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邦、礼乐、器物：三代文明的生长空间、历史土壤和证明形式

城邑、文字、建筑是文明的基本要素。李学勤先生说：“近些年国内论著常加征引的考古学‘文明’要素，即（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型建筑。”[10]从文明三个核心要素的思路出发，可以将城邦、器物、礼乐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构成，以城邦对应5000人以上的城市；以器物对应文字，因为文字总是刻写在器物上的，例如甲骨、青铜、简帛，而器物涵盖的内容比起文字更广泛，更具文明的代表性；以礼乐对应礼仪型建筑，礼仪型建筑是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礼仪型建筑是适应礼乐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城邦社会、礼乐文明和器物艺术不仅在中国古典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典学区别于西方古典学的主要标志。

1.城邑文明与中国古典文明的生长空间

城邑既是古典文明生长的摇篮，也是古典文明活动的舞台。城邑的成熟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英国史学家柴尔德（Prof.V.G.Childe）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史前时代有两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一次是城市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扬[11]。城邑在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12]中国城邑文明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城邑的初现——城邑的国家形态——城邑的国家联盟形态——诸侯城邦形态——城邑的帝国形态等几个历史阶段。

城邦社会为三代文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生长空间。城邑是古典文明最适宜的土壤，正是因为城邦社会的政治空间，古代文明在夏商周时期有了生长的充分条件。夏代城邑缺少明确的考古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城邑建设的繁盛时期。而殷商一朝已经有了成熟的青铜文明、甲骨文字等城邦社会的标志性成果，因此侯外庐、林志纯、贝塚茂树等学者特别强调殷商时代是“城市国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有周一代既是古典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城邑文明、城邦社会发展最为充分、最为典型的时期。

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城邦封建，即是封邦建国。“封”是确立统治区域，是封土；而“建”是营筑统治的城邑。《周礼》每篇开头都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开头，“体国经野”即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即强调国野之分。封建一方面划分城乡，突出了“国”对“野”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封建是一种世袭封建，确立了宗族与家族对封土世世代代的统治权力，解决了生产资料的所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东方亚细亚的国家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只能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占有而不是所有，决定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处置是短期行为，而封建制度是世代所有，从而解决了生产资料的主人问题，不是短期占有，而是长期所有。这使得封建领主有了极大的政治和经济野心，调动了他们创造财富、开疆拓土的贪欲和积极性，封建城邦文明得以迅速扩展开来，社会的经济财富得以迅速积累。

国野之分不仅划分了城乡，还划分了阶级。居住在城邦里的人是“国人”、“君子”，而居住在乡野的人则是“野人”、“小人”，“君子”一词的含义最早是阶级的，而渐渐演化成文化的道德的和人格的。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3]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说下去，在中国古典城邦里一个人不属于城邦，便是野人、小人，而城邦是属于君子的。

城邦社会推进了知识的进步和传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对城邦公民进行古典共和主义的教育，知识训练是成为城邦公民的前提。中国古典城邦与古希腊城邦一样十分重视对城邦贵族特别是青年贵族的知识和道德教育，形成了以“六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周礼·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按照郑玄的解释，这是一个严格规范而知识完备的教育体系，五礼包括吉、凶、宾、军、嘉，六乐包括《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驭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郊衢、逐禽左；六书包括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六艺的知识体系中包括礼仪、音乐、历史、射击、驾驭、文字、数学等广泛的知识，有些知识我们已经不甚了解，足见三代知识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所谓礼乐射御书数，还只是“小艺”，“大艺”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教育，如果说“小艺”侧重的是实践技能培养的话，“大艺”则指向人的精神陶冶和心灵滋养，是转移人心的教育[14]。经典是周代贵族的主要知识构成，是士大夫必备的精神修养，引证经典显示当时人的知识修养与风雅精神。

2.礼乐文化与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

礼乐是贯穿于三代文明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三代文明的发展中，或明或暗，却连绵不绝，不断演进，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宗教仪式、政治制度、日常规范、行为准则、精神修养等完备的社会体系，成为三代文明的生长土壤和典型的代表形式。孔子十分重视夏商周三代之间礼乐文明的相互联系和充分吸纳：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夏商周三代之间虽然政治上朝代更替，此消彼长，而礼乐文明的传统却一脉相传，三代之间政治上波谲云诡、起伏跌宕，而文化上却一直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继承性，夏礼、殷礼、周礼礼乐相承，共同构成了古典文明的主体结构。

礼乐文化决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本政治结构。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架构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政治关系的远近。《尚书·禹贡》中的“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地理划分，看似是一个地理区域的划分，而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远近来确定的。按照《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仅姒姓被分封的就有十二姓之多。商代有着发达的宗族体系，而以商王族最有代表性。殷墟卜辞对商代宗族情况多有记载，有族、王族、子族、多子族、某族、三族、五族等名称。而西周宗族更是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姬姓为中心组成严密的社会系统。《左传·桓公二年》描述了这个社会结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礼制确保了整个社会各司其职，秩序井然。这个结构系统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宗族分封，一是嫡长制君主继承，这些礼制成为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政治基础。

礼乐文化决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本文化形态。“文化”一词出自《周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之化，乃为文化。文化的过程也是礼化的过程，即将礼乐文明的外在形态，转化为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行为和精神。而在三代思想观念里特别强调诗礼一致，《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提出过所谓“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的“五至”理论，孔子将志、诗、礼、乐、哀看成是一个彼此联系相互沟通的逻辑体系，礼的文化形态充满诗乐的艺术精神。古典时代的文化经典就是适应礼乐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诗经》的整理编辑、《尚书》的文献集成、《周易》的哲学阐释、《春秋》的历史记录等都有强烈的礼乐教化目的。

礼乐文化决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本人格规范。礼乐文化的政治结构与文化形态最终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因此礼乐文化的终极目的还是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尚书·舜典》就提出了“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的思想，孔安国注所谓“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基本人伦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增加了“君君”，从而完整地建构了政治与伦理一体的人伦思想体系。尽管五典的人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时常被打破、被僭越，但它却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则。《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曲，为细行之礼。在人格建设方面，礼乐文化并不仅仅提出宏观的理论原则，更注重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这些细行之礼从世俗和日常生活方面，对贵族子弟的言行提出了细化与雅化的要求，举手投足间都符合礼义的规范。比起祭祀、婚姻、官职、乡饮、乡射等重大的群体的礼节，曲礼则更细化、更生活化。

3.器物艺术与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

文明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精神总是凭借物质的基础而生长而表现，器物既具有实用的功能，也是一种文化呈现，是礼乐制度的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容。上古时代的石器、玉器、陶器、甲骨文字、青铜铭文等器物上表现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意味和艺术精神，因此古典学研究不能忽视器物形式与内容的研究。古典学区别于一般性哲学、历史、文学等研究的特点，就是它更重视考古手段，更注重以器物分析来证明古典文明的历史意味和艺术精神。

现代考古学和器物发掘是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依据。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中国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国器物研究也肇始于此。1999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苏秉琦提出了著名的“满天星斗”、“三阶段”、“三部曲”之说。苏秉琦认为，中原文化不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唯一源头，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和广大的地域空间范围内，中国分布着属性不同的六大区域文化。苏秉琦通过对古代考古挖掘的器物和遗址的总结，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方式可以视为不同文化裂变、撞击、融合三种形式，而不同的文化类型可以分为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苏秉琦的学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考古学、史学和文明研究中的“中原文化”一元论，而代之以“区域文化”的综合研究。其学说虽然是就考古学整体而言，但它为器物艺术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更大的方向，拓宽了一个更大的视野。

甲骨与青铜是中国古典学最具代表意义的器物形式。文字是文明的三大要素之一，甲骨学的研究是与古典时代的文字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而彻底说来，甲骨文并不仅仅属于文字学，甲骨书写是一种文化书写，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祭祀、宗教、制度、历史、艺术、文学等综合的思想观念，显现的是整个殷商人的全面的精神世界。

青铜器的出现在古典文明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青铜时代”构成了古典文明的重要阶段。张光直先生将中国的青铜时代定义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期”[15]，这既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发生期，也是兴盛期。青铜时代一方面标志着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历史水平，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文学、艺术、美学等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灿烂的青铜文化是灿烂的古典文明的代表形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青铜器有容器、炊器、食器等多种形式，而最重要的是兵器与礼器。张光直先生说：“青铜硬度大，是可以制作生产工具的，但是，在中国它却用来制作政治的工具，用以祭祀和打仗。”青铜本来是可以制作农耕之类的生产工具的，但在中国古代却主要用于战争和礼典，之所以如此，张光直认为是由于“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16]，青铜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传承权力也就是传承钟鼎等权力象征的青铜礼器。《墨子·耕柱》记载：

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是整体性连续性，三代青铜钟鼎相传，就是古典文明连续性的证明。“夏、商、周王朝的君王如此看重青铜器的政治含义，其他各级贵族也纷纷效仿，因而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区分各级贵族的一种重要标志物”[17]，青铜期的大小、陈列的多寡，不仅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且是身份的象征，这样普通的器物便具有了礼器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礼器不仅是具有政治权力的工具，还具有艺术和审美的意义。青铜重鼎在追求稳定的政治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造型艺术上雅正庄谨的审美追求。青铜乐器悠扬神圣的乐音，也给人以气势磅礴的艺术美感。商周青铜的文饰十分丰富，饕餮纹、云雷纹、夔纹、鸟纹、蝉纹等，多姿多彩，寓意深刻，体现出形式多样的审美风格。

在三代器物研究上，李泽厚《美的历程》运用克莱夫·贝尔“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分析三代陶器、玉器、青铜器的文饰之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为古典文明的艺术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著名观点。从贝尔的理论出发，李泽厚认为原始艺术中的几何文饰中看似纯形式的东西，其实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意味。早期陶器上的鱼纹、鸟纹、蛙纹等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的形式，其实这是历史意味长期积淀的结果。李泽厚将考古器物与美学的历史阐释完美地熔于一炉，向人们展示了“美学考古”的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