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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佛经整体上由三藏（Tripiṭaka）构成：经藏（Sūtra），律藏（Vinaya），论藏（Abhidharma）。依传统印度佛教的观点来看，“经”是一篇较短的文本或是一些教言的合集，如著名的《梵经》（Brahma-sūtra）；但汉文佛经也包括了由无数大小章节构成的长篇著作。一部佛经可能由多卷构成，如《大般若经》（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就有六百卷；也有较短的版本，如同属般若部的《心经》（Hṛdaya-sūtra）就只有一页，与一篇短奥义书（Upanishad）接近。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总体上一部经有数卷，称为“品”；经通常被认为是佛陀亲授的教言。律藏也被认为是佛陀所授的，它包括行为准则与寺院清规。这些教言在佛陀涅槃（Nirvāṇa）之后，由弟子们在结集时背诵并记录下来。诸对法论（Abhidharma Śāstra）则是对那些同样是佛陀所授之教义的解释，由后世弟子写成。最新的三藏编目由曾任支那内学院研究部主任的吕澂（1896—1989）于1980年出版；这一编目清晰勾勒了三藏的全貌。(1)笔者在此引用这一权威资料，并将其译为英文：

经藏（总688部，2790卷）

宝积部　0001—0249

般若部　0250—0326

华严部　0327—0394

涅槃部　0395—0424

阿含部　0425—0688

律藏（总210部，879卷）　0689—0898

论藏（总196部，1094卷）　0899—1094

附疑伪外论　1095—1113

除开以上三藏，还有密藏，也应被纳入三藏之中，故此

密藏（总388部，639卷）　1114—1497

附疑伪目（7部，26卷）　1498—1504

这些只是译经，中国佛教徒对这一浩瀚文库的贡献亦十分巨大。在历史上，中国佛教逐步形成了六或七个主要宗派，这些宗派的经典包括论、注、疏、答问、历史、词典、目录及其他杂类著作共582种4172卷。这种分类系统比日本《大正藏》（Taisho）稍粗略些，但仍然足够全面且合理。仅仅是木刻雕版的历史、新版本的编纂与流布，已经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佛学大师欧阳渐（1871—1943）在半世纪前已有大成。(2)

上述的统计不过是让人一窥汉文（或者说在汉地的）佛教三藏之浩繁的卷帙。藏文的佛典翻译也是极好的参照。北京版《甘珠尔》（Bka’ ’gyur(3)）（其中包括经藏和律藏）有1055部，论藏则被收在《丹珠尔》（Bstan ’gyur）中，共3962部。其他的蒙文或满文译本体量同样浩大，也同样重要，但此二者近来引用得相对较少。

当代的印度或中国学者不应忘记先辈们的宏伟成就。如果我们现在的视野仍局限于韦檀多哲学的某些流派的话，这些成就就是我们拓宽视野的理由。为研究这一如今在印度已几乎不复存在的宗教，人们的眼界也应放得更远。达斯古普塔（S. Dasgupta）的《印度哲学史》（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4)在探讨大乘佛教（Mahāyāna）教义时，仅使用了巴利文与梵文材料，他几乎不引用汉文资料，读者或许会对此感到遗憾。其他的欧洲佛教学者也多有同样的局限；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们总会觉得其中缺少了什么。伟大的灵修大师室利·阿罗频多虽然被誉为“当代的柏拉图”，对古印度、古希腊与受希腊罗马影响的西方古典文明都有着深厚而广泛的了解；然而，他对古代中国却知之甚少。这是我们中国人之失，因为我们没有让自己的文化为人所知；不然，以世界文化的标准，中国文化，不论古代或现代，都值得人们研究了解。近三四十年来，随着梵文古写本的出土发现，以及印度传统梵文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的、对于汉文中留存下来却在印度佚失的经典的重构或重译工作的开展，我们可以期待这些由乔达摩佛陀所教授的佛法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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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

(2)　欧阳渐：《欧阳大师遗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原注

(3)　书中出现的藏文转写一律改为现在通行的怀利（Wylie）转写。下文不再作说明。

(4)　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