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再现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全面回顾了194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
我们知道，7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历时三年的国共大决战。结果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段历史，我们称之为解放战争。
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是不是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完全不是。抗战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提升，国民政府也得到了西方大国的支持。抗战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多党合作制的民主联合政府。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愿望是只要取得了合法地位，就很满意了。所以，“双十协定”签订时，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当今世界，和为贵，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宣布“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了。这都说明当时共产党是真想和平，根本不想发动战争。
蒋介石虽然签了“双十协定”，但他内心里是容不下共产党的。签协议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战后重建，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军队调动还没到位。等这些事情都办完了，他就悍然撕毁协议，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发起进攻。
东北首先爆发大规模冲突。中央军委命令林彪在四平阻击国民党军，开始了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事实上，我军各部队质量参差不齐，没打过大规模的正规战。面对有美式重装备的、有正规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能坚持一个月，已经是极限了。我军将领后来反思：“四平保卫战虽然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
蒋介石当时信心满满，计划3个月消灭共产党。从1946年6月开始对中共关内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前4个月，共产党丢掉了100多个城市，仅有的几个中等城市如张家口、承德都被国民党军占领。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悬殊的态势，对中共是极为不利的。多数人都认为共产党不行了，就连我们自己的干部也信心不足。共产党127万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对国民党飞机加坦克的430万军队，有胜利的可能吗？
这时，共产党被逼到了绝境。敢不敢打？要打，还要打赢，真是难上加难。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思考了许久，跟国民党破裂还是不破裂？现在打可能打不过，但是如果不打，就更没有生存的可能，这个决心很难下。
经过认真的思考，毛泽东在1946年7月6日给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李富春、司令员黄克诚发了一个指示电：“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对全党全军发出了第一个号召：敢不敢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这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战略抉择。退让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决斗争，才有生存的希望。毛泽东为什么敢于作出这样的决策？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谈到世界大势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坚信：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先进的武器，而是谁能代表民心。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支持，共产党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战区的干部战士鼓起勇气，团结一致地投入自卫战争，第一年是敌军进攻，我军防御。但是这种防御是积极防御，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战中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解放战争前8个月，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自卫反击下，损兵折将，进攻势头减弱，士气下降。蒋介石被迫调整战略，从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有二十几万人，有强大的战斗力，但在陕北我军仅有两万余人，兵力严重不足，胡宗南的部队却有二十万人。彭德怀临危受命，担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我军是不搞被动防御的。通向延安的路有多条，并不知道敌人从哪条路来，要多少兵力才能守住防线。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决策。让胡宗南背上包袱，而我军则是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歼灭敌军一团一旅的有生力量，使敌军顾此失彼，这叫积极防御。
延安失守，蒋介石极为兴奋，认为是一大胜利。我军干部战士则心情沉重，大家都不知道今后的前途如何。延安的干部向山西转移，转移的过程存在混乱。大家扶老携幼，牵牛赶驴，带不走的物资只好就地掩埋，一路上难免饥寒交迫。中共中央转移到黄河边上，开会时五大书记中的四人，都建议毛泽东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要留在陕北。
在最困难的时刻，全党全军都看着中央。如果中央也撤离延安，如何鼓舞全军的士气，如何面对陕北百姓？越是关键时刻，中央领导越是要作出表率，越是要有担当。枣林沟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一个精干队伍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刘少奇、朱德率领大部分机关干部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
这是一个重大决策。此后一年间，毛泽东和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毛泽东是意气用事、不顾危险，硬要留在陕北吗？当然不是，毛泽东是经历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领导人，他非常善于把握敌我形势，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决策。他之所以敢于留在陕北，是因为我方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情报和信息的优势，敌军的一举一动都可以通过地下情报机构和电子监听部队获得准确情报。而胡宗南则是信息不通，始终找不到中共中央的确切方位。二、陕北百姓受共产党教育多年，军民关系非常密切。百姓是保卫党中央的铜墙铁壁，所到之处都自动为中央保密，从未发生过叛变和泄密事件。三、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千沟万壑，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不利于大军行动。国民党军要想搜索中共中央的行踪，是非常困难的。基于此，毛泽东才敢于率领几百人的小部队，和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捉迷藏。
毛泽东带领中央纵队开始了艰苦行军。胡宗南判断中共中央会向东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偏偏向西，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彭德怀率领主力部队埋伏在国民党军的必经之路，连续打了三个歼灭战。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胡宗南的士气，初步稳定了陕北战局，也给陕北军民坚持斗争鼓舞了信心。
毛泽东在行军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躲避国民党军的追击，他一路上还要思考如何指挥各战区的作战，特别是如何扭转陕北战局的问题。所到之处，他看到了陕北百姓的穷困和战争对陕北解放区的摧残。百姓转移避难，村庄和庄稼地被国民党军蹂躏摧残。百姓种不了地，哪里来粮食？百姓没有粮食，如何支撑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感觉到：不能让解放区再承受战争破坏了，要把战争引向国统区。
1947年7月的小河会议，毛泽东作出了中原我军三路出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决策：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华东野战军主力出击豫皖苏。当时大家还理解不了中央的意图，感觉离开根据地、无后方作战，会遇到很多困难，胜利把握不大。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绝密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这个电报对刘邓震动极大。从陕北当时的局势和情况看，就能体会毛泽东为什么急于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刘邓决心不待休整，不待华野配合，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立即行动，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这个行动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使我军第一次赢得了战略主动权。此后，陈谢集团渡黄河挺进豫西，华野主力在中原连续歼敌。解放战争的局面开始扭转。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纵队在陕北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胡宗南的部队逼近靖边，毛泽东和中央纵队连夜冒雨转移，在山沟里艰苦行军。有时候与敌军只隔几里地，毛泽东一生中还未遭遇过如此危险的局面。当时一方面保持隐蔽，另一方面做了分散突围的最坏打算。幸亏没被敌军发现，敌军又因粮食不足撤退，中央纵队才在小河村安顿下来。
在小河村住了40多天，因电台暴露方位，国民党军又向靖边扑来。中央纵队再次转移，向西北野战军靠拢。这时，西北野战军一打榆林失利，被迫向葭县转移，国民党军两路包围，要在葭县与我军决战。这一段时间情况非常紧张。在此之前，西北野战军的最大战果是消灭敌人一个旅，这次要吃掉敌人一个整编师，就必须有两手准备：打胜了，我们就自如了；如果打不赢，就要做走的打算。
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部队到黄河边上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葭县中共中央所处的位置逼近，中央纵队处在极端危险之中。这时，中央纵队在黄河与无定河之间东西不过五六十里，米脂和榆林间南北只有三四十里的狭小地域辗转行进。周围都是国民党军，战斗一打响，到处是战场。这是中央转战陕北途中，继王家湾之后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冒着暴雨和山洪在夜间行军，河水暴涨过不去，战士们拆了一座小庙，用木料在河上搭桥，终于甩开敌人，与西北野战军会合。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绝地反击，在粮食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战士们忍饥挨饿，包围钟松的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陕北战局转折的一战，毛泽东高度评价：“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毛泽东说：“战争的主动权掌在我们手里。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而主要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
陕北和中原战场，我军已转入反攻。毛泽东又在考虑新的战略方针。在神泉堡，他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第一次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也在《解放日报》同时发表。
这是一个新的飞跃。从战争初期的“敢不敢斗争”到此时的“敢不敢胜利”，毛泽东的超前思维又一次给全党全军指明了方向。为了部署全面战略进攻的计划和行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他庄严地宣告：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总结了我军的十大战术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等。这些原则至今都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最重要的是获得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次会议上，土改纠“左”、新解放区和城市政策、团结民主人士等问题，也相继提上日程，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重点。
领袖的作用，就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以高屋建瓴的战略远见，指导全党和全军的工作。毛泽东不仅在陕北坚持斗争，给全党全军作了表率，而且他在艰苦的转战中不断总结经验，及时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政策，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在陕北这个最小的指挥部，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2月的宜川战役，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整编第29军，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场局面。胡宗南由攻转守，我军进入关中平原。西北野战军是各战区中条件最艰苦、装备最差的部队，经常是在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坚持作战。
这时，形势发展很快，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土改纠“左”，制止乱斗乱杀，实行真正的耕者有其田，让贫苦农民获得温饱，支持解放战争。城市政策，改变开仓济贫的老办法，保护城市工商业，使城市在解放后能正常运转，为新政权提供税收和资金。这些新问题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大声疾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然而，各战区在执行政策上参差不齐，有的各自为政，自搞一套。这些都需要中央加强领导，特别是将主导权集中于中央，反对分散主义。这时，中央就不宜留在陕北，需要到西柏坡和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1948年3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开始运动作战的时候，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双方实力如此悬殊，共产党能打赢吗？毛泽东不仅不过黄河，还要坚持在陕北与胡宗南斗争，很多干部都捏了一把汗，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但是毛泽东从容不迫地与国民党军周旋。说是从容，其实非常艰苦。今天沿着毛泽东走过的山沟、住过的窑洞重温战争岁月，这么深远的黄土高坡，蜿蜒曲折的小路，破旧简陋的村庄，连饮水都非常困难，毛泽东他们是怎样生存的？不能不佩服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超强的生存能力。
在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一面与国民党军周旋，一面在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在解放区内线作战最艰苦的阶段，他提出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打到外线去，不要怕无后方作战。三大主力南下，使山东河北解放区从战争摧残中解脱出来，百姓可以安心种庄稼、养娃娃。解放军从国统区获得补给，减轻了解放区的经济负担，这确实是个高明的决策。当战争局势扭转后，毛泽东又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指导全党全军夺取战略决战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谋划蓝图。
重温这一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这个转折过程中，我们也作了双方的对比，看看国民党统帅部是怎样把优势一步步地化为乌有，国民党军内部是怎样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统帅部决策错了，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了作用。从国民党由盛至衰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历史教训。
本书汇集引用了大量历史档案和第一手资料，将论述和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对陕北解放战事的叙述，力求真实客观，不回避当年的艰苦和困难，也不盲目拔高和赞美。一些关键地点，作者做了实地考察，厘清了一些文献记载不全的问题。总之，这是目前对陕北解放战争最详尽的记录和叙述。希望读者看了之后，认为这是一部史料翔实、真实可信的研究专著，也是对那些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奋斗和牺牲的前辈们最好的传承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