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意图动机是一种典型的私有信息，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很难一目了然。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间相互防备，身陷纷繁外交事务困扰的领导人也并没有“读心术”，只能依靠情报信息、个人经验与基于对方的印象进行判断，这种判断与其说源自政治艺术，不如说是需要收集对方意图信号的策略。然而，国家间的意图是否可以识别？政治领导人一般会更加关注哪些信号指标来识别与评估对手的真实意图？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伦·亚希-米洛的力作，基于扎实的档案资料与面对面访谈，回答了领导人和情报部门如何识别对手意图这一重大学理与现实问题，取得了开创性研究成果。1最为引人入胜的是，本书展现出极强的跨学科分析视野，在通篇行文中，亚希-米洛娴熟地在情报学、外交决策、冷战史、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等多个领域来回穿梭，游刃有余。本书提出了选择性注意理论，为外交决策分析贡献了原创性分析框架，并基于此获得了默森国际安全中心的“弗尼斯最佳图书奖”（Furnnis Book Award）与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外交研究最佳图书奖”（DPLST Book Prize）。
国家之间如何理解彼此意图，是关涉战争与和平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在相互竞争的对手之间，双方紧密观察彼此的一举一动，但是各自捕获的意图信号千差万别。即便在一国内部，政治决策者与官僚部门之间，大多数的外交政策分歧根本上源自对对手意图理解的差异。在国际互动中，两个对手之间还存在第三方、对手的盟友等诸多行为体影响，这就使得意图识别过程更加复杂与困难。一般而言，神秘的情报部门在洞悉对手真实意图方面具有专业特长与特殊渠道。但现实中，情报部门的预测错误却比比皆是；很多领导人甚至开始不信任情报报告，转而依赖自己的消息渠道与个人政治直觉来推断对手的真实意图。这就存在着情报组织路线与领导人个人路线之间的竞争、互补与冲突的问题。亚希-米洛曾供职情报部门，又继承和发扬了其导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认知主义分析方法，对该问题的探索与追问也别具一格。
长期以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到底如何形成信任的问题，是我本人一直关注的学术困惑之一。早在七年前，当我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本书就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并曾为此写过一些书评。2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中，我又反复多次阅读过这本力作，越发觉得作为政治心理学路径下的研究作品，本书不仅有清晰的实证检验，还主动与理性主义理论进行对话。甚至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评价本书道：“《洞悉对手》对国家间如何评估彼此意图进行了精彩分析，为该领域贡献了卓越的研究文献。令人吃惊的是学界关于该重要问题的分析，很少有像亚希-米洛那样深刻全面。”3因此，当我收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后便欣然接受，能够将这本不可多得的政治心理学之作介绍给国内读者，既有助于促进国内学界的外交信号理论研究，也是学习和倡导扎实的档案研究方法的切实需要。为更好从理论谱系角度理解本书，下文从问题意识、理论要点、逻辑机制与学术贡献四方面进行简要评介。
一、研究问题：无政府状态下的意图识别难题
国际关系类似于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无政府市场。在缺乏稳定国际机制和有效声誉约束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实力容易辨别，但是意图只能猜测。意图是一种私有信息，只有行动者自己才真正明白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作为无法直接观察的私有信息，国家意图的展示与识别需要以信号为媒介，那些私有信息的信号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沟通成本。在本书中，亚希-米洛首先界定了自己研究的因变量“意图识别”。她将对手意图的认知定义为：观察者对对方外交政策目标（政治意图）与使用武力以达到目标的倾向（军事意图）的一套信念系统。为了与战争中的极端情况相区别，亚希-米洛选择的评估案例大多集中在和平时期（或战争爆发之前），关注的是对手之间的长期意图识别。作为因变量的“意图识别”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变量，而是在一个从善意（benign）到敌意（hostile）的连续谱上来回变化，而根据对方改变现状的决心的程度基本可以划分为五类：不受限的扩张主义者、受限的扩张主义者、不受限的机会主义者、受限的机会主义者、维持现状者。
而到底如何准确地识别出这五种意图，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路径，理论争论与政策模糊增加了意图识别的不确定性。如果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都抱着一种对他国“有罪推定”的态度，不相信他国有和平善意，那么每个国家都生活在猜疑与恐惧之中，最终导致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难题，让和平的国家在压力下难以真正展示自己的意图。安全自助的国家，对对手的意图担忧主要体现在三点。
其一，意图稍瞬即变，今天的善良意图在明天就可能变成敌意。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攻击能力的同时是否也心怀进攻的意图。其二，合作涉及收益分配，在收益还没有到手之前，所有的许诺都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那些在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大收益份额的国家，必须反复向其他成员国作出可信承诺，以保证自己不会将累积的相对收益转化为对对方的威胁。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意图识别更为敏感，如何传递可信信号以克服承诺难题，是缓解安全困境的重要议题。其三，可观察信息稀缺。行动者可以观察与了解的事实永远分布不平衡，这往往是导致误解与冲突的根源之一。无论情报部门的信息收集能力如何强大，外交决策者都无法完全掌握对手的所有信息，外显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观察的信息，也只是意图这座冰山的一角而已。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对意图识别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最为突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永远无法识别对方意图，国家也不会主动告诉所有人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既然意图高度不确定，那么外部观察者就只有将其作为一个不可研究的变量，最后可以观察的就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当实力对比失衡时，无论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进攻性现实主义都强调制衡、预防性战争，这也是国际政治的悲剧所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把国家意图往最坏的方向推测，而这种“最坏情况现实主义”（Worst-Case Realism）将激化安全困境的误解螺旋，让原本善意的国家被迫采取恶意行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尽管意图不可观察，但是如果国家能够展示可信的意图信号或指标，那么安全困境就能缓解，合作也就水到渠成。由此，意图不确定性既可以导致冲突，也会造成合作，关键是要明确不同的发生条件。外交决策者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需要不断试错，并及时更新信念。
二、理论要点：超越现实主义的意图识别路径
国际政治信号互动往往包含信号传递与甄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理性主义分析大多关注信号传递，但是信号甄别与主观认知才是决定信号是否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认知与信念是国际互动的永恒解释变量。罗伯特·杰维斯创造性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错误认知、信息加工与欺骗问题4，并强调信息加工与解读过程的主观误解。认知心理学研究认为，昂贵成本并不能解释所有观众成本运作机制，需要找回观众的认知偏好。在亚希-米洛看来，信号甄别者并非对所有的昂贵成本信号都感兴趣，而是对那些显著突出的生动信息印象深刻。通过一手档案分析表明，在缺乏第一手信息或个人互动经验时，领导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动的事例与信息，而勉强依赖那些枯燥、抽象与客观的情报分析报告，即便后者是极为真实的也不一定会得到很大重视。整体而言，该书的理论要点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选择性注意是简化认知负担的信息过滤器。在理想情境下，行动者早期的信念与态度，会基于对新信息的“锚定”评估，对可信度印象进行动态调整。但大多数行动者都是目标导向的信息处理者，倾向于以有方向性的偏见来评估信息。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过载两种极端情境下，领导人需要借助认知启发模式对信息进行简化。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普通民众也会采用启发式认知捷径，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对国际谈判进行简化。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这些现象视为人类推理与认知的成见特性。在根据新信息进行信念更新之前，认知偏好会不对称地引导行动者重视某些信息，忽视其他信息。正如亚希-米洛所说，个人“选择性地关注”信号，通常会寻找与他们先前的态度相符的信息，这是一种确认偏差。5因此，个体不仅会轻视与他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信号，还会寻找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信号。信号接收者可能以支持或强化其既有信念的方式来解释信号，从而使信号传递效果南辕北辙。
第二，刻板印象影响信号解读。理性主义的观众成本是领导者在公开威胁后而退缩所引发的“捆绑双手”成本。然而实际上，选民是否会惩罚领导者取决于其主观认知能力。在危机期间真正重要的是，在决策者脑海中形成的关于对手的印象，是综合诸多信息后形成的整体画面。此外，领导人通过日常交往与私人互动中的印象感知，形成清晰的刻板印象，这比抽象的、复杂的信息更容易被获取和记忆。在“面对面外交”（face-to-face diplomacy）中，领导人不仅关注话语信号，还关注情感倾向、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话语口气与无意识的反应信号，这些能够传递出与昂贵成本信号所不同的内隐信号。当然通过刻板印象来推断他人信号是有风险的，这也意味着信号解读与印象认知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与昂贵信号理论所强调的观众成本逻辑存在差异。
第三，“热认知”与“冷认知”相互作用。国际政治信号的传递与解读都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价值观取向；观众成本理论不能将观众视为是冰冷无情的行动者，其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情绪与价值观为观众成本机制增添了规范性色彩。观众成本理论所指出的“观众可能关心维护荣誉”，其实是一种价值规范动机，而非工具性动机。尽管声誉维护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基于此而惩罚领导人则是一种情感性反应。6亚希-米洛认为，情感性回应塑造行动者的信念与决策，那些醒目的、印象深刻的信息会第一眼被人抓住，会被赋予过多的关注与权重；而那些抽象的、死板的、缺少具体内容的空洞信息则常常被忽略。瑞安·布鲁特格（Ryan Brutger）通过调查实验测试了观众对领导人违背国际承诺时的信任感知变化7，证实观众成本具有可变性与灵活性：当观众注意力发生变化后，国际政治信号的效力就会打折扣。
三、逻辑机制：生动信息、领导人会面与选择性注意
选择性注意理论批判的对象是主流理论长期倡导的三大竞争性理论：能力论（Capabilities Thesis）认为，军事能力及军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并塑造了国家意图；军事学说理论（Military Doctrine Thesis）强调，进攻理论、防御理论与威慑理论揭示了对手迥异的政治意图及军事意图；而行为信号论（Behavioral Signals Thesis）认为，某些当前或过去发生的、基于非物质能力的行动有效地揭示了对手的意图。基于此，亚希-米洛对意图识别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得出了以下结论：生动性信息与主观可信性信息会对个体决策者的意图评估产生重要影响，科层组织的偏好会对情报机构的意图评估产生重大影响。
生动信息的特殊价值
选择性注意理论指出，个人认知与组织评估在信息加工方面存在差异。决策者作为个人依据自己的逻辑信念、经验、需求进行判断，情报官僚机构有自己的宗旨与职责，其偏好影响对信息的筛选与注意力分配。关于意图的信号充满操纵、欺骗与模糊的复杂性，区分与挑选可信与有用信息需要推理策略与直觉判断，涉及意图解读的错误认知与信息加工过程。
首先，信息的生动性假设。“生动性”（vividness）是指“信息的情感性趣味，信息的具体性与可意象性，以及信息在感觉上与时空上的可接近性”。面对面外交的情绪感染更强，容易留下深刻印象。面对面互动时，那些醒目生动的信息往往会在第一眼就被人注意到；领导人的注意力分配更多受直觉或情绪感染影响。在缺乏第一手信息或个人互动经验时，领导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动的事例与信息，而勉强依赖那些枯燥、抽象与客观的报告，即便后者是极为真实的也不一定会得到很大重视。相对于生动的信息，领导人会轻视或忽视那些抽象的报告。
其次，“试金石”测试（litmus test）假设。国家可以通过对手对考验的反应来判断其意图，对手如果不能通过这样的考验，往往会被解读为是一种敌对意图，从而失去信任；如果对手的行为表明它通过了考验（即便对手是非有意的行为，或者对手并没有把它视为一个考验，但是客观上确实达到要求了），这种效果与生动信息一样，都有助于导致决策者的善意意图的认识。这种对生动信息的关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理性色彩。神经科学表明对情绪和情感的依赖是在复杂、不确定以及偶发危险的世界里前进的一种简单、迅速与高效的应对方式，理性与经验性观念是分析事物的两种重要方式。没有情感的推理，理性将很难独立发挥作用。
再次，个人接触假设。作为个人，领导人通过公开交往与私人互动中形成的突出印象对对方进行意图推断，这比抽象的、复杂的信息更容易被获取和记忆。例如，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在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面后，对其意图作了如下评论：“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发现他非常坦率，值得信赖。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能够触及他的灵魂。”面对面外交不仅涉及谈话的内容，还包括情感倾向、面部表情、态度、身体语言、话语口气与无意识的反应，领导人据此推断其意图、目标与决心。这种行为是没有控制地无意识流露出的信号，可以更加真实地帮助观察者区分“合作者”与“欺骗者”，包含内生可信的“指标（标志）”（index）信息。8当然通过印象判断他人意图是有风险的，过于自信反而会被对手利用与欺骗。在互动中我们根据相互的积极与负面经验无意地不断更新彼此的印象，这种印象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
最后，意图识别受到初始信念的干扰。A方怎么认知B方的信号强烈地受到A方对B方已有看法的影响，如果观察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即使信号极为清晰也可能不会留下任何印象。自身认知结构与初步信念影响信号解读效果，相比鸽派领导人，如果观察者自己是一个鹰派，他即使接收到很多正面信息也会很慢地、谨慎地修正对对方的看法，而一旦信息是负面的则会很快地改变看法。总之，个人接触与互动+考验=个人印象，而个人印象决定意图判断。
不同层次的意图评估竞争
实际上，一个国家对对方意图的判断是多层次的，这里只从外交决策角度看，涉及决策者的个人分析与情报机构的组织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意图解读逻辑完全不同，甚至会出现紧张与冲突。一方面，在个人层面，决策者只会预测到那些他们期待出现的东西。领导人受到自己的处世哲学与观念的深刻影响，即使用昂贵信号也难以改变，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化与社会学习的结果，而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组织层面，情报机构的报告具有选择性。由于军事与安全压力是最大的风险，情报机构都倾向于向最坏的地方思考，以防万一，他们重点关注对方军事力量的信号指标，这些物质层面的指标相对认知层面的指标更容易刻画与展示，因而情报组织专注于军事方面的细致的经验数据与信息收集，以推断对方的意图。
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意图识别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面对面互动中的生动性假设。对信息的情感性理解（情感外交）与时空情境性的阐释，而不是仅仅看其是否昂贵，即便那些看似廉价或不可信的信息，基于面对面的经验推断，也有可能被对方领导人认为是可信的。二是主观可信度假设。可信度基于经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在昂贵信号将取决于观察者自己的理念与对对方的预期。一旦主观建立起负面印象，那些在其他情境下的积极的迹象也会被忽视或认为不可信，被误解为一种宣传策略或软弱；对那些认为具有敌对意图的国家，更容易采取不信任态度。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昂贵信号被视为可信，有些却被视为不可信。特别是已经将对方视为鹰派意图时，观察者很难将高成本的战略确保行为视为一种传递善意的可信信号，这些信号也就很难改变观察者的评估与认知。
组织层面的信息加工则受到组织过程模式、标准化、程序化的约束。由于情报机构的首要任务与目标是防止对方的敌对行为，倾向于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去收集分析对方的军事动向。基于组织专长假设，情报分析员与一般的文职官员不同，受到科层组织强大的规范与制度规训，组织化过程塑造了他们的信念与信息选择偏好。对情报机构而言最严重的失败莫过于被指责没有事先预警，确保防止突然袭击是他们首要的任务，而不是真的掌握客观事实，因为他们不是科学家。在这种组织文化下，情报机构一般认为防止对手突然袭击的关键是它要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事，因此最基本的信息关注点是对方的能力变化，这塑造了组织层面的信息解读的偏好。况且军事信息是较为容易收集与跟踪的，正如美国对苏联的情报主要集中在物质实力、国防开支等统计报告上，而不去关心其内部社会的凝聚力或卫星国对其领导力的支持度。他们往往为了防止最坏事情发生，会在报告中突出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并展现情报部门的预警价值。因此可以把情报组织比喻成“刺猬”，用自己的逻辑去解释或掩盖其他的例外案例，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自我证实的悖论：国家过度依赖情报机构专家的实力评估数据来判断对方的政治意图，而情报专家被高度依赖和重视的后果是，专家为了自圆其说或维护自己的地位面对新信息时不情愿调整自己的判断。与非专家相比，刺猬型专家更难改变自己的信念，甚至难以更新自己的理念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两种认知模式的矛盾
首先，由于两套意图解读逻辑的存在，两者存在紧张与分歧在所难免，但是两者也可能就对手意图的判断保持一致。这种变化其实还是来自本文前面的假设，当领导人对情报机构的报告不满意时，他可以选择忽略或替换长官以改进分析，或者通过行政政策操纵情报机构运作。
其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判断比情报机构的判断更可能导致国家政策变化。毕竟作为附属服务机构，情报组织没有权力批评与改变上级的决策，当然这并不是说情报机构不能改变国家选择，它可以在国会、公众缺乏信息时发布关键信息以影响决策。
再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领导人评估的变化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评估对手意图的影响更大。评估意图仅仅是改变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对意图评估的变化并不会简单地导致政策变化。决策者对意图判断的变化是否影响国策，受国内政治竞争与情报部门的政策塑造能力等因素制约。
四、学术贡献与初步反思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通过国家间物质实力对比来推断对方意图。对此，本书指出仅靠对手能力来推测意图是不够的，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双方都在推测对方意图。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并不认为意图是由能力决定的，因为在苏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时，其意图在历史上也具有侵略性。在里根看来，苏联的行为，而非其军事集结，是侵略意图的最有力证据。事实上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等外国领导人公开和私下会面中多次重申：“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有武器，他们有武器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对方。”这是他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意味着里根认为意图反映能力，而非相反。里根同样承认，仅靠对手能力来推测意图是不够的，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双方都在彼此推测对方意图。
在既往关于“意图”问题的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影响意图评估的主要因素，较少分析其评估逻辑与认知模式，但亚希-米洛基于决策主体认知规律的一致性，对意图评估的逻辑过程进行了细致阐释。本书集中于国内政治中的领导人与情报机构如何看到对手信号，从主观心理认知角度批评了理性主义的昂贵信号理论，认为主观认知而不是客观成本决定了对对方意图的评估。本书最后得出的政策建议，其实对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亦有很多启发。如何促进中美领导人积极会面，增加峰会外交中的生动性信息展示，避免仅仅通过抽象报告或数据来推测对方，有助于避免中美战略误判，将双方竞争管控在非冲突的范围内。
在实证分析部分，亚希-米洛选取了1934—1939年间英国对纳粹德国意图的评估、1976—1980年间卡特政府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以及1985—1988年间里根政府对苏联意图的评估这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对选择性注意理论与三种竞争性解释进行检验。本书提出与主流昂贵成本信号逻辑不同的解释，强调即使是非公开、低成本的信号也可能被视为可信的意图指标，如生动性信号。当然，本书主要分析了一国在和平时期关于对手国家长期意图的评估，但其他研究者可以根据本书提出的核心变量与评估机制，进一步思考国家关于对手短期意图的评估、战时意图的评估等问题。整体上，亚希-米洛忽略体系变量与互动进程，特别是互动背景；她打开了国家行为体的黑箱，关注决策者个人层次与情报机构的组织层次在如何解读对手信号方面的差异，但是她选取的三个案例都是民主国家解读非民主国家的案例，不可避免留下了一些需要深化的学术问题。
一方面，打开民主国家的黑箱，意味着解读对手信号的行为体分散而多元，舆论媒体、民意观众、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构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偏好。本书出于理论建构需要控制了观众成本、选举周期、民族主义情绪、国内政治压力等因素，而这往往是信号理论的理性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为何仅仅选取决策者与情报机构这两个层次，而简化和忽略其他重要的行为体，这里没有很好地交代。另一方面，三大案例围绕民主国家如何看待非民主对手来展开，其理论解释力是否可以同样运用在非民主国家解读非民主国家，或者民主国家解读民主国家呢？不同国家政体是影响认知判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国际格局与博弈形势，例如紧张氛围与对方声誉，都会作用于决策者。因此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框架来看，她的分析层次依然属于第二层次与第一层次分析，忽视外部情景的作用。对此，亚希-米洛的分析有着惊人的去背景化趋势，忽视国际国内的二元互动博弈机制，以至于不能解释同样的领导人对同一个国家的认知为何会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上近年来信号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例如廉价信号的镜像神经元研究取得进展，从技术上打开了意图的“黑匣子”，揭示意图评估的因果机制。比如马库斯·霍姆斯（Marcus Holmes）在2018年出版的《面对面外交》一书中指出，前沿的镜像神经元研究方法能够揭示高风险互动中的意图识别过程。9展望未来，国际政治信号研究需要探究前沿性的研究话题。比如，如何理解“象征性信号”“无成本信号”，乃至建构主义、实践理论中可能存在的基于“集体知识”或“背景知识”，既不同于成本-收益逻辑，也不同于心理认知逻辑的信号逻辑。其中，社会实践理论开始反思认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足，强调在“面对面”外交沟通中领导人既有理性计算与权衡，也会根据互动的社会氛围（包括面部表情、身体信号与话语信息）综合捕捉对方意图的迹象。除了昂贵成本信号，许多琐碎的社会互动都可以传递外交信息。例如，馈赠礼物、展示双边贸易协定就可以视为愿意为未来关系投资的积极“信号”。面对面沟通更有助于进行欺骗甄别，外交词语的选择、说话的语气、身体姿态等都会传递出蛛丝马迹的意图线索。10在面对面沟通中，即便是那些被故意忽略的信息或被主动掩饰的意图，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多次面对面互动中被找到。
此外，交叉学科的知识积累，对领导人互动中的意图识别进行了深度研究，值得学习借鉴。例如，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等人通过实验室研究表明，携带特定基因的参与者，如果在早期生活中经历创伤性事件，更有可能对挑衅作出攻击性反应。11心理学实验发现男性荷尔蒙水平和支配行为之间的关系，暗示男性领导者热衷于为声誉而战。乔纳森·伦森（Jonathan Renshon）等人将皮肤电导率测量引入实验室游戏之中，探讨了讨价还价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12同时，话语叙事与信号表达研究兴起。外交话语是一种推断对方意图、展示行为者偏好、提升说服力的话语手段，那些被反复一致表达的话语具有塑造预期的力量。基于此，修辞叙事对信号可信度感知的影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
最后，需要促进多元范式的对话与整合。综合性的国际政治信号模型，有助于还原丰富多元的外交实践。信号研究面临着诸多新兴议题值得深挖：例如，信号欺骗与操纵的逻辑，目前学界尚未有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如何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思路，建构国际政治的信号欺骗理论则是未来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而且，在最新神经科学技术的支持下，镜像神经元研究发现面对面外交中的心理共情、情绪传染与感知同步特征，使领导人可以更有效地捕捉廉价信号，如何理解政治信号的复杂反馈效应，建构承诺信号的升级与降级理论，都是值得关注的理论创新动向。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大国崛起的信号传递与识别问题。崛起本身会打破既有国际秩序均衡，产生不可避免的承诺难题。面向未来，多元路径的对话与整合需要关注非西方国家经验，以拓展信号研究的理论视野。没有一劳永逸的信号传递方案，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可信度感知。在动态性的外交实践之中，需要综合把握理性成本与心理情感双重特点。能否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经验纳入国际政治信号理论框架，进而修正和超越理性与认知、昂贵与廉价的二元分析路径，是未来信号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注释
1．Keren Yarhi-Milo，Knowing the Adversary：Leaders，Intelligence，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2．关于译者对意图信号传递的理论思考请参见曹德军：《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3．见本书英文版封底推荐语。
4．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6.
5．Keren Yarhi-Milo，Knowing the Adversary：Leaders，Intelligence，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4—19.
6．Charles F．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1，1990，pp.3—21.
7．Ryan Brutger，“The Power of Compromise Proposal Power，Partisanship，and Public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World Politics，Vol.73，No.1，2021，pp.128—166.
8．“信号”（signals）是行为体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有意呈现出来的可观察信息。既然是有意识呈现的，信号就有可能被操纵，因此信号并不天然具备可信度。与信号不同，“指标（标志）”（index）是无意识呈现的外在信息，因而具有“内生的”可信度。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9．Marcus Holmes，Face-to-Face Diplomacy：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2—9.
10．曹德军：《首脑外交中的廉价信号传递及其可信度识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131—154页。
11．Rose McDermott and Peter K．Hatemi，“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Neurobiological Revolution：A Review of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Violence,”Millennium，Vol.43，No.1，2014，pp.92—123.
12．Jonathan Renshon，Julia J．Lee and Dustin Tingley，“Emotion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Commitment Problem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1，No.S1，2017，pp.S189—S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