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建立
2001年6月，布什提名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雷德为驻华大使。雷德从年轻时起就与中国打交道，曾任美中商务委员会驻华代表，美国使馆一等秘书和商务专员，并在中国当了25年多的律师和谈判代表，是一位中国通，尤其在两国经贸关系方面堪称专家。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他的任命得到认可，他将本着“明确、连贯、务实、负责”这样的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国接触，为总统10月对中国的重要访问做好准备。(1)
在“撞机”事件处理的末了，2001年6月28日，鲍威尔国务卿与唐家璇外长通了电话。鲍威尔主要谈的是伊拉克问题。唐家璇阐明了中方在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话题转到中美关系。唐家璇表示，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合作。10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将在上海举行，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为两国元首在APEC会议期间的会晤及布什总统会后访问北京做好准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鲍威尔表示完全同意唐家璇的看法，并期待着在7月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与唐家璇会晤，并欣然接受了此后访华的邀请。(2)
6月29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布什对莅会的杨洁篪大使说，美国飞机运回来后，他愿立即同江泽民主席通电话。中方作出积极回应。7月5日，江泽民应约与布什通电话，这是布什上任后两国元首首次通电话。江泽民强调，中美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这并不奇怪。两国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应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布什说，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能够找到广泛的合作领域。他一直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两国还可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表示期待着10月到上海参加APEC首脑会议并访问北京，期待着与江泽民进行坦率、富有成果的会谈。(3)
鲍威尔在亚洲之行前对媒体表示：
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巨大转型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基础。我将告诉中国领导人，随着中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接受世界的贸易和经济标准，我们将与他们继续合作共事。我也将谈到防扩散、人权和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在会谈中会非常冷静，顾及两国适合的程度，这两个国家正在构建更好、更友善的关系……我将把这一点说得绝对明确，我们期待着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美国不寻求与中国为敌。(4)
总之，随着“撞机”事件成为过去，两国关系开始回暖。7月上旬，中国决定恢复美国海军舰只对香港的例行停靠访问。(5)
7月24日至27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河内举行，25日下午，中美两国外长举行会晤，这是布什当政以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人权、核不扩散等诸多的问题交换意见。唐家璇针对美国国内怀疑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的焦虑，阐述中国的立场说，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中美合作的领域并没有减少，而是更为广泛。中美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或对手。美国有人认为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洲”，这种看法既没有根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中国欢迎美方在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愿意就此与美方加强合作。鲍威尔赞同唐家璇的看法，表示双方要面向未来，向前推进中美关系。并说布什总统期待着对中国的访问，即使是在处理“撞机”事件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访华的初衷，因为他希望并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过去。两国外长的这次会晤非常成功。唐家璇的讲话给鲍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鲍威尔曾对唐家璇提及，他对唐家璇的说法感到非常新鲜，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中方作此表示。由于双方的表态都很积极，这就为鲍威尔对中国的访问创造了良好气氛。
7月28日至29日，鲍威尔国务卿访问中国。这是布什当政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了鲍威尔。中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强调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共同努力，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江泽民说，中美关系正在改善。自1972年双方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以来，中美关系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两国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登高望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在存异中共同发展。(6)唐家璇在河内会晤的基础上与鲍威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鉴于布什本人及其团队的成员都曾说过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或“竞争者”，唐家璇把会谈的重点放在中美关系的定位上，力求促使美方对中美关系确定一个积极的定位。他表示，江泽民主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对于处理好当前的中美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也无意成为美国的敌人；两国开展交流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鲍威尔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一再表示，美国不需要一个敌人，也不寻找敌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建设性的关系，希望中国继续发展和进步，愿在寻求合作中相互促进，并表示，布什总统殷切期待着对中国的访问，他是给总统打前站来了。谈到中美关系的定位时，他说，他不选择“伙伴”和“敌人”这两个词中的一个，“美中关系是如此复杂，又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涵盖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将越来越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的关系”。(7)他还祝贺北京成功取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鲍威尔的这一说法是对“战略竞争者”提法的修正。它表明，布什政府已经正式决定停止使用“战略竞争者”或“竞争者”的说法来定位两国关系。
鲍威尔的访问是修复两国关系的一次积极努力。在会谈中，双方还就如何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具体安排：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将于9月在北京与中国财政部长一起主持两国经济联委会（China-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JEC）会议，商务部长埃文斯将于2001年稍晚与中方一起主持两国商贸联委会（China-US Joint Committee of Commerce and Trade，JCCT）会议，两国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MMCA）将于8月举行特别会议，两国还将举行防扩散专家会议。鲍威尔在会见中国领导人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布什总统相信，当然我也相信，美中两国之间的一种建设性关系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我们在亚洲的盟国和朋友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我期待着与我的中国同事们一起工作，拓展和加深我们之间的合作领域。(8)
7月28日，鲍威尔还罕见地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他在访问中说：
今天我想传达给中国人民的信息是：我们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新政府上任六个月来，美中关系确实有起伏。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现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经济利益、贸易利益。我们也将有分歧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所说的也许不被中国所接受，但是这些都是在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并且我们对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把中国看成是朋友，不是对手。(9)
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的阴霾，恢复了高层互访，双方都决定采取实际步骤推进两国关系。此次访问之后，唐家璇与鲍威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密切的个人接触。
但在布什政府内部，关于中美关系的认识远不是一致的，实际上国务院与国防部的看法分歧颇大。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国务院与国防部从“撞机”事件中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对国务院来说，与中国方面及时解决危机打开了与北京交流的渠道，而且渠道变得日渐宽阔。对国防部来说，“撞机”事件使美国有理由几乎完全冻结对华军事交流，实行更亲台的政策，并对一个上升的、“对美国抱有恶意的”中国对美国的长期危险发表政策声明。(10)国防部2001年9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是一个这样的声明。
国际关系并不总像人们预想的、事先安排的那样发展，一些突发事件会给国家关系和世界形势带来重大影响。“天有不测风云”，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北京时间9月11日晚），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相继遭到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发起的袭击。8时45分和9时3分，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美国民航客机先后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南塔和北塔，双子塔楼于10时许先后倒塌。9时30分，正在外地视察的布什总统发表讲话称，美国正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政府将对飞机失事原因展开全面调查。他宣布，这是一个“国家灾难”，美国政府不会姑息纵容任何恐怖主义行径。(11)9时45分，国防部五角大楼遭到飞机撞击，部分损毁。10时10分，一架遭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萨默塞特坠毁。恐怖分子本来是图谋袭击白宫的。
“9·11”袭击对于美国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地理上的优势，美国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免遭战火洗劫。珍珠港事变发生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离美国本土还远得很，从那里坐飞机到西海岸要5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从1865年内战结束以来，美国本土尽享太平和安宁。“9·11”袭击是一个多世纪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这样的打击。珍珠港事变中有2 3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1 300多人受伤。“9·11”袭击中蒙难的人数最初估计为3 500人，后来落实为约3 000人，大大超过珍珠港事变中的死难者。珍珠港事变发生时通信尚不发达，公众只是在事后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而“9·11”袭击发生时正好有记者在场，两架被劫持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景被拍摄了下来，立即通过电视向全国播放，这对美国人心理上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美国的“单极时刻”，超级大国的心态，“老子天下第一”成了一种美国的政治文化积淀。“9·11”袭击跟这种心理的反差太强烈了，真有天壤之别。美国原来如此脆弱，如此容易受到攻击。正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后来在一个讲话中所说的，“‘9·11’使美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2)
“9·11”袭击改变了美国战略界许多人和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首先，布什政府和美国许多战略家把柏林墙倒塌和“9·11”袭击相提并论，认为前者开启了后冷战时代，而后者则结束了后冷战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在冷战时代，主要对手是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没有一个是主导的危险，如何定位这个时代、威胁的性质如何等问题在美国缺乏共识，美国的大战略也变得游移不定。(13)恐怖袭击使美国社会迅速地凝聚起一个共识：国际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至关重要的利益的现实的紧迫威胁。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立即宣布，这是一场战争，美国处在全球反恐战争之中。(14)在2002年9月中旬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再次强调：“美国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美国的敌人不是一种政治体制，或个人，或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恐怖主义——有预谋的、有政治企图的针对无辜民众的暴力……这是一场与我们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不相同的斗争。”(15)美国对威胁的来源的评估改变了。赖斯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与其说威胁来自大规模的军队，不如说来自一小撮隐藏的恐怖分子；与其说来自强国，不如说来自虚弱的失败国家。在‘9·11’之后，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今天美国所面对的安全威胁是自内战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有的学者指出，经过十年的犹豫不决和政策辩论之后，终于清楚了，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中国是美国新的全球敌人。(16)
其次，布什政府对反恐斗争的定位是“全球反恐战争”，而不是对个别恐怖组织进行的个别斗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全球反恐联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大国。美国对大国关系的看法由此发生了转变。在“9·11”事件当晚，布什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就提出，恐怖主义的袭击为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机会”。(17)大国合作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三，布什政府极端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布什在上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说，“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我们的敌人公开宣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证据表明，他们决意这样做”。(18)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了布什安全战略中与反恐并重的问题。
布什政府和美国政界战略思维的改变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社会中的保守势力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渲染“中国威胁”，他们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比90年代初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要危险得多”，“这种危险不仅是潜在的和长远的，而且是现实的、当前的”。(19)“9·11”袭击以后，这种看法失去了市场，中国成了反恐的盟友，成了合作对象，“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一时不再被提起，即使有人提出，也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被美国当成主要竞争对手的不利国际环境得到缓解。有的熟悉布什政府内情的人说：“布什再也不想听到那些把中国视为敌人的人说三道四了。他只想要朋友和联合，不想分散精力。”(20)在“9·11”袭击以后的两年多中，那些先前在中美关系中起负面作用的因素都比较收敛，对美国对华政策持负面看法的利益集团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人权集团过去对中国吹毛求疵，现在它们也不得不关心反恐；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贸易保护主义也比较低调；共和党右派比较低调，因为他们不能与自己的总统为难。国内这三股吵吵嚷嚷的势力不再制造那么多噪音，使冷战以来一直进行的对华政策辩论暂告中止。(21)
布什政府和美国战略界战略思维的改变、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看法的改变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公布的几个战略报告中得到反映。2001年9月30日，国防部公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报告仍然是用传统的大国竞争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中国的。在谈到安全环境时写道：“尽管近期美国不会面对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但地区大国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威胁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稳定的潜在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亚洲，它正逐渐成为一个容易出现大规模军事竞争的地区。”“在亚洲维持一个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将在这个地区出现。东亚沿海——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象征着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区域。”“排除与美国相敌对的势力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域”的统治是“美国持久的利益之所在”。评估报告中所谓的“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当指中国无疑。而在东亚沿海风险又是特别大的，因为美国在这里基地较少，能够安全利用的设施较少，而地域又相当广阔。国防部认为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比较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美国需要为此作出军事战略的调整，包括开发更多的基地，尤其是在东亚；在西太平洋部署更多的航母战斗群、水面舰艇和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在太平洋为空中力量建立“应急基地”；研究在西太平洋为海军陆战队进行沿海作战训练的可行性；与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一起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等等。(22)如果没有“9·11”恐怖袭击，国防部是会次第实行这些举措的。
2002年1月，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核态势评估报告》，勾画变革美国核战略态势的蓝图。其中提到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的七个国家，中国仍名列其中，因为中国的“战略意图仍不清楚”，而且正在进行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现代化。报告列出了美国可能动用核武器的三种情况：伊拉克进攻以色列或其邻国；朝鲜进攻韩国；或者因为台湾的地位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报告明确指出，一旦中美因为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23)对这两个报告中关于中国的提法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报告基本上是在恐怖袭击之前完成的。报告中比较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战略威胁的来源，甚至是战略对手，这恰恰反映了布什政府初期对中国的看法。报告虽在“9·11”事件以后公布，但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新战略还没有及时反映到报告中来。有的美国学者把布什政府当时的地区安全战略称作“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24)第二，报告中有关中国的内容折射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观点，国防部主导的两个报告表明了鹰派的强硬立场。
但在稍后2002年1月29日布什的《国情咨文》中，对中国的提法就明显不同了。其中说：“在这个时刻，共同的危险正在消除过去的竞争。美国正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一起工作。”(25)
这个提法在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报告对世界、对国际政治、对安全形势的看法与之前的看法大不相同，关于中美关系的提法也发生了大变化，内容更加积极、乐观。报告对大国关系的概括是：“今天国际社会有着自从17世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最好的机会来建设一个各大国在和平中竞争，而不是继续准备战争的世界”，“大国竞争的旧模式可能复活，我们对此表示关切。几个潜在的大国现在正处于内部转型时期——特别重要的是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所有三个案例中，近期的进展激起了我们的希望，即有关基本原则的真正的全球共识正在缓慢形成”，“大国越来越为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在一起，越来越为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危险联合在一起”。报告还说，“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主要全球权势中心关系的背景，展现了广阔的新机会。美国必须与在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盟友，以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发展积极的合作议程。报告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提法也是积极的。(26)详见下文。
由于北京和美国东部有12个小时的时差，袭击发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晚上。江泽民主席通过电视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当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1时47分，江泽民与布什通了电话，对这一恐怖主义事件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表明了中国的反恐立场及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这距第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仅仅5个小时。9月12日晚，江泽民应约与布什再次通了电话。布什首先对江泽民的上次电话表示感谢，并表示期待着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希望美中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加强合作。江泽民表示十分关心救援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27)
随后，唐家璇应鲍威尔邀请，于9月20日访美，与布什、鲍威尔和赖斯进行会晤，双方就反恐合作、布什访华达成重要共识。9月20日，唐家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晚宴上发表讲话，他说：当我看到熟悉的世贸中心大楼倒塌，许多人遇难，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也对这种恐怖主义罪行十分愤慨。这次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挑战。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再次表达了与美国人民并肩反恐的立场。讲到中美关系时，唐家璇表示：中美关系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我们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虽然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可能产生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分歧。要缔造一个健康的关系关键在于深化相互理解和建立相互信任。(28)
由于反恐形势需要，布什总统推迟了原定的对华访问，但仍然来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10月16日，布什在启程前夕接受亚洲编辑圆桌采访时强调，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要相互了解，作为普通人相互了解……当我看着他，听他说话，我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也能通过听我说话更多地了解我”，这将“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他可以看到，当我说我希望与中国有良好关系时，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理解，我们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不一致，但我们将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而工作”。(29)
此次APEC峰会是“9·11”恐怖袭击后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会议期间发表了领导人宣言、上海共识和反恐声明等文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反恐声明中，出席峰会的领导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9·11’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谁，恐怖主义行为都是对所有人民——不分信仰，不分民族——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深远威胁”；领导人决心“在各个层次上以各种方式加强国际合作，同时认为联合国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30)
在APEC峰会期间，10月19日，江泽民和布什进行会晤。江泽民重申了中国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同时强调，有关军事行动应该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具体目标，避免伤及无辜百姓；应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应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布什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即作出反应，毫不犹豫地明确支持美国人民反对恐怖主义。他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他离开美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还是来到中国，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了。如果此次APEC会议在其他国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参加。布什把中国称作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两国领导人决定正式建立反恐双边磋商机制。(31)双方一致认为，会晤十分成功。江泽民主席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在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中美关系正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开展高层战略对话，推进经贸、能源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
我相信，只要双方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两国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能不断向前发展。
布什再次对中国坚定地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抗击恐怖主义表示感谢，并称，中国在与美国的情报合作、切断恐怖主义的金融网络等方面作出了坚定的承诺。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
我也感觉我们的会谈是非常成功的。我来上海是因为中国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是美国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息息相关。美国和亚洲国家面临共同的威胁，也有着扩大贸易、促进繁荣方面的共同希望。
今天的会谈让我相信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共同利益。两个大国很少能在所有事务上都达成一致，我理解这一点。但我向主席保证，我们将始终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我们的分歧。我们寻求一种坦诚、建设性和合作的关系。(32)
此后，“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和合作的（Cooperative）”这三个词就成为布什政府概括中美双边关系的三个定语，“建设性的、合作的”这两个词给了中美关系一种非常积极的定位，也反映了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样一种现实。“坦诚的”表示两国之间还有分歧，两国坦诚面对，不掩饰分歧。中方从积极方面看待两国关系，更多使用“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说法。这个定位对于中美关系在布什任内保持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在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中国作了更明确的表述：
美中关系是我们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的重要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美国寻求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已经在双方利益重合的领域进行合作，包括现今的反恐战争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同样的，我们对阿富汗的未来进行协调，我们已经开启了反对恐怖主义和类似的转型问题的全面对话。在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共同威胁，如艾滋病的扩散，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共同促进我们公民的福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益于我们重要的贸易关系。
但是在有的领域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自卫的承诺是分歧之一，人权是另一个分歧……我们将为缩小［两国间］现在存在的分歧而努力，不允许这些分歧妨碍在我们具有共识的领域进行合作。(33)
这是布什政府初期对两国关系的一个比较清楚和平衡的阐述，它表示布什政府相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布什政府将继续沿着中美关系的这个主潮流前进。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达成了高度共识。
(1) “Remarks by Clark Randt，Jr.，To Be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t the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une 27，2001，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d.，Backgrounder，July 9，2001.，p.2.
(2) 唐家璇：《劲雨煦风》，第289页。
(3) 唐家璇：《劲雨煦风》，第290页。
(4) “Transcript：Powell Says Upcoming Asia Trip Will Strengthen Ties”，July 20，2001，Washington File，July 23，2001，p.3.
(5) 鲍威尔卸任后，于2006年7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唐家璇会见并宴请了他。鲍威尔非常认真地说，布什当政伊始，中美之间就发生了“撞机”事件，当时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变成两国间的一场危机。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化险为夷。两国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积极有效的。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分歧和摩擦，但只要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妥善处理，就能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诚哉斯言！见唐家璇：《劲雨煦风》，第299页。
(6)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7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1-12/03/content_499650.htm。
(7) 《人民日报》2001年7月29日；“Powell Stresses U.S．Wants Friendly Tie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August 1，2001，p.3。关于中美关系定位的这种说法，其实在此之前助理国务卿凯利已经有过类似表态。他在7月18日与曼谷、东京、汉城和新加坡四地政府官员和媒体进行越洋对话时说，美中都是大国，因此双边关系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者”来概括。见《解放日报》2001年7月20日。
(8) “Secretary Powell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July 28，Washington File，July 31，2001，p.3.
(9) “Interview of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by CCTV”，August 2，2001，Backgrounder，August 2，2001，pp.1—2.
(10) Jonathan D.Pollack，“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 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p.104—105.
(11) George W.Bush，“Remarks in Sarasota，Florida，on the Terrorist Attack on New York City's World Trade Center,” September 11，200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8055.
(12) “September 11th Attacks ‘Crystallized Our Vulnerability,’ Rice Says”，October 2，2002，Washington File，October 4，2002，p.23.
(13) “September 11th Attacks ‘Crystallized Our Vulnerability’，Rice Says”，Washington File，October 4，2002，22—23；“September 11 Launched a New Era in U.S．Strategic Thinking”，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1，2002，p.20.
(14) George W.Bush，“Remarks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September 12，200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8058；“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The First 100 Days”，Washington File，21 December 2001．p.9.
(15)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
(16) “September 11th Attacks ‘Crystallized Our Vulnerability’，Rice Says”，Washington File，October 4，2002，pp.22—23；Jonathan Pollack，“Learning by Doing：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in Robert 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Asia．A Midterm Assessment, p.65.
(17) Shirley Kan，U.S. - 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7，2004，p.4.
(18)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17，2002，Preface by George W.Bush，pp.1—5，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
(19) Ross Munro，“China：The Challenge of a Rising Power”，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eds.，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0），pp.47—48.
(20) Michael Swaine，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55.
(2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报告，2003年10月13日。并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回忆录中指出，有人说“9·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的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22)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2001，p.4，http://www.defenselink.mil.
(23) Philipp C.Bleek，“Nuclear Posture Review Leaks：Outlines Targets，Contingencies”，Arms Control Today，April 2002，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2_04/nprapril02.asp．美国国防部就《核态势评估报告》所举行的吹风会，参见“Special Briefing o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January 9，2002，http://www.defenselink.mil/transcripts/2002/t01092002_t0109npr.html。这份报告的节选内容，参见Nuclear Posture Review［Excerpts］，Submitted to Congress on 31 December 2001，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24) Jonathan D.Pollack，“Learning by Doing：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 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Midterm Assessment，p.61.
(25) George W.Bush，“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9，2002．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644.
(26)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17，2002，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27) 参见吴建民：《外交案例》，第342—343页。
(28) “Foreign Minister Tang Jiaxuan Addresses National Committee Guests”，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Notes，Vol.30，No.2（Fall/Winter 2001），p.3.
(29) “Bush Will Discuss Terrorism Economic Issues at APEC”，October 17，2001，Washington File，October 18，2001，pp.5—7.
(30) “APEC Leaders Statement on Counter-Terrorism”，October 21，200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73442.
(31) 《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2001年10月3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参见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第53—54页。李肇星认为，布什心直口快，这段话不像外交辞令，而是心里话。
(32) 《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网，2001年10月19日；George W.Bush，“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of China in Shanghai，China”，October 19，200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64116.http://www.people.com.cn/GB/jinji/222/6260/6262/20011019/585526.html（2012年3月9日）.布什在2005年11月出访东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这次上海之行说：“当我在2001年‘9·11’之后访问上海时，我看到在机场和老城区之间建造的那些高楼大厦，感到无比惊讶。所以，这个国家从1975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展示出巨大的潜力，这就向美国人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至关重要。尽管两国关系很复杂，但我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不仅符合我们各自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布什访华前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访谈摘要），2005年11月9日，http://www.wuca.net/doc-9546.html。
(33)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eptember 20，2002．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