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功能缺失

导言

神经病学常用“缺失”一词指代神经功能的损伤或丧失，诸如说话、语言、记忆、视力、灵活性、认知等各种功能（或官能）的丧失。所有的功能障碍（另一个常用术语）都有带否定意义的医学术语：失音症、运动性失语症、失语症、失读症、失用症、失认症、失忆症、共济失调症，每个词都表示特定的神经或精神功能受损。病人因为疾病、受伤或者发育不良，可致部分或完全地丧失这些功能。

1861年，法国临床外科医生布罗卡发现，语言表达障碍（即失语症）通常是由于左脑某个特定区域受到损伤造成的，有关大脑和心智关系的科学研究便由此展开。这一发现开辟了脑神经科学发展的路径，也使得几十年后绘制出人脑结构图成为可能，将大脑所具有的语言、智力、知觉等特定功能同其在大脑中的特定“中心区”一一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敏锐的科学家们发现，这样的人脑结构图过于简单，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有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和生理基础。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失语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对某些识别和知觉障碍颇有研究，并为此首创“失认症”一词。他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失语症或失认症，就必须创立一门全新的、更为复杂精妙的学科。

弗洛伊德构想的大脑与心智这一新兴学科最终在二战时期的俄国成为现实。在鲁利亚父子、列昂季耶夫、阿诺欣、伯恩斯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神经心理学”诞生了。这门学科研究成果颇丰，鲁利亚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鉴于该学科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在西方的传播算不上迅速。神经心理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得益于鲁利亚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产生深远意义的《人的高级皮质机能》和病志传记《破碎的世界》。这两本书几近完美，但仍未涉及右脑。《人的高级皮质机能》仅探讨了与左脑有关的功能，而《破碎的世界》的主人公札兹斯基同样也是左脑遭受巨大损失，右脑则完好无损。实际上，整个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左脑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称其为“次要”的半脑，主要原因在于左脑不同位置受损所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右脑则不然。人们便草率地推测，左脑是人类进化的瑰宝，而右脑则较为“原始”。一方面，左脑确实更复杂，分工更为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后期的自然产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右脑控制着认知现实的重要能力，而每个物种要想生存都必须具有这种能力。左脑像是嵌入人脑中的电脑，负责处理程序和图表，经典神经病学关注的正是这些图示，而非具体现实，因此后来出现的右脑病症就显得十分古怪。

过去也曾有人研究右脑病症，例如安东在19世纪90年代的探索以及珀兹在1928年做过的类似尝试。奇怪的是，这些尝试并未引起重视。《工作的大脑》是鲁利亚后期的著作之一，其中有一节探讨了右脑病症，篇幅不长却引人深思，他在结尾这样写道：

这些缺陷仍然无人问津，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右脑在直接意识中的作用……人们一直忽视对这一极其重要的领域的研究……会有一系列论文专门对此详细地分析……尚在准备出版阶段。

鲁利亚晚年罹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确实写了几篇相关的论文，但尚未等到论文发表就与世长辞了。他把论文寄给了英国的格雷戈里，后来收录在格雷戈里《思想的伴侣》一书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未在俄国发表。

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某些右脑综合征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他们患的是一种特有的罕见病，巴宾斯基称之为“疾病失认症”，即病人觉察不到自身病症的存在。由于这种病不同于所有已知疾病，即使是最敏锐的医生也难以想象这类病人的内心世界或真实处境。相比之下，左脑综合征更容易诊治。尽管右脑综合征和左脑综合征一样普遍（不一样是毫无根据的），但查阅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文献时，我们要读上千篇研究左脑综合征的论文，才能找到一篇有关右脑综合征的文章。右脑综合征似乎与神经学界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然而，正如鲁利亚所说，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甚至可能需要一门新的神经学分支学科。由于这一学科研究的是个性和自我的身体基础，鲁利亚称其为“个性化的”“浪漫主义的”学科。他认为，这种学科最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例如，详细描述一位右脑严重受损病人的病例史，与《破碎的世界》一书互为补充和对照。他在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说：“写一写这类病史吧，即使是概述也好。这个领域大有奇妙之处。”我必须承认，自己也被这类疾病深深地吸引，因为它们可能会开辟前所未有的领域，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神经学与心理学，一改往日的死板教条，这一点令人兴奋不已。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受损，而是影响自我的神经失调。此类失调种类众多，病因大致可分为神经功能过度和神经功能缺失，所以分开讨论更加合理。不过，首先要明确一点，任何疾病都不是简单的功能过度或功能缺失问题。个体一旦患病，机体就会采取某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十分奇怪），试图恢复、替代、补偿、保持其原有特性。除了了解病人神经系统的受损情况，研究这些措施并对其施加影响也是医生的重要工作内容。艾维·麦肯齐对此做出过有力评论：

构成疾病或者新的疾病的究竟是什么？博物学家研究众多生物在理论上如何以一般方式适应一般环境，而医生关注的是单个的人，是与病魔斗争、力求恢复正常的人。

无论病人抗争的方式和结果有多不一样，这一“力求恢复正常”的共同动力很早以前就已被精神病学所承认，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诚如其他诸多方面一样）颇有建树。他认为，偏执狂患者的妄想并非病因，而是患者在极度混乱中尝试重建世界，尽管这样的尝试往往适得其反。无独有偶，麦肯齐写道：

帕金森病的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原先重要的整体遭到破坏，便引发了混乱，混乱在重建的过程中得到重组，但重建的基础并不稳定。

《苏醒》一书探讨的正是这种“有组织的混乱”，这种混乱由一种症状不一的疾病引起，而本书接下来的研究与之相似，也是由各类疾病引发的有组织的混乱。

本书第一部分“功能缺失”里，最重要的病例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失认症：“错把妻子当帽子”。这类病例意义重大。因为我相信，这些病例是对经典神经学中最根本的公理和假设的强烈质疑——尤其是任何脑损伤都会降低或消除“抽象和分类能力”（库特·戈尔德施泰因[1]的说法），病人只能对感情和具体事物做出反应（休林斯·杰克逊[2]在19世纪60年代发表过类似观点）。但在P博士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病人只是脑部视觉区域受损，却完全丧失了情感的、具体的、个人的、真实的感受力，只剩下抽象的和分类的能力，这样的结果简直荒唐。戈尔德施泰因和杰克逊见此情景会怎么说呢？我常设想让他们俩给P博士做个检查，然后询问他们：“先生们，你们现在想说点什么吗？”

注释：

[1]库特·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1878—1965），原籍德国的美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神经症、精神病、脑损伤等的心理治疗有大量的研究，也是为心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临床基础的西方知名学者之一。

[2]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1835—1911），英国神经内科医生，尤其以研究癫痫和卒中闻名，被后人称为“英国神经病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