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个人化的辩证

七月派诗人天蓝（1911—1984）1942年的诗集《预言》中有一首名为《无题》的短诗：

不用太息，

我将远去：

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

我，从单个人

走向人群。

我，

于我何所有。

而我亦回顾

我从那里来，

我又眷念那生育我的陇野。

呵，永相望，

爱我者，

在我的遗忘中。(34)

“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我，从单个人／走向人群。”天蓝这句富于节奏感和仪式感的诗句，言简意赅地抓住了一个曾让很多心系革命的现代中国作家和思想家念念不忘的主题：个人向集体的转变。与想要分析、了解群众的欲望同样迫切的，是一种认同群众、融入群众的欲望；这两种欲望常常彼此交融，但有时也会相互竞争，各不相让。正如天蓝的短诗所示，历史的进程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这种盛行的观念和一种亟须在涣散个体和某种群体间建立联系的紧迫性交织在一起，让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时代的蜕变深信不疑。(35)加入群众之日正是超越自我之时，这样的想法自20年代中后期越发流行：就像年轻的诗人殷夫（1910—1931，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说的那样——“我突入人群……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36)——“非我”成了实现自我的前提和证明。这种背离个体化自我的转向，正与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后五四“革命文学”的左转同时，通常被解读为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取代了之前以个人主体性为中心的讨论。(37)这种思路往往把“自我融入群众”的故事解读为集体对个人的淹没和吞噬，因此也便容易忽视另一种可能，亦即在很多现代知识分子看来，群众恰恰“孕育了新型的领袖和个人主义”。(38)如后文将要展示的，对“群众”的发现和对“我”的歌颂以一种共时、辩证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本书希望通过对这种关系的仔细考察，来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反思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

学者常常把“内转”（inward turn）作为现代性的阐释线索，把局外人和孤傲的叛逆者作为现代个体典型，对群众书写的关注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考量这种传统观点。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孤独、压抑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政治革命对立起来。大都市人群中孤独、自恋的漫游者成了现代个体的典型形象，而远离人群更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很多学者（大致可追溯到卢卡契）都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革命与现代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将内省、超脱和对社会现实的冷漠视为后者的标志。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种解读。与之相反，他们强调现代性的核心不是孤独的内省。文学研究者像迈克尔·特拉特纳（Michael Tratner）、乔尔·尼克尔斯（Joel Nickels）在近期的研究中开始把现代派文学和当时的大众政治以及各种群众心理学连在一起，论说现代主义恰恰是要突破19世纪个人主义惯例的限制。用尼克尔斯的话说，就是“现代主义幻想”（modernist fantasy）的主体不是远离群众的孤独者，而是把自己想象为“置身于诸众（multitude）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力量”：“作者把自己表现成走在大街、拱廊、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以求建立与诸众的联系并象征性地展现他们的潜能。”(39)

这类研究大多发端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2002）一书中，詹姆逊强调现代性的核心不是孤独的内省，而是“渴望一种超越自我的新存在”，这种渴望背后是“一种在自我中无法满足的势头，这种势头只有通过对现实世界本身乌托邦式的革命变革才能得以满足”。(40)詹姆逊因此重新思考了革命与现代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强调了二者背后共同的超越个体限制、突破孤寂的欲望。这里，詹姆逊援引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研究。在他那篇常被引用的文章《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1984）里，安德森讨论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力，他认为现代派起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对社会革命迫在眉睫的想象”。(41)沿着相同的思路，詹姆逊认为现代作家一方面笃信世界激变在即，一方面又不满于内省性的个体自我，两者共同激发了对自我消泯并与新兴社会力量结合的渴望。他们希图能抓住那些超越个人限制或者深藏于个人思想、体验之下的更强大、更宽广的力量和情感——詹姆逊把这种欲望叫作“去个人化的渴望”（longing for depersonalization）。(42)在他后来的著作里，詹姆逊进一步挑战关于现代性的传统观点，他指出传统观点“不仅假定了我们是从某种混沌的前个体化的群体（inchoate preindividualistic mass）中涌现出来而成为个体的，也预设了我们对于重归后个体化‘诸众’（a post-individualistic ‘multitude’）的恐惧”。(43)与这样的假定相反，詹姆逊的相关研究表明，对于很多现代作家来说，去个人化恰恰是个体化得以实现的前提。

詹姆逊强调现代作家希望自己的身心能和社会变革的能量融合在一起，对这种情感需要的重视能够帮助我们反思把文学现代性仅仅解读为“某种‘内转’”的局限。(44)事实上，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被一种相似的渴望所激励：虽然（抑或是因为）被边缘化到了社会和政治的角落，他们憧憬自身能够融入历史的洪流、化为变革的力量。(45)在他们的理论和文学书写里，我们都能找到一种对超越个人生活的执着，这是一种带着争强好胜意味的执着，在整个20世纪，它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彰显，并带来不同的后果。(46)这种对“集体之狂喜”（the ecstasy of collectivity）——借用伊懋可（Mark Elvin）意味深长的表达(47)——的渴盼让这些知识分子对加入群众充满了向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渴盼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对自身消解的忧虑。渴望与恐惧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吊诡地共存。群众，或被形容成汹涌澎湃的潮水，或被描述为病态扭曲的乌合，抑或被说成变化莫测的聚集，在激发作者为超越个体而欣喜若狂的同时，也常常唤起他们对永失自我的忧伤。

既渴求能够自然而然地化身到自发的集体之中，又希望能在解读群众、动员群众甚至为群众代言时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这二者之间的紧张不仅激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风雷动荡中群众的想象，而且决定了知识分子自身与他们笔下的群众之间常常惴惴不安的关系。对群众的理论和文学书写反映而非掩盖了这种紧张。一面是去个人化的渴望，一面是个体自我的顽固坚持，二者之间的辩证为我们解读作家和思想家们如何构想集体能量的爆发以及自身在这种爆发中的位置提供了线索，凸显了自我实现与自我否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融入群众并非机械地通向自我消解。与之相反，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拥抱迸发中的群众能否成为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取决于自身能否在这种融入群众的过程中既是转变的主体也是被转变的客体。在他们的笔下，“从单个人走向人群”（天蓝语）、“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艾青语）的转变，与“我”如何驾驭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休戚相关，变成群众的一员与成就自我息息相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关注的不仅是关于群众的书写，同时也是关于自我的书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意在重新思考以个体与集体、离群内省与外向入世之二分对立的角度来定义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传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