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世日本的世界秩序构图
与越南和朝鲜一样，近世日本的世界秩序图景和中华帝国周边国家之间具有共通的特征。不过，日本与中华帝国的关系较为疏远。古代日本的首领里，有“倭五王”以及中世后期的足利将军等少数获得中国册封的例子。进入近世后，产生了无法忽视的特征，这与十九世纪的命运紧密关联。在下节中，将逐个考察近世日本与外部的关系。
近世日本的国际关系
过去人们大多以“锁国”一词来描述近世日本的国际关系。锁国令在严厉取缔天主教徒的同时，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这一限制造成日本近世是“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印象。近年来，学术界对锁国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这一时期日本与朝鲜保持着交流，还以朝鲜、琉球为中介，与中国进行贸易；另外，北方领土疆界模糊（荒野，1988；托比，1990）。
一些学者也认为，锁国说的提出，是因为过于关注与西洋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过，研究进展至今日，仍有必要重新审视近世日本的闭锁性。近世日本的国际关系与其他时代其他地域相比较，就像最近的缅甸一样，仍然属于极度的闭关自锁。问题是，这一闭锁具有哪些特征？如果置于长时段中观察，它是怎样变化的？
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是由中央政府独自管辖的，而近世日本外交的特征，是把外交委托给一些地方团体或者某些个人。例如，对马岛的宗家负责与朝鲜进行交流，萨摩的大名岛津家负责与琉球交流，虾夷岛南端的大名松前家负责与虾夷岛的居民交流，而德川公仪直接管辖长崎町以及其他所有对外交流，今天学者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四个窗口”与“异国”“异域”的关系（加藤、北岛、深谷，1989）。这些大名与长崎町，作为公仪的代理负责处理与对方的关系，而贸易收入则是公仪给这些大名与长崎町的回报。
在这当中，与朝鲜的关系大致是对等的国家间关系（田代，1981；鹤田，2006）。整个近世，朝鲜前后共派出12次使节来访，朝鲜国王与日本大君（德川将军）之间交换了对等格式的国书。不过，仔细考察这一关系，可以发现其内涵是复杂且不对等的。例如，对马的宗家并非仅仅臣服于德川将军，同时还臣服于朝鲜。对马宗家每年都派遣船只前往釜山，在那里的倭馆进行贸易。派出正式使节时，一定会参拜宗庙，向朝鲜国王的牌位行拜礼。宗家也和其他大名一样在江户设有官邸，大名定期亲自前往江户谒见将军，已经被完全纳入日本的政治秩序。然而，与琉球王国或者东南亚的其他小国一样，对马宗家也具有双重从属关系。
再仔细考察朝鲜王国与日本的关系，朝鲜每当日本大君换代，一定派出使节前来祝贺，而大君从未派出回礼使节前往朝鲜祝贺朝鲜国王换代。在人际关系中，主动交往的一方处于下位，而接受一方处于上位。所以日本方面把这些通信使视为朝贡使节。然而，朝鲜方面却不这样认为。出于有关倭乱（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记忆，朝鲜不让日本来人观察国内情况，所以拒绝接受日本使节。而朝鲜派出通信使前往日本，则是观察曾经的侵略者国家实际情况的好时机，所以朝鲜通信使举着写有“巡视”二字的旗帜列队巡游。另外，“大君”这一称呼在朝鲜是授予国王的王子即臣下的称号。朝鲜方面使用这一称号，把自身置于高于日本的位置。然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大君”是仅次于天皇的称号，“大君”与“国王”交换了对等格式的国书，故日本作为国家的地位是高于朝鲜的。
这样，近世的日朝关系，是一种双方均明白对方蔑视己方，却互相默认这一结果的关系，即不是对等号，而是一种逆向的不等号的重叠关系，结果形成了对等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近百年。如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当时间来到十八世纪的后半叶，双方国内对这一关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琉球则是接受清朝册封的王国，同时也接受岛津家的统治。琉球每隔两年向福州派出朝贡船，同时在德川将军换代时派出庆贺使，琉球国王换代时则派出谢恩使，跟随岛津家前往江户（称为“江户立”）。琉球向日、清两国的双重朝贡，即两属这一姿态，在形式上与对马宗家的做法相似。但琉球国王自己不去江户谒见德川将军，因此对日本的独立性更强，官僚们的教养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丰见山，2004；赤岭，2004）。日本方面在十八世纪初期还要求琉球使节穿上清国的服饰。琉球虽被日本统治，却不是日本。是否从属于日本，这完全取决于萨摩藩的意向。当幕末出现西洋有可能控制琉球的情况时，这一模糊的地位被日本政府巧妙利用。
上述这两处被日本政府视为与异国交往的边界领域，特别是在获取中国的情报与进行贸易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而虾夷地则与此情况迥异，阿依努人等异民族居住于此，是联结桦太与千岛的广阔地域。公仪在虾夷地南端划出大名的统治领域，由松前家管辖。对虾夷地的北方，则规定仅限松前家人员有权出入，负责管理与阿依努人的关系。有关十九世纪虾夷地地位的变化，将在第四章中叙述。
最后考察一下长崎与外国的关系。长崎不仅管辖对中国与荷兰的关系，也负责处理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见前引加藤、北岛、深谷）。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仅在初期曾经尝试与明建立国家关系，但未成功。日本人的出国被全面禁止后，只有中国商人单方面来到日本。与西洋关系方面，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些天主教国家的人员被禁止进入日本后，只有荷兰船只可以继续进入长崎港（板泽，1959）。十八世纪以前没有全面禁止外国船只到来的制度，“唐船”上也有携带着东南亚国家国王的书信来到日本的使者，公仪也认真接待了他们并回礼。不过，定期来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最后只剩下中国人与荷兰人，他们都居住于长崎的一隅。与贸易额成正比，中国人最多，并受到优待。不过，居住于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受到了与中国人不同的礼遇。他们每年前往江户谒见德川将军。相比中国人，荷兰人在政治关系方面更受到重视（博达尔特·佩里，1994）。
长崎负责处理对马、琉球等处担负的对外关系以外的所有对外关系。按照规定，外国船只无论来到日本的何处海岸，均被命令驶往长崎，遭遇海难漂流到日本海岸的外国人，或者漂流到外国、再被外国船只带回日本的日本人，也都必须在长崎出入国。德川公仪在长崎设置了长崎奉行这一官职，统一管理对外关系事务，贸易事务则交给由町人组织的长崎会所管理，德川公仪分给町人一部分利益。海岸的警备则由佐贺、福冈和大村这些近邻的大名负责。长崎是容易获得海外情报之地，也是繁华的商业城市，所以与江户、大阪和京都一样，有不少西日本的大名都在这里设置了官邸。
近世日本的世界秩序图景
近世日本人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认为日本离中华帝国相当遥远，日本是一个孤立于其外的国家。
近世初期，德川家康打算恢复与明朝的关系，以此确保与明朝的贸易关系，对周边其他国家，则以“小中华”君临之。1610年，家康让近臣本多正纯向福建总督发出书信，试图修复因丰臣秀吉出兵而被破坏的国家关系。一方面，家康在书信中未请求给予册封，但使用了中国方面希望看到的表示谦恭的词语。自己国家虽然处于“日出之处”，书信中却称之为“蕞尔小国”，把中华称为“贵重”，希望能将其博爱之谊恩泽远方。另一方面，家康为了显示自己拥有恢复国家关系的资格，不仅提到自己已经完成了国内统一，还列举接受临近小国前来朝贡之事，写道：“化之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松、西洋以及柬埔寨等蛮夷之国、酋师各无不奉书献宝。”（纸屋，1997）这一立场，与越南虽承认中国的世界秩序、却试图君临于周边各小国之上的小中华主义十分相似。
德川家康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回信。上一年，家康批准了岛津家进攻琉球，明朝方面自然没理由与入侵自己藩属国的日本恢复国交。之后，明朝被清朝灭亡，统治了中原的清朝对外海关系持消极态度。由此，近世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维持在最低限度，两国在二百余年中没有国家关系，政治上处于十分疏远的状态。
在这一环境中，日本内部出现了把日本放在与中国对等位置的看法也是很自然。更进一步，甚至出现了认为日本才是世界中心的主张。一个早期的例子，就是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969）。素行认为，日本从未发生过易姓革命，因此以“忠”这一德行为尺度来衡量的话，日本比频繁发生王朝更迭的中国要优越，因而更符合“中朝”这一称呼。十八世纪，日本“国学”诞生了，这一思想被进一步深化也更加普及。不过，当近世日本人谈到日本中华主义时，却始终意识到大陆的中华帝国。著名的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1790年卷之一刊行）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宣长为了研究日本国家的创成神话，不是选择正史《日本书纪》，而选择了《古事记》。其理由之一，就是《日本书纪》被冠以日本这一国号。中国的史书，例如《汉书》《宋书》等都被冠以王朝名称，这是中国存在王朝更迭所导致的，而太阳神的子孙永远统治的日本不会发生革命，所以史书不应该被冠以国号。另外，日本这一国号是为了对抗中国而创造的，这与日本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不相符。然而，宣长反复否定“汉意”即中国式的思维习惯，当他强调日本的中心性时，无意识地犯了不断提及中国这一自我矛盾的错误。这样的矛盾，在中国那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主张自己为“华”时，必然需要“夷狄”作为否定的对象，而无必要把某一国家视为超出对等关系以上的存在。
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为“无法忘却的他者”综合征（三谷，2006、2012）。在席卷近代世界的民族主义出现之处，就存在这一现象。在强调自己的优越性的反面，就存在着自卑感，由这一自卑感更进一步唤起了一种渴望，需要与特定的他者——在本居宣长那里，中国就是这一他者——比较，由此获得优越感。不过，这里无意讨论民族主义的一般特征，而是关注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周边国家无论如何主张自己为中华，却无法忘记自己处于周边这一点，这样越发刺激了对他者的持久敏感性。当十九世纪西洋各国向世界扩张的浪潮波及东亚时，中国最先与西洋相遇并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却未能予以十分的重视，而邻国日本则认真对待这一变化。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是否具备这一敏感性。
不过，这一分析无法解释日本与朝鲜的差异。朝鲜其实比日本更早、更深切地体验到“无法忘却的他者”，即中国的存在，结果却未出现类似日本的反应。要解释这一差异，需要注意另一侧面，即需要注意区分“华夷”的根据（见前引渡边）。
近世日本视自己为小中华主义的根据与朝鲜不同。朝鲜把自己视为“中华”时，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穷尽了代表道德最高境界的朱子学的正统继承者，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清朝的皇帝更为优越。而日本，例如要求琉球使节行“九拜”之礼那样，在对内时，把前来朝贡的使节称为“夷狄”，要求其遵守严格的礼仪，这一点与朝鲜一样。不过，规定这一上下尊卑关系的身体礼仪所需的依据是“武威”，而不是“人伦”，即朝贡者是摄于德川公仪的军事力量才表示恭顺的，军事是决定秩序的原理。不过，经过漫长的和平时光，支撑德川将军的“御威光”的军事力量已经名存实亡了，近世的人们明白这一点，但仍然遵循着“御威光”所支撑的礼仪惯习。然而人们心里也明白，十八世纪末来到日本的西洋各国来访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这一现实。区分“华夷”的根据就这样消失了。其结果就是，幕府末期的日本人虽然口头上仍然把西洋人蔑称为“夷狄”“外夷”等，但在实际交往中已经形成对等的规则。朝鲜和中国则以人伦作为区分“华夷”的根据，所以很难出现类似日本的“礼”的改变。至十九世纪中叶，对东亚各国而言，是否接受近代西洋建立的主权国家体制所规定的对等外交规则，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这时，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日本的这一周边性格，却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最后还需指出，日本此时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对西洋的关心。十八世纪后半叶兰学（翻译、研究来自荷兰的自然科学的学问）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在同时期的中国，乾隆皇帝也在北京北郊的广大庭院圆明园的一角用石头建造了西洋风格的宫殿群。在朝鲜，一部分学者从中国引进了基督教等西洋思想加以学习研究。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并未研究西洋学问，朝鲜甚至于十九世纪初期严厉取缔了西洋的思想学问，并由此完全根绝。这是因为，中国或者朝鲜的政治体制都是以科举官僚制为基础的。科举通过对朱子学知识的考查，选拔皇帝的官僚，这在当时是最公平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这一体制，就不能侵犯朱子学的正统性。而在日本，统治阶层是根据世袭身份选拔的，与学问并无关系，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学派与学问。天主教的确被严格禁止，但知识分子仍在尝试对儒学作出不同于朱子学的解释，同时还开始转向学习西洋的思想学问。人们避开了宗教与抽象的思想等学问，专注于学习研究医学、地理学与天文学等实用性学问。著有《海国兵谈》的林子平和高野长英等人，是因为触犯了幕府禁止出版军学著作的禁忌以及批评政府之事败露而被处罚的，并非是学习研究了兰学的缘故。从各地村庄里研究兰学的医生不断增加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兰学发展顺利。当十八世纪末西洋各国再次来到日本时，近世日本人的研究对象已经扩展至整个世界。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可信度很高的地理书籍，最具代表性的有山村才助的《订正增补 采览异言》（1804年进献给德川公仪）、箕作省吾的《坤舆图识》（1847年刊行）等。学习西洋的活动与这些书籍的出版，为开国后全面学习西洋思想文化打下了知识基础和人才基础。
作为考察十九世纪日本的前提条件，上面概观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期的东亚国际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日本的特征。具体就是：日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虽然追求成为“小中华”，但同时也强烈意识到自己处于东亚的周边，对军事态势的优劣极为敏感，对西洋以及东亚世界外部保持强烈的关心，等等。不过，在考察十九世纪的日本的行动时，还需要留意其他侧面，即西洋各国与东亚相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下，日本开始明确地追求“锁国”。对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叙述。
(1) 下面是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描绘的规范的秩序图景，即认为秩序该如此或者该那样的一些具体意向加以概括后作出的解说。不过，具体到受当时形势左右的实际行动，或者关于国家强弱与利害关系的认识时，时常会有与此出入的地方。
(2) 中华帝国也有与周边国家划定国界的条约，例如与俄国之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1689）。不过，那只是与邻国发生冲突时，仅限于与对象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时代还没有划定所有国界的普遍认识（吉田，1974）。
(3) “藩”或者“蕃”，是环绕宅邸的围墙的意思。藩也被用于指代远离中心的周边地域，但并非如“蛮”那样是带有明显贬义的蔑称。把近世日本的大名领国称为“藩”时，也是如此。
(4) 中华帝国的王朝如大明、大清那样，一定冠以“大”字，对周边国家的首领，则无此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