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史再考:由公议、王政走向集权、去身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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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波——接力式贸易与军事远征

这一早期的全球化,人类的移居,维持了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却无力联结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人类史的时间几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延续的。不过,即使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人类仍然保持着接力式的联系。以狩猎、采集为生活方式不断移居的人们,定居农耕或者游牧的人们,都互相进行着交易。能够独立获取粮食或者工具的人并不多。从日本的绳文时代遗址中,不时发掘出以产自相当遥远地方的黑曜石为材料制作的石器(堤,2004)。这样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时常还伴随着技术的传播,进而某一特定的物品被选作与多种物品进行交易时的媒介物,这就是货币(黑田,2003)。在东亚,布匹与大米是常常被选作货币使用的代表性物品。这样,物品与货币的交换以接力的方式使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太平洋上某一群岛上的居民以某种贝类为珍宝互相交换,形成一个世界。然而,群岛两端的居民一生中或许永远不会见面(马林诺夫斯基,2010)。各个共同体相互孤立存在,人们互相无法直接见面,虽然存在相当大的时差,但交换仍然使这些共同体相互联结着。如丝绸之路那样的交通道路发达之后,欧亚大陆的最远两端也逐渐被联结起来了。

不过,交易的物品并不都是品质优良的,人与人接触后还会传染疾病,传染病也是全球化的产物,现在的流感就是代表性例子。过去的年代里,天花、鼠疫、伤寒、梅毒、结核、霍乱以及疟疾等,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世界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西洋人出现于美洲大陆时,当地的原住民感染上了天花,还没等西洋人征服与殖民,人口已经急剧减少(戴蒙德,2000)。生活于欧亚大陆上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因此带有免疫力的人口不断增加。然而,古代移居到美洲大陆的人类子孙携带的免疫力作用范围有限。因此,西洋人带来的天花病毒传播开后,至哥伦布来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总数急剧减少至最高峰时的5%。随着贸易量的扩大,传染病也成正比增加。十九世纪的日本也曾经数次遭受霍乱流行之害(饭岛,2009),之后随着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完善,霍乱至明治末期才基本消失。结核病也随着抗生素的发明逐步减少。现在的流感病毒变异与疫苗开发之间呈现一种互相追赶的现象。

接力式的全球化也体现在宗教传播方面。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传播开来的。不过,如玄奘为寻求佛教经典而长途跋涉、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布道那样,在世界规模的大宗教中能看到有计划的远距离传教,这在促进全球化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接力式的全球化现象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天,军事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距今2300年前的希腊亚历山大在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后又一路向东进军,在波斯、中亚直至印度河流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是最早的大规模远征(森谷,2007)。他的帝国在很短时间里就瓦解了,但对所经之处的居民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借助交易网络,这一影响又向更远的地域传播。正如犍陀罗的释迦牟尼像显示的那样,佛教徒开始建造佛像加以膜拜,佛教经由中国传播至日本,这是宗教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例。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征服了欧亚大陆除印度和大陆西端之外的几乎全部地域,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征服(杉山,2010)。这一过程中,蒙古帝国并未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过,与亚历山大远征一样,只要当地居民接受蒙古帝国的统治,蒙古人就尊重当地的习惯。蒙古帝国重视远距离交易网络,将其视为巩固少数人集团统治的财政来源与正统性的来源,因此联结大陆东西部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不过,这种军事远征与频繁的交易,如前所述,也伴随着传染病的流行。蒙古军队的远征把原本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风土病的腺鼠疫与老鼠和虱子一道带往北方,造成了十四世纪中国人口的急剧减少,这些病原体又从蒙古高原向中亚一带扩散。蒙古远征最终到达欧洲,引起了黑死病的恐慌(见前引麦克尼尔)。

此外,七世纪穆斯林开始形成覆盖欧亚大陆西南部至非洲北部的帝国(小杉,2006)、伊斯兰教借助交易向欧亚大陆与印度洋一带普及,以及十六世纪欧亚大陆西端各国对非洲大陆的征服,都对全球化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