河一线的防御在德军进攻的重压之下很快崩溃，比利时军队开始向法军前进的道路撤退。面对着数量占优的德军师，盟军总算在戴尔河勉强建立起了防线，但那里的防线并未筑牢，盟军的部署受到了潮水般难民（后来估计有800万到1 000万法国和比利时平民）的拖累，他们堵塞了军队前进和撤退所需的关键高速公路。[41]5月16日，戴尔河防线的守军收到总司令乔治将军的通知，要他们尽快撤回法国边境，因为在南边，整个法军防线在据说是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被彻底击穿。

正如德军指挥官期待的那样，盟军“依照”德军作战计划进入了比利时陷阱。希特勒在明斯特艾弗尔一处改造后的防空洞里建起了指挥部。他觉得法国将在6周内被打败，这将打开与英国议和的大门，因为英国的领导人不会愿意“冒丢掉帝国的风险”。[42]5月10日，关于A集团军群穿越卢森堡和阿登地区进攻的消息传到这里。德军装甲部队被组成3把板斧，其中一支由德国顶尖装甲战大师海因茨·古德里安中将指挥，进攻色当；第二支由汉斯·赖因哈德中将指挥，进攻色当北面的蒙泰梅（Monthermé）；赫尔曼·霍特将军指挥的第三支则攻向比利时小镇迪南，这是为了给另两路突击提供侧翼保护。他们的推进很快受阻，因为装甲师在狭窄的道路上甩开步兵师太远了。41 140辆车和14万人导致了250千米的大堵车，指挥官拼命想要解决这个难题。精心的后勤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危机。德军在沿途都设置了加油站，3个卡车运输营则为前进中的装甲师提供燃油、弹药和补给。一旦最终开始行动，这一后勤力量便成了实现迅速机动的关键。油桶被递送给行驶中的坦克，就像马拉松运动员一边跑步一边喝水一样。[43]

战役的最关键时刻在5月11—13日到来，德军的装甲矛头实际上停了下来，成了盟军空中力量的死靶子。但飞到德军这一薄弱环节的盟军飞机寥寥无几，因为德国空军在进攻路线上方撑起了保护伞，而盟国空军主力正在对付更北方的进攻，少数法国飞行员报告发现了无穷无尽的车辆和坦克长龙，但无人相信。德军纵队穿越卢森堡和阿登南部时与比利时边防部队和法国骑兵进行了战斗，但没有人向乔治或甘末林报告说这可能是德军的主要进攻，因为法军计划是按照在更北面的佛兰德斯平原进行决战的思路制订的。到5月13日，虽然穿越阿登宛如噩梦，但所有三个德军装甲矛头还是抵达了默兹河。渡河之战极富戏剧性。法军炸毁了桥梁，并在河对岸掘壕固守。此时，德国空军主力被调来轰炸敌人阵地，850架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将河堤炸成了一片浓烟和碎片。在色当对阵古德里安的法军第55师只有一门反坦克炮。虽然后来人们发现空袭造成的破坏远低于预期，但持续轰炸带来的精神打击令法国守军心惊胆战、士气尽失。[44]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要迎着猛烈的大炮和机枪火力杀出一条血路了，但是到当晚11点，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成绩，建起了第一座桥，让第一辆坦克过了河。在北面，埃尔温·隆美尔将军亲自率领他的第7装甲师在迪南附近的胡尔（Houx）渡河，顶着法军的激烈抵抗在当晚拿下了3千米纵深的桥头堡；赖因哈德的两个装甲师在蒙泰梅由于地形复杂而遭遇顽强抵抗，他们花了两天才击败守军，突破重围，杀过默兹河西岸。然而，德军渡过默兹河在虚弱的法军预备役师中引起了恐慌，也最终让法军高层对局势的严重性警觉起来，他们原本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5月13—14日的午夜，乔治将军的司令部终于拿到了详细消息。著名的一幕出现了，乔治泪流满面：“我们的防线在色当被突破！要崩溃了。”[45]接下来便是对甘末林计划中有条不紊作战的彻底逆转。夏尔·安齐热（Charles Huntziger）将军的第2集团军的预备役师拼光了，北面安德烈·科拉普（André Corap）将军的第9集团军也面临着相似的危局。反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法军高层从未预料到这种高度机动的运动战。通信状况很差，法军坦克和卡车的燃料补给也难以组织，因此数以百计的法军车辆发现自己在德军装甲师的前进路线上动弹不得。那些被迫远距离快速行军的部队到达时已是筋疲力尽或者赤手空拳。在比利时，进攻变成了边打边撤，宝贵的补给和燃料库只得被丢弃。战斗对于德军而言也并非如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宛如郊游，因为各处都有常常很激烈的抵抗，但法军的还击孤立且没有章法，即兴发挥，完全走向了“有条不紊”的计划的反面。5月16日，丘吉尔还在伦敦宣称，“认为法国会被160辆坦克征服是荒谬的”，但是当他次日飞往巴黎到法国外交部会见甘末林时，他发现工作人员已经在焚烧文件了。当他问甘末林法军预备队在何处时，他得到了一个简洁的回答：“没有预备队。”[46]

随着法国的将领和政治家们逐渐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危机的严重性开始缓缓展现出来，而不确定性和糟糕的通信又加快了事情恶化的速度。虽然人们觉得一旦法军发动反击，德军在默兹河上的突破就会被拖住甚至制止，但法军的反应却是如此混乱而无力，以至于全部3个德军装甲师此时都已按曼施坦因计划要求的那样调转方向，直奔海峡港口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而去。这在德军指挥部里引发了一阵短暂的恐慌。在一个星期的惊人胜利之后，希特勒此时开始担心各进攻装甲师那漫长而暴露的侧翼将会引来法军强有力的反击。5月17日，他和他的将领们围绕着是否应当令整个行动慢下来而发生了争执。“元首紧张极了，”弗朗茨·哈尔德发现，“他被自己的成功吓住了，不想冒任何险，为此宁愿让我们停下来。”[47]5月18日，C集团军群获准向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以确保那里的36个法国师留在原地。盟军发动了两次昙花一现的反击，一次是5月18日英国远征军的坦克从北面向阿拉斯发动的进攻，一次是新组建的法军第4装甲师在夏尔·戴高乐上校率领下于17日向蒙科尔内（Moncornet）的反击，这些战斗让希特勒更加担忧。但事实恰恰相反。德军进攻带来的震惊以及盟军反击的完全混乱刚好体现了德军机动作战的威力。虽然这些装甲师被希特勒两次恐慌的干预叫停（一次在蒙科尔内反击之后，一次在阿拉斯之战后），但他们还是在一周里拿下了面积惊人的地盘，装甲师指挥官们正急于奔向海岸边，将法军第7和第1集团军、英国远征军和比利时军队全军合围进佛兰德斯的包围圈。这决定性一击的延误并非如人们常认为的那样源于希特勒的“停车令”，而是来自A集团军群那位紧张的指挥官冯·伦德施泰特，他下令各装甲师重新集结、休整，将一部分装甲师调往南面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旨在击败法国其他地区敌军的“红色计划”，同时命令另一些向敦刻尔克推进。希特勒批准了冯·伦德施泰特的命令，并授权他决定何时恢复进攻。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21个被包围的比利时师被从双方兵力对比表中删掉。在此两天之前，德军最终获准去歼灭留在包围圈里薄弱防线后面的25个法国师和10个英国师。

希特勒指挥部短暂的精神崩溃并无助于解决已令盟军崩溃的危机。随着消息不断传来，法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他们曾认为不可能的现实。5月15日早晨7点30分，雷诺给丘吉尔打电话，悲伤地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掉了这一仗。”[48]20日，与雷诺关系一直不怎么好的甘末林被解除职务，由叙利亚法军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将、雷诺的好友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取而代之。曾在1916年打赢了凡尔登战役的菲利普·贝当元帅也被从驻西班牙大使任上召回，被任命为副总理，以稳固法国军民即将崩塌的士气。这些任命一度重新振奋了伦敦和巴黎的信心：魏刚制订了（或者说是从甘末林那里沿袭了）一份从南北两翼进攻德军漫长侧翼的计划，但这份计划完全不切实际；更实际的是，他准备撤退到索姆河与埃纳河一线，并要求被打得支离破碎的部队在撤退时表现出“一以贯之的进攻精神”。[49]但灾难之大已难以掩饰。法军在新战线上只有40个师外加3个摩托化预备大队来封堵德军打开的突破口。对此，英国战时内阁和英军参谋长会议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5月25日，以前内阁秘书大臣莫里斯·汉基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就“定局后的英国战略”做了报告。他们的结论是，一场全球大战的结局将不会取决于法国发生的事情，而是取决于来自美国与帝国领地的支援，以及空军和海军的保护，英国能够独自打下去。[50]

5月18日，战役打响刚刚一周后，英法就开始考虑撤退的事情了。德军的暂停让盟军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令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戈特少将得以在包围圈南北两面建立了阵地，阵地主要由法军第7和第1集团军残部防守。5月26日，“发电机行动”在从加来到布洛涅的海岸上开始。被围困的士兵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从英格兰南部基地起飞的更多英国皇家空军“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的空中保护。当突破包围圈的战斗在四面打响时，338 682名士兵在敦刻尔克登上了861艘各种各样的船只，这些士兵中有24.7万英军和12.3万法军。法军也组织了撤退，只不过常常被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掩盖而不为人所知。法国海军将4.5万名士兵运到了英国，4 000人运到勒阿弗尔，还有10万人运到了法国北部的港口瑟堡和布雷斯特，这10万人打算从这里出发再次加入索姆河沿线的战斗。[51]英军的行动于6月4日结束，他们损失了272艘船，包括13艘驱逐舰，而且丢弃了所有的重装备——6.3万辆车辆、2万辆摩托车、475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以及2 400门火炮。[52]如其中一人后来所写，士兵们留在身后的是“无尽的毁灭……满是一片狼藉的军事装备”。英军在1940年6月没有投降，但是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战斗必须被视为一场大败仗，而非英雄的撤退。当月，不列颠岛守军只剩下54门反坦克炮和583门火炮。这支正规军在这个时刻已不再是一支战斗力量了。[53]

随着法国东北部前线的抵抗在5月下旬继续崩溃，两大盟国开始认真对待这场可怕的惨败，这在两周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适应力和精力明显优秀的魏刚，也在5月25日要法国内阁考虑放弃作战，雷诺则第一个提出了“停战”（armistice），这是个模棱两可的词，就像德国在1918年使用这个词时一样。根据1940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任一盟国都不得单独媾和，因此此举必须经过英国同意。5月26日，雷诺飞往伦敦，向丘吉尔解释法国可能不得不考虑放弃了。雷诺不知道的是，就在当天上午，英国战时内阁开始讨论一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拿来的照会，那是意大利大使交给他的，说墨索里尼可能协调双方进行一场会谈。意大利人的动机至今仍不清楚，因为这时候墨索里尼也在准备宣战，在意大利领导层看来，这是从即将到来的法国战败中获益的绝佳机会。经过3天的辩论，英国人决定不做任何回应。虽然绥靖派在一些转折点上几乎就要赢得辩论，但关于全面战败的后果的讨论却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哈利法克斯也不愿意让出英国的主要利益来求和。最终，在赢得了张伯伦的支持后（他仍在战时内阁中保留了一个位置），丘吉尔赢得了辩论，拒绝了与墨索里尼的任何接触。英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一场没有法国的战争了。“如果法国不能保卫自己，”丘吉尔对他的同僚们说，“那它最好退出战争。”[54]

法国在迅速恶化的局势中又打了三个星期。停战始终是最有可能的最终选择，但它也尝试了其他选项。“布雷顿堡垒”的想法在5月下旬被提出，法军（或许能得到一支新的英军支队的增援）能在这里建立一条防线守住布列塔尼和瑟堡港，他们还专门研究了此举的可行性。[55]被寄予更多希望的是法国从其北非帝国继续抵抗的想法，那里已经有一支为了抵御意大利可能从利比亚发动的先发制人的进攻而建立的庞大部队，还有数以千计的士兵可以被从法国本土运到那里。雷诺在6月上旬启动了一项将8万人撤往法属摩洛哥的计划。因蒙科尔内的胜利而成为战争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则于6月12日要求法国海军部在3周内将87万人运往北非。只有英国海军有这个能力，而他们此时正忙于将法国西部的其余英军部队（以及1.9万名波兰士兵）运回去，让这些部队和从敦刻尔克救出的部队一起防御本土。旨在放弃法国的“天线行动”于6月14日被下令执行，10天后完成。又有18.5万人撤回英国，这次只损失了6艘驱逐舰和3%的运输船只。[56]6月22日，魏刚向北非法军总司令夏尔·诺盖斯（Charles Nogues）将军询问以现有部队在北非继续抵抗的前景。这一时期，法国的很大一部分舰队和约850架飞机都在北非领地上，但14个师中只有7个师具有战斗力，现代化坦克只有169辆。虽然诺盖斯拥有一支足以击退任何进攻的力量，但魏刚并不认为选择在帝国领地上防御比在法国本土建立堡垒更易于实现。6月26日，诺盖斯“心灰意冷地”接受了帝国抵抗已经终结的现实。[57]

实际上，法国的命运早已被德国的完胜决定。6月5日，德军已经做好了执行战役第二阶段计划“红色计划”的准备，他们要击败残余的法军，迫使法国投降。法军在匆匆构筑的位于索姆河、埃纳河和瓦兹河的防线上只部署了40个师，他们要应对德军的118个师。此时，跟随在后的大批德军步兵已经追上了装甲矛头，为德军新的战线提供了相对新锐的力量。乔治将军告诉魏刚，他们只能为荣誉而战，因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没有预备队，没有救援部队，没有增援……没有骑兵，没有坦克。境遇悲惨……战斗毫无希望，困境无法摆脱。”[58]虽然实力悬殊较大，但法军部队表现出了比崩溃开始后的前几周更好的组织性和决心，但结果已经失去悬念。6月9日，德军A集团军群抵达鲁昂，12日德军逼近巴黎，将法军向南北两个方向击退。6月10日，魏刚告诉雷诺，前线的“决定性崩溃”已迫在眉睫。

法国政府于是放弃了首都，他们首先来到卢瓦尔河谷，后来又迁到波尔多。巴黎在其空军基地6月3日遭到轰炸后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4日，德军胜利开进巴黎。在6月12日的一次部长会议上，魏刚向听众说，停战的时机已到。雷诺仍然未做决定，但是当乔治在15日召集法军指挥官开会时，他们都认为战斗必须结束了。[59]筋疲力尽、垂头丧气的雷诺只得向现实低头，第二天，雷诺辞职，总理之位由停战的主要鼓吹者贝当元帅继任。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事情还是没能定下来，魏刚还认为停战只是“缓兵之计”，能让法军重新整编。另一方面，贝当在6月17日中午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告诉法国人民，“我们必须停止战斗”。而魏刚却要乔治宣布，他只是决定“试图停止战斗”，并命令所有指挥官继续打下去。[60]于是，法国战役并未在贝当的声明后立即告终，而是又拖了8天。虽然已经没什么仗可打了，数以千计的士兵也脱离队伍回了家，但法国西部和中部那些仍然完整的部队还在坚持战斗，即便已经疲惫不堪，装备不足。弗雷尔将军第7集团军的12万军人沿卢瓦尔河河谷两岸布防，想要在德军进攻时守住每一条水系。但他们也在6月25日停止了战斗。[61]

1940年5月，意大利独裁者决意加入希特勒一边向民主国家开战，这令停战的共识变得复杂了。墨索里尼并不喜欢他在1939年9月时被迫声明的“非战”地位，当时，打了10年仗的意大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做好与英法对抗的准备。12月，他向希特勒做出了一个模糊的承诺，说自己最终还是会尊重对轴心国的义务。1940年3月时他称，意大利无法既在整个战争中保持中立又不变成“大十倍的瑞士”。[62]但由于意大利王室和军队领导层都反对冒险加入一场显然没有准备好的战争，墨索里尼还是得保持谨慎。意大利军队总司令巴多利奥元帅告诉墨索里尼，战争准备最早也要到1942年才能完成，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很难判断出墨索里尼是否尊重这一建议，因为他已经深陷在自己对意大利军事潜力虚夸的想象中了，但他也搞不清德国是否会真的攻打西线，而且，即便真的打了，这场战役能多快决出胜负。[63]当希特勒来问意大利能否提供20—30个师前往罗讷河河谷与德军并肩作战时，意大利军队指挥官当即拒绝了这个主意。墨索里尼与他的决策圈子想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同时进行”的战争，“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也不是‘与德国一起作战’”，如代理战争大臣乌巴尔多·索杜（Ubaldo Soddu）所言，“而是我们自己的战争”。[64]然而，当德国获胜的消息开始滚滚而来时，墨索里尼决定意大利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1940年5月13日，他宣布自己将在一个月内宣战。5月28日，听闻比利时投降后，他将宣战日期定在了6月5日，以免错过这班车后被说是“师出无名”。宣战最后还是被推迟到了6月10日，当天，墨索里尼在罗马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向人群宣布参战，热情的人群很快就安静了下来。[65]

宣战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已经准备好参战，反而招来了英法轰炸机的迅速反应，它们两天后空袭了都灵和热那亚。实际上墨索里尼直到贝当求和的消息传来才采取行动。他命令西部边境的意大利军队三天后开始进攻法军。之后他就匆匆赶往慕尼黑去会见希特勒，讨论可能的停战条款了；在前往德国的火车上，他还想要寻求最大利益——占领整个法国，夺取法军舰队，占领突尼斯、法属索马里和科西嘉——但是，据他对齐亚诺所言，他刚一抵达就感觉到“他成了二流角色”。[66]希特勒要的停战条件并不多，以免让德国的手脚被未来的任何和平条约束缚，并防止将法国再次推向英国的怀抱。据冯·里宾特洛甫说，停战也带来了一个机会，既然法国已经战败，那就可以把欧洲的犹太人驱赶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去了。[67]希特勒不愿意就这么平平淡淡地签订和平协议。6月19日，法国高层通过德国驻西班牙大使获悉，希特勒已经准备考虑和平条件，次日，法国代表团驱车穿越前线来到贡比涅，22年前，德国曾在此地被迫签订和平条约。6月22日，双方就在1918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简短的签字仪式，但条约只有等到意大利同意停火才能生效。[68]

既然意大利军队6月20日才刚刚加入战斗，墨索里尼便不得不多打几天，让一些多少有点决定性的战斗先打完。大约22个实力不足、装备低劣的师向法国东南边境发动了进攻，他们在工事坚固、决心坚定的法军阵地前几乎毫无进展。意大利军队打下了芒东镇，但在仅仅3天的战斗中就有1 258人战死和2 151人冻伤，这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无能。[69]于是，意大利只能不情愿地同意停战。6月23日，一个法国代表团来到罗马，在因奇萨别墅（Villa Incisa）签订了和约。虽然法国代表团明白自己也别无选择，但他们不愿意将停战视为自己在军事上败于意大利之手。墨索里尼守住了他对希特勒的承诺，停战条款也比他曾经怀有的极端野心宽松许多，但对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而言，有一点却并无二致，那就是停战条款与曾经强压在德国人身上的《凡尔赛和约》并无二致——有些地方还更加严苛。法国的北部和西部领土被占领，这使得法国实际上丧失了主权；法国军队被压缩到了无足轻重的10万人，虽然他们还能保留一支规模不大的殖民地部队以确保英国无法轻易占领法国的帝国领地；海军基地和陆地堡垒都要非军事化，武器要上交，舰队也要被软禁在港内。意大利谈判代表还坚持要让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拥有对科西嘉、法属北非、法属索马里和叙利亚的管辖权。[70]而贝当的法国，其首府现已迁到了温泉小镇维希，只能在国家中部和南部未被占领的地区实行有限的独立统治。

盟军在1940年的战败改变了战争的局势。这刺激了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利用逐渐扩大的机会窗口向欧洲帝国打出致命一击的野心。英法的失败也震惊了斯大林，他原本希望这一仗能打得更持久，但是正如他在1940年7月向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ord Cripps）说的那样，这一结果意味着“旧的平衡”再也回不去了。[71]为了强调他的主张，苏联开始干预东欧，吞并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摩尔多瓦两省。盟军的失败也加速了美国的整军计划，并让美国的民意充分警觉到了轴心国的威胁。而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他意识到欧洲轴心国现在能够在整个欧洲建立“新秩序”了，就像日本领导层此时准备抓住机会在亚洲所做的事情一样，欧洲盟国的失败把这个机会突然送到了他们面前。这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时计划的样子，这只是英法宣战的决定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但给轴心国的领导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而英国的抵抗则是任何“新秩序”想要安然立足的主要障碍。在6月18日与墨索里尼会面时，希特勒坚持说自己无意摧毁英帝国，他仍视其为“世界平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1940年内无法在西线达成和约，那么接下来的战争就会是“全面的、绝对的、无情的”。[72]

[1] TNA, PREM 1/395, translation of Hitler speech of 6 Oct. 1939 for the prime minister, p. 18.

[2]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670–71.

[3]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16–17.

[4]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73.

[5]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163.

[6]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40–41.

[7] TNA, PREM 1/395, Lord Halifax, draft response to Hitler, 8 Oct. 1939; Churchill to Chamberlain, 9 Oct. 1939; minute for Chamberlain from Alexander Cadogan (Foreign Office), 8 Oct. 1939.

[8] Willi Boelcke (ed.),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1939–1943 (London,1967), 6, directive of 16 Dec. 1939;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60, Conference of Department Heads, 25 Nov. 1939.

[9]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10] Karl-Heinz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Annapolis,Md, 2012), 63–8; Mungo Melvin, Manstein: Hitler’s Greatest General (London,2010), 136–7, 142, 149–51, 154–5;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40–41.

[11] Martin Alexander, ‘The fall of France, 194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3(1990), 13–21; 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Oxford, 2003), 75–6.

[12] TNA, PREM 1/437, press communiqué on meeting of the Supreme War Council,15 Nov. 1939.

[13] Brian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1939–1940 (London, 1990), 40–41, 49–51,58–9.

[14] Martin Alexander, ‘“Fighting to the last Frenchman?” Reflections on the BEF deployment to France and the strains in the Franco-British alliance, 1939–1940’,in Joel Blatt (ed.), The French Defeat of 1940: Reassessments (Providence, RI,1998), 323–6;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76–7.

[15]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37; Robert Desmond, Tides of War: World News Reporting 1931–1945 (Iowa City, Iowa, 1984), 93.

[16] Gallup (ed.),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s, 22, 30.

[17]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46; Alan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 Minded: The British Soldier Goes to War 1939–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44.

[18] Talbot Imlay, ‘France and the Phoney War 1939–1940’, in Boyce (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265–6.

[19]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for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15 Dec. 1939; 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 report,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for Land Offensive’, 12 Apr. 1940.

[20] Richard Overy, ‘Air Power, Armies, and the War in the West, 1940’, 32nd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1989, 1–2.

[21]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60–61.

[22]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39–47.

[23]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195–201, 214–15.

[24]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1939–1945’,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 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34–6; Martin Kahn, 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during Total War (Gothenburg, 2004), 87–9.

[25]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Assistance to Finland’, 16 Dec.1939 (‘we cannot recommend that we should declare war on Russia’); Kahn,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90–92.

[26]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at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245, entry for 12 Dec. 1939.

[27] Patrick Salmon, ‘Great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Finland’, in John Hiden and Thomas Lane (eds.), 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91), 116–17; Thomas Munch-Petersen, ‘Britai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Winter War’, in Robert Bohn et al.(eds.), Neutralität und totalitäre Aggression: Nordeuropa und die Grossmächteim Zweiten Weltkrieg(Stuttgart, 1991), 87–9;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1957),47–8.

[28] TNA, PREM 1/437, Reynaud to Chamberlain and Lord Halifax, 25 Mar.1940.

[29] TNA, PREM 1/437, memorandum for the prime minister, ‘Possibilities of Allied Action against the Caucasus’, March 1940, p. 3.关于此次行动的详情，可见C. O. Richardson, ‘French plans for Allied attacks on the Caucasus oil fields January-April 1940’,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8 (1973), 130–53。

[30] Edward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London, 1954), 102–6; Jackson,Fall of France, 82–4.

[31]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London, 1964), 66–72.

[32]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63–7, 80–84.

[33]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212–17;British Air Minis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London, 1983),60–63.

[34]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224.

[35] Robert Rhodes James (ed.),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London, 1993),244–50, entries for 7, 8, 9 May 1940.

[36]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36–48.关于空中力量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主要是由于每一天的战备状况和对“后备力量”的定义不同。Patrick Facon, L’Armée de l’Air dans la tourmente: La Bataille de France 1939–1940 (Paris, 1997), 151–69，给出了颇为不同的数据：盟军5 524架飞机，德军3 959架飞机。亦可参见Ernest May, 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 (New York, 2000), 479，他给出了双方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数量：德军2 779架，盟军5 133架。

[37]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45; Facon, L’Armée de l’Air, 169, 205; Jackson, Fall of France, 15–17.

[38] Jackson, Fall of France, 21–5.关于德军的马拉后勤，见Richard Dinardo, Mecha 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WII (Mechanicsburg, Pa, 2008), 24–6。

[39]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46.

[40]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93.

[41] Henri Wailly, ‘La situation intérieure’, in Philippe Ricalens and Jacques Poyer (eds.),L’Armistice de juin 1940: Faute ou necessité? (Paris, 2011), 48–9.

[42]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57.

[43]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107–12.

[44] Ibid., 161.

[45] Jackson, Fall of France, 45–7.

[46]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 (London,1971), 284, entry for 16 May;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 150.

[47]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85.

[48] Hugh Sebag-Montefiore, Dunkirk: Fight to the Last Man (London, 2006), 3.

[49] Max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vue par le haut commandement français’,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3–5.

[50] Stephen Roskill, Hankey: Man of Secrets, Volume III 1931–1963 (London, 1974), 477–8.

[51] Claude Huan, ‘Les capacités de transport maritim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L’Armistice de juin 1940, 37–8.

[52] Frieser, Blitzkrieg Legend, 301–2.

[53] Allport, Browned Of and Bloody-Minded, 55–6.

[54] Sebag-Montefiore, Dunkirk, 250–53.

[55] Paul Gaujac, ‘L’armée de terr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Afrique du Nord’,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5–16.

[56] Huan, ‘Les capacités de transport maritime’, 38–9.关于波兰士兵的情况，见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212–16。

[57] Jacques Belle, ‘La volonté et la capacité de défendre l’Afrique du Nord’,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50–57; Gaujac, ‘L’armée de terre française’, 20–22.

[58]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7–8.

[59] Ibid., 9–11; Elisabeth du Réau, ‘Le débat de l’armistic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L’Armistice de juin 1940, 65–9.

[60] Schiaron, ‘La Bataille de France’, 11–12; Jackson, Fall of France, 143.

[61] Gilles Ragache, ‘La bataille continue!’, in Ricalens and Poyer (eds.), L’Armistice de juin 1940, 142–5.

[62]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39.

[63]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494–8, 508–11; Robert Mallett, Mussolin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3–1940 (Basingstoke, 2003), 214–17.

[64]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510.

[65]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ed. Renzo di Felice (Milan, 1998), 429,435, 442, entries for 13 May, 28 May, 10 June 1940.

[66]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5–6. Ciano, Diario, 444,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67]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

[68] Ragache, ‘La bataille continue!’, 143–4.

[69]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248–50.

[70] Karine Varley, ‘Entangled enemies: Vichy, Italy and collaboration’, in Ludivine Broch and Alison Carrol (eds.), France in an Era of Global War, 1914–1945: Occupation Politics, Empire and Entanglements (Basingstoke, 2014), 153–5 ;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26–7.德国方面的情况，见Thomas Laub,After the Fall: German Policy in Occupied France 1940–1944 (Oxford, 2010),36–9。

[71]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236–7.

[72] Ciano, Diario, 443, entry for 18/19 June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