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幽微人性，达成更深刻的批评

遗憾的是，在一百多年间，欧洲和中国的读者对茨威格作品的所有解读由于不同的原因和作品的原轴产生了一定的偏离。在德国和奥地利，茨威格一直是最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之一。和中国读者的传统想象不同，茨威格本人并没有因为犹太血统和反战立场而备受尊崇；相反，许多著名作家曾经公开对茨威格表示过厌恶和蔑视。

20世纪20年代，在德奥文化界曾卷起过一股“茨威格抨击潮”，代表人物偏偏是当时奥地利文坛的三位顶级作家—卡尔·克劳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罗伯特·穆齐尔。克劳斯批评茨威格的作品逃脱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烙印，沉浸于用煽情的故事讨好诸国读者，无视德语文学的真正时代精神：“茨威格先生精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除了德语。”穆齐尔厌恶茨威格的外交手腕和做派：“他喜欢周游列国，享受各国部长的接待，不停地巡回演讲，在外国宣扬人道主义，他是所谓的国家精神的业务代理人。”霍夫曼斯塔尔一直不承认茨威格戏剧作品的价值，在萨尔茨堡戏剧节的审核中多次亲自把茨威格的剧作剔除。

在茨威格生活的时代，他遭受了种种责难和非议。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旅行，并热衷于和各种作家、名人、外交官建立关系；他被作家同僚讽刺为“漂泊的萨尔茨堡人”，到处出席作家协会和笔会的活动，在各种庆典上发表演说，在美国和南美巡回演讲；和他热衷外交和宣传自己作品的做派相反，茨威格本人在一生中从未加入任何政治阵营，也没明确表达过反法西斯的意向，哪怕在流亡时期，他也未曾公开或者在作品中表达过任何支持犹太人和反对纳粹德国的意向。一直保持沉默和疏离的茨威格受到了其他流亡作家的非难；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出版后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推崇，而是招来了一片骂声。诺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这部作品“可悲又可笑，幼稚至极”，因为茨威格在书中规避了时代和政治，甚至煽动民众主动回避与纳粹相关的问题；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毫不留情地指责茨威格“无知到吓人，纯洁到可怕”，因为他居然“在这部堂而皇之的传记中还用假大空的和平主义套话来谈论一战，自欺欺人地把1924-1933年之间充满危机的过渡期视为回归日常的契机”。

诚然，茨威格对政治的疏离和写作的方式为他在欧洲招致了长达几十年的骂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茨威格是20世纪罕见的、真正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作家。他作为拥有百万销量的作家和热爱文化事业的旅行者活跃在国际文学界，跨越了语言和种族的障碍，积极地通过各种刊物和译著为德奥居民传播先进的文学文化（比如通过他的努力，比利时作家维尔哈伦在德国获得关注），而且还参与建立了今日的国际笔会。同时，通过他的大量不受国别限制的文学与传记作品，茨威格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欧洲文化的一体化，从而间接对抗了纳粹所代表的右翼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事实上，和茨威格曾经为其写过传记的伊拉斯谟一样，茨威格本人规避政治并非因为怯懦和自欺欺人；和《重负》中的费迪南一样，他已经清楚意识到战争机器的残酷，然而他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抵抗，那就是通过写作，通过一种谨慎的审视，一种精神上的文化统一体的理念，一种不受限制的文学世界主义。与通过政治立场的作秀来彰显反战精神相比，茨威格更擅长通过对人性幽微的洞烛来展示世界的状态，从而达成一种更深刻的批评。与大多数同时期的作家不同，茨威格的小说作品一直聚焦人物纤毫的内心，挖掘其中的无限，从而在另一层面上通过人类的执念和受限的方式来展示历史对个体命运和自由的束缚。《象棋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个抨击纳粹暴政的故事呢？在B博士最终的自我作战与对弈幻觉中，破坏的机制已经成型，若不是命运的眷顾，他可能不只是一个受害者，甚至会成为杀戮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今时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和人生在欧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关注。2016年，德国导演玛丽亚·施拉德根据茨威格生平改编的电影《黎明前》聚焦茨威格和妻子在自杀前的最后日子，试图让他们悲剧性的决定变得可以理解；名导韦斯·安德森2014年入围柏林电影节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其灵感也来源于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并撷取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心灵的焦灼》等作品中的片段。可见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新的角度理解茨威格，理解他小说世界里的束缚与无限，理解他作品中的人性幽微处，理解他的文化世界主义，还有他对一个逝去的欧洲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