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本书中，默里·罗斯巴德首次使用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解释框架，对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货币和银行历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阐述。然而，在实证主义的“新经济史学”或“历史计量学”的影响下，即使撇开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框架，本书的历史叙事方式“看起来”或“感觉上”也不像过去25年来那些标准经济史的写法。今天完全主导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计量研究法，其重点就是将高效的统计方法应用于定量经济数据的分析。罗斯巴德分析法与主流方法的显著区别在于，他坚持将经济数量和经济过程视为独特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因此，他运用经济理论规律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将每一事件都回溯到所涉及的具体参与者之不可量化的价值和目标。在罗斯巴德看来，经济规律可以用来解释这些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些规律的有效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行为学来确定，行为学是一门以人类行为的普遍经验为基础，在逻辑上先于特定历史事件的经验的科学。(1)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是一门先验科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经济史学家将历史视为一个不断检验经济理论的实验室。历史上不同时期观测到的经济数量，是当作可控且可重复实验产生的同质经验数据来处理的。因此，在统计检验中，这些数据被用作对某类事件的起因所作统计假设检验的证据，比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如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这一类事件等。由于最符合证据的假设对所讨论事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因果解释，因此被人们暂时接受，然后等待未来针对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证据再进行测试。
新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新经济史学的方法：
如果没有形成最初的假设并根据现有证据对其进行检验，就不可能分析和解释经济史所讨论的问题。最初的假设来自过去两百年发展起来、并不断被实证研究所检验和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统计数据为检验理论提供了精确的测量和实证证据。探究的限度取决于现有的适用的理论和证据……理想情况下，证据是精确定义和测量待测试问题的统计数据。(2)
诺斯等学者有意将实证主义方法扩展到经济史的努力，马上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正如诺斯所强调的，这种方法限制了经济史可以研究的种种问题。那些不容易用数量来表述的问题，或者没有统计数据的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或完全被忽视。因此，新经济史学家更倾向于寻求以下问题的答案：铁路对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净贡献是多少？或者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对物价水平和实际产出的稳定有什么影响？他们不太可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有：促使政府用大量土地进行铁路路权转让，或者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的动机是什么。
一般而言，这就是“何人得益？”（Cui bono）或者“谁受益？”的问题。在历史计量学文献中，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很少受到关注，因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证据，与人类的动机一样，本质上是主观的，缺乏可测度甚至可量化的维度。但这并非要否定新经济史学家试图解释由于制度框架或政策体系的特定变化而导致的事后总收入分配。他们的方法阻止他们去做的是迎合预先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最有效方法的想法，这些目的鼓励具体的个人游说或发起改变以影响新的收入分配。然而，回避这些问题最终会使量化数据本身无法解释。其原因在于，铁路或美联储等有助于其形成的机构，始终是特定个人或个人群体通过特定手段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有目的性行动的综合产物。因此，新经济史不是传统意义上试图“理解”经济制度和经济进程出现背后的人类动机的历史。
新经济史的第二个、也更深刻的缺陷是它的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对诺斯来说，历史是“经验证据”的来源，也就是“理想情况下的统计数据”来源，经济理论正是根据这些证据来予以检验的。这就意味着，证明某一特定定理的有效性总是试探性的，是可以推翻的，就像在以前的实证检验中对其数据的真实性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也意味着经济史必须不断进行修正，因为用来确定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本身，总是可能被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证据证伪。换言之，新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计量与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它诱使所有试图在解释历史时援引实证主义规则的人陷入其中。(3)因为如果用来解释过去事件的理论总是会因未来事件而失效，那么在历史研究中，理论究竟是解释项（explanans）还是待解释项（explanand）就不清楚了。
罗斯巴德的货币史研究法并不注重度量，而是注重动机。一旦行为者的目标和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手段的想法确定下来，就要使用经济理论和其他科学来追溯这些行为在产生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中的影响，而统计数据只是部分或不完整地反映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但这并不是说罗斯巴德忽略了历史上货币过程的数量方面。事实上，他的书中有大量的货币、价格和产出数据；但这些数据总是根据那些促成其形成的人的动机来予以解释。对罗斯巴德来说，一个特定的价格数据，与作为历史事件的美西战争并无差别，其原因都必须追溯到支配人类计划和选择的主观目的。
罗斯巴德断然拒用经济史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采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先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发展这一方法的过程中，米塞斯第一次正确地描述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罗斯巴德是第一个将历史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人，这也正是罗斯巴德这本书——还有他早前的《美国大萧条》(4)——的重大贡献。这里有几个理由值得我们总结一下这种方法。首先，米塞斯关于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至今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地完全被人所忽视，甚至那些在经济学研究中采用了米塞斯行为学方法的人也是如此。(5)其次，熟悉米塞斯的历史研究方法，能够阐明罗斯巴德历史著作显著独特性的来源和特点。尤其是它有助于纠正一种常见但错误的印象，即罗斯巴德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美国货币体系的起源和发展的著作，所依据的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历史阴谋论”。再次，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阐明罗斯巴德对米塞斯方法的重要发展，以及他在阐述本书主题时这种方法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在米塞斯的方法中，我们找到了对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的明确反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是，不可能获得对诸如人类动机等主观现象的真正知识，因此，经济史研究必须专门处理可观察和可度量的现象。
起初，米塞斯对历史方法的讨论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观念是历史的原始材料。用他的话说：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人类行为是人类有意识地用更令人满意的条件来代替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条件所做的有意识的努力。观念决定了什么条件被认为是更令人满意的，什么条件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以及采取什么手段来改变这些条件。因此，观念是历史研究的主题。(6)
但这并不是说一切历史都应该是思想史，而是说观念是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如米塞斯所说：
真正的人类历史是观念史。正是观念使人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观念产生了社会制度、政治变革、技术生产方法以及所有称为经济条件的东西。(7)
因此，对米塞斯来说，历史
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明确的观念启发下，对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选择了明确的目的，并采取了明确的手段来达到所选择的目的，历史还进一步涉及人们行动的结果和行动所带来的事态。(8)
观念——尤其是那些体现指导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的观念——不仅是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点，而且，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正是区分这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涉及个人对目的的选择和对其背后价值的判断。一方面，作为行为学的一个分支，经济理论将这些价值判断和选择视为给定的数据，仅限于从中逻辑地推断出支配手段或“商品”的价值和定价的规律。因此，经济学并不探究个体在评价和选择特定目的时的动机。与实证主义方法相反，经济理论的真实性是在不涉及具体历史经验的情况下被证实的，是从普遍经验中推出的结论，即人类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达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9)
另一方面，历史学的主题“是行动以及引导行动走向明确目的的价值判断”(10)。这就意味着，与经济学不同，对历史学而言，行动和价值判断并非终极“既定存在”（ultimate“givens”），用米塞斯的话来说“是一种特定反思模式的起点，是具体理解人类行为历史科学的起点”。历史学家运用“具体理解”的方法：“当面对价值判断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时……可能会试图理解它们是如何在行为人的头脑中产生的。”(11)
经济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的区别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家的角度通过确定美联储在启动和维持货币供给方面的行动，“解释”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最终导致1973年至1975年通胀衰退的越战时期的通货膨胀。(12)然而，包括经济史学家在内的历史学家，必须识别促使美联储理事会（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各成员采取这一行动方针的所有因素，并为这些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这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党派政治，现政府施加的压力，对经济理论的把握，包括商业银行家和债券交易商在内的美联储支持者表达及感知的意愿，美联储主席在治理结构中的非正式权力和影响力，等等。
简而言之，经济史学家必须提供与解释历史事件相关的行动背后的动机。对于这个任务，他唯一合适的工具就是理解（understanding）。因此，正如米塞斯所说：
理解是指对现象的心理把握，凡是不能由逻辑学、数学、行为学和自然科学充分解释，且所有这些科学都不能把它们弄清楚的现象，都属于“理解”的范围。(13)
要对包括经济事件在内的任何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解释，需要运用具体理解的方法，并不是要削弱纯经济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诚如米塞斯所指出的，经济学
在其领域内，对所记录的过去事件做出了完美解释，并对未来某一特定行为的预期效果做出了完美预期。但无论是这种解释还是这种预期，都无法说清楚实际个体的价值判断的实际内容和性质。两者都假设了个体价值判断和行动，但他们的理论是独立的，并且不受这种价值判断和行动的特殊性的影响。(14)
因此对米塞斯来说，如果历史学家要对某一特定事件做出完整的解释，他不仅要对行为动机有“具体理解”，还要对经济学的定理以及其他“先验的”或非实验的科学，如逻辑学和数学的定理有“具体理解”。他还必须利用包括技术和治疗学等应用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产生的知识。(15)为了正确识别某一特定行为与某一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追踪其具体后果，并从行为人的目标角度评价其成功与否，他还需要熟悉所有这些学科的学说。
例如，如果不知道这样一个经济学定理，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导致其购买力的反向变化，那么，一位研究越战时期通货膨胀的历史学者，可能会完全忽视美联储及其动机。或许，他还受到了加尔布雷思错误的管制价格理论的影响，该理论暗指这轮通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6)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毫不相关的工会领导人要求大幅加薪的动机上，以及为满足工会的要求而决定将成本增长的哪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的大企业的“技术结构”目标上。因此，米塞斯认为：
如果这些学科（即先验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教授的内容不足，或者如果历史学家从专家们持有的几个相互冲突的理论中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引入歧途，他的工作也不会成功。(17)
然而，具体理解的历史方法究竟是什么？这个方法如何才能提供关于人类动机等完全主观和不可观察现象的真知呢？首先，正如米塞斯强调的那样，对过去事件的具体理解
并不是历史学家所独有的心理过程。每个人在与同伴的日常交往中都使用它。这是运用于所有人际关系的一种技巧。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生意场上的商人、处理国家大事的政客和政治家，都使用这种技巧。所有人都渴望了解其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计划，并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18)
人们在日常事务中如此普遍地使用这种技巧，是因为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安排未来的条件，以便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更令人满意。然而，实际出现的未来状况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除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的目的和选择。因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行为人不仅必须预见到由自然现象引起的影响未来事态的变化，而且还必须预见到和他一样也在同时计划和行动的其他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变化。(19)因此，理解他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是成功行为的必然前提。
现在，向个体计划行为人提供有关其他行为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的信息的方法，基本上与寻求了解过去时代行为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的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相同。米塞斯强调这种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他把行为人和历史学家分别称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和“过去的历史学家”。(20)因此，无论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什么，理解
的目的是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赋予自己所处的环境状况以一个明确的意义，他们珍视这种状况，并在这种价值判断的驱使下，采取某种手段来维持或达到某种确定的状态，而如果他们不做出有目的的反应，就不会维持或者达到这种状态。理解涉及价值判断、目标选择和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以及行动结果的评价。(21)
此外，无论是旨在规划行动还是诠释历史，具体理解的运用并非每位历史学者或行为人所特有的专断或随意的行为；它是一门学科的产物，米塞斯称这门学科为“情意学”（thymology），该学科包含有“人类价值和决断能力的知识”(22)，米塞斯认为，这门学科具有如下特征：
情意学一方面是自省的衍生，另一方面是历史经验的积淀。这是每个人从与同伴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这是一个人对人们评价不同条件的方式的了解，是对他们的欲望和愿望，以及他们实现这些欲望和愿望的计划的了解。这是关于人类生活和行为所处社会环境的知识，或者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他通过研究具体资料所了解的陌生环境的知识。(23)
因此，米塞斯告诉我们，情意学可以归类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的知识来源于历史经验”(24)。所以，情意学经验的认知产物与从自然科学实验中获得的知识属于不同的范畴。实验知识由“科学事实”组成，其真实性与时间无关。情意学知识仅限于“历史事实”，这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事件。据此，米塞斯得出结论：
情意学所能告诉我们的是，在过去，特定的人或群体是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价值判断并采取行动的。将来，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价值判断并行动仍然不确定。关于他们未来行为的所有断言，都是基于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历史分支的具体理解，是对未来的推测性预期。……情意学所实现的是对人类特性的一系列详细阐述。此外，它还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即一般而言，某些特性在过去是与某些其他特性相关联出现的。(25)
更具体地说，我们对家庭成员、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应的所有预期，都是基于我们积累的情意学经验。妻子或女友会欣赏为她生日准备的某种特定样式的珠宝，朋友会热情地赞同我们去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某个学生会抱怨自己的成绩——所有这些预期都是基于我们对他们以往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直接经验。甚至我们对陌生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应，或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会如何发展的预期，都是基于情意学。例如，我们丰富的情意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知识：男人们会为他们的妻子吃醋。因此，这让我们能够“理解”并预测，如果一名男子当着其丈夫的面，公然向一位已婚女性示好，他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并有被一拳打在鼻子上的巨大风险。此外，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都将击败自由意志党候选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锦标赛电视转播期间的商业时段价格，不会超过明年超级碗橄榄球赛转播期间的商业广告价格；一台个人电脑的平均价格在3个月内既不会高于100万美元，也不会低于10美元；本文的作者永远不会加冕为英国国王。所有这些预测，以及差不多数百万其他具有类似程度确定性的预测，都是基于对激发数百万无名行为人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具体理解。
如前所述，情意学经验的来源是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和对他人的观察。它可以
直接通过观察我们的同伴和与他们打交道获得，或间接通过阅读和传闻获得，也可以从我们先前与有关个人或群体的接触中获得的具体经验中获得。(26)
所有到了理性年龄的人都可以获得这种俗世经验，并为预测会影响他们计划的其他人的未来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在日常事务中运用情意学知识并不复杂：
情意学只是告诉我们，人类行为是由各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各种激情和各种观念所驱动的。进行预期的个人试图撇除那些在所考虑的具体事例中显然不起任何具体作用的因素。然后，再从剩下的那些因素中做出选择。(27)
为了帮助我们缩小可能激发特定个体行为的目标和欲望的范围，我们借助了“情意学的”“人类特性”概念。(28)我们赋予特定个体的“特性”以具体内容，是基于我们对其以往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在制订我们的计划时，“我们假设，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干扰，这种特性不会改变，而且更进一步说，我们甚至试图预测环境的明确变化将如何影响他的反应”(29)。例如，正是对配偶的“特性”的信赖，才使我们每天早晨都能安心地离家去上班，因为我们知道，他或她不会突然带着孩子和家庭的银行账户一起消失。我们的储蓄和投资计划还涉及对艾伦·格林斯潘性格的想象，这是基于我们对他以往行为和言论的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因此，在制订我们的跨期消费计划时，我们会对他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意安排10%的通货紧缩或试图将短期利率固定在0%的可能性完全不予采信或认为只具有极低的可能性。
然而，尽管依赖于情意学经验的工具，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些事件通常是各种因素同时作用的复杂结果，所以人类对未来事件的所有理解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未来的所有预测，不仅必须包括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起作用的因素，还必须包括每个因素对结果的相对影响的权重。在这两个问题中，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在各种作用因素之间分配适当的权重。即使行为人准确、完整地识别出所有相关的因果因素，预测事件实现的可能性也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解决了权重问题。因此，预测中内在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为不同的行动和这些行动的影响强度分配正确权重的复杂程度。(30)
在情意学有效但隐性地塑造了每个人对未来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和规划的同时，历史学家也在有意而严谨地使用情意学方法，寻求具体理解行为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背后的动机，他认为行为人才是他有兴趣解释的具体事件或具体时代的核心。就像行为人计划中所设想的未来事件和情况一样，他们所定义的所有历史事件和时代，都是由无数人类行为和反应共同决定的独特而复杂的结果。这也是米塞斯下面这段陈述的含义：
历史是一系列的变化。每一种历史情境都有其独特性，有其区别于其他情境的特征。历史的洪流永远不会倒流。历史不会重演。(31)
正是因为历史本身不会重演，情意学的经验不会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为历史事件的起因提供确定的知识。因此，历史学家和行为人一样，在列举与所讨论的事件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动机和行为时，以及将每个行为对结果的贡献赋予相对权重时，都必须依靠具体的理解。在这项任务中，“理解在历史领域中相当于一种定量分析和度量方法”(32)。历史学家用具体的理解来度量每个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的评估并不是采用可由统计技术计算的客观度量形式；而是表现为基于情意学的主观“相关性判断”的形式。(33)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那些以情意学为基础，并始终对未来事件的可能性有着卓越理解的人。
行为人和历史学家面对的权重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例子加以说明。作为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暴跌20%的回应，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增加了5%，两大指数的暴跌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同时也增加了家庭和企业对流动性的需求。与此同时，欧佩克宣布将成员国日产配额提高10%，美国国会则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0%。为了回答这些事件在6个月后对货币购买力的整体影响的问题，我们需要具体了解个人的偏好和期望，以便权衡和确定这些事件对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经济理论的其他同等法则都是严格的定性法则，表明的仅仅是这些事件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方向，而且在一个连续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家或经济学家在试图预测任何经济数量时，必须始终以历史判断或理解作为对经济理论的补充。经济史学家在判断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历史时期货币价值变动的相关因素时，也会用到理解力。
罗斯巴德对米塞斯历史研究方法的贡献包括为我们所作的指引，意在减少与形成人类动机相关判断有关的一些不确定性。根据罗斯巴德的观点，“即使历史学家不能以绝对和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为依据做出判断，他也必须对人类动机做出估计和判断，这是历史学家不可回避的部分处境”(34)。但是，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上的行为人尤其是那些通过政治进程谋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人，往往有意掩盖他们行为的原因，这就使得确定动机并权衡其相关性的任务变得更困难。罗斯巴德指出，一般而言，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本人会尽最大努力隐藏自己的经济动机，并鼓吹自己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考虑”(35)。
但罗斯巴德认为，在“经济利益与行为之间的因果链简单而直接”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容易辨别并揭示这种通过追求更高目标来模糊或隐藏某种行为的金钱动机的企图。(36)因此，举例来说，当钢铁行业游说提高关税或减少配额时，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成年人，当然也没有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会相信钢铁行业这样做是出于其所称的对“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的关注。尽管有这种公开宣称的动机，但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该行业的主要动机就是经济动机，就是限制外国竞争以增加利润。但在这种情况下，“当行动涉及更长、更复杂的因果链时”(37)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罗斯巴德指出，马歇尔计划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们广泛宣扬的动机是防止西欧国家出现饥饿，强化他们对共产主义诱惑的抵御。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和补贴美国的出口产业，但人们对此只字不提。后来的历史学家通过艰苦的研究，才揭示并评估了相关经济动机发挥的作用。(38)
鉴于那些在政治舞台上谋求、分配特权和补贴的人倾向于谎称他们的真实动机，罗斯巴德才阐述了他所说的“理论指引，该指引将预先指明一个历史行为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还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39)。事实上，这一指引源于罗斯巴德的总体世界观。然而，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不应被解释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应被解释为对规范性的偏见的无意识反映。事实上，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具备一种世界观，即关于支配世界运转的因果关系的一组相互关联的观念，以确定哪些事实与解释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有关。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事实当然必须根据对其重要性的判断来选择和排序，而这种判断必然与历史学家的基本世界观联系在一起”(40)。
具体而言，在米塞斯的历史研究中，世界观包含了关于因果关系的必要预设观念，历史学家则依据这些源自他对先验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而形成的预设观念来处理史料。米塞斯认为：
历史不是智识的复制，而是以概念术语对过去事件所做的浓缩性再现。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让历史事件本身说话。他基于他在铺陈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一般概念之所以形成的观念，对事件进行梳理。他并不报告所发生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报告相关事实。他并非毫无预设地处理文献资料，而是具备了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科学知识，即当代逻辑学、数学、行为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部知识成就。(41)
因此，对一位奥地利学派立场的经济史学家来说，在他试图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时候，对他而言，与外汇市场德国马克暴跌同时发生的对德国马克的大量投机活动并不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采用了货币供求理论和汇率购买力平价理论来分析这一事件。这些源自行为学的“预设前提”使他避免了为解释德国马克国内购买力急剧下降的原因而将因果意义归因于外汇投机者的行为。相反，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动机上。同样，一位调查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起因和传播的现代历史学家也会预先假设，这一时期宗教异端邪说的兴盛对他的调查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他愿意遵循现代医学关于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结论。
罗斯巴德理论指引的重要性在于，他为历史学家的预设学术观念增添了一些全新的内容，帮助历史学家在调查那些提倡或反对特定政治行动的人的动机时做出相关判断。这一指引的新颖性和卓越性在于，它既不是经济学定理那种纯粹的先验法则，也不是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确定的“事实”。确切地讲，它是基于情意学经验和经济学理论创造性融合的社会学概括。这种概括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在整个历史中，国家在本质上是由部分放弃了和平的经济活动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人组成的组织。这个阶级通过在自身和人口中的生产成员之间建立的永久性统治关系或“政治”关系来寄生生存。这种政治关系允许统治者依靠从生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中“合法地”定期征收贡品或税款为生。生产阶级由“臣民”或民主国家的“纳税人”组成，他们通过生产和自愿交换的和平“经济手段”而谋得自己的生计。相比之下，统治阶级的成员可能被认为是“税收消费者”，他们通过税收和销售垄断特权的强制性“政治手段”获得自己的生活。(42)
罗斯巴德认为，经济逻辑决定了国王和他的朝臣，或民主政府及其特殊利益集团，只能是国家人口中的少数——所有国家，不论其正式组织如何，都必须有效地实行寡头统治。(43)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具有寄生性，这就要求人口中的多数人必须从事生产活动，以便能够在维持其自身生存的同时，缴纳由统治阶级征收的贡品或税款。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是统治阶级，随着生产阶级的消亡，经济崩溃和系统崩溃很快就会发生。到那时，多数统治阶级本身，要么被迫从事生产活动，要么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目的只是在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更稳定的寡头关系。
统治阶级倾向于寡头政治的第二个原因与比较优势法则有关。在一个人的能力和技能千差万别的世界里，分工和专业化渗透到了经济的所有部门和整个社会。因此，不仅是一小部分人在开发新软件、销售共同基金或踢职业足球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倾向于擅长使用强制性权力。此外，比较优势法则支配着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也解释了我们在单个组织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观察到的等级结构。不管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商业企业，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还是一个犯罪团伙，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精英总是会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脱颖而出，领导和指挥相对惰性的大多数。这种内部表现为“寡头政治铁律”的所谓比较优势法则，将一个最初是多数派的民主政府，甚或分权的共和政府，转变成一个由统治精英控制的高度集权的国家。(44)
上述分析使罗斯巴德得出结论，政治权力的行使本质上是一项寡头事业。善于掌握政治权力的少数群体往往会联合起来，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其他资源，建立和维持一个对生产性多数人的永久和有利可图的统治关系。相应地，由于政治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寡头统治阶级成员的政策和行动将主要由经济动机驱动。相反，被剥削的生产阶级不会在政治上花费同样多的资源，而且正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在自己选定的市场专业领域谋生，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行动也不会受到同等程度的经济利益的驱使。正如罗斯巴德所解释的：
统治阶级规模小，专业化程度高，具有一天24小时思考自己经济利益的动力。追逐关税的钢铁制造商、企图用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的银行家、寻求从强大国家获得财政援助的统治者、希望扩张帝国的官僚，都是国家主义的专业人士。他们都一直在努力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45)
然而，统治阶级面临着一个严重，而且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如何让向他们提供所消费的贡品或税收的多数人的生产阶级相信，他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有益的；也就是说，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公共利益”，或旨在促进“共同利益”或优化“社会福利”。鉴于他们的少数人地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统治阶层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即使是生产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以拒绝履行纳税义务形式进行的消极抵制，也会使统治阶层的收入变得极不稳定，从而使他们的继续存在也变得极不稳定。更为不祥的是，试图镇压这种抵抗可能会使抵抗蔓延和加剧，并最终演变成一场积极的革命，其结果可能是强行剥夺少数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力地位。这也是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说服公众主动服从国家的统治，因为这样做是有益的，或者至少被动地忍受国家的掠夺，因为另一种选择是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这些“宫廷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为统治阶级剥削广大人民或纳税人编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幌子，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统治精英阶层中初级伙伴关系的权力、财富和声望。而在前工业时代，这些为国家统治辩护的人都是神职人员，到了现代——至少从美国的进步时代开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地来自学术界。(46)
因此，政客、官僚以及那些得到了资助并享有经济特权的人，为了对被剥削和掠夺的公民隐瞒他们获得经济利益的真正动机，经常会吹嘘自己行为的崇高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当今世界，这些动机都在欧洲的“社会民主”修辞以及美国的现代国家或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修辞中表现出来。(47)在过去，执政的寡头们借助于王室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进步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新政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在鼓吹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掩饰自己的经济目标。因此，罗斯巴德在设计他的理论指引时，试图为历史学家提供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破除意识形态修辞的外衣，并揭示出历史上统治精英的政策和行动背后的真实动机。正如罗斯巴德阐述指引时所说，无论何时，国家行为的潜在或实际所有人和受益人：
当他们组成一个国家，或形成一部权力集中的宪法，当他们走向战争或制定马歇尔计划，或以任何方式使用和增加国家权力时，他们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动机：以牺牲人民和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增加自己的掠夺品。他们所宣扬的、由宫廷知识分子制定并在社会上传播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对他们贪得无厌的经济利益所作的精心辩护。意识形态是他们进行掠夺的烟幕，是宫廷知识分子为掩饰皇帝赤裸裸的掠夺而编织的虚构服装。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深入到交易的本质，剥去君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外衣，并揭示问题核心的经济动机。(48)
罗斯巴德将现代民主国家定性为是将收入从生产者手中强制性再分配给政客、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自己面临支持经济史阴谋论的指控。但正是因为他强调，那些利用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人，几乎普遍倾向于用意识形态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才使得他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指控。事实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管制理论和弗吉尼亚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也把政治家、官僚以及受政府管制的行业描述成只关心狭义上的效用最大化，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说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都是金钱获益的最大化。(49)然而，这两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应用研究中，对阴谋论的指控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常常回避对他们正在分析其行为的个人或团体的实际动机进行系统的、情意学的调查。相反，他们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于机械地将狭义的效用最大化归咎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实际行为人。
例如，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写道，依循这种范式的经济学家倾向于：
使用在经济学理论中发现的、能有效分析人的行为且可用于实证检验和实证确证之假设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人们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假设，而其自身狭义的经济福祉是这些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50)
经济管制理论的先驱乔治·斯蒂格勒认为：“事实上，人类行为只有一种理论，那就是效用最大化理论。”但与罗斯巴德或米塞斯不同的是，对于斯蒂格勒来说，具有常人的需要、感情和缺点的行为人效用函数的精确参数，并非通过具体理解的历史方法确定的，而是通过实证方法确定的。因此，斯蒂格勒认为：
[对监管政策的]实证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确定立法的目的！一项政策所宣布的目标有时与其实际效果无关或相悖，真正的预期效果应该从实际效果中推断出来。这不是旨在掩饰难题的同义重复，而是一个关于政治生活本质的假设。……如果一项经济政策已经被许多社会采纳，或者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坚持推行这项经济政策，那么假设的实际效果是已知的和人们所期望的，也就是富有成效的。(51)
实证主义者斯蒂格勒因此低估了关于实现偏好目标的适当方法的错误观念对历史行为人所做选择的影响，他试图摆脱对动机这一模糊且无法度量之现象的探究。毫无疑问，如果一项政策或行动的历史结果始终符合个人或组织的目标——因为根据斯蒂格勒的说法，“错误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那么就没有必要解决动机问题了。因此，对施蒂格勒而言，由于观察到的结果客观地揭示了行为人的目标，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尝试主观地理解某种行为的动机。现在，斯蒂格勒可能会同意，假设希特勒长期顽固地推行其在东线战场的灾难性政策就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是非常荒谬的。但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假设非常荒谬，是因为我们通过检查希特勒及其同僚的行为、政策、言论和文字，对希特勒的思维方式有了情意学的洞察。这种洞察使我们认识到，希特勒正急切地谋求战争的胜利，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罗斯巴德坚持认为，让历史学家领会希特勒指挥德军进攻苏联之目标的具体理解方法，也适合用来辨别那些游说关税或建立中央银行的人的动机。因此，罗斯巴德的指引，目的就在指引经济史学家首先寻找这种情况下的未公开言明的经济动机的证据，指引仅是指引而已。因此，永远不能预先排除意识形态或利他主义目标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成为主导动机的可能性。如果在研究中没有发现隐藏的经济动机的证据，那么历史学家必须进一步探索意识形态或其他可能起作用的非经济动机。因此，正如罗斯巴德指出的那样，他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无论是否被贴上“历史阴谋论”的标签，“实际上只是在假设人的行为有其动机的条件下，应用于人类历史的行为学”(52)。这种方法也遵守了米塞斯所说的“历史个性”，即“个体的特征，他们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及受这些观念和价值判断所引导的行为，都不能追溯到他们可能衍生出的某种东西上”(5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的实证主义方法，试图迫使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即始终正确无误地谋求自己经济利益之经济人削足适履（Procrustean bed），统一到自己的标准分析框架之内。
将罗斯巴德对美联储制度起源的解释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美国货币史》中给出的解释做一简单对比，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罗斯巴德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意义。(54)《美国货币史》自1963年面世以来，一直是这一领域所有后续研究的标准参考著作。虽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不能被准确地归类为新经济史学家，但他们的著作秉持了极强的实证主义观点和方法，与那些以这种范式从事的研究一致。(55)例如，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写道，他们的目的是“为有关美国经济中货币的长期性和周期性行为的统计分析提供一个开场白和背景介绍，并排除与这一目的无关的所有材料”。尤其是，他们的抱负不是“要写一部全面记录美国货币在过去一个世纪所扮演角色的全方位的经济和政治史”(56)。因此，实际上，在这部长达808页且包括附录的巨著中，缺乏动机的货币供给行为占据了中心地位。事实上，这本书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讨论的是美国的货币存量。”(57)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现在当然不会、以后估计也不会否认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由有动机的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引起的。相反，他们所信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限制了他们，使他们只能将历史叙事的重点狭隘地局限在这些行为的可观察结果上，且从未正式阐述过这些行为的动机。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在科学研究中，只有可观察和可量化的现象才能被赋予“起因”的地位，而人的动机是一种内在变量，缺乏可量化的维度。因此，如果要撰写一部严格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的货币史，那么，这个标题就必须从字面上理解为对选定的货币总量中数量变化的编年记录，以及这些变化对其他可量化经济变量（如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的可测度影响。
然而，即使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为了解释对货币供应制度框架产生不可否认之根本性影响的经济事件、思想争论、社会冲突和政治操作，也必须偶尔从统计分析的泥沼中走出来，讨论一下人的动机。然而，由于动机与实证主义框架不匹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人类历史的探索显得有些草率且缺乏启发性，虽然不能说是纯粹的误导。例如，他们用两章共100页的篇幅论述了美国货币史上从1879—1914年这一关键时期，其中只有11页专门讨论了最终导致美联储体系建立的政治和社会因素。(58)在这几页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吞噬了美国政治的“货币问题”，是由“1873年之罪”促成的，而且完全是由与通货膨胀论者和农业民粹党结盟的白银利益集团推动的。此外，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的情况，根据作者引用的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的说法，那十年“有的是疯狂和偏执，而且，这些特征体现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59)。在如此简单化“货币问题”的同时，作者还完全忽略了摩根和洛克菲勒领导的华尔街银行有计划地暗中推动整个银行业的联合，并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掌舵。实际上，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这场运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白银利益集团和农业通货膨胀论者提议的反应，其目的是将通货膨胀带来的收益留给银行。
因此，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建立中央银行的努力描述为与货币问题完全无关，建立中央银行只是为了应对1907年的恐慌和当时普遍认为引发恐慌的“货币弹性不足”问题。其结果是，他们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定性为坦诚、无私的两党合作的产物，目的是为困扰货币体系的纯技术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60)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讨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时，没有提出究竟有哪些利益集团从这一“解决方案”中获益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深入探究《联邦储备法案》支持者的动机。在简要而泛泛地描述了导致联邦储备法案颁行的事件后，他们又赶紧回到他们“货币史”的主要任务上，正如弗里德曼在另一部著作中所表述的那样，《美国货币史》的任务就是“增加我们经过检验的知识”(61)。
因此，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来说，经济史的中心目标是检验基于历史数据中观察到的经验性规律所提出的假设。据此，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其经济史研究方法描述为“推测历史——即讲述‘可能发生的事’”(62)。在他们看来，经济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定和测试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可能发生之事件过程的理论推测来确定可观察到的一组情况，从而对正在探究的历史事件的出现做出解释。新经济史学家所说的这种“反事实研究法”（counterfactual method），解释了所讨论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增加了经济史未来研究中可以使用的理论关系的“经过检验的知识”。(63)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讨论1907年的恐慌时，举例说明了这种方法。(64)在这一事件中，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数周内，迅速限制存款人提现，因此随后没有出现大规模倒闭，甚至没有出现暂时关闭银行的情况。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根据这一经验提出了一个理论推测，即当金融危机来袭时，尽早限制储户提现有助于防止银行体系的大规模混乱。然后，他们参照1929—1933年的事件来检验这个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金融危机始于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但在1933年3月之前，银行存款人提现并未受到限制。从1930—1933年，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潮。因此，及时限制存款人提现可以遏制金融危机蔓延的理论推测或“反事实分析法”，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实证验证，因为在银行没有及时限制提现的情况下，1929年之后确实发生了一波银行倒闭潮。
诚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确实认识到，这些理论推测无法得到真正的检验，因为“我们无法精确地重复实验，因此无法全面地检验这些推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所有分析历史学，即试图诠释而不是简单地记录过去的历史学，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必须根据新发现的证据而不断重新改写的原因。”(65)换言之，历史必须反复修正，因为用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本身，也要在持续的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出现的“新证据”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修正。如上所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将实证方法应用于历史解释的所有尝试都具有这一特征。
似乎是为了抢先一步表明对这种恶性循环的认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一段名言作为全书的题辞，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经验……表明，在对事实进行理性的检验和解释之前，人们无法从事实中领悟任何东西；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所有理论家中，最不计后果且最不可信任的，是那些自称让事实和数字说话的人。(66)
但很明显，理性告诉我们，经济史上那些可以观察到——某些情况下可以计数，但永远无法度量——的事件，归根结底都是由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造成的，而人类的目的和动机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拒绝了具体理解的历史分析法，他们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实证主义先入观念，即将历史当成一个实验室（尽管并不完善），用以建立和检验能够预测和控制未来现象的理论。针对这种实证主义历史分析法的基本意图，米塞斯写道：“这门学科将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规律，这些规律可以为社会‘工程’提供与物理学规律为技术工程所提供的相同的服务。”(67)
毋庸置疑，对于罗斯巴德而言，历史永远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不完美实验室，因为他同意米塞斯的观点：“历史的主题……是价值判断及其对变化的现实的预测。”(68)因此，在试图解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时，罗斯巴德将重点放在了这样一个问题上：谁会合乎逻辑地期待并重视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革。这就是罗斯巴德的科学世界观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家，他认识到，与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之前实施的准分权国民银行体制相比，以黄金为基础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面临的银行信贷扩张的限制，在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可能要小得多。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行为学推理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那些能够从银行信贷扩张中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往往是新创造的纸钞和存款的出借人和第一受益人，即商业和投资银行家及其客户。罗斯巴德遵循这一行为学知识和他的情意学规则，对华尔街大型商业和投资银行家、他们的工业客户以及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亲属和盟友的目标和行为进行了仔细审查，从而弄清了这些游说国家法律法规之人的动机。
罗斯巴德对具体证据的分析表明，从19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到1907年恐慌发生前的整整十年中，华尔街银行业轴心和相关特殊利益集团开始秘密策划并资助一场鼓动建立中央银行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括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弹性”货币和“最后贷款人”提供者的仁慈而无私的中央银行，用所谓的普遍经济利益掩盖了他们狭隘而贪得无厌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银行业和商界精英们迫切希望的是，建立一家可以提供弹性纸质储备以补充现有黄金储备的中央银行。银行获得了额外储备将有助于更大规模并更有利可图的银行信贷扩张，更重要的是，这将提供一种能够抵御或缓解反复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手段，而这类金融危机曾使过去的通货膨胀繁荣在银行倒闭和工业萧条中突然陷入灾难性结局。
罗斯巴德在本书中采用经济史分析法阐述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起源的过程，揭示了从殖民地时代到新政时代美国货币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因和后果。罗斯巴德独特分析法的一大好处是，它自然而然的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叙事方式阐述了美国货币体系的发展，这种叙事方式将人类动机和计划联系了起来，而这些动机隐藏颇深，计划也迂回曲折，结果有时也颇具悲剧性。阅读这篇精彩的故事，人们完全不用钻研大量的统计分析就能了解到更多的货币史知识。
尽管本书的五个部分是分开撰写的，但书中呈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几乎没有重复地以一气呵成之势贯穿了三百年的美国货币历史。其中，第一部分是“20世纪之前的货币和银行业史”，包括了罗斯巴德对美国黄金委员会少数派报告撰写的文章，论述了美国货币体系从殖民初期到19世纪末期的演变。(69)在这一部分中，罗斯巴德详细描述了金融精英们试图用准中央银行来羁绊这个年轻合众国的两次早期失败的尝试。他揭示了那些特权银行，即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在1791—1811年和1816—1833年的各自经营期间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后果。接下来，罗斯巴德对成功促使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论者失败的自由主义杰斐逊派和杰克逊派思想运动进行了讨论。随后，罗斯巴德讨论了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时期的相对自由和分权的银行业时代，以及战争对美国货币体系的有害影响。第一部分的结束段落还对南北战争之后的国民银行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罗斯巴德讨论了由获得政府债券承销垄断权的投资银行公司积极推动的这个体系，是如何集中银行业务并破坏经济稳定，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从而为美国联邦体系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第二部分讨论的是“美联储的起源”，这是一篇搁置很久的未刊论文，刚刚发表在最近一期《奥派经济学季刊》上。(70)本文前面对其主要论点有所概括。
第三部分包含一篇以前未发表的论文，“从胡佛到罗斯福：美联储和金融精英们”。罗斯巴德在文中确认了从1914年成立到1928年，促使美联储从成立之日起就几乎不间断地扩大货币供给的金融利益和意识形态。这一部分还分析了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之间金融利益的一致性和冲突，如何影响了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第一任期美联储的政治倾向和行为，以及罗斯福政府第二任期的国际货币政策和国内银行金融政策。
第四部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制”，作为一章在一部论述货币与国家的论文集中发表过。(71)现在作为第四部分发表在这里的是未删减的原始版本。罗斯巴德在文中阐明了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政府如此急切地寻求在一个具有严重缺陷和通货膨胀幻象的古典金本位制基础上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原因，并分析了导致金汇兑本位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瓦解的“内在矛盾”。
第五部分讨论“新政和国际货币体系”，这是本书的第五部分，也是结束部分的主题，这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一本论述新政对外政策的论文集中。(72)罗斯巴德认为，就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新政的国际货币政策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从20世纪30年代的“美元民族主义”到战争期间盛行并最终导致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进攻性的“美元帝国主义”，罗斯巴德对推动新政政策的根本转变并从中获益的经济利益集团进行了分析。
约瑟夫·T.萨勒诺
于美国纽约佩斯大学
(1) 对行为学所做的有益的讨论，见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cholar's Edition（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8），pp．1-71；Murray N．Rothbard，The Logic of Action I：Method，Money，and the Austrian School（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7），pp．28-77；and Hans-Hermann Hoppe，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5）。
(2) Douglass C．North，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6），pp．1-2（重点是原有的）。
(3) Robert William Fogel，“The New Economic History：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7.
(4) Murray N．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5th e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2000）.
(5) 正如罗斯巴德所说，米塞斯在《理论与历史：对社会经济演化的一种解释》（Theory and History）中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最详细的阐述，但这部著作却“影响甚微，即使是近年奥地利学派复兴中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很少引用该书内容。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米塞斯最被忽视的杰作”。Murray N．Rothbard，Preface to Ludwig von Mises's Theory and History：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2nd e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85），p．xi.
(6) Ibid.，pp．224-225.
(7) Ibid.，p．187.
(8) Ludwig von Mises，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An Essay on Method，2nd ed.（Kansas City，Mo.：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8），p．45.
(9) 确实，在推导适用于描述我们这个世界人类行为的特定条件的定理时，在演绎推理链中插入了一些具有较小普遍性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包括自然资源的多样性，人类劳动的差异性，以及被视为是一种消费品的休闲。见Mises，Human Action；Rothbard，The Logic of Action I；and Hoppe，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10)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298.
(11) Ibid.，p．310.
(12) 有些经济学家将此轮通货膨胀的起止日期定为1965年到1979年，不过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日期准确与否无关紧要。例见Thomas Mayer，Monetary Policy and the Great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ailure of Macroeconomic Policy（Northampton，Mass：Edward Elgar，1999）。
(13) Mises，Human Action，p．50.
(14)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309.
(15) Ibid.，p．301.
(16) 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7），pp．189-207，256-270.
(17)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301.
(18) Ibid.，p．265.
(19) 正如米塞斯所说：“理解的目的在于预测未来条件，因为未来的条件取决于人类的观念、价值判断和行动。”Mises，Ultimate Foundation，p．49.
(20)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320.
(21) Mises，Ultimate Foundation，p．48.
(22)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265.
(23) Ibid.，p．266.
(24) Ibid.，p．272.
(25) Ibid.，pp．272，274.
(26) Ibid.，p．313.
(27) Ibid.
(28) Mises，Ultimate Foundation，p．50.
(29) Ibid.
(30)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p．306-308，313-314.
(31) Ibid.，p．219.
(32) Mises，Human Action，p．56.
(33) Ibid.
(34) Murray N．Rothbard，“Economic Determinism，Ideology，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Libertarian Forum 6（November 1974）：4.
(35) 米塞斯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试图在后人努力了解真实情况的时候误导后人，并以编造的事实取代真实的记载，这种情况往往始自那些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他们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有时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开始了。在许多政治家、外交人士、政客和作家看来，谎称历史事实和销毁证据是处理公共事务和书写历史的合法组成部分。因此，米塞斯总结道，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穿这些谎言”。Mises，Theory and History, pp. 291–292.
(36) Rothbard，“Economic Determinism，” p．4.
(37) Ibid.
(38) 例见David Eakins，“Business Planners and America's Postwar Expansion，” in Corporations and the Cold War, David Horowitz，ed.（New York：Modern Reader，1969），pp．143-171。
(39) Rothbard，“Economic Determinism，” p．4.
(40) Murray N．Rothbard，Conceived in Liberty, vol．1，A New Land，A New People：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nd e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9），p．9.
(41) Mises，Human Action，pp．47-48.
(42) 关于国家作为获取收入的政治手段的强制性组织之起源和性质的论述，见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New York：Free Life Editions，［1914］ 1975）；Albert J．Nock，Our Enemy，The State（New York：Free Life Editions，［1935］ 1973）；and Murray N．Rothbard，For a New Liberty：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 2nd ed.（San Francisco：Fox and Wilkes，1996），pp．45-69。
(43) Rothbard，For a New Liberty，pp．49-50；and idem，“Economic Determinism，” pp．4-5.
(44) 在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y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rend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15］ 1959）一书中，首次阐述了在社会民主政党背景下，这项法则的运作。
(45) Rothbard，“Economic Determinism，” p．5.
(46) 关于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结盟，见Rothbard，For a New Liberty, pp．54–69。我们可以在19世纪末的德国找到关于这种结盟的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 of the Chair），因为他们完全掌控了德国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他们还明确地将自己的角色视为德国王室统治的意识形态盾牌，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思想卫士”。Ibid.，p．60.
(47) 影响美国保守运动和共和党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不过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新保守主义的领头理论家设想建立一个稍小但更有效的福利国家，再加上一个更大但更积极干预的全球战争国家（global-warfare state）。
(48) Rothbard，“Economic Determinism，” p．5.
(49) 有关示例，请分别参见George J．Stigl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in 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 Regul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p．114-141；and James M．Buchanan，“Politics without Romance：A Sketch of Positiv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on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II, James M．Buchanan and Robert D．Tollison，ed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p．11-22。
(50) Buchanan，“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p．13.
(51) Stigler，“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p．140.
(52) Murray N．Rothbard，“Only One Heartbeat Away，” The Libertarian Forum 6（September 1974）：5.
(53) Mises，Theory and History，p．183.
(54)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55) 例如，见North，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p．11，n．6。
(56) Friedman and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p．xxii.
(57) Ibid.，p．3.作为空谈理论的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总是提到货币的“存量”或“数量”，而不是货币的“供给”，这大概是因为前者是不可观察的货币供给曲线和货币需求曲线相互作用的可观察市场结果。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很可能认为，货币存量是反映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很好的实证指标，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在价格水平方面完全没有弹性。关于这一点，可以比较彼得·泰明（Peter Temin）的解释，见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W．W．Norton，1976），p．18。
(58) Friedman and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pp．89-188.
(59) Ibid.，p．115，n．40.
(60) Ibid.，p．171.
(61) Milton Friedman，“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A Restatement，” i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973），p．18.
(62) Ibid.，p．168.
(63) 有关反事实分析法的性质和运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Robert William Fogel，“The New Economic History：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p．8-10；and Donald N．McCloskey，“Counterfactuals，” in The New Palgrave：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 John Eatwell，Murray Milgate，and Peter Newman，eds.（New York：W.W．Norton，1991），pp．149-154。
(64) Friedman and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pp．156-168.
(65) Ibid.，p．168.
(66) Ibid.，p．xix.
(67) Mises，Theory and History, p．285.
(68) Mises，Human Action，p．48.
(69) Rep．Ron Paul and Lewis Lehrman，The Case for Gold：A Minority Report of the U．S．Gold Commission（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1982），pp．17-118.
(70) Murray N．Rothbard，“The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no．3 （Fall 1999）：3-51.
(71) 罗斯巴德的这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汇兑本位制”，也在凯文·多德（Kevin Dowd）和理查德·廷伯莱克（Richard H．Timberlake，Jr.）编《货币与民族国家：金融革命、政府与世界货币体系》（Money and the Nation State：The Financial Revolution，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一书中发表过。New Brunswick，Transactions Publishers，1998，pp．105-163.
(72) Murray N．Rothbard，“The New De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Watershed of Empire：Essays on New Deal Foreign Policy, Leonard P．Liggio and James J．Martin，eds.（Colorado Springs，Colo.：Ralph Myles，1976），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