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言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原本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一本书。早先我不是做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但是很久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我需要就政治心理学的某个方面作些评论，这时我才去逐渐了解它。自孩提时代以来，我就对国际政治感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冷战——感兴趣。那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两大相伴相生的威胁，即如何避免核战争，如何避免苏联对美国安全和价值观的侵蚀。1（当然，这样的苏联威胁是否真实存在，是后来，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激辩的问题，尽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想当然地这样认为。）十年后，我上大学时读到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战略》和格伦·施耐德（Glenn Snyder）的《威慑与防御》2，发现这两部著作都极为激动人心、启发智识。从中我认识和掌握了很多研究工具，在学术生涯中沿用至今。
尽管这两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但是它们激励了我，使我对威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兴趣。在初学阶段3，我还跟踪阅读了一些威慑理论批评的论著。批评家们认为，威慑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威慑导致了冷战，制造了核灾难威胁。尽管批评家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他们都大量援用了心理学理论。4他们指出，美国的政策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对苏联产生了错误知觉，认为苏联是富于攻击性的；而美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所采取的行动，反而导致苏联将美国视为严重威胁，进而强化武装力量，抓住每一次机会逼迫美国收缩实力。因此冷战就是安全困境，任意一方强化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导致了更少安全的非本意后果，任意一方对另一方的错误知觉即便没有直接导致安全困境，也恶化了安全。5我认为批评者们对于苏联意图的认识过于天真6，而且我相信他们低估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关于苏联行为根源的判断。凯南准确地指出，苏联行为的根源来自苏联内部，而并非对美国及其盟国行动的回应，7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学者主要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威慑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只是假定苏联抱有敌意，并没有提供证明。若以理论发展为目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威慑理论家极为重视政策，他们的思想理念也是在对特定政策问题的深度参与中形成的，但是理论建设总得从某些假定做起。8作为理论学者，他们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假定，包括关于行为体性质及其行动意图的假定，都是正当的。不过，威慑理论家们至少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他们的假定。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他们不得不（或者说，应该要）考虑，他们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可能正在将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为什么研究知觉？
与此同时，我逐渐意识到，威慑理论家与其批评者的辩论是有问题的，他们讨论的框架不对。威慑理论家并不否认，如果对那些以获取安全为首要行为动机的国家采取威胁战略，那么威胁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威慑理论批评者也认同，在面对侵略者时使用威胁和武力是恰当的。那么，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他们在威慑的普遍效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实际上，他们在苏联的性质、目标和冒险倾向，以及苏联有可能受到怎样的影响、苏联对美国的知觉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苏联行为的根源是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国对苏联的知觉？我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去做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我当时认为美国政策从根本上看是正确的。另外，如果去研究为什么美国对苏联产生了那样的知觉，需要一些文献和相关讨论过程的记录，而当时这些资料都是保密的，并且如果要判断这些知觉是否准确还需要苏联方面的资料，而那些就更加难以获得。9
取而代之的是，我从一个具体事实开始着手研究。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都忽视了一个一般性问题，即国家是如何认识彼此的。另外，尽管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对于国家什么时候意识到威胁，以及为什么会意识到威胁却鲜有关注。这一状况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当时（20世纪50—60年代）历史学家们的共识是错误知觉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原因。英国领导人夸大了威廉德国的威胁，没有认识到英国与法、俄两国的结盟加剧了德国的不安全感；20世纪30年代采取了适得其反的绥靖政策，是基于对希特勒的错误判断，认为可以安抚他并与之达成和解，这种观点部分来源于英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认为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10基于这样一段历史，考虑到将慕尼黑与战后美国政策进行类比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显然对他者意图产生错误知觉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似乎当时政策界和学术界早就应该注意到了下述问题，即国家如何认识他者，产生错误知觉的最常见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事实上，尽管当时对于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对手等一般性的问题却鲜有关注。当然，历史学家从具体个案入手做了一些研究，但是那些研究都是基于特定的情境，个性太强，国际关系学者在此类研究中并未进入主流。11即便是到今天，对威胁知觉的研究仍显不足。12
我打算以间接的方式去切入这个问题，因此决定重点关注更具普遍意义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研究。13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隐藏之手原则”相一致，这项研究涉及的范围之广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如果当时就知道我需要涉猎那么多的知识领域，就不会启动这项研究了。14我没有接受过心理学的学术训练，而且对于外交史的了解也很有限。确实，本书初稿大致完成时，我对于心理学的了解还非常肤浅，只是在将基本观点大致都写完的时候，才认真读完了心理学的主要文献。那时，我查阅了近15年来心理学领域所有相关的期刊。这项工作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不过因为当时需要查阅的期刊并不算多，这么做还是可行的。
尽管《知觉与错误知觉》属于政治心理学研究，但是它并没有进入这项研究的主流。政治心理学大多聚焦于大众态度和政治行为，在研究方法上倚重民意调查和实验。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人们是否以及如何参与政治，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选择是如何形成的。知觉并不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它确实产生了作用，表现为人们关于政党及其政策的信念。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心理学的知觉研究要解释的是，人们对那些他们不大关注的事情所秉持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也许政治学学者们对此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恰恰很少关注政治观点和投票。15不过，我研究的人群非常特殊。他们是政治领导人，他们处理的事务对于他们的政治生涯和他们的国家来说，是真正生死攸关的，而且处理这些事务需要他们投入百分百的注意力，和极大的智慧与精力。对于他们来说，妥善处理这些事务至关重要，即便有的时候，这意味着要将对外政策后果置于次要位置来考虑，要首先去获得国内支持，或者至少不失去国内支持。此外，领导人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16当然，他们同普通民众一样，都具备一些基本的人的特性和能力。但是，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最好是去观察这些领导人在他们最为关切的领域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就像我们在研究普通民众时，不能去看他们的政治知觉和思考，而是要看他们在择偶或者拼事业时的思考和行动一样。17
为什么要研究领导人的知觉、判断和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呢？广而言之，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依赖于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即便由此产生的国际后果并非每个国家政策行动的简单加总。18因此，如果不对国家如何决策进行研究，就很难去解释国际政治，更不用说去解释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了，而国家决策很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所处的环境的知觉。具体而言，除非国家已经制定了主导战略，也就是说，无论对方采取怎样的行动都以此为最优战略，不过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那么推断他人的意图和动机对于对外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19以极端的情况来说，很显然，试图与希特勒式的人物和解会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样，在与一个谋求安全、害怕受到威胁的国家打交道时，对之采取威胁策略也一样会导致形势恶化。这里的问题是要形成对他者的准确知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者的行为通常都是模棱两可的，欺骗的可能性永远存在。20关于对手意图的争论很难争出结果，除非是对手采取了类似于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这种超乎寻常的举动。的确，直到1990年以前，相当一部分总统顾问和对外政策专家们都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所做出的大量让步只是麻痹西方的策略，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争论一个世纪以前的威廉德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究竟是什么性质。
国家不仅仅要努力建立对其所处环境的准确知觉，而且还必须考虑他者的环境知觉。进而，从上一段的讨论延伸开来说，国家需要了解他者是如何看自己的，是构成了威胁还是令人放心、是弱还是强（包括能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还是变化无常。另外一方对国家所采取的行为如何回应，至少部分取决于它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如果一个国家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同理心的训练是很难的，尤其是当对方对于形势的判断与本国的判断迥异时。就拿当下的一个例子来说吧，美国官员知道，美国与2016年7月失败的土耳其政变毫无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真正如此无关紧要。土耳其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政变等事件中卷入甚深。因此，美国如果要彻底了解土耳其对美政策（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且去预测土耳其在未来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就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制定有效的政策，美国就必须以土耳其的知觉为出发点。当然，美国可以谋求去改变土耳其的知觉，这么做需要了解土耳其的观点，而且，如果改变是不可能的，那么政策制定就不得不基于这一令人遗憾的现实。
学者和当代政策制定者必须要了解行为体的知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行为的解释，受到知觉的极大影响，取决于研究者是否相信德国有安全感并对前景感到乐观，或是德国领导人是否相信德国受到了威胁，并正在走向衰落。甚至，随着我们对于国家知觉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改变。直到1971年五角大楼的文件泄露之前，大多数学者都还认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1965年部署了地面部队，是因为他相信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获胜。当代研究和政策评论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决策者们为什么会那样地过分乐观，整个过程是如何发展升级的，而且为什么此后撤退变得越来越困难（“泥潭理论”）。五角大楼的文件显示，约翰逊和他的幕僚们要比学者想象的清醒得多，他们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成本很高，而且结果是不确定的。进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打赢越南战争是那么重要。如果美国认为轻而易举就能获胜，那么只要有了特定目标或者只要一时冲动，甚至不需要太大的目标或者很强的冲动，决策者就有可能做出干预的决策，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根溯源也不会加深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然而，一旦我们知道决策者对于战争前景的看法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为准确，那么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即便是在预见到了高成本的情况下还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
当然，尽管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领导人必须要过一下脑，但是认识和思考过程却不一定都发生在那个层面，《知觉与错误知觉》在第一章讨论了分析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政策是由哪个层次的要素决定的，是决策层、官僚政治层次、国内政治层次，还是国际体系层次，包括体系结构及体系中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最近我研究的问题是，领导人何时起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判断。21在这里，我只想重申我的观点。我认为知觉非常重要，但知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他层面的因素不可忽视。这意味着知觉研究并不完全是针对决策层面的分析。22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也应考虑在内，不仅要将之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而且还要作为信念和知觉的来源。我现在立刻能想到的，还有民族国家的风格或战略文化研究，23一些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具有很强的共性，人们基本上都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替代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文化或不同时代中思维方式是有可能不同的。现代西方社会似乎比很多其他社会更倾向于个体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在那些社会中，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可能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不同，比如，主要农产品是小麦还是大米。24我们是寻求诸如此类的根本特性，还是去考察更为具体的层面，以确定具有共同文化的那些国家的特点，某些认识世界、认知其他行为体的方式可能在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无须借助本质主义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这种情况通过制度化、社会化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可以长久地维护下来。
国内产生的意识形态也能够制造特定的世界观和对其他行为体的特定看法。最显而易见的是，左翼和右翼政府对于外部环境的看法往往不同，因此随着执政党的变化，国家的知觉和政策就会发生变化。25在非民主国家也同样如此。特德·霍普弗（Ted Hopf）指出，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他本人反对在苏维埃社会内部搞斯大林主义的敌视和对抗，所以他认为与第三世界中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政权合作是可能的。26更富戏剧性的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在他主政的那个时代，国际政治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部分原因是他相信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苏联实行国内改革。狭隘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也可以对知觉产生影响。比如，如果与另外一个国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符合某些人的利益，那么他们很可能认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社会和对外政策是相对友善的。我将在下文中讨论，因为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需求，会导致我们仅凭已知信息很难判断知觉产生的合理性。
关于增订版序言
与《知觉与错误知觉》不同，此次增订版序言与我收录到一个姊妹集中的论文，27是在心理学研究爆炸式增长，并且我后来继续国际政治其他领域的研究，没能进一步对心理学文献进行跟踪的情况下完成的。鉴于此，即便将所有期刊论文快速浏览一遍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而且由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该领域已经被大大拓展。行为经济学是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些实验测试的是违反理性假定和规范作用的情况。28因此，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多少有点儿漫谈的性质。29
如果说政治心理学大量研究成果的产生，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写一篇新的前言，而不是从头到尾把整个著作重写一遍的话，那么正文保持原样不变，我也没有那么愧疚了，因为我不认为最新的研究进展从根本上对我的著作构成了挑战。尽管这本书不再是最前沿的，但它的基本方向依然是正确的。
不是无关理论，而是根本不是一个理论
《知觉与错误知觉》并没有提出一个一体化的理论，而是借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进行的归纳研究，是要看这些原理是否能够解释我在外交史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规律性现象。虽然心理学思维在建立可验证的假设方面是比较严谨的，但即便是最成熟的一些理论，比如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和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它们的“理论”称号大体上都是荣誉性的。尽管这些理论曾经富有价值——我相信现在也依然如此——但是，与经济学理论或者政治学的某些理论相比，它们的解释范围和严谨程度都难以相提并论。即便是可以，由于在研究中采用的是各种不同心理学理论的组合，并且在有些地方超出了已有文献，所以这一事实也说明，无论好坏，我呈现的是理论的集合，而没有试图将之组合在一起。这并不是说它们相互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而是说它们不能契合到一个单一架构上去。本文试图进一步整合这些理论，强调期望和需求的核心作用，但是仍然不会宣称说建立了“知觉理论”。
要构建一个具有更强的内在一致性的理论，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设法将所有偏离我们知觉和思维理性的现象收集并整合起来。很多学者都不加质疑地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去看“启发和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这是思维的捷径，是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接受到的混乱信息。采用这种方法做出最重要研究成果的是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他们发展完善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30他们的研究成果部分反映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但无论是在原有的心理学，还是在我对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中，这些都更像一个罗列的清单，而不是一个一体化的理论。最接近后者的相关理论是“前景理论”。该理论提出，人们的冒险倾向随着不同的情景描述（即下文讨论的“框定效应”）而发生变化，这与理性原则相悖。尽管可以说《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讨论的很多启发和偏差，以及一般性结论，反映了一个基本思想，即复杂世界和有限脑容量要求我们简化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但与其说这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替代性理论，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否定陈述——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的确，我的书中只有几处谈到了理性，最重要的是我试图将理性一致与非理性一致区别开来，但这么做主要是为决策者信息处理的理性进行辩护，而不是要同理性选择研究进行争论。心理学家们在讨论国际关系时曾经将决策人的信息处理方式视为不合乎规范的，甚至是不理智的。不过，在本书接下来的大部分讨论中，我试图分析的都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理性的知觉过程，或者说，如果我们从理性假定和无限认知能力的假定出发，不会预期产生的知觉过程。
聚焦于偏离理性的知觉过程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如果研究工作不够细致，就会导致我们将错误知觉和失败政策看作不理性的，而将准确和成功的知觉与政策看作理性的（很多案例是这样，因此认为无须进一步解释）。当然，这是一种谬误，是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世界上的规律是可能律；有可能一项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是理性的，但是政策结果却很糟，大量信息被隐藏起来了，行为体并不知晓，而且，正如我在下文中要讨论的那样，即便是最理智的推理也可能最后被发现是错误的。尽管如此，知觉精准和政策成功具有强大吸引力，因此将之与理性对等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我研究过多个情报工作失败的案例，并指出有很多批评者都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我自己也尽量避免掉入陷阱。31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设立理性的基准线是不太容易的。虽然当我们认为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恣意忽略有可能弱化其观点的证据时，往往会给他们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但是在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几乎没有确定的理性指导原则。推崇贝叶斯分析法（Bayesian approach）的人曾就此做过努力，以更新我们这方面的信念。但是，我在下文中要谈到，这种方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不仅人们实际上不这么做，而且在很多案例中，一个好的贝叶斯分析所需要采用的新信息不可能获得客观描述。
要解决建立基准线的问题，一个办法是将理性选择和认知偏差融合起来。32回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因受制于有限的脑容量，我们只是尽可能做到理性。的确，一旦将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计算在内，我们就可以说，人们不过是在依理性行事。因此，投票人寻找诸如党派认同、共同背景和利益联盟等信号来做决定，不仅仅是要决定将票投给哪个候选人，而且还包括支持哪些政策偏好。33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讨论的很多错误知觉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来分析。比如，认为他国的行为是计划的产物，而非偶然或者官僚运作的结果，这一推论的好处是简约、省时省力，无须寻找关于他国政府内部运作的相关证据，而这些证据很有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但是，这种做法问题重重。对于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的考虑可能会延伸开来，影响到方方面面，结果可能是对我们发现的任何具有启发性的东西都以理性来虚饰，而不是进一步深入探究人们是如何思考政治问题的。
如果更有雄心的话，可以试着抛开理性逻辑，建立基于心理学的解释模型。我现在马上能想到的是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项目。在20世纪30—40年代，心理分析即便不是社会科学思维的主导流派，也肯定是一个主要流派。当时，心理分析使各种社会科学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是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缺乏的，至少在近期的经济理论化兴起之前是这样。在政治学领域，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领军人物，一些学者在他的影响下研究了象征在政治中的作用，34做出了重要贡献，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批判的关于战争起源的“第一意象”分析就属于这一类研究。35在我写作《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时候，这类研究已经不再受到追捧，目前只在人文学科中还保留有一些痕迹，但是正如我下文要谈到的那样，在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性研究中，特别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情感研究正在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不过，尽管本项研究是基于神经科学的进展，但是并没有做出理论性的成果。
也许最接近这个目标的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他采用古希腊的理智、欲望，尤其是精神等概念对人类行为和国际行为进行了解释。36这里不对此项研究做全面评述，我只是想说，尽管我相信勒博和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等人是对的，学者们确实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荣誉、荣耀、地位、复仇、尊重等动机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此类研究是否能产生完整的理论还未可知：主张相关动机产生了重要作用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艰涩、有争议的历史判断的基础上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理论、甚至假设都难以建构。导致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动机之间的关联以及我们对环境和其他行为体的知觉一样，都晦涩不清。37
不过，我想这一点是对的，即在我们试图解释国家的世界观时，也许更好的办法是不走寻常路，不要考虑我们的发现是否可以被贴上理性的标签。因此，我在第六章提出，人们不仅通过类比来理解他们当下的处境，而且更倾向于援用那些对他们或者他们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尤其是那些在他们刚刚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时候，或者首次处于某个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的时候所发生的案例。38相比于给类比贴个“不理性”的标签，了解类比的重要性及其援用的情况也许更为重要。
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理论，当我们搜寻证据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寻找冲突、意外和出错的案例。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不仅行为体会关注，而且研究者也会关注。这就导致我们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因为缺乏结果更为理想的对比案例，我们可能将失败归因于决策因素之类的常量，而不是变量。39当然，这些研究成果能够深化我们对于人们行为方式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却有可能无法区分决策的好坏。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将两种情况区别开来，一种情况是我们认为特定知觉过程是常见的，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指出特定知觉过程有可能将行为体引入歧途。该问题的另一面在于，聚焦于错误和冲突（当然，二者并不相同）会导致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图景和对领导人技术能力的呈现是不平衡的。我和其他研究者所援用的很多案例，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是出错的案例，国家之间的沟通不畅，每个参与者所看到的情况不尽相同（我采用著名的日本短篇小说和电影《罗生门》的典故，称之为罗生门效应）。40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中国关于各自“红线”的沟通就非常精准，对对方信号的解读也很准确。41
政治心理学与三大“主义”
《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出版以后的四十年见证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三大理论的论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有鉴于此，我们显然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知觉和政治心理学与这三大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与建构主义的重叠部分是最多的，但是与其他两个理论也不是没有交集。心理学和其他一些理论一样，在华尔兹的现实主义中是缺失的，因后者过于简约，而且也并没有声称他的理论能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然而，就其对人性的关注而言，心理学在经典现实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42这个问题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没有讨论，我仅在下文中有所涉及。但是，对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学者来说，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意图去主宰的恶念和欲望正是社会世界中斗争的核心驱动；由于国家受到的抑制更少，所以在国际社会就更是如此。进而，人似乎天生就会区分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不仅要疏远外群体，而且还会发现自己难以与之共情。即便没有民族主义的叠加影响，领导人和普罗大众也倾向于自认正直，难以理解他者的希冀与不满，因此造成了国际关系的不幸后果。现实主义的最新版本，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人性的关注较少，但是它重视国内政治和决策的作用，由此打开了通往政治心理学的大门。尽管关于人们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知觉、会想到什么，以及人们究竟是怎样产生知觉、进行思考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并没有作出相关的假设或论述，43但是这个版本的现实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知觉错误作为一个考虑因素纳入理论体系。进而，所有版本的现实主义都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期待，即国际无政府和安全关切的驱动会导致决策者对于威胁高度敏感，并因此可能产生过度的威胁知觉。
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是由其政权性质、政治制度，及其社会中的利益决定的。因此，尽管自由主义没有进行深入探索，但也为政治心理学留下了空间。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头脑中固有的对于政治的基本看法大体上是在国内进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会发现，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及其各种变体）在国际政治观和他们所秉持的他者形象等方面呈现出重大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倾向于认为，达成妥协和长期协议是有可能的，至少在民主国家之间是可能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权会透过信仰滤镜来看世界，因此，通过研究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他们面临的真实外部环境，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知觉。就此而言，在很多方面，纳粹德国的例子都再清楚不过了。希特勒与其同僚将犹太教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起来，这使得他们将苏联视为一个必须要被毁灭掉的政权。当时，人们认为美国的政策也是被犹太人的利益所主导的，在纳粹看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既敌对又虚弱的原因。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主导苏联政策制定的观念是，阶级冲突是政治的主轴：尽管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临时交易是可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体制可以生存下来；虽然共产主义必胜，但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有责任加速历史进程。更具体的一些知觉是衍生性观念塑造的。比如，斯大林之所以高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给他发放大笔贷款的可能性，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须要放贷以避免再次陷入衰退和萧条。几年后，马歇尔计划让他感到特别紧张：既然资本主义政权必定是敌对势力，那么这样的援助只能被解释为意图在不远的将来对苏联采取行动。美国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美国不仅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且因其建国者属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社会根源颇为特殊，从未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对其他国家大多缺乏理解能力。44冷战期间，美国难以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后来又因其自身不同寻常的历史而相信民主的输出是相对容易的，认为民主就是“自然秩序”，只要消除人为障碍，民主就会胜出。45
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也深受其内部利益分配和制度结构的影响，诸多制度在社会与政策之间起着调解作用。尽管知觉问题并非自由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但是可以说强势集团的利益和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他集团的一般性看法和对国际政治运行之道的认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每个时代的主导性理念都是统治阶级的理念”46，尽管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论断过于粗略和简单化，但是自由主义的很多理论都依赖于利益与知觉的联合。47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相互依赖有利于缔造和平；而该理论所依赖的假定是，商人对自我利益的界定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其利益的界定一致。还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信念可能也与之相关，当其商业活动涉及较强的国际联系和多重复杂交易时，这样的企业对于多边制度的信任度更高、也更为开放。48经济活动甚至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心理纽带，因为贸易的增长与物质利益所承载的规范价值的增长，及其在驯服毁灭性情感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的。49在经济以外的领域，知觉对利益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族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除非是流亡或者背井离乡，否则一个族群一般会对自己的母国抱有好感，并将自己视为国外冲突的受害者。国内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不仅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还要协调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观。外交官更倾向于相信谈判和妥协的效力；军队尽管也不情愿真的去动武，但是却更容易相信威胁和军事力量是对外政策的首要工具。因而，后者自然很有可能以军方的态度来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50
与其他理论流派相比，也许建构主义是由更为复合多元的“它们”构成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在建构主义的各种经验研究中，与政治心理学有相当部分的重叠，尽管这一情况往往不被承认。51观念和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中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身份在政治心理学中是放在自我意象（self-images）和自我观念（self-conceptions）两大主题下进行研究的。52建构主义学者非常重视的情感问题，在当代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也重新兴起，我将在下文中对此予以讨论。既然建构主义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如何构建世界观，而非他们自己的世界，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不继续推进和重视心理学研究，建构主义如何能够发展繁荣。
这并不是说建构主义与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路径是完全相同的。很多政治心理学研究都将个体仅视为个体，不大关注个体作为社会存在所处的背景。本项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就是要尽可能去除背景性因素，以达到寻找“纯粹的”认知过程的目的。而“建构主义”则不然，其完整的名称是“社会建构主义”，这个提法是有来由的。在政治领域，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们往往要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流行观念做出回应，且通常会接受这些观念，他们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形成观念和习惯。因为很多思维方式都是他们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的，所以往往就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尽管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夸大了自我意识的缺席）。53我们生活的世界之所以是社会世界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旦脱离滋养其形成的社会互动，是无法被理解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它与心理学对人们所使用的启发和偏差的研究不那么适配，但是与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却是兼容的。社会心理学也认为，如果仅在人的头脑中寻找答案，研究是难以深入的。人们从他者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及他者对自己的回应中进行学习，对之做出反应，并由此构建自我。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对其所处的由人构成的环境具有精准的把握。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化对于个人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政治心理学者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化过程对于政治态度的塑造和传输至关重要。
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也值得一提，尽管我不能确定这是否为巧合，但其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即二者都居于政治光谱的左侧。尽管两大理论阵营中都有保守派（建构主义者不承认其立场类似于强调文化重要性的保守思想54），但明显都不占据主流。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心理学通过偏见研究和当时被称作种族关系的研究获得了大发展。对于当时那些学者而言，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不朽的学说，而是要使美国社会更加公正、种族之间更加平等。与之相似的是，大多数建构主义学者对于世界政治的一般性行为，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的确，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强烈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实主义通过对领导人和公众的社会化，使其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作为自然之事接受，从而导致危险的、压迫性的国际政治模式获得正当性，并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和建构主义学者在强调社会化力量的时候，都身处理论的矛盾与张力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变化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结构、价值观和信仰的自我再造。
接下来，我要谈谈心理学和知觉研究的主要内容。
认知闭合与预期的力量
自写作《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以来的若干年里，在阐释我所描述的认知过程时，我也许越来越相信我们原本持有的信念对于我们如何认识新的信息能够产生重大塑造作用。我认为预期和政治与心理需要（下文讨论）这两种力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的确是最强大、最具有整体性的。55当然，这一点愈发凸显了下述问题的重要性，即我们的信念与预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变化的？虽然上述判断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却指出，心理动力是强劲的，且对国际互动具有重大影响。
这里讨论的起点是，关于世界的大多数信息都是含糊不清的。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指出，即便是在客观性最受褒奖、欺骗可能不会被发现的物理学中，“事实”也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对证据的认识（甚至是证据是否被视为证据）取决于科学家的理论。近年来，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看法，正如建构主义学者强调上述信念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根源一样。56我并不打算沿着他们的理论路径走下去，但是上述观点与我的看法相符，都强调人根本不可能是天真的经验主义者，都指出了在我们试图去理解世界时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世界是如此复杂，没有强大的秩序观念是难以理解和领悟的。有一件事颇具代表性。2015年5月，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曼哈顿中城区袭击行人，在他袭击一个警官的时候被警察开枪击中。当时一位目击者告诉记者说：“我看到有一个戴着手铐的人被枪击中了。”后来在看到回放录像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搞错了：“在我脑子里，我就假定他原本只是被动地站在那儿，然后就戴着手铐躺倒在地上。因为一些新闻报道过警察开枪的事儿，所以我就假定是警察欺凌了一个容易被歧视的人。基于我所看到的情况，我就建立了最坏的假定。”57她的最后一句话正好说反了，其实是她假定在先，然后这个假定将她导向了她所看到的情况，而不是先看到再假定；这位目击者看到的是她预期要看到的，直到确凿的证据呈现在她面前。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人的知觉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信其为实才能入眼”的特点。在国际政治中，敌对预期很常见，并且往往会导致不幸的后果。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71年5月对一位苏联来访者所说的那样：“如果氛围和态度是深度猜疑的，那么就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来确证这种猜疑。”58
这种倾向属于更大的一个范畴，即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一部分。59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一般都会倾向于寻找有可能会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不是去寻找那些会弱化自己观点的信息。例如，“9·11”袭击发生后，小布什（George W．Bush）总统几乎是立刻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成员说，要去寻找证据，证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是袭击事件的主谋。60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布什和他那些思维相似的同事们应该去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但是，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在袭击发生之前，他们不仅想要看看是否有可能推翻萨达姆，而且还断定如果恐怖主义得不到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支持，则其威胁性微不足道。因此，在他们看来很有可能是萨达姆下令发动了袭击，或者至少他应该是参与策划了袭击，于是他们就去寻找证据来确证这个假设，并且在中央情报局驳斥这些观点时表达了反对。同样，中情局认为伊拉克政权正在大力推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因此也没有小心求证，去验证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属实。虽然情报部门意识到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是搜集证据将萨达姆与恐怖主义关联起来，但是一涉及验证自己的假设，它也掉进了同样的陷阱。61
相关的一些过程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为当获得的信息与某人的信念相悖时，就会推动她不仅要去错误地解读报告或者干脆摒弃报告，而且还会去思考为什么这些报告不对，哪些逻辑和证据是支持她原有的观点的，哪些对其有利的新论点可以被援引来支持她的观点，结果就是最终她甚至比刚开始的时候更加肯定她的观点是对的（“后坐力效应”）。62
因此，人是理论驱动的，其思维是封闭的。当然，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概括，在所有认知过程中，都存在重要的个体差异。但是我们大脑的硬件配置可能是要让我们尽快理解刺激（当然尽快是多快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世界如此复杂且充满矛盾，单靠“证据”不能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画面。我们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我们很快形成对事物的解释、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去给他人（或者我们自己）讲故事，并且还要尽可能快地答疑解惑。63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概念上，我们都不可能从细节出发，通过理解领悟构建出一幅合乎逻辑的图景，实际过程正好相反，是先有逻辑再找细节。
同样，特定的信念和行为如果不放到恰当的框架中是难以理解的。程度虽然不同，但道理都一样。比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很难理解19世纪中期以前西方流行的医学实践。放血、用泻药等诸如此类的实践现在看来简直是荒谬。但是正如查尔斯·罗森堡（Charles Rosenberg）在一篇经典论文中所指出的，尽管这些治疗措施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但却是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然产生的结果。人们将身体看作“一个由摄取和消耗构成的体系——如果生命个体要维护健康，这个体系就必须得保持平衡……对于在这个体系中实际产生的特定疾病人们怎么看，相对而言意义不大”64。塞弗兰·奥泰塞尔（Séverine Autesserre）也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在全世界广泛实施的关于冲突解决和国家建设的方案都是基于一般性模型制定的，其中暗含的假定是“对于战争和暴力存在普适性解决方案，因此在不同的冲突地区可以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解决模式”65。
就对其他国家的知觉而言，我们同样要求以普遍原理来阐释特殊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国家的观察家，无论他们是否支持开战，普遍都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正在下大力气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获得了一些零星的信息，这些信息并非毫无价值，不过似乎只是进一步确认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结论，因为这就是已经构建起来的那幅关于萨达姆的目标与活动的整体图景，而且这个结论也确实是最说得通的。不然为什么他情愿承受制裁也不提供历史项目的真实记录、不允许核查员去核实这些项目是否已经停止了呢？如果当时更加仔细地查看了证据，也许对于那个主导性的结论就不会那么信心十足了。但即便是这样，也不会产生我们现在认为是真相的结论，除非我们在此之前建立了一套不同的分析框架，去理解萨达姆的希望、恐惧和战略。采用演绎法是不行的。如果没有替代性分析框架从不同的角度去呈现信息，观察者们所能够做的最多不过是注意到不是所有信息都与标准叙事相吻合而已。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另一项情报工作也失败了。多年来，西方情报机构获得了一些关于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Q．Khan）网络活动的零星证据，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全世界出售铀浓缩系统和弹头设计。没能准确地解读那些证据不仅仅是因为证据零散、不完整，而且还因为当时跨国网络概念的重要性还没有凸显，像卡迪尔汗这样的重要人物被视为国家的代表，而且当时主流的世界观是巴基斯坦人是在为国家买进材料，而不是在销售材料。66如果不替换一般性分析框架，是不可能对信息进行准确解读的。
理论以及从理论产生的预期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可以在不同的规模层次上推动知觉的形成，从最为普遍的、往往不直接言明的一些信念，比如关于人的动机和推动世界运转的主要力量，到使用范围狭窄得多的，涉及特定案例、情境和个体的一些观点。警察和一般民众一样，在看到意图不明的举动时，如果说行动者是年轻人，他们会很快将之视为袭击者，而如果做出同样举动的是老人，则他们不会这么快下结论。并且，对于有些观察者而言，因为他们相信黑人青年比白人青年更有可能犯罪，所以在解读这些动作时也会因观察到的行动者不同而在结论上产生相似的差异。同样，如果人们相信民主就是良政，那么在看待同一个行为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因这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而做出不同的解读。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训练也可以对知觉产生有效影响。1988年，美国“文森斯”号（Vincennes）巡洋舰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因为当时舰上的美军认为，这架飞机正以袭击的架势朝巡洋舰俯冲而来。事实上，雷达显示客机正朝着其巡航高度下降。美军误判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在此之前舰长对船员进行了较高强度的训练，教他们做好应对袭击的准备，并保持高度警惕；而在附近的一艘驱逐舰没有开展这样的训练，船员就对雷达上显示的轨迹做出了正确的解读。67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并不需要正式训练，因为只要一件事使得观察者预期未来也会产生类似的事件，正向反馈就可以被触发。举个例子，1987年，由于人们相信在洛杉矶的一个学前班中有孩子受到了性虐待，所以导致很快在全国“发现”了其他类似案件。此前曾经被当作孩子的幻想的证据，或者甚至是完全没有被注意到的证据，此时都被看作虐待的证据，很多案例都被视为撒旦崇拜。
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把手头掌握的信息编成一个故事，这种冲动可以让我们无视逻辑规则。在著名的“琳达问题”（Linda problem）中，特韦尔斯基和卡恩曼发现，如果人们听到对一位女士的描述是，在上大学时她成天看书同时又对政治事业感兴趣，那么他们对这位女士未来职业的预测更有可能是，图书管理员且同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仅仅只是图书管理员（这个预测也包括同时成为政治活动家的可能性）。这样的预测违反了可能律，但是却使得我们可以给自己讲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因为我们可以在这幅图景中看到那个琳达。68能够体现这种强烈冲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一旦基于某些证据得出了结论，就会坚持我们的观点，即便发现证据错了也不改变。69研究投票行为和政治态度的学者在“在线处理”（on-line processing）中发现过这样的问题。人们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会忘记其观点形成的基础，因此即便后来了解到某些最初影响他们的信息是错的，也几乎不会改变什么。70
上述情况属于认知闭合提前，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等到积累了更多证据之后再下结论会更有意义，也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尽管我们可以用在实验室做的实验和世界上实际发生的案例来表明闭合发生得很快，但是这样的认知闭合是否就属于提前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质疑。首先，我们既要考虑过于匆忙下结论的成本，也需要考虑推迟判断的成本。人们对于进化的刻板观念，甚至是嘲弄，就是早期那些等着确认灌木丛中的沙沙声是否是剑齿虎的人类在基因池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71对很多问题的最好处理方式就是早期解决——我们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有道理的。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其他国家当时立刻就认清了希特勒是个怎样的人，世界可能会避免遭受巨大的苦难。也许更富争议的一个例子是，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更快地对叙利亚2011年的形势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暂且先不讨论怎样的政策才是合适的政策这个争议问题），那么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局势都会要比现在好得多。领导人也许还会因为犹豫不决而付出国内政治的代价，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看作软弱、缺乏决断的。迅速决断可以让他们获得成功。
其次，也是与上述质疑相关联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考虑延迟建立信念或构建形象的脑力成本。对很多人来说，不确定是痛苦的。感到思维混乱或者甚至困惑，一般来说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越快下定决心，我们就越能够尽快将智识能量投入其他紧迫的事务中。72这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次优的选择实际上正是以我们有限的脑力所能够达成的最佳结果。
尽管如此，形象和信念往往成型很快，远远早于我们有可能获得完整信息的时刻。而且一旦成型，就很难被替代。当然，有时候是形势逼人，个人也好，政府也好都需要采取行动，确实不能等。但是即便在可以等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不等。美国之所以推测萨达姆·侯赛因重新启动了核项目，是因为此前不久发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起到了重大作用。2001年夏天，美国截获了一批运往伊拉克的铝管。中央情报局首席分析员在获得这批铝管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下结论说，这些铝管是用于铀浓缩的。因为这个结论举足轻重，所以很快不仅被报告给了中情局系统的高层，而且还被报告给了白宫。（注意，这是在“9·11”袭击发生之前，这个结论并不是迫于任何政治压力而产生的。）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一些在逻辑上与上述结论明显不符的信息越积越多，然而尽管这些信息说服了那些尚未明确立场的人，却还是被那位分析员和中情局要么是低估了其价值要么就是误读了。73另外一个不幸的例子是对2012年9月11日位于班加西的美国政府设施遭到袭击事件所进行的最初解读。因为当天早些时候一部充满仇恨和愤怒的（如果不是幼稚的话）反伊斯兰影片引发了针对美国驻开罗使馆和其他几个地方的袭击，所以一开始自然会将班加西的袭击也视为是对该影片的反应，如果情报分析员和官员们能够等一等再做判断，那么就不会直到那么久之后才对此袭击事件做出准确的解读。尽管人人皆知，对于任何危机或者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即便不是误导性的，也不会是完整的，但是很难抵制这种就正在发生的事件立刻构建一幅图景的诱惑。进而，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政治压力可能导致问题更加复杂；根据对当时形势的特定理解来采取行动，并同时意识到有可能得迅速修正这个信念，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在心理层面是很难做到的。在大多数政治和组织竞争中，要做到这一点尤为困难，因为领导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不得不展示信心，以激发其他人的信心。
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对我们预测政治事件的能力做了极好的研究，为认知闭合的危险性提供了系统性的证据。总体而言，预测的成功率都比较低，不过倾向于理论驱动的人（泰特洛克借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著名的类型划分将他们称为刺猬，意即精于一件大事）比那些不那么顽固坚持强预期的人（狐狸）表现更差。刺猬型的人在坚持己见方面惊人得执着，尽管开始获得的信息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可是他们却会长久地抱着从理论中推衍出来的期待不放。74与之相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即便特定的因果机制尚未被发现或者真的看起来不大合情理，但是很多地球科学家还是很快就接受了诸如大陆漂移等新理论，原因似乎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新理论才能够解释他们所认定的事实。75那些对新理论强烈抵制的科学家，观念转变很慢，因为他们将上述因果机制或是否合情理等问题看作建立新学说的巨大理论障碍：那些所谓事实如果不是因为解读或者观察出错而产生的结果，最多也只是古怪的反常现象。它们不仅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新理论流派所认定的事实。
如果一个人要为其行为负责，并被要求保持思想开放，那么他就会有更强烈的愿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更坚定地相信（往往不会明确表达出来）形势是动态的，而且愈发想要摆脱心理或政治的闭锁。76但是这些应对措施并不能防止人们不犯错。责任制可能导致人们在做决策时尽可能果断，而这往往就要求提前闭锁认知。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富有责任感，且意识到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在应对相关事务时常常过于匆忙。77同样，因为迫切想要从零星的证据中理出头绪，所以即便被指示不能这样做，可能也无济于事。陪审员被告知，要等询问结束、审议开始之后再下结论，但是加入过陪审团的人都知道，人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一般早早就下了定论。78部分原因是，审讯一开始，律师们就竭尽所能地提供了逻辑缜密、可信度高的故事，证据在提交给法庭的时候是契合于故事框架之中的，脱离框架很难理解。
不过，我们不应夸大认知闭合提前的普遍性或其代价。79面临新形势的时候，领导人通常会感到困惑，甚至会付出些代价去寻找新的信息，并等待能够使形势更加明朗化的事件发生。尽管杜鲁门仓促决策的事例很多，但是在就职后一年左右他对苏联的认识开始摇摆。80也许他并不是刻意保持思想开放，但他确实是在倾听了意见相左的助手们的意见，并观察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认定斯大林是一个对西方抱有深度敌意的人。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及其同事似乎并没有很快就对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或者替换掉他的军方领导的埃及政权定性，而是（往好的一方面说）保持了一种乐于接受新信息的态度，或者（像批评者说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锲而不舍
认知闭合的确也可以是有益的。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和期待有极强的能力，可以塑造我们对于新信息的看法。如果这种能力会导向顽固不化，使人们抱着早已过时、应该被抛弃的观点和政策不放，那么它也可以打造锲而不舍的精神，产生重大效益。虽然这种情况属于少数，但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虽然不是大多数，但确实有很多科学上的突破之所以能够产生，正是因为有一些人在年复一年的失败和堆积如山的令人泄气的信息面前，愿意坚守自己的信念。多年来，批评大陆漂移理论的人都是对的，他们指出尽管有些化石和地质学证据支持该理论，但是想不到有什么机制可以推动这种漂移运动，而且还有大量证据证明已提出的那些机制都无法运行。自奥尔福德·韦格纳（Alford Wegener）提出大陆就是不得不漂移，到人们发现板块构造机制，50多年过去了。81因揭示了脑下垂体工作机制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们（不理智地？）坚持跟踪这个研究方向20年，都没有产生鼓舞人心的结果，直到他们做出最后的努力。82斯坦利·普鲁西纳（Stanley Prusiner）发现错误折叠的蛋白或“朊病毒”是导致致命性的克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brain disease）的原因，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同样，他的这一发现也是在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二三十年后才获得的，83发明体外受精技术的科学家在成功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挫折。正如一位同事后来所说的，“大多数明智的科学家都会放弃的，但他们就是锲而不舍地往前推”84。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在回答怎样的素质可以成就一位成功的科学家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解决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并充分认识到，很多实验都会失败。”85在本文写作之时，尽管历经数十年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仍不清楚核聚变是否能用于发电，如果可以的话，采取什么办法从核聚变中发电，假使在某个时刻我们会回顾过去，那时可以说，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也可以说有些人是对的，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86但是究竟谁对谁错不到最后一分钟不会见分晓。面对新信息是顽固不化不接受还是保持开放，这是一个光谱的两端，一个社会拥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组织，分布在这个光谱之上，这对社会是有益的。遗憾的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是单一的对外政策，锲而不舍和保持开放很难融洽地组合到一起，但是在政府内部和在外部的观察者中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存在可能是有益的。
框定
关于框定效应的大量文献在逻辑上与人的理论驱动论是一致的，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87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在查验证据或研究具体问题时，要有一个一般性分析框架。例如，在医疗保险的问题上，如果将之界定为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个人权利，就会招致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过度干预，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反对《平价医保法案》（奥巴马医改计划）。但是如果将医保看做是获得医疗保健的人权，就会使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得出非常不一样的结论。为什么美国应对生物武器的防务准备受到了误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应对化学武器的经验构成了一个认知框架，尽管二者差别重大，但即便是专家们也是在这个框架中来研究生物制剂的。88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1994年在联合国工作，在谈到为什么联合国的官僚体系对卢旺达种族屠杀反应迟缓时，他的结论是，在大屠杀爆发之前他们认为危险是有可能爆发内战，所以联合国是在那样的框定中来看待最初的暴力行为的。89当德国人和美国人将德国统一框定为自决问题后，大大弱化了戈尔巴乔夫对该问题的抵制，因为这是他早前支持过的价值观，而且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如果问题被界定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安全化”），那么辩论空间就会急剧缩小。9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段时间里，框定效应作为半自动思维模式和说服工具的重要性明显体现了出来。德国和奥匈帝国立刻将问题主要定性为对弑君者的惩罚。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危机是由于弗兰茨·斐迪南（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大公及其妻子被刺杀而引发的。德国皇帝和奥匈帝国的皇帝不仅仅是因为想要获得战略优势，才对俄国沙皇和英格兰国王强调这一点。然而，对俄国来说，框定是不同的。对法国和英国来说，框架差异没有那么大，但也不一样。“一个不受欢迎的、鼓吹战争的、执行严厉纪律的人被他自己国家的国民杀掉了，这样疯狂的行为都是多年来的屈辱和虐待逼出来的。他的死无人惋惜。现在，他曾经代表的腐败政权正在垮台，却据说还在巧取豪夺，这个政权企图将他的死归咎于无辜的、和平的斯拉夫邻人。”91随着危机日益深化，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将此事框定在了过去的巴尔干危机之中，特别是他在1912年12月所采取的行动之中，当时他警告了德国，并设法召集各国大使开会试图解决问题。这个主导框架及其所产生的预期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战争初期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恐惧的事件。德国军队对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游击战记忆清晰深刻，所以1914年8月，当德国士兵进入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时，立刻将一些模糊不清的证据解读为，又是志愿游击队员在向他们开火，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很多暴行。92
广告商和政治领导人都非常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框架以彰显他们的善意。仅举一例，当克林顿政府决定允许古巴裔美国人给他们在岛上的亲戚寄钱，并放松相关的旅行限制时，白宫的预备工作备忘录提出：“推出工作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使得这项政策行动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其本质——公平合理的人道主义变革……加上拥护民主的行动，不是反禁运或‘亲卡斯特罗’。”93在最近的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如果将开枪射杀之类的事件称作“悲剧”，那就意味着没有人是有罪的，或者至少不只是一方有罪。在这个情境中，命名是很重要的，提议的人一般能够抢在对手之前，快速找到一个相应的标签来表明他们的立场，以免对手给出令人反感的标签。那些支持建设特许公立学校、实行大范围的标准化测试，并要求老师和学校对考试结果负责的人，乐于打上“改革者”的旗号，因为只有那些视而不见、认为我们的学校运作良好的人才会反对改革。政客们在给法案命名的时候往往就要谋求这样的效果，比如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法案和在“9·11”袭击之后强化政府监控和警察权力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国际政治研究学者不应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粗劣的诡计。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学者们乐于采用这个名称，暗指持不同意见的人都不现实。当然，这也许不是一方说了算，因为冲突往往是通过反义术语反映出来并展开的：“主张堕胎合法的”与“反堕胎的”相对应。将这些做法贴上“导向性陈述”的标签很容易，但是却留下了大量有争议的问题。94
有几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答案并非如此显见。首先，框定效应最具说服力的呈现来自针对不知情的行为主体展开的实验。参与实验的人几乎不掌握任何信息，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观念。研究者们将他们置于这样或那样的框架中，然后考察他们在态度或者印象上的差异，这样做因果逻辑就比较容易推断出来。领导人的对外政策观念和对他者的看法就不能这样推断了。在人们使用的框架和其持有的观念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度，但是因为是参与者自己选择的框架，所以因果逻辑的箭头方向和第三方因素可能产生的作用就难以确定。因此，即便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将问题视为涉及国家安全也可能就是从前的倾向和信念所导致的，安全化本身对于随后的知觉和行为可能产生不了什么独立的影响。回到国内问题上，将奥巴马医保计划看作增进公共卫生的大多是自由派，将之看作政府未经授权地干预卫生市场且限制了个人选择的大多是保守派。这些框定来源于大的政治取向，能够产生强大因果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的确，有时候行为体不仅选择框架，而且还构建框架。当小布什总统迅速回应“9·11”袭击，宣布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候就是如此。这个回应似乎更像是自发的解读，而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因为接受这一框定就会使人更倾向于采取类似战争的行动。但是这一框架绝不是稳定不移的动议。一些人认为美国需要将袭击事件作为战争行为来对待，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误判了形势，会导向一系列的危险行动，两种立场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信念和取向方面的深层次差异。时任国防部主管政策规划的次长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与小布什的政治观一致。有意思的是，尽管袭击发生时他不在国内，也没有与其他政府官员联系，但是他也立刻将袭击和美国必须进行的还击定性为战争。95换句话说，人们选择采用某种框架往往是因为他们秉持的观念，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动接受了实验员提供给他们的框架。
选择怎样的框架，常常既受到政治活动特有的正常竞争的推动，也受其限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是全新的，即便很多具体问题是新出现的，但它们也往往和早已存在的价值观和信念相关，这些价值观和信念涉及人们对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看法，将人们分到不同的阵营，甚至是不同的政党。这意味着，与很多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不同，可替代框架几乎总是存在的，可供选择的。96在这些案例中，要剔除人对问题的框定所独立产生的影响尤其困难。
一个更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是，框定效应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与我所提出的我们的理论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有冲突的：虽然框架能够影响后续的知觉，这与框定效应理论较为吻合，但是哪些框架可以被建立起来、可以被改变，这些建设和改变的问题看起来似乎都那么轻松，这一点就不符合上述理论了。如果我们注意到替代框架本身不是产生预期的理论，而是使不同的考虑、价值或感受更为彰显，那么也许不可能之事可以变为可能。最重要的框定案例，特韦尔斯基和卡恩曼的预期理论显然就是这样。该理论认为，在情境和选择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以避免损失来框定行为选择，则相比获取收益的框定更容易引发冒险行为。97这里产生的框定效应是巨大的，但是并没有实质上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同样，大多数美国人既想要实现医保覆盖的最大化，又想要保证政府干预的最小化，各种竞争性框架的设计就是要操控我们的选择，突出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价值，而不是进行深层次的变革。
意识缺乏
有时候人们认识到他们对于接收到的信息的解读受到了自己所秉持的信念的强烈影响，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意识不到。这就会产生三个令人遗憾的结果。首先，参与者会对不同意见产生误解。他们就信息中的某些具体细节展开激烈辩论，然而真正使他们意见相左，使他们对该信息产生不同看法的，是他们的信念差异。由于人们不能够聚焦于导致争议产生的更具普遍性的原因，所以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易得到解决）。
其次，也是与上述结果相关联的一点，每个人都认为另外一个人不仅仅错了，而且不讲道理，因为她意识不到，即便她的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可能是对的（当然并非如此），受到密切关注的具体信息细节也显然对她不利。比如，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竞选期间所做的一个陈述引发了公愤：
如果你获得了成功，是有人在你的成功道路上给予了你一些帮助。在你的生活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有人帮助创立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体系，这个体系为你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有人投资修建了道路和桥梁。如果你拥有一个企业——那并不是你创建的，是其他人使之得以产生。因特网不是单靠自己获得投资的。政府研究创造了因特网，于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从因特网挣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成功了，成功得益于我们个人的主动性，也得益于我们的齐心协力。98
共和党人抓住上文中我加粗的那句话不放，说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竟然称人们的企业不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民主党人说，这是对讲话的极大歪曲，这段话的语境清楚表明，总统指的是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商业不可能发展繁荣。作为一名民主党人，我认为他们说的显然是对的。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段话稍作过滤读起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然而，公众对话大体上是要说服所有参与者，那些意见相左的人都是极其固执的（为什么在很多友谊团体大家要么就是政治立场相同，要么就是基本不谈政治，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99
四年后，在共和党初选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杰布·布什（Jeb Bush）在解释如何才能实现每年4%的经济增长时说道：“劳动人口的参与必须要提高，目前处于现代以来创纪录的低水平。这意味着人们需要工作更长时间，通过提高生产率为家庭创造更多收入。”100这段话立刻引发了民主党人的群嘲。他们指出，问题是工作机会短缺，而且这段话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布什脱离现实、永远责怪受害者的看法。共和党人辩驳说，布什实际上对于想要获得全职工作机会的兼职工人非常同情，而且断定民主党人又要开始扭曲共和党的言论了。同样，2016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听到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多个场合表态不一致，而且还不愿意相信其他人对他的讲话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比如，人们对他下面这句话的反应。他说，“俄罗斯，如果你在听的话，我希望你能找到那丢失的3万封电子邮件”，那是从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的私人服务器中丢的。民主党人吓坏了，将这句话解读为是邀请美国的对手进行网络间谍活动，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共和党人则辩护说，民主党的解读真是古怪离奇，特朗普最多也就是在敦促俄罗斯，如果他们已经获得了那些邮件，就赶快移交过来，如果没有，正如特朗普一天后所宣布的，他说这话就是讽刺。101还有一次，特朗普说道，如果克林顿当选，并且“有机会任命她的法官，那时你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伙计们”，继而，在人群发出嘘声之后他又接着说，“尽管第二修正案，——也许有第二修正案，我不知道”。克林顿的支持者们于是推断，这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对克林顿生命的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说，他只是在敦促主张持枪权的人组织起来，要么阻止她当选，要么在她当选的情况下，阻止她任命那些反对持枪权的法官。每个团体的人都相信他们自己的解读是唯一合理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更加强化了他们的看法，即他们的对手——以及媒体——或是成见太深没有仔细倾听，或是就要污蔑攻击他们的候选人。的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特朗普宣称：“不可能有其他的解读，我是说，别瞎扯了。”102（我自己的解读是，特朗普只是在即兴表演，他既要恐吓，又要讨好他的观众，脑子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第三，由于没有认识到已存在的信念具有重要影响力，所以我们在接受新信息时会进一步强化对这些信念的信心。因为我们接收到模糊信息时会比信息原本呈现的样子更加笃定，认为新信息提供了独立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信念。103我们不仅没有问这个信息是否与替代性观点也一样逻辑一致，而且我们还不大可能意识到我们看待信息的方式受到了我们的预期的强烈影响，如果我们持有的观点不同，我们对这个证据的看法也会不同。对于模糊信息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人们往往过于自信的原因之一。回到之前的例子，很多共和党人确信奥巴马的陈述在逻辑上强化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者形象，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这样解读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将他认定为社会主义者了。另外一个例子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情报制造者和消费者都越来越自信，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将新信息（很多新信息最后都被发现是伪造的）解读成证明计划存在的证据，是由于萨达姆此前的行为使他们认定，他的行为方式是不会改变的。104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是非理性，并不是新信息不能被解读为与萨达姆正在积极推进该计划的看法相一致，而是那些进行推断的人相信，新信息确证了他们的信念，任何有头脑的人，即便他们一开始对萨达姆政权的看法更为和善，在看到这样的信息时，都会认为它指向的就是这个方向。
解决方案显然是相似的，尽管是否可行仍是个问题。人们大概不能避免将新信息融合到他们已有的信念体系中；的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做到极致，采取强制禁令会让我们无法在世界上正常生活。但是通过提升自我意识，我们可以减少不恰当的自信，更好地理解其他人对证据的不同看法，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重要的问题上。105回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问题上，尽管提升自我意识可能并不会导致正确答案的产生，但是却会让分析员们认识到，虽然信息中的很多具体细节都指向伊拉克正在执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但导致人们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驱动力、导致证据被以这种方式解读的主要原因是，关于萨达姆的目标和行为的大致图景具有合理性，这个形象早在情报部门提供的证据出现之前就建立了。那么这样的理解至少有可能会引导分析员认识到，新证据没有他们之前所想的那样具有决定性，谨慎一点是恰当的。进而，他们也许会扪心自问，对于他们所看到的证据是否存在不同的解释，如果通过不同的框架，以对萨达姆的不同认识来看（尽管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萨达姆战略的图像比当时的主导性图像可信度更低），这些证据看起来是不是会不同。
贝叶斯认识论
贝叶斯认识论使新信息和预先存在的信念以最优方式结合在一起。尽管贝叶斯公式令人望而却步，但其基本观点很简单，其重要性常常被低估：我改变信念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我原先所持的观点在被新信息甄别（即区别我的观点和其他可替代观点）并节制之后，我对其可信度有多确定。106这个定理恰到好处地将问题一分为二。一方面，如果新信息足以证明其不为真，即便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可以被推翻。另一方面，如果流行的观念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那么就不需要因为一些不合理的信息去改变观念，因为那个证据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奇怪的异常值，或者是某些尚未被流行观念归拢校准的现象的呈现。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经常观察到与基本自然规律相悖的现象，他们只是将之视为测量错误排除。为少数派观念据理力争的人们在看到权威机构闭目塞听，对他们收集来的点点滴滴的信息不予理会时，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即便这些持异议的人最后可能被证明是对的，但正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基本问题是：“不同寻常的观点需要不同寻常的证据来支持。”这对于下述观点是个重要的修正，即在面对不合理的信息时，如果我们不快速转变思维，那么我们就是不理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在激烈的辩论中维护自己的立场。例如，“大陆漂移”理论在提出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相信。当时一位反对该理论的学者说，“如果我们要相信韦格纳的假设，就必须忘记在过去70年里学过的所有知识，重头开始”。当有批评者指出，某种岩石的形成与韦格纳的理论不相符时，他回应说，他的理论应该“被大量可靠的、相互支撑的证据来验证，而不是用一个反常现象来验证”107。换句话说，贝叶斯定理表明，对于同样的新信息，两个人的回应可以是不同的，并且还都不违反处理证据的共同规范。一位反堕胎运动的领导人在解释为什么她的一些呼吁缺乏影响力时说：“如果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信息就很难传递下去。”她说得没错，但是这并不表明那些人就一定是错的。108
贝叶斯认识论的第二大优点是，它提醒我们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是否与我们所持的观念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是否与其他替代性观念相冲突、可以用于甄别相互竞争的信念。这一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一般来说，贝叶斯定理并不能呈现人们实际经历的理性思考过程。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人也会首先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预期相符，而不会先去思考此事是否也可能与其他替代理论相符。因此，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共和党人指出，经济复苏不温不火，特别是在就业和工资水平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这证明奥巴马的政策导向是错误的。面对如此深重的金融危机，又没有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就是缓慢复苏，对这一观点奥巴马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敢肯定，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来反映民主党人的推理，而我却难以形成和他们一致的想法，这正好体现了我要表达的观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工作的失败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几个案例中，分析员们都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与萨达姆积极推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假设相一致，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腐败、标准操作程序和溜须拍马的强烈欲望也可能产生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行为。109学者们得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教会学生们如何去寻找证据来甄别不同的假设，这一事实说明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没有经过类似训练的人有可能在看到他们所认为的符合自己的观点的证据之后就不再继续进行验证了。
贝叶斯认识论的第三大优点是，它表明，即便人们在共同面对一个新的信息流时产生完全不同的、甚至极化的信念，也并不必然证明人们是非理性的。之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人们此前的先验不同，亦或他们对于新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信念判断（或新信息究竟支持哪种信念）持有不同看法。即便有人在面对不合理信息时变得更加固守成见，这也并不必然是对贝叶斯认识论的违反，因为这种情况有可能触发对全部证据的检查，或者对于一般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而引导此人去发现能够支持其观点的额外证据，上文提到的后坐力效应就是如此。110的确，掌握贝叶斯认识论可以使人在面对与自己的信念不相符的证据时，不是去改变自己的先验，而是可以做出判断，既然该证据与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相矛盾，那么其来源是不可信的。111
不过，这其中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尽管贝叶斯认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们对于先验信念的信心和新证据的诊断性，但是这两大变量不是客观的，是需要人们将之手动输入公式中的；贝叶斯认识论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信念保持多大的信心，也不能告诉我们新信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我们改变立场（或者甚至是朝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这不是实验中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按实验设计，新证据要么证实要么证伪，非常清楚。同样，在医学实验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贝叶斯认识论，人们可以看到在病人存活率、肿瘤缩小程度或其他改善性指标等方面的具体结果，而来自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看待这些结果的视角是一样的。我们不必担心，一个医生会说病人情况不错，而另一个医生却说病人濒临死亡。人们也不大可能在病人的存活率是否支持治疗的有效性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112人们无须参照先验就可以对新信息做出判断，这使得医学研究可以采用双盲实验这一强大工具。
不过，政治判断几乎难以做到这样一清二楚。新信息并不会自我辩护，而是需要解读，而解读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先验信念的影响。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起攻击，所有观察者都会将此视为敌对的证据（尽管攻击的原因，是否因被挑衅而发起攻击，以及攻击行动本身所传达给我们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特性都可以争论）。但是，大多数证据的意义，以及我们面对这些证据时如何调整我们的信念，都会受到先验信念的影响。回到我的核心问题，领导人如何揣测他人的意图。在无数案例中，作为鸽派的你从种种迹象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想要达成合理妥协的意愿，而作为鹰派的我则有可能从中看到的是哄骗我国使之满意的企图，并认为这进一步证实我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即便后来的研究证明这种或那种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更为常见的是历史争议会复制，从而导致当代分歧），也并不是说不言而喻，他们是因为违背了贝叶斯逻辑才坚持了错误的立场。在大多数政治案例中，与贝叶斯认识论的标准假定相反，先验信念和对证据诊断的判断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这种情况严重限制了贝叶斯认识论的适用性。
在某些情况下，信息被误读是因为解读人的预期与之不符。比如，在导致1971年孟加拉建国的危机事件前夕，亨利·基辛格错误地解读了——且有可能是听错了——中国人的信息。中国人告诉他说，如果需要，他们（不）会对印度采取军事威慑行动。113如果他准确地理解了和他对话的中国人的意思，可能就会用好贝叶斯认识论，对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力度不抱那么大的期望，但是他却误解了，新信息将他推向了错误的方向。预期的力量非常强大，这意味着即便人们试图要采用贝叶斯认识论，他们的观念变化还是会严重受制于他们最初所秉持的信念。最初的观念不同就会导致人们对于新信息的理解不同。
更有甚者，不参照人们在基本观点上的争议，我们甚至可能都无法描述其他人做了什么。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当时崛起的继任者乔治·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说，“在美苏关系中，没有什么争议事件是不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的，”没有一种非理论的方法可以确定，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认定的误导人的“和平攻势”，因而无须修正关于苏联的普遍看法，抑或是如鸽派观察家们所相信的真正的和平倡议，意味着领导层更迭带来了重大政策变化。同样，当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大刀阔斧地裁减苏联军队时，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认为，赫鲁晓夫此举并非要走向和解（这是在苏联领导人秉承善意、而非恶意时更有可能做的事），而是要提高苏联的资源分配效率，以对美国构成更严重的威胁。114尽管大多数自由主义批评家认为，这不过是杜勒斯对证据置之不理的又一个例证，但是说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关键点在于贝叶斯认识论无法让我们知晓他是对还是错。更近期发生的例子是，由于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偶然听到，因为核查人员可能要来，伊拉克军事领导人要求军事基地的指挥官们销毁所有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痕迹证据，他们因此就认为，这确证了他们的先验信念，即萨达姆正试图掩盖其已启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当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联合国安理会播放录音带时，这一解读并没有受到质疑。只是到了后来，情况变得非常明朗，萨达姆并没有开展此类项目时，上述对话和指令才被解读为完全无辜的，是要消除所有陈旧的、具有误导性的、不恰当材料的痕迹。
有一个例子凸显了证据评估的理论依赖特性。这是发生在2014年8月警察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射杀非裔美国青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之后的事。射杀发生几天后，警察发布了一段监控录像，从录像上看布朗猛地推开店员，拿了一盒小雪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这段录像中所看到的取决于他们之前所持有的对布朗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段录像可能显示的就是，店员侮辱了他或者对他态度粗鲁，也许他已经为手里的东西付过钱了，不是在偷盗。更为重要的是，布朗家聘请的辩护律师说，录像上没有什么能为“这位警官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行刑式的谋杀提供合法性”115。但是，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取决于人们既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如果我的一般性知识将我导向这样一个思路，一个刚刚实施了抢劫的人更有可能是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并且这样一个人在实施犯罪后立刻就有可能被逮捕，那么他是很有可能拒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更愿意接受警察的陈述，布朗先生试图抓住他的枪，向他逼近要袭击他。另一方面，一个观察者可能承认，录像带显示布朗实施了抢劫，但是却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更不可能，而不是更可能，去和警察发生冲突，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犯了罪，会尽量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自己被捕的行动。第三种可能性是，如果我对于刚刚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会如何行事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或者认为偷盗对于此人在被警察拦下时可能如何行事不能说明什么，那么录像对于我来说就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无论在商店里发生了什么，都不相关”，布朗家聘请的律师如是说。不仅先验是主观的，而且新证据的意义也取决于我们的先验所塑造的信念及位于其后的预期。
在应对大多数政治推论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询问人们是不是较好地运用了贝叶斯认识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至少严格来讲是这样。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有可能忽视了先验信念或者说没有真正重视新信息（这就是卡尔·多伊奇所指的情况，像浮木，或者另一个极端，像一颗子弹）。116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完全将对新信息诊断的判断与我们的先验信念脱离开来，所以不能将理论驱动产生的知觉当作非理性的而不予考虑。不过，很多时候确实是非理性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推断。在上文中我提到过，由于缺乏这种自我意识，人们变得更为自信。如果他们对于自己的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便不会这么自信。那么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无意识的作用。
无意识和隐性处理
在我写作《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时候，并不流行对无意识的讨论。当时有潜意识知觉的提法，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是心理学研究关注的大多是其他问题。尽管该领域还没有回到弗洛伊德主义和相关的一些理论，但是已经重新发现了无意识心理过程的核心重要性。117显然，我们的大脑在做的很多工作我们都意识不到。而且，不仅是很多感官性质的工作我们意识不到（显然，我们不是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触摸到什么和闻到什么），大量的思考、判断和总结工作我们也意识不到。本杰明·利伯特（Benjamin Libet）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将实验对象与记录脑电图的机器相连，以测量他们的大脑活动，他让他们自主选择一个时刻做一个简单的活动身体的动作，并在决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给他报告。脑电图显示，在自我报告之前，信号就已经传递给了肌肉，而不是在自我报告之后。118这个新的发现才刚刚开始被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了解到，对于领导人和大众如何认知其他国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尚不甚明了。一些学者认为，有意识的思考大体上是将藏匿起来的冲动和动机理性化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呼应，尽管没有明确表明对弗洛伊德相关理论的支持。其他学者则认为，有意识的思考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能产生更大的作用。不过，有意识的思考并不代表全部，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第三章，我简要援引了达里尔·贝姆（Daryl Bem）关于自我知觉的研究。这项研究非常有意思。119简言之，贝姆认为我们往往并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行所行之事，因为我们并没有特殊的渠道去掌握自己的思考过程。尽管我们不这么看，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对于其他人的了解多，我们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采用了我们用于解释他者行为的同样的逻辑推理。也就是说，我们看着自己所做的事情，试图在价值、目标和信念等方面形成对此行为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些要素可以或应该为此行为背书。因为我们想要保持逻辑一致，于是就采用这些要素作为未来行动的基础。德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指出，杜鲁门就是这样形成了对苏联的基本印象，并制定了遏制政策。他不是因为有了一套逻辑一致的观点才制定了遏制政策，而是先走了几步，在了解了这些行动的意义之后才制定了更具有连贯性的政策。120
在过去四十年里，学者们已经将上述相关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如果我要重写一本书，我会更加强调其重要性，尽管我不确定能够与对外政策建立多少直接联系。早期有一项实验很好地呈现了其中的一类研究。两组大学生都听到了一位来访者就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的一场演讲（比如，是否要提高饮酒年龄）。演讲者是欧洲人，严格按照演讲稿来讲的，因此，两组学生听到的演讲版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演讲者对于此事的立场。演讲结束后，学生们被要求对演讲人的演讲风格和技巧评分。演讲内容是不应被考虑在内的，但实际上却起作用了。听到演讲者呼吁提高饮酒年龄的那组同学认为他令人反感、组织混乱，演讲腔调和动作颇有自命不凡之感。而听到演讲者讲到令他们开心的观点的那一组则做出了相反的评估：他很讨喜、友好、条理清楚，并且腔调优雅高级。121毋庸置疑，学生们都准确地报告了他们的感受，并且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演讲人风格的判断是其观点是否受欢迎的反映。也许，这个实验结果也可以同样用于解释学生对教授的评价与教授评分是否宽松的关联度——我认为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告诉自己如何来讲故事，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自己的那些判断，并且常常还能够报告我们对于一些要素及其互动的加权。但真的有可能，这些不过只是故事而已。由于无法去拷问我们自己的无意识过程，所以我们就有可能秉持错误的信念，坚持那些导致了我们的决策和他者形象的一些看法和考虑。同样，我们对于自己的很多道德评判所找到的理由也可能是对于我们早已通过其他路径形成的结论所进行的事后辩解。122用一本相关研究的书名来说，我们就是“自己的陌生人”123。
有些人对于个人理解的无意识非常明白。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指出，“对于观察者而言，终极决策的精髓是无法参透的——实际上对于决策者自己往往也是如此，”124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14年参与审议和讨论的时候是这样开篇的，
一个人要追溯其形成结论的内在路径和步骤总是不太容易的；因此大部分思维活动都是潜意识的，而不是有意识的。一个人很难确定自己在想什么，只能猜测其他人的思维活动过程。125
就我们现在的认识而言，唯一可以作为例外的一点是上文最后一句话——理解他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也许不比理解我们自己的决策过程更困难。
此种现象的本质特征使得我们要在不做实验的情况下将之弄清楚极为困难。因此，我们缺乏明确的证据来证明政治决策人受到了某些影响，而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另一方面，很难找到一些理由去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免于受到这些影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理解知觉和判断的出发点是，世界如此复杂，而我们的脑力又如此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得多走些捷径。我们有意识的程序处理能力甚至更为短缺；无意识程序处理要快得多，且省力得多。因此，领导人对他们的观点和决定做出的解释，即便是真诚的，也很有可能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实际的考虑和思考过程。这并不一定就降低了决策的质量，但其导致的问题却是令人棘手的，因为跟踪领导人决策过程的外交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会严重依赖阐述其观点和理由的官方文件。当然，学者们会意识到这里有很多陷阱：很多讨论是绝对不会被记录在案的，会议记录有可能失真，文字整理稿很难读懂，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大量口头和书面意见都是为了去说服别人，不一定反映了说话人的实际想法。但是如果官员们意识不到有哪些力量和因素引导他们形成了结论，那么我们要去理解他们的思维过程还是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即便我们是去处理最真诚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官员行事如此不可靠，我们也失去了先前被看作具有高度价值的证据。
近期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于扩展过去关于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的研究。虽然经过长期辩论，但现在很清楚，没有抵达我们意识层面的刺激也可以产生有意义的影响。126又或许，人可能意识到了刺激，但是意识不到该刺激影响了她的知觉和判断。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意识不到刺激的效果，这种效果被称为启动效应（priming）。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清单，列举了其中一些较为惊人的发现：
特别是在涉及诸如道德与政治、基于更为缜密的逻辑思考的决定时，人们往往相信他们的决定和方针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反应。人们也许会承认一些无关的、亚阈值因素影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决定，比如购买哪个品牌的产品，但是如果暗示说，这些因素与道德和政治相关，人们就不会承认了。不过，有证据清楚地表明，政治和道德不局限于有意识的、理性思维。与那些坐在素净的、没有什么特色的房间的人相比，坐在乱糟糟、臭烘烘的房间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严厉的道德评判，令人作呕的环境和气味更有可能让人表达对同性恋的厌恶。硬邦邦的、不舒服的座椅和柔软的、舒服的座椅相比，更容易令人固执己见。如果人们被提醒注意个人卫生，比如在附近放一瓶净手消毒液，那么相比那些没有接到此类提醒的人，则更有可能产生更为严厉的道德评判。如果受到了催眠类暗示的影响，人们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道德判断。
在政治问题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投票站正好是在教堂，而不是公立学校，那么人们更有可能投给中右候选人，并赞成投票提案。在意大利，面对即将举行的关于扩建附近一个美军基地的公投，那些认为自己持中立立场，但是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中表现出更急于将美国大兵与负面概念联系起来的人，比那些也自称不持立场但没有表现出类似隐性偏见的人，更有可能投反对票。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在实际投票之前就能够知晓人们的投票行为的。127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刺激的存在，其隐含的意义是令人不安的，不仅关于严格缜密的理性标准，而且涉及责任、自控等观念，甚至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更愿意相信，我们的判断是即时的、本能的，而不是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比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这样想，我们对虐童的厌恶不是经过仔细的利弊权衡之后产生的，而是来自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不过，启动效应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是怪异又恐怖。即便我们知道自己的记忆是不完美的，但是在了解到自己对于一部车祸电影的记忆方式受到潜意识影响时，即在潜意识中我们感受的单词是“打碎”（smash）还是“打击”（hit），我们还是会感到不安。128进而，如果我们知道，在饥饿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支持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转移，我们会感到更加不安。129并且，大多数人在了解到，以隐性方式、通过潜意识表达作为主要参考因素来预测婚姻的前景比通过信念表达来预测更准，也不会感到开心的。130至于道德评价和政治选择可能受到转瞬即逝的、不相关的刺激的影响，这个观点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上述相关研究正在进入政治学领域，大多用于态度和投票行为分析。131也许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充满争议的隐性偏见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一张白人或者黑人的脸迅速闪过，其曝光时间之短都无法让人留下有意识的记忆，此后出现的是一个有着正面或者负面联想的单词。实验对象被告知要尽快按下按钮，显示所被观察到的单词是好还是坏，研究人员通过测量白人的脸令人选择好词汇的反应速度有多快，或者选择坏词汇的反应速度有多慢，如果是黑人的脸则测量相反的效果，从而获得偏见数据。132虽然这样的研究旨在显示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是存在的，而不是要宣告无意识的刺激正在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是它们的确显示了无意识影响的力量。
尽管类似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其价值不断被探索挖掘，但是这些研究对于精英人士的政策判断和领导人对其他国家形象的看法有何意义还不甚明朗。也许在宜人的环境中谈判更容易成功，在杂乱的办公室中争论更容易变得越来越激动。我承认我对此抱有怀疑，但是有意思的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他们在日内瓦首次峰会中碰面的时候，就对对方产生了良好印象，这不是第一场正式会议的结果，那场会议并不顺利，而是会后散步，然后又接着围坐在宾馆的壁炉边聊天产生的效果。133在面对面的会议中获得的印象会受到人们提取到的一些非言语信号的强烈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些影响是否会反映到对政策能产生重要作用的信念和形象上还不太确定。我们不能停留在最初的印象和感觉里，还得去了解整个政府运作过程，这涉及不同情境中的多个参与者和多重政策审议。在个人化的政权中，最初印象和感觉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在那里个人不仅能够主导政策而且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但影响是否持续有效就很难说了。正如我们上文讨论过的框定效应和理论驱动的知觉一样，任何主张短期外部刺激可以产生长期效应的观点都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预期，后来出现的同一种类型的影响会逆转最初产生的效应。当然，出现例外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有些时候，路径依赖会起作用，最初的知觉会引导人们对后来的信息进行解读，这样最初的效应就难以逆转了；134还有的时候，一个暂时印象可能会导致人们立刻采取行动。但是这些情况似乎都属于例外，不是规则。
不过，很显然，决策者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都会受到他们意识不到的因素的影响，而且他们真的会否认这些因素起了作用。心理传记非常具有说服力。心理传记显示，即便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其成功过程也不全都是有意识的过程，135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早期经历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这个人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也持久得多，136大量社会化的影响也不会获得承认，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不过是随了父母。在更具一般性的层面上，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是经过审慎的思考才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不愿意承认，如果我们是由不同的父母带大的，更别提不同的社会环境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就会大为不同。
直觉与两大思维系统
对固有影响的研究是最近才兴起的。与之相关的一项研究认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两个轨道上工作，一个轨道的运行速度非常快，都是捷径，大体上是无意识的；而在另一个轨道上运行的则是更为清晰、细致的逻辑推理。137这两个轨道分别被称为思维系统一和思维系统二。我们也许由此会联想到苏斯博士（Dr．Seuss）在《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中刻画的角色。系统一（也被称为“快思考”）是系统预设的默认模式，快速便捷。将收到的信息整合到先前存在的信念体系中，这就是系统一在工作。我们的思维会自动进入系统一，全无意识。系统一是一套高效的体系，大多数时候都能够有效运作，即便有时候会有一些遗憾，我们会产生错误知觉，认为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是对所接收到的新信息的独立判断和稳定确证。因为系统二（“慢思考”）太消耗脑力了，所以我们只有在收到提示的时候才会使用它，而且我们高估了此类思考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即便是在系统二运行的时候，系统一也在发挥重要作用，为系统二的运行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输入和印象。系统一是直觉思维，但是因为我们的直觉不是经由细致具体的方法训练出来的，所以第一手的、生动的证据会留下更深的印象，使我们错将相关关系当作因果关系，建立简单叙事，并且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倾向于夸大个人特质，而淡化外部因素的影响。
直到最近，大多数对外政策分析都没有给予直觉足够的重视，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直觉似乎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是，正如帕斯卡尔（Pascal）在三百多年前所说的那样，“心灵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138历史类比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被看作一种直觉。在更为近期的研究中，德博拉·拉森提出，杜鲁门总统在面对苏联封锁时所作的决策是基于直觉的，而非来自慢思考或精心的算计。他当时决定待在柏林，并拒绝强制遣返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战俘，可以说这个决定使得战争又延续了两年。139罗纳德·里根相信，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会导致其体系崩溃，这一信念大体上可能也是一种直觉。杜鲁门的柏林决策和里根对于苏联弱点的认识，最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说明直觉虽然不是基于系统二思维，但是也可以引导人们得出合理有效的结论。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领导人最初的反应与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进行对比。这方面可以找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冷战中那个可以被称作最为重要的案例。在那个案例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时间更为充裕，领导人也抓住机会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肯尼迪总统被告知，苏联人在古巴部署了导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美国要对这些地点实施轰炸；当赫鲁晓夫听到肯尼迪的演说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苏联不会对海上劫掠和胁迫勒索行为让步。尽管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案例来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但我不认为这个案例是独一无二的。人们脑子里快速想到的都是极端的回应，形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案需要智慧和技巧，而智慧和技巧都是需要时间才能养成的。尽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还有很多争议，但是很显然，维也纳和柏林的领导人在听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的消息时，第一反应都是要采取极端手段进行回应。尤其对于奥地利人来说，这是“性情驱使的本能反应”140，目的是极大削弱塞尔维亚的权力和自治；在柏林，这意味着支持维也纳采取上述行动。法国和俄国也很快就制定了不妥协的政策。为什么1962年的领导人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决策，而1914年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做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41不过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导致人们采取极端回应手段的第一直觉这个共同因素。
思维系统一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次优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是有争议的。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特韦尔斯基和卡恩曼等支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没有认识到快思考的好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人们遭遇的是人为制造的情形。142正如我们不可能通过思考如何使这个不稳定装置维持稳定运动来学会骑自行车一样，同样，一个有经验的外场手能够预测球的落点而无须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潜意识的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般都能够针对环境做出有效的调整。更多实践、信息和思考不仅会产生比较大的机会成本，而且还常常会导致次等决策。另一方面，快速、直觉性判断的优势在人们遭遇过多次类似情形的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回应是否正确他们都获得过精准的反馈。骑自行车就有上述这些特点，但是对外政策则不然。重要的案例少之又少，虽然有可能概括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律，但通常解释力不强，逻辑关系也没那么简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在政治决策领域中还没有开展起来。当然要开展相关讨论也是极其困难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选择效应。也就是说，尽管很有可能事前考虑最多的那些决策往往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原因不在于相关决策过程，而是反复考虑的那些事情本身难度就很大。反过来，一些基于直觉的决策之所以基于直觉是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再三考虑。这样的情况也是很特殊的，而且往往特别需要智慧和技巧。
不过，对于系统一与系统二的区别也许我们是强调得有些过了。危机情形，按照大多数的概念界定，都涉及重大时间压力，因此应该会触发思维系统一，但是危机也涉及具有重大关切的问题，也因此会导致思维系统二的介入。的确，在很多对外决策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与系统一相关的偏差和启发，但人们还是会全神贯注、投入全部精力和所有技能去获取准确的环境知觉、力求达成目标结果。而且，职员们所做的牵涉面非常广的各种工作和详尽的报告，往往反应出相互冲突的立场，但在决策过程中都会被用到。似乎在那个时候，系统二是满负荷运行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仅是由系统一产生的结果，而且还有模糊了两个系统界限的思维方式，因为人们会有意识地维护与系统一相关的思维方式。在越战期间，美国领导人承认使用了慕尼黑类比，但是却又辩解说，尽管有其他模型，但是这个模型是最适合当时情境的。尽管这并不是否定那个反事实推论，如果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他们对于形势的看法是会不一样的，但是这表明审慎的思考并不会自动地将人从系统一的思维丛林中移出来。长时间的仔细考虑不能使人克服所有的偏差或排除下意识的过程；打比方说，即便人们小心谨慎地慢慢推进，也会出现将新信息融合同化到既有信念体系中的情况。也许两个思维系统是存在的，但它们具有很多共性。即便系统二也容易出错，要取得更好的结果需要比系统二所提供的更为清晰的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
生物学
当然，心理学和其他所有生命相关的学科一样，都基于生物学。在我撰写《知觉与错误知觉》第一版的时候，有一个研究领域叫生物政治学。不过在当时，这是个相对小众、影响力有限的领域，只是到了近些年这个领域才发展繁荣起来。的确是这样，以至于我甚至都无法写出一个概要，就更不用说进行全面评估了。不过，也许全面评估也并不是很有必要，因为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思，但是与国际政治的关联度几乎没有，对于知觉模式研究的启发意义就更微不足道了。
很多研究人员和普通公众不喜欢且拒绝接受（这两种态度是相互联系的）对行为的生物学解释，因为他们认为，将行为模式追溯到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特征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否认了人的能动和自由意志。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犯罪行为是因为生物因素所导致的，被认为是人为无法控制的，那么陪审团和法官似乎给罪犯的量刑就要轻一些。143我认为，上述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适的。即便基因和其他生物过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影响，这种影响也不应该是决定性的，同样的生物因素，因其与其他各种因素的互动，可以导向不同的结果。
研究人员也会回避人性这个研究主题，要么将之看作合理化世界现状的借口，要么认为这是个巨大的、杂乱无序的主题，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变量和因变量分离开来极其困难，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我们要寻找所有人都具备的特征，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人的行为与动物行为进行对比呢？即便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特征都具有继承性，来自共同进化的祖先。如果人性是一个常量，我们就不能以人性来解释各种不同的行为，这就是华尔兹对相关研究进行批判的核心观点，那些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颇为盛行。144但是，即便是感到任务艰巨，我们也不应该因胆怯而放弃。145的确，很多诸如我们与特定群体的认同（包括民族）等基本政治现象，其根源都来自人性，即便那个群体的标准和规模不是。146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我们在有可能避免所有损失（预期理论）的情况下，倾向于承受比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测的更高的风险，可能也是基于人性。147过去，人们认为人性使我们注定要处于暴力的常态之中，然而，近期的研究却表明，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是因其天生具有合作能力。148国际政治的成功，与社会生活中很多领域的成功一样，取决于人们与其他各类行为体合作的能力——认为我们在生物进化中胜出是因为残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也可以将对人的普遍特性的关注转移到对那些虽然是与生俱来，但导致我们在政治上产生差异的特征上去。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诸如尊重权威、对新经验保持开放，以及恐惧等方面存在差异。广而言之，常见的观点是，自由主义者认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倾向于提升他者的福利，而保守主义者认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理念，认为生命是“孤独、可怜、艰险、残酷和短暂的”，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缺乏外部约束。由此便会产生不同的威胁知觉和对合作可能性的不同倾向性看法，尽管证据难以获取，尤其是关于精英对外政策偏好和行为的证据，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案例涉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互动。149也就是说，支持下述观点的强有力证据并不是来自典型事实，即冷战期间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相比更倾向于支持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因为前者在意识形态上比后者对苏联更为敌视。在涉及与右翼独裁者打交道的问题上，赞成合作的是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道德，而且毫无益处的是自由主义者。
进化心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
自《知觉与错误知觉》第一版出版以来，生物政治学的三大领域都出现了进展：进化心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我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训练，而且在知觉研究领域对它们的运用也极少，这些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对此进行简要处理是合理的。这三大领域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而且都存在较大争议，部分是因为人们感到它们涉及一些政治意涵，对于那些激烈的争论我不予置评。
进化心理学与人性的关联度最为密切。尽管不可否认，我们的大脑和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进化的产物，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没有争议的。150不过，我发现关于物种进化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物种成型以及它们被环境所塑造的理论，为理解复杂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唐世平指出，进化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千年来发生的变化不仅仅只是一个类比。151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进化为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提供了唯一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152对于这些影响深远的观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很难将驱动我们个人生活的冲动行为转化为制定国家政策的行为；生存和繁殖既要求竞争，也要求进行广泛的合作；文化既受到繁殖成功的影响，也会对繁殖是否成功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我们可以说快速产生威胁知觉的这种天性可能是进化的产物，其他启发和偏差的产生大概也都是如此，通往理性的捷径使我们得以保存认知资源，也因此使我们更容易生存下去。153下文讨论的情感影响，尤其是避免看到价值权衡的倾向可以被看作维护我们心理平衡的机制，这会强化生存的可能性。但是，我担心这些观点可能会成为常见的谬误推理的典型代表，即将功能性归功于既有特征。我们真正想做的是从关于什么导致生存与繁殖的理论中推导出知觉倾向。在某些领域，我们也许可以做到，154但是否能够发展成一般性理论还远远没有那么明朗。当然，这些偏差和捷径非常流行，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与我们的生存并不是不协调、不兼容的。但是这一观点对于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都成立，而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特征的产生与维护是基于它们特定的生存价值，而不是由于它们在生物学上与其他优势特征相关联。
因此，我们还要看遗传学，因为对于进化心理学而言，核心问题是从基因池中去除了什么，以及什么在基因池里生长得更为健壮？在进化心理学中，技术和政治争议都相当大，但是很显然，脱氧核糖核酸（DNA）不是指引我们身心发展的蓝图。的确，表观遗传学这一整个领域都是涉及基因研究的，基因是在何时以及如何被启动、被改变的。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尽管这一研究主题本身具有重大意义，但因其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他者知觉的意义迄今为止较为有限，所以我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局限性。
从遗传学的视角探寻行为的根源，也许最值得研究的（与国际政治高度相关的）特征是暴力倾向。早在遗传学得以发展之前，人们就很明显地看到，在某些情形下比其他情形更容易产生侵略行为，某些人也的确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动怒、也更容易动武。现在看起来这些都涉及遗传学的问题，但是只有在那些童年时期经历过虐待或疾病等应激性事件的人群中，相关的基因才会被激活。155不过二者的相关性并不是压倒性的，情境变量对于何时使用暴力具有重大意义，而且领导人的基因构成是否有助于解释他们的暴力行为尚不清楚。但是，如果说和遗传学对普罗大众的研究结果一致，希特勒和戈尔巴乔夫在遗传基因上是有区别的，更别提甘地了，我不会感到吃惊。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遗传基因在我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基于对普通民众的观察，而不是对领导人的观察，其中又以态度差异研究居多，行为差异研究要少一些。156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治观是与生俱来的——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说，每个孩子生下来不是小自由主义者，就是小保守主义者，这个论断真是夸张又拙劣——不过，对权威的兴趣、对威胁的敏感度、对模糊的包容性（这一点大大关乎延迟认知闭合的能力），以及对于新鲜事物的喜好（或厌恶），在一定程度上几乎肯定是遗传性的，也确实会影响政治取向和政治态度。157那些在冷战期间对苏联行为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人现在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对美国安全的重大威胁，对中国崛起深感忧虑，并且相信伊朗正努力获取核武器，而那些冷战中的鸽派则在上述议题上没那么紧张焦虑，这个现象纯属偶然吗？158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一个人的具体观点可以发生激进的变化，但其信念风格基本保持不变。例如，政治活动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和研究人员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曾坚定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但后来他们不仅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而且对美国的主流外交政策都拒绝接受。虽然信念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激进的变化，但其信念的强烈程度和绝对化程度不变。从知觉的角度来看，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威胁知觉，以及在使用启发和偏差等方面的差异是否可以部分地追溯到遗传基因的区别。如果是，我不会感到吃惊，但目前我们几乎还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证据。部分原因是心理学家和从事决策研究的学者更为重视的是获取那些普遍存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偏差，而不是试图去弄清人们在这些方面所存在的思维倾向性上的差异。
当然，存在与政治相关的个性特征并不能证明遗传因素的存在。心理传记强调个性的重要性，但是却从早期的成长过程中寻找解释。（但是，这样做会使得孩子自身的影响最小化。因为即便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可以影响人们对待他或者她的方式。）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对成长于不同环境中的单卵双胞胎的研究159，这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非常有趣，也极具争议。不过，总体而言，它们证实了大多数家长的看法，即性格中那些重要的方面都是天生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双胞胎在一些独特的习惯方面是多么相似，更为重要的是，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他们在基本政治取向上是多么相似。这并不是说，一切归于“先天”，“后天”不起作用——二者的互动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遗传基因的影响不仅在重量级上有差别，而且在方向上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环境因素和表观遗传，即对基因表达的影响。160但是，遗传学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那就是对领导权的争夺是否会发生特定类型的人身上。即便是因果研究也表明，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是常人——不论好坏，那些处于最高位的人倾向于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力和野心，而且往往极为自负。161鉴于处在最高位所需要获取的目标成果和需要做的工作，为国家命运所要承担的巨大责任，领导人的特性很难出其右。领导人身上的很多特质在早期就显现出来，很难相信那些都是后天培养的，或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这并不是说，所有领导人都是相似的，而且很有可能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使得人们能够获取权力的特征和遗传特性不同。因此，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指出，暴君的基因不同，不仅与大多数普通人不同，而且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同。162
第三个新兴研究领域是神经科学，这是由不同领域的科技进步推动产生的，尤其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缩写为FMRI）的发展，该技术可以显示，在人遭遇特定刺激的时候，大脑的哪一个部分最为活跃。在这个领域，政治学者也是最近才参与进来，其研究的复杂程度超乎寻常，163而且大多数研究涉及的是态度，对于国际政治几乎没有关注。164当然，我们不大可能说服领导人和外交官去做脑部扫描，但是我们期待随着科学的发展，可以对人们一般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体差异的重要意义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与无意识过程的链接很有可能是特别有意思的研究主题。已经很清楚的是，很多刺激在到达与思维相关的脑部区域之前，激活的是情感所处的杏仁核，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情感问题。
情感
自《知觉与错误知觉》第一版出版以来，在心理学领域产生的最重大变化也许是对于情感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20世纪60—70年代，心理学向着纯粹的认知理论方向发展，我没有多想就接受了这一导向。我对于情感的唯一讨论是在愿望思维这一部分，我拒绝愿望思维，且至今仍然相信我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当时我没有发现的是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们不愿意面对价值权衡和交换（我在“非理性相符”这一部分所讨论的内容），而对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情感，下面我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多年来，专业和非专业人员在使用“情感”标签的时候都带着轻蔑的意味。受情感支配的人被认为行事冲动、孩子气、反复无常、脱离现实，并且常常具有破坏性，目光短浅。情绪“火爆”与“冷静”理性正相反，而后者几乎在界定上，就被看作会带来最好结果的思维方式。在政治中，而且确确实实在大多数与浪漫无关的私人场景中，说某人感情用事都含有贬低之意，尽管这也可能被用来暗示，其态度和行为是一过性的，再加上上文提到的生物学影响，人们不会对此人过于责备。在此仅举一例予以说明。在柏林墙开放之后不久，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中抱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行事不负责任时，布什回应说：“我相信他这么做主要是受了情绪影响，是感情用事。（有一些政治考虑）……但是我们不要忽视那里面的情感冲动。”有意思的是，当布什在一天后会晤科尔的时候，他告诉科尔说：“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反应。”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表扬。165六周后，在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讨论德国问题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道：“我们不要冲动，不要感情用事。”166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把这个词用作贬义，在外交官中特别普遍。在一次接受尼克松总统的会见之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向他的上级报告说，总统担心的是马上要进行的选举，“尼克松在这件事上感情色彩特别浓厚，在和外国大使谈话的时候都控制不住自己”167。在关于德国大使和俄国外交大臣的会晤记录中，当说到德国大使拿出1914年开战宣言的时候，双方的记录都显示，另外一方情绪失控、放声大哭。1681987年，当一位日本产业界领袖与美国大使会晤时，当时会议气氛没有那么紧张，美国大使说，“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理智，”这种情绪很常见——我使用“情绪”这个词是经过反复考虑的。169部分原因是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避免受到情感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情感在起作用。理查德·尼克松特别缺乏自省，因此毫不奇怪，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生动的例证。在辞任总统的那天，尼克松在对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说：“其他人可能会恨你，但是如果你不恨他们，那些恨你的人就不会赢，你要是恨回去就是自我毁灭。”170当然，事实上，不仅尼克松因其仇恨而名声不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仇恨才产生了水门事件和一系列掩盖真相的操作，并最终导致他下台。
一般而言，研究人员已经不再将情感看作有害的、与认知决然分开的要素了。休谟的名言为情感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起点，“理智是且应当只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之外，决不能扮演其他角色”。情感使我们的思维达到一种饱和状态，为行动提供动力，没有情感，我们做任何决策都将面临极大困难，就更不用说做出机智的决策了。171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说，“情绪和理智一样，给我以启发”172，这个宣示的唯一问题是，他似乎认为这使得他卓尔不群。
在核威慑理论中，情感的基础性作用也很明显，尽管该理论的支持者和批判者都强调威慑基于精心算计和理性，这是情感因素被视而不见的又一个例证。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情感恰恰是威胁理论的基础。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本土遭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攻击，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威胁摧毁那个国家的文明。但是这样做绝不可能实现理性目标。因为那时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了，不会因二次打击而获救。为什么国家会还击，报复是唯一的解释。这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会怀疑威胁的可信度。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很多重视情感问题的研究都聚焦于公众态度和行为，173不过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重要研究。174这是合理的，纵观20世纪几个最为重要的决策，我们发现情感在其中一个决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法国陷落后，温斯顿·丘吉尔劝说他的同事们不要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当时他对于英国如何获胜的看法错漏百出。他不讲逻辑也不提证据，而是以激情、诚挚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来打动他的同事。其中一位对此感到满腹狐疑，在日记中非常精确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我认为温斯顿完全是一派胡言、令人发指……他应该用脑思考，理性推断，而不是自己越说越激动，感情用事，这真让人绝望。”175同样，在柏林封锁开始时，理性分析没有也不可能导向结论说城市可以靠空运来维持，尽管当时盛行的看法是这些行动可以换取时间，这是对的，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支持性的理念，即额外的时间如何才能被转换为更为有利的政治结果。
在这里我无法概述所有的心理研究文献，其中一些与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是重叠的。176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恐惧、愤怒、厌恶、悲伤、欢喜、渴望和爱，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影响我们的目标追求和具体行动，因为“几乎每一个认知过程——关注、评判、可能性估算、风险知觉、外群体偏见（outgroup biases）和道德判断——都是由瞬时情感以体系性的方式在深层次上塑造的”177。无数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效应如此之巨，导致我们无法进行简单的概括，将某种情感的激发与某种知觉或反应联系起来；知觉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刺激需要被发现，尽管并一定是有意识的发现，才能触发情感；情感状态会影响刺激知觉。我们几乎不可能不考虑情感因素就直接以外部环境去分析行为体的回应，情感的变化非常重要。比如，对方表现出不高兴或者采取的敌视行为，会使一个人生气，也可能使另一个人害怕，反应是大不相同的。临时的、情境性的和长期的个性因素都可能起作用。我们继续之前的案例讨论，是生气还是发怒，根据情感倾向，人们的反应可能会很不一样，但是诸如情绪之类的瞬时因素也可能导致一个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肯尼迪政府官员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大为光火，肯尼迪尤为愤怒。愤怒一般会导致人们采取行动，这就难怪在此事被发现后的头几天里，他们情绪非常激动，大力支持对导弹基地实施轰炸。但是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在愤怒和恐惧之间，他们情绪的天平逐渐倾向恐惧，想要制定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放缓行动的步伐，表现得更为克制，为合作创造可能性。虽然情感对于行动的因果作用很难独立于人们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情感显然是产生了作用的。
的确，情感往往在认知程序启动之前就被触发了，而且会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178我们常常从内部或者外部的一些相似情形中获得启发，凭着对一项政策的感觉来对其进行判断，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感性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在面临经济衰退时，不顾众多（尽管不是全部）经济学家的反对采取紧缩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感觉在国债高企的情况下政府实行入不敷出的政策是不对的。同样，对希腊等国提出偿还债务的要求也是情绪驱动的，人们感觉这不过是个公平的要求。虽然我们不能将上述过程简单地贴上愤怒或者欢喜的标签，但是显然情感在其中都发挥了作用。领导人对于情感的作用往往都很了解，且会用情感去打动人。的确，如果不首先调整情感因素，要改变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是极其困难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做的。在与西方领导人的私人会见和公开演讲中，他都以共同价值来打动人，承认苏联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并描绘出一副后冷战世界的光辉图景。1963年春，肯尼迪同样也成功地在情感上打动了苏联人。他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对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敬意，对苏联和苏联领导人也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尊重。情感也可以使得原本会受到谴责的行动获得正当性。在评估针对侮辱性或错误言行的暴力反应时，如果暴力回应被认为是源自合乎情理的愤怒，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精心算计的结果，我们会更快地排除合法性的考虑。如果复仇是一道菜，做成冷盘是最爽口的，但是做成热菜则上菜的人更愿意接受。1914年的德国领导人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期待奥匈帝国针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事件立刻采取报复行动，而不是（出于各种政治或后勤因素）再等6个星期，因为那时就会失去欧洲的同情心，报复行动就会被看作重塑国际政治版图的行动。
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所有推理和思维过程都是动机驱动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就某个问题进行思考时，某个事物发挥了引导性作用。我一般不会去思考西伯利亚的降雨问题或者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总理被替换掉了。但是正如在相关文献中所使用的那样，如果推理的目的不是要努力形成准确的知觉，那么就会被贴上动机性推理的标签，很多动机与情感有关。正如M．布鲁斯特·史密斯（M．Brewster Smith），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和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等人在五十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且还要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在我感兴趣的领域，更多的是政治需求，而不是社会需求）。179简言之，人们需要舒适地与自己相处，这一点会对他们所秉持的信念产生重大影响。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研究的通往理性的捷径，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全貌，因为这些捷径只是在人们对现实进行评估时才起作用。自撰写此书以来，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倾向于将政治和个体需求与期望并列作为知觉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是，对动机性推理做出判断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当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弱于男性时，由于我不认同这个结论，所以我可能就有动机去寻找该文在推理和证据方面的谬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动机也起了作用，但是只要我所完成的评估是公平的，那么我的推理或结论就不能算作动机性推理或动机性偏差。再举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政府指控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在柬埔寨开展细菌战。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等人抱着对这些指控的深度怀疑，专程赴柬采访受害人，并进行了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如果不是出于深度怀疑的强烈动机，他们绝不会付出这样艰巨的努力，但是他们的行动也不构成动机性推理。动机性推理成立的条件是，以不同方式处理指向不同方向的证据（比如，当被访谈人的描述与细菌战相符时，就否认他们具备准确报告战争的能力，而当他们的故事与细菌战不符时，却认可他们的观察能力）。进而，即便我在关于女性数学能力的研究中找不出错儿，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一事实可能并不是动机驱动产生的，如果用贝叶斯定理可以解释的话。如果我有更好的理由去相信男女在数学能力上并无差别，那么对于任何得出相反结论的研究我都不应该抱有什么信任，即便我认为该项研究是有效的。的确，我对自己观念的信心可以从逻辑上引导我做出如下结论，即虽然我没能发现，但该项研究一定存在问题。然而，如果我判断该文章在方法、推理和证据方面出了问题，而同样这些因素被用来服务于产出我所赞成的结论，我就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特色，这里就涉及我所说的动机性推理。事实上，科学家们在评判论文时常常就是这样做的。180
即便动机性偏差与非动机性偏差的区别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实践中要将二者区别开来却极为困难。的确，菲利普·泰特洛克和阿里尔·利瓦伊（Ariel Levi）认为，因为人既聪慧又富有创造性，所以这样的区分毫无实现的可能，任何一个结论都可以通过很多路径获得。181但是我想，当预期和强烈的心理需求把我们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牵引时，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区别。我们可以找找这样的案例，比如，一个人在产生知觉的过程中，在事先持有的信念的引导下，他预期另一个行为体以某种方式行事，而这种行为会削弱他的政策或者与他建立的自我形象相冲突。或者我们可以搜索这样的案例，某人因其所秉持的世界观会产生一些预期，而这些预期意味着她需要痛苦地放弃她所珍视的价值观。在这样一些案例中，情境的具体细节、知觉产生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个性和每种偏差的强度都有可能以复杂的方式形成组合，使我们难以对其规律进行一般性归纳。尽管因果推论从来都不是百分百准确，因为我们不可能控制所有可能产生关联的第三方因素，但原则上，当动机性偏差和非动机性偏差冲突时，我们是可以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的。
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多年来制定了诸多政策，以确保在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英国会保持中立，但是有意思的是，1914年7月，他却比那些没有对此类政策投入巨大精力的同僚还要更晚一步才看明白，英国会进行干预。当某人接受之前曾经拒绝的一些理念，因其可以导向他所渴望达到的结论时，也可能会产生动机性推理。多年来，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一直认为，美国发动的心理战对东欧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当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并被苏联血腥镇压时，他却以安慰人的口吻总结道：“暴动是苏联十年压制政策的结果……不是因为自由欧洲电台或（美国投放的）《自由欧洲》传单等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产生的。”182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当证据似乎被忽视或者以某些方式被曲解，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正常的理论驱动产生的知觉时，现实评估和认知偏差就不足以对知觉做出解释了。在工业生产灾害、政策失败，或者诸如发现配偶不忠之类的人际之间的尴尬事件发生后，我们往往会讨论故意失明（willful blindness）或疏忽大意（negligent inattention）。一位历史学家将奥匈帝国在1914年6—7月间所犯的知觉错误和决策失误都归咎于“因绝望而导致的鲁莽”183。我们当然要小心谨慎，避免掉入后视偏差的陷阱，但是在困难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避免那些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的知觉。正是意识到这些过程的存在，法律就要提供对抗机制，去惩罚那些受此影响的人，否则那些人受到激励就会采取伤害他人的行动。例如，在生产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受害人有可能可以收集到损害证据，以显示不仅责任机构对于不安全的情况事先是了解的，而且他们应该掌握此类情况。事实上，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点在这个案例中非常重要。公司管理人员认为，他们在提供安全措施方面已经做足了工作，他们也许真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有证据显示，他们形成这一结论只是因为事关其重大利益，而不是因为掌握了充分的理由和证据，那么他们还是要被追责，接受惩罚。
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后，出现了几个老师修改学生答卷以提高学生分数的案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并不需要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因为老师们的命运与学生的表现是相关的。这里有意思的问题是，老师们的上级同样从这个事件中获益了，那么他们对于此事是否知情呢？他们往往都推说不知情，但是鉴于他们一方面给老师们施加了巨大压力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而另一方面在成绩显著提高时又表现得一点也不好奇，那么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佯装不见”吧。他们不去了解是因为，假如真这么做了，他们就不得不将丑闻公之于众，承认政策失败。同样，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在深情讲述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故事时说道，19世纪末，当他的曾祖父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无法承认这里生活着大量阿拉伯人。“我的曾祖父没看见是因为他有看不见的需要。他看不见是因为，如果他看见了，他就得掉头回去。”184
还有一个相关因素在上述推理中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我们认为正常情况下该问的问题没有问。因此，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指出，当肯尼迪政府的高官信心十足，认为他们就要打赢越南战争时，他们没有“去问，如果共产主义者正在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通过谈判来挽回败局？”185同样，如果在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被去除的情况下，计划还在照常进行，那么此种情况就应该引起人们的怀疑。比如，1809年，尽管奥地利在最后一刻退出了行动，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仍然要将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就很可疑，因为最初之所以策划该行动是依仗了奥地利将继续参与对拿破仑作战这一条件的。186
此类分析遭遇到了一些质疑，因为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们头脑中有个小人儿，他准确地感知到刺激，并告知我们头脑的其他构成部分不要去感知。不过，我们此前讨论的一些内在的、隐含的过程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也不是非要接受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才会相信不愉快的刺激在抵达我们的意识之前就可以被过滤掉。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吧。三十年前，我因为视力出了状况而住进了医院，当时医生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做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几个小时后，护士走进病房对我说：“祝贺你，结果是没有。”我说：“哦，这是好消息吗？”我的不适并没有影响我大脑的思考能力，我对医学也并不是完全无知。如果是其他人生病，我肯定知道做扫描就是要确定我是否患了脑瘤。但是我当时就是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合理化
将产生动机性偏差（motivated biases）的需求分解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导向偏好和信念的建立或维护，另一部分要求不直接经历痛苦的交换过程，尽管二者是相关联的。187就前者而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具有强烈的动机，想要形成特定的结论。188我们通常意识不到，但是我们选择的证据、给出的解释、对于冲突性观点的协调与平衡，以及我们形成的他者意象，可能都不是客观思考的结果，而是服务于证明我们所想要的世界观或者行动方式的合理性。换句话说，理性分析，甚至是深深根植的信念可能都是合理化的结果，并不具备理论根据。189例如，1951年，英国人与伊朗首相就油田的控制权进行的谈判中断了，当时英国外交官对伊朗首相和伊朗政治文化的描述极尽贬抑之词。但是，研究该案例的学者却说：“文化抨击不应被看作谈判失败的根源……，确切地说，文化抨击应该是谈判失败的副产品。”190
信念是否是合理化的结果？这方面的讨论也是观念权力之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其他行为体如何行事的理论是政策决策的核心。我在上文中也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须要说明决策者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动启动的。我这么说并不是指这些信念是不可移除的驱动器，因为我们在探寻因果过程的时候，总是可以试图去追根溯源的。但是，在将行为的根源归于观念之前，我们的确要追问，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被人们所接受的？191为什么大多数有钱人都赞成对税级最高的人群减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宣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因为有证据使得他们相信如此减税能促进经济更强劲地增长？为什么教授们相信为大学争取更多的公共支持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是否不用考虑这样一项政策给教授们及其所珍视的行业所带来的收益呢？这些信念对其秉持者而言是非常实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最高法院判例的规律。尽管大法官们表示他们依照自己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进行判决，不考虑是否符合自己的政策偏好，毫无疑问他们这么说的时候都是真诚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常常发现他们对于法律的正确解读恰恰导向了他们所偏好的政策结果。在国际关系领域，虽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归根结底是观念”在起作用，但是他的讨论却表明，观念随着战争技术和贸易的变化而同步发生改变。192一个人无须成为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观念看作纯粹的上层建筑，就可以得出“观念不是自由流动的”结论，这是托马斯·里斯-卡朋（Thomas Risse-Kappen）一篇文章的标题。193
人们要达成特定结论是有动机驱动的。当逻辑推理推翻了一个人惯常思维方式的时候，动机就显现了出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关于同性恋行为根源的信念。社会保守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偏好，而不是天生的性取向，尽管事实上在很多其他领域，他们会强调生物和遗传学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生物遗传是决定性的，环境因素几乎不起作用，在其他领域基本都不是这样。在涉及影视作品的影响时，人们的观点也呈现出动机驱动。如果不考虑动机，人们的观念模式也同样难以解释。保守主义者一般认为，影视作品中出现涉及性的内容更可能导致儿童去模仿，而暴力的引导作用则要弱一些；但是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
动机性推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相信某事为真符合某人的利益——通常是经济利益。正如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只有不理解某事才能挣到钱的话，那么就很难让他去理解此事。”194因此，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标准普尔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份额遭遇损失之后，给很多证券的信用评级反而更高了。1952010年，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钻油平台发生灾难性事故。同样，我怀疑，要不是该项目开发进展滞后，且超了预算，要不是官员们知道重新封闭油井会造成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损失，英国石油公司早在事故发生前就会发现先兆信号了。当然，在就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决策时，成本计算是理性行为，但是，只有动机性推理可以解释，为什么危险等级知觉会随着应对危险的代价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影响知觉的利益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在冷战末期提出“新思维”，在关于“新思维”的自主性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新思维”是因为当时苏联面临困难环境而产生的。196在旧的体制难以为继、而德国统一的大势又日趋明朗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对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我们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197，我想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旨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显然，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真的相信这些新理念，而且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将冷战（和苏联）推向了终点。“新思维”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是它们可能并不是自主产生的。从动机性推理的视角来看，戈尔巴乔夫当时面临的困难情境有可能直接导致了这些理念的产生。尽管很重要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早年的事业经历显示，他并不反对对苏联的正统意识形态发起质疑，这颇为不寻常，但是到他掌权之时，即便是精英阶层中思想不那么开放的人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联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振兴经济需要和西方改善关系，以减轻军事负担，获得贸易和经济援助。由于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示好并没有进行回应，所以他就得做出更大的让步，并同时深化和阐述他关于国际政治适当性行为的理念。不过，后者大体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与其说这些理念是导致苏联外交政策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不如说它们是戈尔巴乔夫为他所选择的道路做出的解释，这个解释是说给他人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198
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很多观察家说，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里根是真诚的，并没有制定针对苏联的咄咄逼人的计划。由此，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在军备控制等重大倡议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甚至单方面进行更大幅度的裁军。199但是里根在这次峰会上的行为与他此前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很难解释戈尔巴乔夫的知觉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原因只能是戈尔巴乔夫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进一步向美方立场靠拢。这样的推测并不是要否认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真诚态度；的确，如果他怀疑一切，并且愿意放弃自己关于国际政治的一些理想主义信念，那么他可能会在撤出军备竞赛、允许东欧放弃共产主义时，迫使西方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对戈尔巴乔夫行为的解释需要去考察“新思维”下面更深层次的东西，产生“新思维”的环境。
当关系恶化时，一方需要看到另一方是在支持某项期望能够实现的政策，这种需要可能也会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因果箭头的方向是有争议的。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指出，在美国与其他被视为低等级的国家交恶时，文化和种族的类型化起了很大作用。200他的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所采用的证据显示，政治关系对于种族和文化类型化的作用至少是同样巨大的。他在书中复制的漫画表明，随着关系的恶化，敌对方的肤色更暗，行为举止更显兽性。例如，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对日本人的言语和形象描绘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不那么友善，也不那么西化了，中国的形象在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后也产生了相似的变化。201同样，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英国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看法也随着他们是否与英国结盟而发生了变化。前期他们被描绘成和平友善的，而后期则变成了嗜血的野人。202
也许与将敌手看作完全不值得尊重的压力相比，具有更大威力的是自我赞赏的需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此所作的精彩论述无人能及，更重要的是，斯密还指出了这样的歪曲是如何激化冲突的：
想到自己的短处是如此令人不快，以至于我们往往故意将我们的视线从那些有可能会产生不利判断的情境中移开。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扯下自欺的神秘面纱，看到了面纱掩盖下的自己行为的缺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令人生厌的，而是去再次激化那些此前误导了我们行动的非正义情绪，这是既愚蠢又虚弱的表现……几乎已经被我们遗忘的那些怨恨再次惹得人心烦意乱……这种自欺欺人是人类致命的弱点，人类生活中一半的动乱都因此而起。203
避免价值交换
动机性推理使人们能够获得理想的结论，与之相关的是人的一种倾向，即避免感受到痛苦的价值交换。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讨论过这个模式，尽管当时贴上了非理性的标签，但是并没有将之归于应该归属的情感影响这一类别。而且，当时也没有意识到避免价值交换的倾向比我所看到的还要普遍得多。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某种善而不得不牺牲另一种善。然而，大量案例显示，这样的交易是很痛苦的，我们只能说服自己交易无足轻重或者不曾发生。要拿出证据证明如此便宜行事的信念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在政治领域尤其困难，因为为了使其政策获得支持，人们想要说服其他人，代价微不足道，而益处却是丰厚的。要建立联盟就得向各类选民呈现政策的吸引力，而这些选民的价值排序是不同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层面的因素，那就是，人们想要吹嘘和推销政策的目标群体不仅仅是他人，还有自己。204这样做消除了怀疑和犹豫，建立了自信，而自信是从事那些很有可能历时长久的危险事业所需要的。再三思量则会导致政治上和心理上都遭受重大伤害。
这样的例子很容易找到。以最近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关于移民改革的辩论中，那些支持者相信，提供获得公民的通道不仅是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而且还能产生经济效益，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仅奖励了非法行为，而且还会鼓励未来的非法移民，使国家承受重大经济成本。他们的观念虽然并不令人吃惊，但却令人生疑。就更大层面的问题而言，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正人君子自居让很多人厌烦，他在这方面也许是走了极端，但很难说他是唯一一个看到国家利益、世界利益和道德相互联系的人。以具体问题为例，杜鲁门能够说服自己，因为广岛和长崎建有军事设施，所以将之作为军事打击的目标是合法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强项是，它认为领导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在行事时可能无须遵守道德。这种立场的长处是，它使得领导人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其他人会如何回应，以及政策的成本是什么，从而采取相应的降低成本的行动。当然，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会说，认为不道德行为是必要的这一看法本身就是动机性偏差的产物：现实主义者秉持这一理念，将自己保护起来，免于遭受为糟糕透顶的行动承担个人责任的痛苦。
在另外一种情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避免进行交易的压力。那就是，当一个人在行动过程中改变他的某种理念的时候，因为这样做符合行动需要，而他认为该行动又是必要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1991年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相信推翻萨达姆会导致动乱，美国占领的成本极为高昂，而在2002年他却认为，美国军队会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他们在当地的驻守是短期的、轻松的任务。在切尼看来，2001年“9·11”袭击发生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萨达姆已经成为了必须清除的重大威胁，这并不违反逻辑。但是，只有以避免看到痛苦交换的压力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他不仅认为推翻萨达姆是必要的，而且还认为该项行动不会产生他此前所预期的高昂代价。205
有一些案例提供了非常好的佐证，在这些案例中，人们会形成让自己感到舒心的知觉，完全违背其长期秉持的信念。1969年秋，由于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尼克松总统决定宣布大规模从越南撤军，撤出的人数比此前外界预期的还要多。但是，他似乎是认为，这一行动可以向北越展示他致力于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诚意。然而，长期以来他所秉持的立场是，他需要向北越展示的是一个强硬、不向其要求让步的形象，而不是一个致力于达成和解的领导人形象。北越会认为，美军的撤退进一步证明他们所执行的顽强抵抗的政策是睿智的——事实上，北越确实是这样看的。因此大规模撤军的政策显然具有很大风险，不会记上他的功劳簿，因为此举凸显的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206有意思的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对于其中涉及的价值交换看得更为清楚，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承担最终责任的人不是他。同样，尼克松似乎是相信了，由于胡志明（Ho Chi Minh）去世，无须升级冲突就能顺利结束战争的希望显著增大，尽管无论是情报还是他此前对于北越政权的看法都不会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207
人们避免看到价值交换的具体过程不甚明朗，但是在很多案例中，人们似乎会聚焦一个主导价值观，然后无意识地将其他考虑纳入这条主线，以便使所有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从这一点来看，在政治和军事困境中，过度自信往往是在决策定下来之后才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208这并不是要说，如何实现主导价值观的最大化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实现主导价值观的最大化不涉及重要的智识方面的努力。这也并不意味着，次级价值观的牺牲在有些时候是无意识的。但是，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到他们最为珍视的、深层次价值观之间的交换。因此，领导人们会宣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并不冲突，无须以国民的自由为代价来获得安全和经济利益，至少从长远来看，与适当的安全政策并非互不兼容，威慑敌手的咄咄逼人的政策并不会造成危险，不会触发不必要的敌意螺旋。在冷战期间产生了一个重要案例。1948年春，苏联针对西柏林实施了封锁，在人们就美国应采取何种回应措施进行辩论时，一部分人感到，对苏强硬会产生令人无法接受的较高的战争风险，他们认为“美国在柏林只有有限利益，威望没有那么重要，后撤尽管是有害无益，但是也不一定会对西方的事业构成毁灭性伤害”；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不仅后撤的风险很高——会成为1948年版的慕尼黑事件——而且对苏强硬不会招致什么大的危险，因为事情不会失去控制，斯大林面对西方的强硬会撤退的。209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相信，萨达姆政权对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战后重建的经济成本不高、任务不重，而且这一战可以为整个中东形势的重大改善打开局面。反对者则对以上三点都不赞同。几乎没有人提出，虽然需要打上这一战，但是其成本高昂，且会产生大量糟糕的副作用，或者相反，虽然不存在什么威胁，但这是个重大机遇。210我感觉，支持对伊开战的人大多认为他们看到了重大威胁，而反对者则大多看到的是战争的预期成本。
在制定重大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如果所涉及的对危险和牺牲的知觉不能完全被湮灭，那么人们往往就会相信，这样命运攸关的抉择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861年发表就职演说时对南方各州说，“是否会爆发内战，事关重大，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在你们手里”；1978年6月，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在安纳波利斯给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发表演讲时，缓和政策是否能够执行下去正面临考验，总统说：“苏联可以选择对抗或者合作。”2015年夏天，因为危机期间银行取款被设了限额，希腊人在自动提款机前排起了长队。当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被问到他看到这一幕作何感想时，他说：“我们的银行没有关门。欧元集团关门了。我不能为他们做的事情承担道义责任。”和前两个案例一样，他这样说也毫不奇怪。211尽管国家领导人一般都自认为，他们领导着国家，对实现人民福祉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当他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风险极大、代价极高时，他们的姿态却迥然不同。近期的史学研究证实了过去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提出的观点，即1914年，欧洲领导人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争时，他们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强加给他们的，敌人也许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没有。面对危机，他们没有放弃其他解决方式而选择暴力，没有将狭隘的国家利益置于更广泛的欧洲利益之上，甚至战争也不是他们的选择——直到7月末，他们都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不是他们在做选择。212
换句话说，在1914年的时候，很多决策者都相信，在行动过程中无论对方怎么做，他们所采取的主导战略都是最佳战略。明察他者的恐惧和意图，考虑己方行动是否有可能导致形势恶化，这些难度比较大的工作他们都无须去操心。法国大使是有战争意识的，他说，当俄国外交大臣征询他的意见，问是否应该坚持认为这样的“政策必定导致战争”时，他回答道，只有“德国势力”已经“下定决心要诉诸武力来捍卫他们在东方的霸权”时，战争才会爆发。213在行动可能导致战争时，还有一种尽可能减轻责任、强化慰藉的办法，那就是秉持一个信念，即便是走一条更为谨慎的路线，也不会获得更多安全。在柏林封锁开始的时候，那些敦促动武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负责柏林事务的美国将领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宣称：“我不认为苏联人现在想要开战。但是，如果他们真想打战……我们不用等到以后，现在也可以发现。”美国驻英大使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是结论是一致的：西方做什么都不起作用，“既激怒不了俄国人，也无法安抚他们”214。尽管决策者们往往引以为傲，自认为他们有能力在艰难时刻做出抉择（希拉里·克林顿使用“艰难的抉择”作为她在国务卿任上的自传的标题绝非巧合），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将那些意义最为重大的抉择看作形势所迫的结果。215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会想办法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在行刑队中，总有一支枪会放空弹。
在作决策之时或决策作出之后，相信这项政策无论从哪个价值层面来评估都是最好的政策，这个信念可以大大增强决策者的信心，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与此同时，这种信念也会使得决策者难以迅速认识到，他们的主导战略可能不会太有效，需要重新进行审视。216既然有那么多合理的理由去采取行动，一两个理由站不住脚也不会导致行动过程出现反转。的确，因为需要证明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有可能导致最初的一些次要考虑因素被提升为主要因素。回到伊拉克的决策问题，当布什与其同僚了解到萨达姆并没有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时，他们越来越发自内心地相信，把伊拉克改造成民主国家是非常重要且有可能实现的。随着民主化目标的权重增加，在伊拉克继续采取行动得到助力，在其他地方推广民主的重要性也提升了，这与上文讨论的自我知觉过程导致的预期结果相符。
初步的结论
这篇前言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结论，因为《知觉与错误知觉》也没有真正的结论，我在这里借用了最后一章的标题，想做三点说明。
首先，尽管我的思想在过去40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要归功于在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领域出现的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要重写《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我基本上还是会写成这样。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会更加重视情感和动机性偏差的作用，会以预期和需求动力为核心，努力形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论述。当然，相信自己大部分观点是对的，这可能是一个动机性偏差，但是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有非动机性偏差，后者使得我难以摆脱以前的观念。即便我可以读到更多的心理学研究文献，我还是会倾向于将之置于我所建立的学术框架中来审视。最好的处理办法可能是采用新的视角来进行文献阅读，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实际上是具有较大局限性的。
其次，有时我会被问道，我的研究是否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知觉和对新信息的处理。我想我至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应对我已经研究过的一些偏差，而且由于意识到先验信念对于新信息解读的影响，我至少已经变得更为宽容，否则在我看来，某些人对于当下发生的事件的回应就是他们毫无道理的思想封闭的表现。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将新信息作为独立证据，来确证我的观点，也不会置之不理，而是更加从容。与之相关的是，我对于偏差的敏感会引导我去寻找竞争性观念之间的核心差异。很多观点表面看起来是基于对近期发生的事件的不同解读，但往往是由更长期、更深层次、更具基础性的问题所驱动的，我想要重点关注的正是这类问题。我想我对于痛苦的价值交换的意识也很可能会增强。我内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一点对此种情形能有所助益，因为这种方式强化了利益冲突的无所不在，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合法的价值观之间。同时，我预期在政治——和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交换，如果其他人告诉我（或者我的第一印象是）多重相互独立的考量导向了同一个政策，我会心生怀疑。与相反的情况相比，这种情况有可能使我更加难以拿定主意，但好处是可以使我更加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他们可能会支持不同的政策，使我认识到很多选择其实都是艰难的选择，并且更加全面地理解采取何种方式有可能减少我中意的选项的成本。
最后，我认为对于知觉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纠正在很多领域的错误。我曾尝试去了解人的知觉过程，事后反思情报工作的失误，这项研究使我获益良多。217我很高兴地说，我并没有完全将新信息同化到我过去秉持的信念体系中，而且在研究为什么中情局没有迅速认识到伊朗国王有可能倒台时，我发现中情局的激励结构和文化至少与心理因素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案例和其他案例中，其中有一些还没能发表，我确实发现了本书探讨的那种类型的错误。为什么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们都没能迅速意识到国王的政权有可能会被推翻呢？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能动摇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宗教不可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驱动力量。在伊拉克的案例中，无人对伊拉克正在开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提出质疑，我发现情报分析人员变得过于自信，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对于萨达姆所从事的活动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读。他们还犯下了方法上的错误，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本能的思维方式并不总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助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不关注负面证据或者说“不叫的狗”——换句话说，就是在主流假设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的事物。心理学研究表明，与出现的事物相比，没有出现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要小得多，而由此可能产生的错误要通过学科知识和训练来克服。
如果我们对自然产生的偏差给予更多关注，就可以改进医疗和政治争端，杰尔姆·格罗普曼（Jerome Groopman）的精彩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18他的研究与我的研究有相似性，部分是因为我们都从心理学这同一个池子中吸收了营养，但是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所发现的错误，很多也被他发现了——而且他自己还犯了一些错，这就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相互独立的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罗普曼和我研究的都是具有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所犯下的知觉错误，对这些人来说，对他们所面临的形势的了解和把握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就普通人群而言，框定及相关效应被用于众多领域以产生更为理想的选择，包括退休计划、医疗保险和借贷习惯等。219
上述这些并不是要证明心理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多数问题。去除偏差（debiasing）所能产生的功效是有限的，220不仅如此，而且在很多案例中，最佳程序和最为细致的分析也可能会推导出错误的答案。我们对此深感不安，而且还常常拒绝承认，因为后视偏差使我们相信后来被证明为真的东西应该一早就明显地显现出来，得出错误结论意味着决策者犯下了严重的认知错误或动机性错误，误入了歧途。当然，尽管很多时候情况是这样，但也不是绝对。比如，尽管情报分析人员在评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时犯下了严重错误，但是根据手头获得的信息，不仅会认为关于他正在积极开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而且甚至会觉得比现在看来为真的情况更为合理。不过，我相信，了解偏差并尽力予以应对能够使我们获得更为精准的知觉，做出更好的决定。我也相信，一方面我们越来越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感知世界的，另一方面进一步的研究还会带来很多令人惊奇的发现，二者并不相悖。
注释
1．关于我是如何走上政治心理学研究道路的，参见Nicholas Wheeler，“Interview with 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8（December 2014），pp.479—504；蒂里·巴尔扎克（Thierry Balzacq）对我的访谈“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October 2004），pp.559—582；哈里·克赖斯勒（Harry Kreisler）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我的访谈http://conversations.berkeley.edu/content/robert-jervis。
2．Thomas Schelling，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Glenn 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3．当然，威慑学派内部也有过激烈的辩论，后来我也参与了辩论：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The Nuclear Revolu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4．其中做得最好的可能是Charles Osgood，An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2）；亦参见Amitai Etzioni，The Hard Way to Peace（New York: Collier Books，1962）；Committee on Social Issues，Psychiatric Aspects of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report no.57（New York: Grou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1964）。
5．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第三章讨论了关于威慑理论和螺旋模型的争论。冷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了安全困境，这始终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参见Jervis，“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3（Winter 2000），pp.39—60。安全困境的一般理论并没有考虑将其运用到冷战研究中，后来我基于安全困境的一般理论探讨了有可能改善安全困境的条件和政策：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30（January 1978），pp.167—214。
6．“意图”这一概念很难把握。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第48—56页做了一些讨论，但不够充分透彻。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认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国家的动机，而不是意图。参见“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50（October 1997），pp.171—201。事实上，我对“意图”的界定和他对“动机”的界定非常接近。但是，我认为格拉泽是对的，出于多种原因，将二者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可能正计划采取扩张性行动，但是驱动国家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谋求主导（或者损害他国利益和安全的其他目标），还是说最多只是在谋求安全，这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政策问题。
7．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25（July 1947），pp.566—582．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标题是《X》。
8．我在一篇文章中证实了这个观点，并讨论了其启发意义。参见“Security Studies: Ideas，Policy，and Politics,” in Edwar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eds.，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Autonomy，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00—126。
9．当然，争论并没有因为难以获得相关文献而结束，反而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不过产生了更多的学术成果。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意外：尽管文献有助于解决一些具体争议，比如斯大林是否授权发动朝鲜战争，但难以解决关于动机、意图、行为根源和敌对方形象等更大层面的问题。
10．我写作《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等人的德国外交政策研究导致历史学界的共识开始发生变化。费希尔等提出，国内压力导致了德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可参见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Norton，1967），以及Fischer，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New York: Norton，1975）。尽管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质疑了学界关于希特勒具有侵略性、不可能被绥靖的共识，但更有意思的讨论是，英国领导人，尤其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之所以采取绥靖政策，其原因究竟是不是错误知觉，或者他们是不是试图通过绥靖争取时间以便最终威慑或击败希特勒：可参见Christopher Layne，“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17（July 2008），pp.397—437，以及Norrin Ripsman and Jack Levy，“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Fall 2008），pp.148—181。
11．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诺思（Robert North）及其同事的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知觉：Ole Holsti，Robert North，and Richard Brody，“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the 1914 Crisis,” in J．David Singer，ed.，Human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icago: Rand McNally，1965），p.153；Ole Holsti and Robert North，“The History of Human Conflict,” in Elton McNeil，ed.，The Nature of Human Conflict（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65），p.163。但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战争为什么爆发，而不是为什么德国会被视为威胁。我在着手做错误知觉研究的时候研读过诺思等人的论文，当时我发表了一些成果，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批评：“Reply to Professor Nor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2（June 1968）；“The Costs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eds.，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12．这方面最好的研究是Keren Yarhi-Milo，Knowing the Adversary: Leaders，Intelligence，and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亦参见Janice Gross Stein，“Threat Perception in IR,” in Leonie Huddy，David Sears，and Jack Levy，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2nd ed.（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2013），pp.364—394；Klaus Knorr，“Threat Perception,” 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6），pp.78—119；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 in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ch.2；以及Raymond Cohen，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尽管这本书的结论部分对因变量的讨论有瑕疵。乔治·凯南曾就1875年的战争恐慌做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研究，参见George 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1—21。
13．我应该注明，这不是我的博士论文。尽管一开始我是打算写成博士论文的，但是后来我意识到知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信号——即国家如何尽力将自己的形象和意图以最理想的形式传递出去。然而，我这一章很快就写得很长，完全无法控制，导致我中断了关于知觉问题的研究，将这一章发展成了博士论文，即《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2nd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当然，更理想的状态是，不仅要在同一本书里面讨论信号和知觉，而且还要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在此后的岁月中，两类研究继续各行其道，导致都没有做到最好。参见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 in Kristen Monroe，ed.，Political Psychology（Mahwah，N.J.: Earlbaum，2002）pp.293—312，该文重印于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14．Albert Hirschman，“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Public Interest no.6（Winter 1967），pp.10—23.
15．此外，开展实验的群体大多局限于大学生，尤其是在过去30年里，将人作为实验对象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引发了重大关切，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展出普适性理论去适用到其他群体成为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方面的经典论文，可参见David Sears，“College Sophomores in the Laboratory: Influences of a Narrow Database on Social Psychology's View of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September 1986），pp.515—530。
16．最近有一些不错的政治学分析，讨论精英和大众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方式的异同，参见Emilie Hafner Burton，D．Alex Hughes，and David Victor，“The Cognitive 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lite Decision Mak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June 2013），pp.368—387；亦参见Jonathan Renshon，“Losing Face and Sinking Cos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Judgment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Summer 2015），pp.659—696。关于预测中的专业知识问题，有一份比较重要的文献是Philip 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就此而言，关于人们在海上如何确定航向的研究非常有趣，参见Thomas Gladwin，East Is a Big Bird（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Edwin Hutchins，Cognition in the Wild（Cambridge: MIT Press，1996）。
18．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 Addison-Wesley，1979）；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9．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Arthur Stein，“When Misperception Matters,” World Politics 34（July 1982），pp.505—526。
20．关于欺骗的讨论，参见拙著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2n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有些学者认为，说推断动机和意图比较困难是言过其实：比如，可参见，Charles 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Andrew 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当然，动机和意图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即便两个国家都相信彼此今天的善意，依然有可能发生冲突。安全困境的基本观点就是进攻现实主义的核心：参见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Norton，2001）。
21．Robert Jervis，“Do Leaders Matter and How Would We Know?” Security Studies 22（April—June 2013），pp.153—179.
22．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研究，可参见James Goldgeier and Philip Tetlock，“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March 2001），pp.67—92。
23．经典研究可参见Jack 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R-2154-AF（Santa Monica，Calif.: Rand，1970），pp.35—50；亦参见Ken Booth，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1979）。
24．Joseph Henrich，Steven Heine，and Ara Norenzayan，“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33（June 2010），pp.61—83；Thomas Talhelm et al.，“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May 9，2014），pp.603—608.
25．Peter Jackson，Beyo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Brian Rathbun，Diplomacy's Value: Creating Security in the 1920s Europe and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26．Ted Hopf，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Moscow，1955 and 1999（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Hopf，Reconstructing the Cold War: The Early Years，1945—1958（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7．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
28．相关概述可参见Colin Camerer，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George Akerlof and Robert Schiller，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可参见Rick Wilson，“The Contribution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4（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1），pp.201—223。
29．下述作品对于整个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做了非常好的梳理和概述，Rose 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David Houghton，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s，Individuals，and Cases（New York: Routledge，2009）；以及Huddy，Sears，and Levy，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part 2。政治心理学下的次级新兴研究领域可参见George Marcus，Political Psychology: Neuroscience，Genetics，and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30．可参见Rose McDermott “The Psychological Ideas of Amos Tversky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3（January 2001），pp.5—33；Daniel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Thinking Slow（New York: Macmillan，2011）。最近的研究述评可参见Daniel Oppenheimer and Evan Kelso，“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 a Paradigm for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6（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5），pp.277—294。亦参见Jonathan Bendor，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oli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31．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 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32．可参见Arthur Lupia，Matthew McCubbins，and Samuel Popkin，eds.，Elements of Reason: Cognition，Choice，and the Bounds of Rationali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Michael Chwe，Rational Ritual: Culture，Coordination，and Common Knowledg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Dennis Chong，Rational Lives: Norms and Valuesin Politics and Socie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33．Samuel Popkin，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34．比如，可参见Ithiel De Sola Pool，Systems of Internationalism（Palo Alto，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De Sola Pool，Communication and Values in Relation to War and Peace（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Order，1961）；Alexander George and Juliet George，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New York: Day，1956）；Blema Steinberg，Shame and Humiliation: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Vietnam（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1996）。亦参见Lucian 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对苏联行为模式的集体描摹可参见Nathan Leites，A Study of Bolshevism（Glencoe，Ill.: Free Press，1953），这是一部有争议但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35．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chs.2—3.
36．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亦参见Lebow，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Lebow，The Politics of Ethics and Identity: In Search of Ourselv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37．Donald Kagan，On the Origins of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New York: Doubleday，1995）；亦参见Robert Jervis，“Fighting for Standing or Standing to Fight?” Security Studies 21（April—June 2012），pp.336—344；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and William 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38．我的处理办法与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不同。欧内斯特的分析非常有趣，集中考察类比与政策之间是因果关系，还是谬用：参见Ernest May，“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此后的确证性研究可参见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39．当然有些研究是这样做的——例如，约翰·伯克（John Burke）、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与拉里·伯曼（Larry Berman）和理查德·伊默曼（Richard Immerman）合作撰写的著作，How Presidents Test Reality: Decisions on Vietnam，1954 and 1965（New York: Russell Sage，1989）；对于情报工作的事后剖析和成败对比，可参见Erik Dahl，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 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3），以及Uri Bar-Joseph and Rose McDermott，Intelligence Success and Fail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40．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pp.6，144—145，269—280.
41．James Hershberg and Chen Jian，“Reading and Warning the Likely Enemy: China's Sign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Vietnam in 196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7（March 2005），pp.47—84．
42．Keith Shimko，“Realism，Neorealism，and American Liberalism,” Review of Politics，54（Spring 1992），pp.281—301.
43．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October 1998），pp.144—177；Steven Lobell，Norrin Ripsman，and Jeffrey Taliaferro，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Ripsman，Taliaferro，and Lobell，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4．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参见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Brace，1955）。尽管这一著作饱受批评，尤其是针对其美国社会观，但是我相信哈茨（Hartz）的看法是立得住的。相关讨论参见Philip Abbott，“Still Louis Hartz after All These Years: A Defense of the Liberal Society The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March 2005），pp.93—109；亦参见赖利（Riley）所呈现的非常有意思的修正主义观，Patrick Riley，“Louis Hartz: The Final Years，the Unknown Work,” Political Theory 16（August 1968），pp.377—399。
45．关于“自然秩序”，参见Stephen Toulnin，Foresight and Understanding: An Enquiry into the Aims of Science（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81）。
46．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69），p.25．尽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明显不同，但是二者都认为对外政策是由国内利益决定的。
47．这方面论据扎实的最新研究可参见Jonathan Kirschner，Appeasing Banker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48．Brian Rathbun，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Domestic Politics，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49．Albert 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50．关于不同政府部门对他者威胁的知觉是如何产生的，可参见Yarhi-Milo，Knowing the Adversary。这本书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具体细致的分析。
51．香农（Shannon）和科瓦特（Kowart）主持的这项研究是个例外，参见Vaughn Shannon and Paul Kowart，eds.，Psychology and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deational Allianc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52．我提出，身份在冷战中具有重要作用，参见“Identity and the Cold War,” in Melvyn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s.，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2—43；该文后重印于Jervis，How Statemen Think。
53．因此，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指出，领土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领导人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有意塑造的，不是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被他们接受的。参见Stephen Krasner，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54．比如，Oscar Lewis，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 Basic Books，1959）；Lawrence Harrison，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Lanham，Md.: Madison Books，1985）；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eds.，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 Basic Books，2000）；亦参见Michael Thompson，Richard Ellis，and Aaron Wildavsky，Cultural Theory（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1990）。社会心理学对于保守价值观的支持，可参见Jonathan Haidt，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Religion and Politics（New York: Pantheon，2012）；有学者曾雄辩地指出，自由主义偏见对该学科产生了负面影响，参见Jose Duarte et al.，“Political Diversity Will Improve Soci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38（January 2015），pp.1—13。
55．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 Political Psychology 27（October 2006），pp.641—805，该文重印于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这一观点与人是“认知吝啬鬼”一说恰好一致——我们的思维能力是珍贵的资源，必须节省着用：参见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Social Cognition，2nd ed.（New York: McGraw Hill，1991）；亦参见John Steinbrenner，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alysi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56．在这几个问题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研究，可参见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7．Jim Dwyer，“Witness Accounts in Hammer Attack Show the Power of False Memory,” New York Times，May 15，2015.
58．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vol.13，Soviet Union，October 1970-October 1971（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p.612.
59．关于证据和相关机制的综合研究可参见Raymond Nickerson，“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June 1998），pp.175—220；以及Margit Oswald and Stefan Grosjean，“Confirmation Bias,” in Rüdiger Pohl ed.，Cognitive Illusions: A Handbook on Fallacies and Biases in Thinking Judgment，and Memory（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2004），pp.79—96。
60．Richard Clarke，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New York: Free Press，2004），p.32.
61．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ch.3.
62．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32（May 2010），pp.303—330。（注意，这个过程取决于行为体是否认识到，信息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其信念不相符的。）规避该影响的可能方式参见Zachary Horne et al.，“Countering Antivaccination Attitud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12（August 2015），10，pp.321—324。
63．此处心理学相关的研究可参见Arie Kruglanski and Lauren Boyatzi，“Closed and Open Mindedness,” Critical Review 24，no.2（2012），pp.217—232。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容易过度受到特定报告的影响，却低估更具一般意义的、影响理论有效性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倾向并没有转移到现实的政治或社会判断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受到其所持有的既有信念的影响：进一步讨论可参见Robert Jervis，“Representativeness in Foreign Policy Judg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7（September 1986），pp.483—506（重印于Jervis，How Statesmen Think）。
64．Charles Rosenberg，“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Medicine，Meaning，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in Medicine 20（Summer 1977），p.488.
65．Séverine Autesserre，Peacel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90；亦参见Autesserre，The Trouble with the Congo: Local Violence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66．Kristen A．Lau and Kevin C．Desouza，“Intelligence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rograms: The Achilles Hee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29，June 2014，pp.387—431.
67．David Evans，“Vincennes: A Case Study,” 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vol.119，August 1993，pp.1086—1096．尽管该事件导致近300位无辜平民被害身亡，但是也许更多的生命因此而获救。由于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不相信这是一场事故，所以他决定，必须得同伊拉克媾和，先发制人阻止美国实施参战的计划。
68．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Extension versus Intuitive Reasoning: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90（October 1983），pp.293—315．这个实验是存在争议的，有几位学者都对这些看似不合逻辑的预测提出了富有逻辑的解释。对该问题的概述可参见John Fisk，“Conjunction Fallacy,” in Pohl，Cognitive Illusions，pp.23—42。两个学派的学者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合作，参见Barbara Mellers，Ralf Hertwig，and Daniel Kahneman，“Do Frequency Representations Eliminate Conjunction Effects? An Exercise in 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July 2001），pp.269—275；亦参见Michael Birnbaum，“Base Rates in Bayesian Inference,” in Pohl，Cognitive Illusions，pp.43—60。
69．文献综述，以及关于在何种条件下此假设不成立的相关讨论，可参见Michael Cobb，Brendan Nyhan，and Jason Reifler，“Beliefs Don't Always Persevere: How Political Figures Are Punished When Po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m Is Discredited,” Political Psychology 34（June 2013），pp.307—326。
70．Kathleen McGraw，Milton Lodge，and Patrick Stroh，“An Impression-Driven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June 1989），pp.309—326；Milton Lodge and Charles Taber，The Rationalizing Vote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51—56.
71．关于该问题的学术讨论可参见Rose McDermott，James Fowler，and Oleg Smirnov，“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Prospect Theoretic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70（April 2008），pp.335—350。
72．这一点涉及下文将要讨论的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等人提出的有关系统一和系统二的主张。有证据表明，社会保守派们对于模糊性的容忍度更低，他们会更快地就手头获得的证据进行解读并形成单一的判断：参见John Duckitt and Chris Sibley，“A Dual-Process Motivational Model of Ideology，Politics，and Prejudi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August 2009），pp.98—109，以及John Jost et al.，“Are Needs to Manage Uncertainty and Threat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Conservatism or Ideological Extrem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July 2007），pp.989—1007。
73．更多相关研究参见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pp.142—145。
74．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75．对新的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拒绝，相关讨论参见James Lawrence Powell，Four Revolutions in the Earth Sciences: From Truth to Hearsa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76．Jennifer Lerner and Philip Tetlock，“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on Cognitive Bias: Bridging Individual，Interpersonal，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o Judgment and Choice,” in Sandra Schneider and James Shanteau，eds.，Emerging Perspectives i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431—457.
77．Alonzo Hamby，“An American Democrat: A Reevalu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of Harry S Trum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6（Spring 1991），pp.33—56.
78．Reid Hastie，ed.，Inside the Juror: The Psychology of Juror Decision Mak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有一部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讨论了叙事对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大影响，参见Ronald Krebs，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有研究表明，叙事能够吸引多元观众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参见Stacie Goddard，Indivisible Terri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亦参见《安全研究》杂志关于雄辩与大战略的特刊，Security Studies，vol.24，January—March 2015。
79．对相关的个性变量的研究，参见Donna Webster and Arie Kruglanski，“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December 1994），pp.1049—1062；Arie Kruglanski and Donna Webster，“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April 1996），pp.263—283。在鲍威尔讲述的精彩故事中，个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参见Powell，Four Revolutions in the Earth Sciences。
80．Deborah Welsh Larson，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Wilson Miscamble，From Roosevelt to Truman: Potsdam，Hiroshima，and the Co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81．Powell，Four Revolutions in the Earth Sciences，part 2.
82．Nicholas Wade，The Nobel Duel: Two Scientists' 21-year Race to Win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Research Prize（New York: Anchor Press，1981）.
83．对坚持不懈的益处和忽视障碍的代价的讨论，可参见John Colapinto，“Annals of Innovation: Material Question,” New Yorker，December 22 and 29，2014，pp.50—63。
84．转引自Gina Kolata，“Robert G．Edwards，1925—2013: Changing Rules of Conception with the First ‘Test Tube Baby,’” New York Times，April 11，2011。
85．转引自Marek Wagner，“Working a Life: Do It for Love,” Science 348（June 19，2015），1394。
86．相关调查研究可参见Daniel Clery，“Fusion's Restless Pioneers,” Science 345（July 15，2014），pp.370—375。
87．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可参见Porismita Borah，“Conceptual Issues in Framing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1（April 2011），pp.246—263；Robert Entman，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Public Opinion，and U.S．Foreign Poli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Thomas E．Nelson，Zoe M．Oxley，and Rosalee A．Clawson，“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 Political Behavior 19（September 1997），pp.221—246；Dennis Chong and James Druckman，“Framing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0（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07），pp.103—126；Rüdiger Pohl，“Effects of Labeling,” in Pohl，Cognitive Illusions，pp.327—344。有些思想可以追溯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经典著作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尽管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心理学。更有趣的一个讨论，也许有点夸张，参见George Lakoff，Thinking Points: Communicating Our American Values and Vision（New York: Farrar，Straus，and Giroux，2006）。相关的经典实验，可参见Mark Snyder and Nancy Cantor，“Testing Hypotheses about Other People: The Us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5（July 1979），pp.330—342。
88．Frank Smith III，American Biodefense: How Dangerous Ideas about Biological Weapons Shape National Securit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89．Michael Barnett，Eyewitness to a Genocid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wand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我认为动机性偏差（motivated bias）也起了作用，下文将就此进行讨论。
90．Barry Buzan，Ole Wæver，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Colo.: Lynne Rienner，2008）.
91．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3），p.412.
92．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German Atrocities，1914: A History of Denial（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93．转引自William LeoGrande and Peter Kornbluth，Backchannel to Cuba: The Hidden History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Havana（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4），p.304。
94．有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讨论了政客们是如何运用民意测验数据来打造他们认为具有吸引力的讯息的，参见Lawrence Jacobs and Robert Shapiro，Politicians Don't Pande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e Loss of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95．Douglas Feith，War and Decision: Inside the Pentagon at the Dawn of the War on Terrorism（New York，Harper，2009），pp.2—11.
96．Paul Sniderman and Sean Teriault，“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rgument and the Logic of Issue Framing,” in Willem Saris and Paul Sniderman，eds.，Studies in Public Opin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3—165.
97．我对该理论的分析及运用，参见“Prospect Theory: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oss Aversion,” ch.4 in How Statesmen Think。
98．转引自Aaron Blake，“Obama's ‘You Didn't Build That’ Problem,” Washington Post，July 18，2012。
99．Diana Mutz，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亦参见Mutz，“Reflections on Hearing the Other Side,” Critical Review 25，no.2（2013），pp.260—276，以及Robert Shapiro，“Hearing the Opposition: It Starts at the Top,” Critical Review 25，no.2（2013），pp.226—244。
100．转引自Dan Tuohy，“Jeb Bush: ‘We've Got to Start Solving Problems’,” New Hampshire Union Leader，July 8，2015。
101．Ashley Parker and Maggie Haberman，“Trump Calls Comments on Emails ‘Sarcastic’,” New York Times，July 29，2016.
102．Nick Corasanti and Maggie Haberman，“Donald Trump Suggests ‘Second Amendment People’ Could Act Against Hillary Clinton,” New York Times，August 10，2016.
103．一个相关的、有争议的观点是，人们的观点也变得更加极端了，即著名的“态度极化”论。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可参见Charles Lord，Lee Ross，and Mark Lepper，“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November 1979），pp.2098—2109。更多高质量的研究可参见Arthur Miller et al.，“The Attitude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Role of Response Measure，Attitude Extremity，and Behavior Consequences of Reported Attitude Chang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March 1993），pp.561—574；Charles Taber and Milton Lodge，“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July 2006），pp.755—769；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pp.151—169；Lee Ross，“Reflections on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Belief Polarization,” Critical Review 24，no.2（2012）。更多研究概述参见Deanna Kuhn and Joseph Lao，“Effects of Evidence on Attitudes: Is Polarization the Norm,” Psychological Science 7（March 1996），pp.115—120，在更为广阔的情境中对该问题进行的讨论，可参见Robert MacCoun，“Bias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Research Resul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49（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1998），pp.259—287。
104．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pp.149—153.
105．Jeffrey Friedman，“Motivated Skepticism or Inevitable Conviction? Dogmatis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ritical Review，24，no.2（2012），pp.131—155.
106．可以查阅到的相关讨论参见Nate Silver，The Signal and the Noise（New York: Penguin Books，2015），pp.240—261，以及Sharon Bertsch McGrayne，The Theory That Would Not Die: How Bayes' Rule Cracked the Enigma Code，Hunted Down Russian Submarines，and Emerged Triumphant from Two Centuries of Controvers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心理偏差相关的讨论，可参见Stephanie Kurzenhauser and Andrea Lucking，“Statistical Formats in Baysian Inference,” in Pohl，Cognitive Illusions，pp.61—78。大量关于人们是不是好的贝叶斯主义者的讨论都是在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等领域展开的。本身研究做得很好，又提供了相关文献指南的作品包括，John Bullock，“Partisan Bias and the Bayesian Ideal in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Politics 71（July 2009），pp.1109—1124；Allan Gerber and Donald Green，“Misperceptions about Perceptual Bia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1999），pp.189—210；Lee Ross，“Reflections on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Belief Polarization,” Critical Review 24（June 2012），pp.233—245；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应用型研究，可参见Andrew 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在涉及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工作失败后，中情局增加了贝叶斯主义表格的使用。
107．Powell，Four Revolutions in the Earth Sciences，pp.89，78．本书在下文中提供了大量其他案例。
108．转引自Jeremy Peters，“G.O.P．Rethinks the Way It Talks About Abortion,” New York Times，July 27，2015。
109．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pp.150—153.
110．当然，有时候这种情况触发的再次检验有可能使人们发现其他信息，推翻根深蒂固的信念：类似的例子可参见Mike Chinoy，Meltdow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New York: St．Martin's Griffin，2009），p.85。关于进一步检验往往会扩大认知和动机性偏差的论述，可参见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pp.117—125，及其相关参考文献。
111．情报界曾就苏联叛逃者尤里·诺申科（Yuri Nosenko）的真实身份进行过激烈争论，他们的推理就具有这种特征：相关研究可参见Tennent Bagley，Spy Wars：Moles，Mysteries，and Deadly Gam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David Robage，“Death of a President,”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57（September 2013），p.15。
112．与之相关的一种应对争议的方法是对抗式协作，相关讨论可参见Mellers，Hertwig，and Kahneman，“Do Frequency Representations Eliminate Conjunction Effects?”
113．Chris Tudda，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1969—1972（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62—164.
114．关于该事件的描述，可参见Ole 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September 1962），pp.244—252。同样，当2015年9月中国宣布裁军30万人时，如何采用贝叶斯认识论对这个信息进行正确解读，不仅取决于解读人的先验理念，而且还取决于他/她如何看待中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的意义，而这个看法与他/她此前持有的关于中国形象的看法有很大关系。
115．Tanzina Vega，Timothy Williams，and Erik Eckholm，“Dueling Police Statements as Anger Rises in Missouri,” New York Times，August 16，2014.
116．Karl 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New York: Free Press，1963）.
117．相关概要可参见John Bargh，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Unconscious: The Automaticity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2007）。
118．Benjamin Libet et al.，“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Readiness-Potential）,” Brain 106（September 1983），pp.623—642.
119．Daryl Bem，“Self-Perception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vol.6（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2），pp.1—62.
120．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121．Richard Nisbett and Timothy Wilson，“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Psychological Review 84（May 1977），pp.231—259.
122．Richard Shweder and Jonathan Haidt，“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Emotions,” in Michael Lewis and Jeanette Haviland，The Handbook of Emotions，2nd ed.（New York: Guilford，2000），pp.397—414；Joseph Paxton and Joshua Greene，“Moral Reasoning,”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2（July 2010），pp.511—527.
123．Timothy Wilson，Strangers to Ourselv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亦参见Roy Baumeister，E．J．Masicanpo，and Cathlene Vohs，“Do Conscious Thoughts Cause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2（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1），pp.331—361；Robert Kurzban，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库兹班（Kurzban）将其观点嵌于进化论中，认为大脑是模块化的——就像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所采用的隐喻中的“瑞士军刀”，参见Steven 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1994）。库兹班指出，如果人脑是模块化思维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对上述研究的反驳性观点可参见Klaus Fiedler，Matthias Bluemke，and Christian Unkelbach，“Exerting Control over Allegedly Automatic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Joseph Forgas，Roy Baumeister，and Dianne Tice，The Psychology of Self-Regulation（New York: Psychological Press，2009），pp.249—269。采用上述理论对公众舆论进行的高质量研究可参见Charles Taber and Milton Lodge，“The Illusion of Choice in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Unconscious Impact of Motivated Political Reasoning,”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37，supplement no.1（2016），pp.61—85。该项研究“提供了证据，证明公民们（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有意识形成的想法会因为在首次无意识的（以毫秒计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情感而被系统性地带偏”，这涉及情感反应（p.74）。关于国际政治的相关论述，可参见Marcus Holmes and David Traven，“Acting Rationally without Really Thinking: The Logic of Rational Intuitionism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7（September 2015），pp.414—440。
124．John F．Kennedy，foreword to Theodore Sorensen，Decision-Making in the White Hous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xi.
125．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25），vol.2，p.1.
126．相关研究概要可参见Mahcarin Banaji and Anthony Greenwald，Blind Spot: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New York: Delacorte Press，2013）；Leonard Mlodinow，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New York: Vintage，2012）；John Bargh，ed.，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Unconscious: The Automaticity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2007）；Felix Acker，“New Findings on Unconscious vs．Conscious Thought in Decision-Making: Addition Empirical Data and Meta-Analysis,”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3（April 2008），pp.292—303；Bertram Gawronski，Silvia Galdi，and Luciano Arcuri，“What Can Political Psychology Learn from Implicit Measur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New Direc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36（February 2015），pp.1—17。
127．John Hibbing，“Ten 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Neurobiology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June 2013），pp.479—480．他引用的文献依次为Yoel Inbar，David A．Pizarro，and Paul Bloom，“Conservatives Are More Easily Disgusted than Liberal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3（May 2009），pp.714—725；Yoel Inbar，David A．Pizarro，and Paul Bloom，“Disgusting Smells Cause Decreased Liking of Gay Men,” Emotion 12（February 2012），pp.23—27；Joshua M．Ackerman，Christopher C．Nocera，and John A．Bargh，“Incidental Haptic Sensations Influence Social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Science 328（June 25，2010），pp.1712—1715；Erik G．Helzer and David A．Pizarro，“Dirty Liberals！Reminders of Physical Cleanliness Influence Mor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April 2011），pp.517—522；Thalia Wheatley and Jonathan Haidt，“Hypnotic Disgust Makes Moral Judgments More Seve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October 2005），pp.780—784；Jonah Berger，Marc Meredith，and S．Christion Wheeler，“Contextual Priming: Where People Vote Affects How They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5（July 2008），pp.8846—8849；Silvia Galdi，Luciana Arcuri，and Bertram Gawronski，“Automatic Mental Associations Predict Future Choices of Undecided Decision-Makers,”Science 321（August 22，2008），pp.1100—1102。亦参见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pp.36—37，可关注其中所列清单。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一领域的实验中似乎更容易出现欺骗行为，颇不寻常，相关研究可参见Frank van Kolfschooten，“Fresh Misconduct Charges Hit Dutch Social Psychology,” Science 344（May 9，2014），pp.566—567；关于无法复制心理学研究，特别是此类研究的一般性讨论，参见John Bohannon，“Replication Effort Provokes Praise—and ‘Bullying’ Charges,” Science（May 23，2014），pp.788—789。
128．Marcia Johnson，Mary Ann Foley，and Kevin Leach，“The Consequences for Memory of Imagining in Another Person's Voice,” Memory and Cognition 16（July 1988），pp.337—342.
129．Michael Bang Petersen et al.，“Social Welfare and the Psychology of Food Sharing: Short-Term Hunger Increases Support for Social Welfare,” Political Psychology 35（December 2014），pp.757—773.
130．James McNulty et al.，“Though They May Be Unaware，Newlyweds Implicitly Know Whether Their Marriage Will Be Satisfying” Science 342（November 29，2013），pp.1119—1120.
131．参见专题文集“An Introduction to Implicit Attitudes i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ssembled by Aleksander Ksiazkiewicz and James Hedrick，i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ety 46（July 2013），pp.525—555。
132．Mahzarin Banaji and Anthony Greenwald，Blindspot: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New York: Delacorte Press，2013）．至于这项测试是否揭示了种族歧视，人们观点不一，具体讨论可参见特刊Psychological Inquiry 15，no.4。比较流行的做法可参见Malcolm Gladwell，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New York: Back Bay Books，2007）。
133．实际情况是，里根比他的很多助手都更快地意识到，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更富有成果的关系是有可能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所持的信念不同，而不是因为个人印象，参见Keith 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 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134．参见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
135．在政治学领域，经典的心理传记可参见George and George，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亦参见Alexander George and Juliet George，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Boulder，Colo.: Westview，1998）。更近期的一些案例可参见Belma Steinberg，Shame and Humiliation: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on Vietnam（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6）；Marvin Zonis，Majestic Failure: The Fall of the Sha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Stanley Renshon，In the Father's Shadow: The Transformations of George W．Bush（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以及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New York: Routledge，2012）。
136．Harold Iss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 Day，1958）.
137．该领域最知名的研究是Daniel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Thinking Slow（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3）；亦参见Jonathan St．B．T．Evans and Keith Stanovich，“Dual-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Advancing the Debat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May 2013），pp.223—224；Gideon Karen，“A Tale of Two Systems: A Scientific Advance or a Theoretical Stone Soup? Commentary on Evans and Stanovich（2013）,”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May 2013），pp.257—262；Evans，“Dual-Processing Accounts of Reasoning，Judgment，and Social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59（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08），pp.255—278。
138．Blaise Pascal，Pensées，trans．A．J．Krailsheimer（London: Penguin Classics，1995），p.127.
139．Deborah Welch Larson，“Truman and the Berlin Blockade,”in Stanley Renshon and Deborah Welch Larson，eds.，Good Judgment in Foreign Policy（Lant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pp.127—152.对于该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Daniel Harrington，Berlin on the Brink: The Blockade，the Airlift，and the Early Cold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2），pp.89—97。
140．Clark，Sleepwalkers，p.430.
141．相关讨论参见Ole Holsti，Crisis Escalation War（Montreal: 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72）。
142．Gerd Gigerenzer，Peter Todd，and the ABC Group，eds.，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Gigerenzer and Richard Selten，eds.，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Cambridge: MIT Press，2001）；Gigerenzer and Wolfgang Gaissmaier，“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2（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1），pp.451—482；亦参见Laurence Jonathan Cohen，“Can Human Irrationality be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September 1981），pp.317—331，以及对此文的回应；更大范围的有意思的讨论可参见Zeljka Duturovic and Slavisa Tasic，“Kahneman's Failed Revolution against Economic Orthodoxy,” Critical Review 27，no.2（2015），pp.127—145。
143．相关概述可参见Greg Miller，“Science and the Courts: In Mock Case，Biological Evidence Reduces Sentences,” Science 337（August 17，2012），788。
144．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chs．1—2.
145．对一些相关研究的回顾，可参见James Fowler and Darren Schreiber，“Biology，Politics，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Science 322（November 7，2008），pp.912—914，以及Peter Beattie，“Review Essay: The Battle over Human Nature Coming to a Resolu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7（February 2016），pp.137—143。大量研究指出，很多我们看作是人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文化的产物。此类观点的近期代表作，可参见Joseph Henrich，Steven Heine，and Ara Norenzayan，“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June 2010），pp.61—83；亦参见Talhelm et al.，“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pp.603—660。
146．相关讨论可参见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January 2005），pp.77—106。
147．Robert Jervis，“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Human Nature,” Political Psychology 25（April 2004），pp.163—172.
148．Michael Tomasello，Why We Cooperate（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9）；Martin Nowak and Roger Highfield，Super Cooperators: Altruism，Evolution，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 Reprint Edition（New York: Free Press，2012）；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Michael Tomasello and Amrisha Vaish，“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and Mor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4（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3），pp.231—255．对进化过程中合作的重要性的讨论，可参见Kenneth Weiss and Anne Buchanan，The Mermaid's Tail: Four Billion Years of Cooperation in the Making of Living Thing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学者和领导人们的国际政治观往往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看法和假定，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可参见Robert Schuett，Political Realism，Freud，and Human Na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Realist Man（Hound Mills，Basingstoke，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2010）。的确，领导人们往往将他人的信任或不信任立场归因于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差异就在于，它们对于人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并约束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面持有不同看法。尽管对政治心理学是否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指导我是表示怀疑的，但是，政治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形成迥然不同的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那样的立场的。我们不否认实现重大且有益的转型是可能的，但是可以观察到的是，一旦相信人可以按照统治集团所规定的那样被改造，总是会爆发灾难。
149．这方面的力作可参见Rathbun，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50．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文献回顾，可参见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w Perspectives on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4（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3），pp.201—229，以及Laurie Santos and Alexandra Rosati，“The Evolutionary Roots of Human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6（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5），pp.321—347。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运用，可参见Anthony Lopez，“The Evolution of War: Theory and Controversy,” International Theory 8（March 2016），pp.97—137；Dominic Johnson，“Survival of the Disciplines: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t for the New Millennium?” Millennium 43（January 2015），pp.749—763；Dominic Johnson and Monica Toft，“Grounds for War: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Winter 2013/14），pp.7—38；以及Raymond Kuo，Dominic Johnson，and Monica Duffy Toft，“Correspondence: Evolution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Winter 2014/2015），pp.190—201。尽管进化心理学是基于生物学，但是生物约束实际上会削弱该领域一些常见的观点的力度，参见Richard Francis，Why Men Don't Ask for Directions: The Seductions of Sociobiolog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51．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亦参见关于“政治互动”的系列论文，Critical Review 24，no.3（2012）；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New York: Routledge，2011）。
152．Bradley Thayer，“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Realism，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Fall 2000），pp.124—151；Thayer，Darwi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War and Ethnic Conflict（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9）．反驳性的观点可参见Duncan Bell and Paul McDonald，“Start the Evolution without 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Summer 2001），pp.187—194。
153．在政治心理学中的应用，可参见Michael Bang Petersen，“Evolutionary Political Psychology: On the Origin and Structure of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Politics,”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36，supplement 1（2015），pp.45—83。在进化心理学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些偏差在进化的时候都发挥了作用，但是现在的作用没那么大了，参见pp.72—74。
154．参见McDermott，Fowler，and Smirnov，“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Prospect Theoretic Preferences”。
155．Jay Belsky，Paula Ruttle，Thomas Boyce，Jeffrey Armstrong，and Marilyn J Essex，“Early Adversity，Elevated Stress Physiology，Accelerated Sexual Maturation，and Poor Health in Femal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June 2015），pp.816—822.
156．相关案例和文献回顾可参见James Fowler and Darren Schreiber，“Biology，Politics，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Science 322（November 7，2008），pp.912—914；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eds.，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Evolution，Biology，and Poli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两本特刊，Political Psychology 33（June 2012）和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4（July 2012）；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The Genetics of Politics，Discovery，Challenges，and Progress,” Trends in Genetics 28（October 2012），pp.525—533；James Fowler，Laura Baker，and Christopher Dawes，“Genetic Vari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May 2008），pp.233—248；Peter Hatemi et al.，“Genome-Wid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olitics 73（January 2011），pp.1—15；Carolyn Funk et al.，“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34（December 2013），pp.805—819；Funk，“Genetic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Huddy，Sears，and Levy，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pp.237—261；Brad Verhulst，Lindon Eaves，and Peter Hatemi，“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January 2012），pp.34—51。
157．可参见John Hibbing，Predisposed: Liberals，Conservatives，and the Biology of Political Differences（New York: Routledge，2013）；亦参见Jeffery Mondak，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Avi Tuschman，Our Political Natur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What Divides Us（Amherst，N.Y.: Prometheus Books，2013）；Alan Gerber et al.，“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4（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1），pp.265—287；Christopher Johnston and Julie Wronski，“Personality Disposition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cross Hard and Easy Issu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6,（February 2015），pp.35—53。对于模糊性的包容，参见Richard Sorrentino and Christopher Roney，The Uncertain Mi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acing the Unknown（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2000）。
158．可参见Lloyd Etheredge，A World of Men: The Private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MIT Press，1978），这部著作以中层级别的外交官为研究样本。亦参见Saul Friedlander and Raymond Cohen，“The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Belligerenc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omparative Politics 7（January 1975），pp.155—186。基于生物学的研究可参见Rose McDermott，“The Biological Bases for Aggressiveness and Nonaggressiveness in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0（October 2014），pp.313—327。Charles F．Hermann and Margaret G．Hermann，“An Attempt to Simulat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June 1967），pp.400—416，这篇论文表明，在1914年7月危机的不同模拟情境中，当参与者的个性与实际决策者的个性更相似时，危机更有可能导致战争。
159．可参见John Alford，Carolyn Funk，and John Hibbing，“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May 2005），pp.153—167；上文作者与埃文·查尼（Evan Charney）、丽贝卡·汉纳根（Rebecca Hannagan）和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等人基于该文的讨论可参见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June 2008），pp.299—343；Peter Hatemi et al.，“Not by Twins Alone: Using the Extended Family Design to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July 2010），pp.798—814；Hatemi et al.，“Genetic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Ideologies,” Behavior Genetics 44（May 2014），pp.282—294。
160．相关概述可参见Stephen Manuck and Jeanne McCaffery，“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5（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4），pp.41—70；Rose McDermott and Peter Hatemi，“Political Ecology: On the Mutual Formation of Biology and Culture,”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35 Supplement 1（February 2014），pp.111—127。
161．专注心理分析的学者发现，表面上的自信可能源于因童年遭遇损害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这方面的经典研究可参见Harold 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在应用型研究方面，重要著作包括George and George，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Steinberg，Shame and Humiliation。
162．Stephen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63．相关研究及案例可参见Fowler and Schreiber，“Biology，Politics，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Human Nature”；Rose McDermott，“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December 2004），pp.691—706；John Hibbing，“Ten Misconceptions Concerning Neurobiology and Politics”，以及凯·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和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的评论，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June 2013），pp.475—489。亦参见Chris Frith and Uta Frith，“Mechanisms of Social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3（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2），pp.287—313；James Rilling and Alan Sanfey，“Th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2（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1），pp.23—48；Ryota Kanai，Tom Feilden，Colin Firth，and Geraint Rees，“Political Orientation are Correlated with Brain Structure in Young Adults,” Current Biology 21（April 2011），pp.677—680。在这本著作中，展开了一些简要但是非常重要的讨论，Paolo Legrenzi and Carlo Umilta，Neuromania: On the Limits of Brain Science，trans．Frances Anders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Sally Satel and Scott Lilenfeld，Brainwashed: The Seductive Appeal of Mindless Neuroscience（New York: Basic，2013），这本著作正如其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辩论性很强，但是它的脚注非常有用。亦参见Ivelin Sardamov，“Out of Touch: The Analytic Misconstrual of Social Knowledge,” Critical Review 27，no.1（2015），pp.89—126，特别是第96—97页以及其中所列的参考文献。神经生物学的大量文献与遗传学研究都有交叉，因为后者影响了前者。
164．Peter Hatemi and Rose McDermott，“A Neurobiological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dentify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Violenc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April 2012），pp.111—129，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但即便是这一篇也没有涉及决策者，就更不用说研究国家了。
165．Svetlana Savranskaya，Thomas Blanton，and Vladislav Zubok，eds.，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1989（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10），pp.634，647.
166．Ibid，p.682.
167．U.S．Department of Sta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p.97.
168．T．G．Otte，July Crisis: The World's Descent into War，Summer 191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469.
169．转引自Sergey Radchenko，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83。
170．Richard Nixon，Richard Nixon: Speeches，Writings，Documents，ed．Rick Perlstei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276.
171．Antonio Damasio，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Cambridge: MIT Press，2000）；Damasio，Descartes' Error: Emotion，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New York: Putnam，2004）．近期对这个问题的概述可参见Joseph LeDoux，“Feelings: What Are They and How Does the Brain Make Them,” Dædalus 144（Winter 2015），pp.96—111。关于情感作用机制的有趣讨论可参见Danielle Ofri，What Doctors Feel: How Emotions Affect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Boston: Beacon Press，2013）。
172．转引自Sudhir Hazareesingh，In the Shadow of the General: Modern France and the Myth of De Gaull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6。
173．可参见George Marcus，Russell Neuman，and Michael MacKuen，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George Marcus，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Russell Neuman，George Marcus，Ann Crigler，and Michael MacKuen，eds.，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Leonie Huddy，Lilliana Mason，and Lene Aarøe，“Expressive Partisanship: Campaign Involvement，Political Emotion，and Partisan Ident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February 2015），pp.1—17；Ted Brader and George Marcus，“Emo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Huddy，Sears，and Levy，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pp.165—204；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Ted Brader，Campaigning for Hearts and Mind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美国以外的研究，可参见Wendy Pearlman，“Emotion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Arab Uprising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June 2013），pp.387—409。
174．McDermott，“That Feeling of Politics”；McDermott，“Political Psychology,” in James Davis，ed.，Psychology，Strategy，and Conflict（New York: Routledge，2013），pp.47—63；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January 2010），pp.1—31；Mercer，“Emo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Spring 2013），pp.221—252；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Spring 2000），pp.116—156；Andrew Ross，“Realism，Emotion，and the Dynamic Allegiances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5（July 2013），pp.273—299；“Forum: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introduced by 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International Theory 6（November 2014），pp.490—594；Seanon Wong，“Emotion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entions in Face-to-Face Diploma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2（March 2016），pp.144—167；Marcus Holmes，“Believing This and Alieving That: Theorizing Affect and Intui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9（December 2015），pp.706—720；Todd Hall and Andrew Ross，“Affective Politics after 9/1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October 2015），pp.847—879；Todd Hall，Emotional Diplomac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Andrew Ross，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Roger Petersen，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etersen，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Hatred，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etersen，Western Intervention in the Balkans: The Strategic Use of Emotion in Conflic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此项研究强调的是政治家们对于情感的战略性使用。重视情感因素的、有意思的历史研究可参见Frank Costigliola，Roosevelt's Lost Alliances: 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Costigliola，“‘I React Intensely to Everything’: Russia and the Frustrated Emotions of George F．Kennan，1933—195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2（March 2016），pp.1075—1101；Barbara Keys，“Henry Kissinger: The Emotional Statesman,” Diplomatic History 35（September 2011），pp.587—609。
175．转引自John Lukacs，Five Days in London，May 194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155，n14。
176．相关概述可参见Dascher Keltner and Jennifer Lerner，“Emotions,” in Daniel Gilbert，Susan Fiske，and Gardner Lindzey，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Hoboken，N.J.: Wiley，2010），pp.317—352；Jennifer Lerner，Ye Li，Piercarlo Valdesolo，and Karim S．Kassaim，“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6（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2015），pp.799—823。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对情感进行的研究，可参见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Emo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l Regulatory Variables,” in Michael Lewis，Jeannette Haviland-Jones，and Lisa Feldman Barrett，eds.，Handbook of Emotions，3rd ed.（New York: Guilford Press，2008），pp.114—137。关于情感在经济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可参见Scott Rick and George Loewenstein，“The Role of Economic Behavior,” in Michael Lewis，Jeannette Haviland-Jones，and Lisa Feldman Barrett，eds.，Handbook of Emotions，3rd ed.，pp.138—156。更具哲理意义的讨论可参见Martha 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77．Kiltner and Lerner，“Emotions,” p.335.
178．关于政治态度方面的证据，可参见Cengiz Erisen，Milton Lodge，and Charles Taber，“Affective Contagion in Effortful Political Thin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35（April 2014），pp.187—206。
179．M．Brewster Smith，Jerome Bruner，and Robert White，Opinions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Wiley，1956）；亦参见Alfred Mele，Self-Deception Unmaske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政治教条主义的相关研究，Critical Review 24，no.2（2012）。此处讨论也援引自我早前的研究，“Understanding Beliefs,” in How Statesmen Think。在更早一些的研究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我们需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这种要求会对我们方方面面的知觉产生重大影响：转引自Richard Robb，“An Epistemology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Critical Review 25，no.2（2013），155。在对党派偏见的驱动因素和因果机制的研究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观点，参见Eric Groenendyk，Competing Motives in the Partisan Mind: How Loyalty and Responsiveness Shap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Democra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有时人们会有意识地去追求目标，而不是面对现实。比如，大多数人对于体育运动，很多人对于政治大概都是这样的，参见Ilya Somin，“Knowledge about Ignorance: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Critical Review 18，nos．1—3（2006），pp.257—260。
180．关于学界评判论文的相关研究概述可参见Thomas Morton et al.，“We Value What Values Us: The Appeal of Identity-Affirming Scie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27（December 2006），pp.823—838。在略为不同的情境中对上述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Jeffrey Friedman，“Motivated Skepticism or Inevitable Conviction? Dogmatis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ritical Review 24，no.2（2012），pp.131—155；亦参见Ziva Kunda，Social Cognition: Making Sense of People（Cambridge: MIT Press，1999），pp.229—232。
181．Philip Tetlock and Ariel Levi，“Attribution Bias: On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the Cognition-Motivation Debat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January 1982），pp.68—88.
182．转引自Stephen Long，The CIA and the Soviet Bloc: Political Warfare，the Origins of the CIA and Countering Communism in Europe（London: Tauris，2014），pp.284—285。
183．Otte，July Crisis，p.437.
184．Ari Shavit，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New York: Spiegel & Grau，2013），p.13.
185．Robert Dallek，Camelot's Court: Inside the Kennedy White House（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3），p.281.
186．John Bew，Castlereagh: A Lif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53—254.
187．第一个类型的理论先驱是认知失调理论，尽管已经不是当下流行的理论，但是依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简言之，一个基于自由意志选择了某个信仰或采取了某项行动的人，在面对与自己的信仰相矛盾的证据时（这些证据有可能包括他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会加倍努力建立自己的信仰。我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第十一章讨论了认知失调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
188．相关文献可参见Zeva Kunda，“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November 1990），pp.480—498，以及Kunda，Social Cognition。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型研究可参见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Jervis，Lebow，and Stein，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潜在的心理活动被称为防御性规避（defensive avoidance），参见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Choice，and Commitment（New York: Free Press，1977）。针对选举行为的应用型研究可参见David Redlawsk，“Hot Cognition or Cool Consideration? Testing the Effects of Motivated Reasoning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s 64（November 2002），pp.1021—1044；Lodge and Taber，Rationalizing Voter；Gregory Wawro，“The Rationalizing Public,” Critical Review 18，nos．1—3（2006），pp.279—298。当然，这里尚未回答的问题是，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偏好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其基础是什么？
189．因为很难确认我们所看到的是合理化后的内容，而且我们可能倾向于对那些与我们的信仰相冲突的理念做出那样的判断：很多时候，“学者们并没有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信念在其秉持者看来那么有道理”（Friedman，“Dogmatis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147）。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参见Susan Clancy，Abducted: How People Come to Believe They Were Kidnapped by Alien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当然，在政治决策中，对于错误决策通常会有较为严重的惩罚机制，但是旨在提高决策精准度的激励机制实际上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反而会增加动机性过程（motivated processing）产生的可能性，参见Kunda，“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487。
190．Ervand Abrahamian，The Coup: 1953，the CIA，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New York: New Press，2013），p.105（在此之前的几页中，该著作大量节选了英方报告的内容）。
191．这里涉及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物质行为体和价值观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克拉克（Clark）和莫里斯（Morris）对于经济发展的讲述是相互冲突的，参见Gregory Clark，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以及Ian Morris，Foragers，Farmers，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与莫里斯观念一致的论文，可参见Alberto Alesina，Paola Giuliano，and Nathan Nunn，“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May 2013），pp.469—530；Saumitra Jha，“Trade，Institutions，and Ethnic Tole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November 2013），pp.806—832。
192．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s．3，6．
193．Thomas Risse-Kappen，“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Domestic Structures，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Spring 1994），pp.185—214.
194．Upton Sinclair，I，Candidate for Governor，and How I Got Lick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109．相关概述可参见以下这本有趣的著述，尽管其对利益的界定过于宽泛了，Jason Weeden and Robert Kurzban，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Political Mind: How Self-Interest Shapes Our Opinions and Why We Won't Admit I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关于党派是否构成动机性偏差进而影响大众舆论，可参见Mark Fischle，“Mass Response to the Lewinsky Scandal: Motivated Reasoning or Bayesian Updat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21（March 2000），pp.135—159；Brian Gaines，James Kuklinski，Paul Quirk，Buddy Peyton，and Jay Verkuilen，“Same Facts，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Partisan Motivation and Opinion on Iraq,”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9（November 2007），pp.957—974；Alan Gerber and Donald Green，“Misperceptions about Perceptual Bia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Palo Alto，Calif.: Annual Reviews Press，1999），pp.189—210；Alan Gerber and Gregory Huber，“Partisanship，Political Control，and Economic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January 2010），pp.153—173；Donald Green，Bradley Palmquist，and Eric Schickler，Partisan Hearts and Min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Voter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对于责任和道德的动机性判断，相关研究可参见Thomas Rudolph，“Triangulati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he Motivated Formation of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7（February 2006），pp.99—122；Eric Uhlmann，David Pizarro，David Tannenbaum，and Peter Ditto，“The Motivated Use of Moral Principl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4（October 2009），pp.476—491。
195．Nathanial Poper，“An Analysis Finds a Bias for Banks in S.&P．Ratings,” New York Times，August 1，2013.
196．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参考以下文献，尽管有些没有完全采用这样的表述，例如Robert English，“Power，Ideas，and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s E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Spring 2002），pp.70—92；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From Old Thinking to New Think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Spring 2002），pp.93—111；Nina Tannenwald，“Ideas and Explanations: 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Spring 2005），13—42。
197．转引自Savranskaya，Blanton，and Zubok，Masterpieces of History，p.680。
198．但需要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让东欧国家走自己的道路，似乎是期待着它们最终会追随在他的麾下，而不是放弃共产主义、切断与苏联的联系；Svetlana Savranskaya，“The Logic of 1989: The Soviet Union Peaceful Withdrawal from Eastern Europe,” in Savranskaya，Blanton，and Zubok，Masterpieces of History，pp.3—11。戈尔巴乔夫个人对流血和杀戮非常厌恶，这一点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这早于他对苏联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认识。
199．可参见Andrei Grachev，Khrush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ambridge，England: Polity，2008），pp.80—86.
200．Michael 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201．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人的看法是如何改善的，可参见Naoko Shibusawa，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与之相似的一个观点是，冷战期间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是在跟着美国进行适当的现代化，这一信念与其说是美国对该国政策的驱动，还不如说是美国对该国政策的结果；参见Nicholas Danforth，“Malleable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cy，Aid Programs and Propaganda in Fifties’ Turkey,” Diplomatic History 39（June 2015），pp.477—503。实验与这一过程相符，相关实验证据可参见Nour Kteily et al.，“‘Not One of Us’: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of Denying Ingroup Characteristics to Ambiguous Targe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October 2014），pp.1231—1247。有关研究重申了种族在威胁知觉产生过程中的自变量作用，参见Zoltán Búzás，“The Color of Threat,” Security Studies 22（October—December 2013），pp.573—606。
202．Troy Bickham，The Weight of Vengeance: The United States，the British Empire，and the War of 1812（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17—120.
203．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Mineola，N.Y.: Dover，2007），p.152.
204．有学者指出，为了更有效地劝说他人，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能力已经发生了演变，参见Robert Trivers，The Folly of Fools: the Logic of Defeat and Self-Deception in Human Life（New York: Basic Books，2011）。但我认为，这里还不仅只是自欺欺人这么简单。
205．Jack Snyder，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ch.5；Richard Neustadt，Alliance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62.
206．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Kimball，Nixon's Nuclear Specter: The Secret Alert of 1969，Madman Diplomacy，and the Vietnam War（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5），pp.225—227.
207．Ibid.，p.252.
208．Dominic D．P．Johnson and Dominic Tierney，“The Rubicon Theory of War: How the Path to Conflict Reache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Summer 2011），pp.7—40.
209．Harrington，Berlin on the Brink，pp.82—89.
210．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
211．转引自Ian Parker，“The Greek Warrior,” New Yorker，August 3，2015，p.57。
212．Ole Holsti，“The 1914 Ca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June 1965），pp.365—378；Sean McMeekin，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New York: Basic Books，2014），pp.287，pp.337—338.对与之相关的抚慰人心的信念的讨论，可参见Clark，Sleepwalkers，p.350。这些行为体告诉其他人，从最后避损机会原则来看，他们可以避免战争，这么做部分是一种战略考虑，但是往往这也是他们的真实看法。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多场合都特别爱说，他“当时毫无选择，只能那样做”：参见Amy Davidson，“The Talk of the Town，Four,” New Yorker，June 27，2016，pp.17—18。
213．转引自Clark，Sleepwalkers，p.471；克拉克指出，政治家们都相信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导战略（尽管他们和克拉克都没有采用“主导战略”这个术语），参见ibid.，pp.419—450。
214．Harrington，Berlin on the Brink，pp.48，61.
215．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什么各国都普遍接受了应采取经济紧缩政策的错误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客和技术官僚们都认为自己是严肃稳重的人，是做出艰难抉择的人”：“A Moveable Glut,” New York Times，August 24，2015。
216．有学者指出，过于自信往往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或者至少不仅仅是战争的原因，参见Johnson and Tierney，“Rubicon Theory of War”。
217．参见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
218． Jerome Groopman，How Doctors Think（Boston: Houghton Mifflin，2007）.
219．For popular but well-grounded treatments，参见Richard Thaler and Cass Sunstein，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New York: Penguin Books，200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Mind，Society，and Behavior（Washington，D.C.: World Bank，2015）；Dilip Soman，The Last Mile: Crea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from Behavioral Insight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6）。
220．相关概述，可参见Jack Stoll，Katherine Millkman，and John Payne，“A User's Guide to Debiasing,” in Gideon Keren and George Wu，Wiley-Blackwell Handbook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forthcoming）；Welton Chang and Philip Tetlock，“Rethinking the Training of Intelligence Analyst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31（October 2016），pp.903—920；Chang et al.，“Developing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The Impact of Training and Practice on Judgmental Accuracy in Geopolitical Forecasting Tournaments,” unpublished m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June 2016。
(1) 下文简称为《知觉与错误知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