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文学理论》：为何读与如何读
刘若愚（James J. Y. Liu），字君智，美籍华裔学者，1926年生于北京。自幼就读于新式学堂，1944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学；1948年凭借研究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论文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成为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学生兼助教；1949年得到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资助，赴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深造，撰写研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硕士学位论文，其间经导师伯特伦·L. 约瑟夫（Bertram L. Joseph）教授推荐，赴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教授处学习，于1952年获布里斯托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刘若愚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新亚书院（现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院校，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因病逝世。刘若愚先生早年研究英国文学，随后专攻中西文学与诗学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1962）1、《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1967）2、《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1969）、《北宋六大词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A.D.960-1126, 1974）3、《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try Art, 1979）4、《跨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 1982）5、《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88）6等八部，以及《伊丽莎白时代与元代某些戏剧程式的简要比较》（“Elizabethan and Yuan: A Brief Comparison of Some Conventions in Poetic Drama”, 1955）、《西方中国文学研究：近况、当前倾向及未来前景》（“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 1975）、《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Towards a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7）、《姜夔诗学》（“Chiang K’uei’s Poetics”, 1985）等五十余篇论文。7其中，《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产生深远影响，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和称道，也一度引起众多学者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审与热议。
一
《中国文学理论》的写作始于1971年，完稿于1973年，英文原著于197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最早的中译本为1977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的文学观念》，译者是赖春燕。因该译本有一些瑕疵，加之略去了原著中四分之一篇幅的附注、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杜国清于1979年经刘若愚授权后重新翻译该书，并在1980年交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此后多次重印。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赵帆声、王振铎8、王庆祥、袁若娟四人的合译本，题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有注释而无索引与参考书目。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田守真、饶曙光全译本，保留了刘若愚原著中的注释、参考书目和索引，同样题为《中国的文学理论》。2006年，李欧梵、刘象愚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引入杜国清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目前国内较为通行的版本。本书引述《中国文学理论》主要依据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作为第一部“贯通中西文学理论的严肃著作”9，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梳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方面具有范式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著作之继踵而兴且后出转精，多获益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道夫先路”。关于此点，只要留意查阅该类型著作的脚注与参考文献便可知晓。不唯如此，《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还表现在学术史上，即译者杜国清所言：“正如他（刘若愚——引者注）在《导论》和《结语》中所暗示的，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10亦如评介者杨乃乔所言：“在欧美同行学者对刘若愚投出最初尊重的眼光之后的多少年来，固守国内本土学术研究的纯粹者，也开始从不屑了解退却于道听途说的偏见，再退却于半信半疑的心悦诚服，当下开始小心翼翼地试读刘若愚著作的汉译读本了。这无疑是中国学界的一个进步。”11不妨说，无论是梳理中国文学理论传统，还是探讨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国内外学者的赞同、征引也好，批评、改写也罢，其实都绕不开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曾言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与“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12在中文版译介已历四十余年后，我们对这部经典的“初读”或“重读”，不应只在意书中的结论恰切与否，而更应关注著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即通过批判性阅读《中国文学理论》，不断逼近著者所要追寻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乃至“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阅读《中国文学理论》，不可错过精彩的《导论》，尤其需要注意著者自述的四个方面。
一是“本论”与“分论”之别。受到好友高恭亿教授划分“语言本论”（Theories of language）与“语言分论”（Linguistic theories）的启发，刘若愚提出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与“文学分论”（Literary theories）之别：“这两种理论对文学在两个不同的层次加以处理：一是属于本体论的（ontological），另一是属于现象论的（phenomenological）或者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当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13赵帆声等四人合译本将这两个概念称为“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性理论”。14大致说来，“文学本论”或“文学的理论”关注“有关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功用”，是相对基本与普遍的问题；“文学分论”或“文学性理论”则着眼于形式、类别、风格、技巧等具体的方面。15例如，拟古主义在刘若愚看来就不属于文学本论，而应归入探讨如何写作的文学分论。著者之所以在开篇区分“本论”与“分论”，其实是为了剥离后者，“避免文学分论中的一些必然会涉及中西社会文化背景、技巧分类等差异巨大的细节问题”16，从而集中精力探讨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二是“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意图观。在界定研究主题之后，刘若愚自陈写作该书目的有三：终极目的是“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直接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与终极目的有关，“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17我们可以从本来、外来与未来三个维度把握这三个目的。先要明其本来传统，即梳理自先秦至20世纪初中国的各种文学理论（可见诸书末附录的《中文人名索引》《中文书名篇名索引》《词汇索引》），“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18。继而参照外来资源（见诸《西文人名书名索引》），进行中西文学理论概念、方法与标准的综合，既“不能将纯粹起源于西方文学的批评标准完全应用于中国文学”，又不宜“仅采用任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作为必要的或者充分的批评基础”。19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最终面向未来，“提出比现存的更适切、应用更广的文学理论”，亦即著者的终极目标——“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20以今日常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个维度验之，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已有颇为自觉的理论抱负与文化诉求。
三是“不打破鸡蛋煎不出蛋卷”的方法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干部分是形上论（赵帆声等人合译本将其翻译为“玄学论”，田守真与饶曙光译作“形而上的理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等“六论”。但在刘若愚看来，上述分析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无奈之举。“事实上，中国批评家通常是折中派或综合主义者；一个批评家同时兼采表现论和实用论，是常有的。因此，一个批评家的见解可能散见于本书不同的章节。”21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论家往往一个人（甚至在其一篇文章中）兼采“六论”，刘勰便是典型；但作为研究者，刘若愚又必须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呈现中国古代文论内部的秩序与体系。“打破鸡蛋再煎蛋卷”是一种方便法门或权宜之计，正如“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意图观部分所述，著者最终目的是综合而非分析——“不是为分析而分析，而是为将来可能的综合做准备”22。明乎此，方可更好地理解刘若愚在“六论”之后再设“相互影响与综合”一章之用心。
四是基于理论概念或批评术语的文论关键词研究进路。在《导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困难”一节，刘若愚将“气”“神”“韵”“文”等中国文论关键词的语义不明确视为首要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在翻译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除了专门附录《词汇索引》23，还在翻译时不吝括注：“根据它在上下文中表示的主要概念，以及它可能也隐含的次要概念，必要时每次使用不同的英文字，并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译文，但指明原来的用语。”24不唯如此，刘若愚认为若要澄清关键词的语义，还需借助“概念的框架”，也就是“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宇宙”的文学理论环形四元框架。据此框架，可由“层次”（文学本论与文学分论）精确到“阶段”（“宇宙⇌作家”为第一阶段、“作家⇌作品”为第二阶段、“作品⇌读者”为第三阶段、“读者⇌宇宙”为第四阶段），从而给语段中的文论关键词以具体的定位，帮助读者在暧昧与多义之中“寻求出更为精确的含义”。1947年，朱自清在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竞相出版之际，曾以《诗言志辨》为例，倡导文论关键词研究：“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25不同于既有的历史语义学模式，刘若愚“层次—阶段—语段”的语义空间定位法，为文论关键词研究别开一条进路。26举例以明之，若要了解中国文论关键词“气”，除了历时性梳理词义原生、沿生、再生的来龙去脉（即传统关键词研究法），还可在共时性层面，为属于第二阶段（“作家⇌作品”）从作家看作品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与第三阶段（“作品⇌读者”）描述读者感受的“徐干时有齐气”分门别类，据此识别关键词所涉概念究竟属于世界性的文学理论、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还是某一传统所独有的文学理论。
二
由《导论》而及正文，刘若愚还依据“本来·外来·未来”之维度、“兼采·分析·综合”之方法、“层次·阶段·语段”之环节清理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进而论及“六论”的彼此关系，并辨析其与模仿论、象征主义、现象学、形式主义等西方文论之异同。
按照刘若愚的解释，形上理论（metaphysical theories）指的是“以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示这种概念为基础的各种理论”27。“宇宙原理”在中国文学中常被表述为“道”。据此理解，形上理论关注的是文道关系，包括作者如何了解“道”和作者如何在作品中显示“道”。按照《导论》的划分，作者如何了解“道”，属于“文学本论”和“宇宙⇌作家”的第一阶段，关乎“文学为何”（What is literature）；作者如何在作品中显示“道”，属于“文学分论”和“作家⇌作品”的第二阶段，侧重于“如何写作”（How to write）。28《形上理论》一章重点介绍中国古人对“文学为何”的思考与表述，近于今天常言的“文学本体论”。于是，本章先是追溯形上概念的起源，从古代典籍中找到《易传》中的“天文”与“人文”、《乐记》中的“乐者天地之和”以及《诗纬》中的“诗者天地之心”等观念。再顺次梳理形上论的“初期表现”与“全盛发展”：著者视魏晋时期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陆机《文赋》“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为初期表述；以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萧统《文选序》和萧纲《〈昭明太子集〉序》中“天文”与“人文”的类比为形上论全盛的标志。本章还指出，从唐代起，形上论逐渐与实用论交织，使得“道”从形上概念转移为道德概念，不再假借“天文”以证“人文”之崇高，而是尝试在创作中“与道合一”。此后形上传统延伸出两条支派，一条从严羽“入神”经王夫之“得神”到王士禛“神韵”，另一条从姚鼐“阴阳刚柔”到王国维“境界”说。在刘若愚看来，形上理论极具中国特色，尽管同西方模仿论、表现理论以及象征主义和现象学有相似之处，却并不相等。因而，“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29。正是基于此点考虑，著者用了全书正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形上理论。
决定理论（deterministic theories）和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合为一章。在刘若愚看来，决定论认为“文学是当代政治和社会现况不自觉与不可避免的反映或显示”30，与形上论同属于“宇宙⇌作家”的第一阶段，但不同之处在于，决定论将宇宙视为现实社会而非形而上的“道”。表现论位于“作家⇌作品”的第二阶段，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的某种表现——“或认为是普遍的人类情感，或认为是个人的性格，或者个人的天赋或感受性，或者道德性格”31。依据该章的历时性梳理，《左传》的“季札观乐”、《诗大序》的“亡国之音”、《诗谱序》的“正经与变风、变雅”以及汪琬论诗“正变所形，国家治乱系焉”，皆为决定论。至于“诗言志”“文以气为主”“诗缘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童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胆识力”诸说，则是表现论从早期到后期、由晦暗至复苏历程中的经典表述。在该章最后，刘若愚还指出中西表现理论的三点不同：中国的表现理论很少强调创造性，并不重视激情，更侧重自然表现却不完全排除自觉的艺术技巧。
技巧理论（technical theories）位于“作家⇌作品”的第二阶段，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技艺，“与表现概念类似的地方，在于两者主要着重在艺术过程的第二阶段；而与表现概念不同的地方是，它认为写作过程不是自然表现的过程，而是精心构成的过程”32。中国诗文评中的“声律”（包括“浮声”“切响”“轻”“重”）、“术”、“格”、“法”、“肌理”等关键词，可视为技巧理论在不同时段的呈现。
审美理论（aesthetic theories）位于“作品⇌读者”的第三阶段，“认为文学是美言丽句的文章”33。刘若愚用“一枚钱币的两面”类比审美理论与技巧理论的关系：“当批评家从作家的观点讨论文学而规范出作文的法则，他可以说是在阐扬技巧理论；而当他描述一件文学作品的美以及它给予读者的乐趣，那么他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审美理论。”34从“文”（包括“文采”“形文”“声文”“情文”）、“味”（包括“味外之味”“涩”）以及“文笔之辨”等论说可见中国印象式、通感式的审美理论——这点与西方富于抽象、注重类分以及倡导自律的相关理论有所不同。
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位于“读者⇌宇宙”的第四阶段，“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35。早期《诗》学中的“美刺”“思无邪”“兴观群怨”，以及此后“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所以载道”“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等论说，同西方实用理论“类似点极为明显而无详述的必要”。36
由以上六种理论的逐章分疏来看，刘若愚论述某一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先谈概念及其源起，再历时性梳理相关论说中“具有创意或者对传统的文学概念给予重大修正者”37，最后进行中西相关理论的同异比较。从论述篇幅上看，著者用力最多的是形上论，其次是表现论、技巧论、实用论和审美论，至于决定论则仅有一节。其中，在中西比较环节，形上论最多，分列三节；表现论和审美论次之，各谈三点；技巧论仅提及相似性，而决定论和实用论则完全付之阙如。以环形四元框架观之，处在“宇宙⇌作家”阶段的有形上论和决定论，处在“作家⇌作品”阶段的有表现论和技巧论，位于“作品⇌读者”阶段的是审美论，位于“读者⇌宇宙”阶段的是实用论。通过这一简单统计，可窥知刘若愚论说的侧重点。
三
《中国文学理论》最后一章专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的相互影响与综合关系。其思路是“更详细地讨论各种不同理论间的相互关系，并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各批评家之间的矛盾，批评家个人作品中的自我矛盾或不合逻辑之处，以及试求协调和综合不同理论的种种意图”38。之所以如此设计，是因为著者意识到，前五章以段落和关键词为基础的拆解式分析存在不足，容易造成破碎与偏颇。在一则比喻中，刘若愚寄托了自己进行综合与还原的愿望：“将一件织锦五颜六色的丝线拆开以后，我们可进而再将它们并在一起，看看它们形成什么花样。”39中国的织锦拆开后可以恢复，但中国的瓷器打碎后就很难无缝还原了。J. L. 弗罗特曾赞扬《中国文学理论》，认为“刘若愚教授设计了一个足使中国任何文学理论都可置入的模式，这使我们有可能透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观，并拿这些特有的理论与其他一些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和参照”40。这一评价中的“透视”与“比较和参照”之说能够成立，至于说“设计了一个足使中国任何文学理论都可置入的模式”便有些言过其实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外”，比如位于“作品⇌读者”第三阶段的“知音论”，其丰富内涵恐怕就不限于“审美论”一维；又如历时性观照文学的“通变论”，似乎很难完全被安置在某一阶段。学界对诸如此类的破碎、偏颇、龃龉、隔阂、削足适履乃至以概念代替历史之处多有举证，此不具论。41
时过境迁，当我们带着“后见之明”再来阅读《中国文学理论》时，多半会不再认同刘若愚所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这种分类至今仍未获得普遍采纳”，陆机《文赋》中“较不重要的似乎是技巧和审美概念”，刘勰《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式的判断；很有可能感慨“批评的理论批评”与“批评的实际批评”式的区分过于烦琐；乃至于不满该书将《诗大序》分别划入决定论、表现论、实用论三章，只征引钟嵘《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一句，基本忽视丰富的戏剧和小说理论（尽管著者视其为资料选择方面的特色）等做法。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性对待《中国文学理论》的缺憾呢？
经典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绝对正确。其实，刘若愚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认识也并非一蹴而就与一成不变。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诗学》中，刘若愚依据文论家对“诗是什么”和“如何写诗”两个问题的回答，归纳出四种诗学观——“道学主义的观点：作为道德教训和社会评论的诗”“个性主义的观点：作为自我表现的诗”“技巧主义的观点：作为文学训练的诗”和“妙悟主义的观点：作为默察的诗”。42其中，“个性主义”“技巧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表现论、技巧论大致等同，但如果依据“诗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教训”43和“诗是诗人对世界和他自己心灵默察的体现”44界定来看，“道学主义”与实用论、“妙悟主义”与形上论和审美论，便很难吻合。从“四观”到“六论”，刘若愚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认识也在逐步调整。在《中国文学理论·导论》里，刘若愚曾以括注的形式申明：“我早期的著作《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中，对中国诗观的讨论，过于简略，需要再加以阐发与修正。”45刘若愚诗论的发展过程，可按照萌芽期（1962年）、发展期（1963—1974年）、成熟期（1975—1982年）三个阶段图示如下46：
与早期的《中国诗学》相较，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却放弃了“诗是境界和语言的探索”式的总体论说，而是采用框架式结构分论中国文学理论的六个方面。这固然更全面，也更稳妥，但问题在于“一旦以这个理论推论建立的框架作为根本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当难以在具体理论文本和框架之间达成逻辑的一致性时，就容易导致某种对中国文论的表述‘混乱’”47。所谓“师其意而不泥其迹”，拥有“后见之明”阅读优势的我们，与其恪守刘若愚五十年前的“六论”“照着说”，倒不如以此为基础“接着说”乃至“反着说”。这种批判性的经典阅读，落实到《中国文学理论》，步骤至少有三：一是不囿于语段中的关键词，回归中国文论经典的篇章语境；二是不限于书中“六论”，补充刘若愚未及就而今日不可无者；三是不困于西式话语，提炼标识性的中国文学理论经典命题。
据此，本《导引》尝试以今日通行的“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的八个维度）为经，以“不打破鸡蛋”的文论元典篇章式阅读（从《诗大序》到《诗文评的发展》）为纬，以中国文论经典命题（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为话语标识，同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原著构成多重互文与对话关系：
一、《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理论”（从艾布拉姆斯到刘若愚）
二、本体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诗大序》到《诗品序》）
三、价值论：立功立言，所庶几也（《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对读）
四、创作论：放言遣辞，良多变矣（《文赋》细读）
五、作家论：诗之为技，较尔可知（《诗品》选读）
六、作品论：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二十四诗品》与《文章辨体序题》）
七、接受论：文情难鉴，谁曰易分（《文心雕龙·知音》与《读第五才子书法》）
八、批评论：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叙》与《诗文评的发展》）
九、通变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的《通变》与《时序》）
以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为基础，本书将继续追寻“中国的文学理论”，但又有所通变：一是遵循刘若愚原著理念，注重“中国的”而非“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立足中国传统文论经典，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结合当下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呈现中国文学理论本土话语的效力与魅力（“借石攻玉”之谓）；二是注重通识理念与博雅精神，尽可能兼顾“文化及文学”“从实践到理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古代的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的理论”“现当代文论、现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等有关文学理论的各个维度（“圆照博观”之谓）；三是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尽可能从具体的文本与事例出发，引导读者感受身边的文学理论，发现“不隔”的文学理论（“操斧伐柯”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