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楔子 历史遗留的困惑
我15岁那年上高中（1971年秋），仅仅一个月后就作为市立中学建设战备高中先遣班的一员，进入长寿湖山区收拾已经初步建成的有如战斗工事般的校舍，为全校迁移做准备。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先遣班同学的课程除了土木工作就是战备训练，科目涵盖长途拉练、步兵打坦克法和战地救护。谁也没想到，学期结束后，我们遇到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极具震撼的历史事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访问中国（1972年2月）。
从小看电影《英雄儿女》长大，我的脑子转不过弯：“美帝头子”怎么可能访问中国，还笑眯眯地与毛主席握手，而毛主席也笑眯眯地看着他？
我从《人民画报》上取下这张划时代的照片放进书桌，每天都禁不住拿出来凝视片刻。紧接着，深山中的战备校舍被废弃，我们全校师生回迁城里——但这不是尼克松访华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高中毕业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1974年春），我没有忘记带上这张划时代的照片。我把它贴在破旧的木板农舍正中，繁重的农活让我疲惫不堪甚至心灰意冷时，看一眼这张照片就会重新焕发莫名的振奋，打起精神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
1957年冬天，毛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其间对我国留苏学生讲过的一段话非常著名。从上小学起，它就激励着我努力学习。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
从初中到高中我都在想：“世界是你们的……”——但“世界”是什么呢？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要知道什么是“世界”，还得从世界历史入手。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是世界历史？那个时候，无论古代中国的历史还是美国的历史，我都所知甚少，遑论世界历史。
无论“世界”是什么，总之与新中国的命运相关，这在一开始就很清楚。问题在于，新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呢？
尼克松与“十字军般的热忱”
有位年长得多的老知青告诉我，没有抗美援朝战争，两位国家领导人不可能这样相互微笑——尤其是毛主席的微笑，其世界历史含义尤其深远。他还借给我一本“内部发行”的《六次危机》，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书。
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迄今难忘：
我们的目标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是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但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也就是每个民族具有独立的权利，个人自由和人权乃基于宗教信仰，而且由于它们为上帝所赋予，就不能被人们所剥夺，这种基本信仰一定要灌输给新的一代。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同一种发动十字军的热忱结合起来，不仅保住我们自己，而且要改造世界——包括共产党世界在内——并且要不经过一场热战就赢得为争取自由、个人尊严和真正经济进步而进行的战斗。[2]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仍然是美利坚精神的标准表述。当时我还年轻，看不出这段话明显的自相抵牾：既然宣称不会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何以又坚定地宣称要将美国的“基本信仰”“同一种发动十字军的热忱结合起来……而且要改造世界”？这岂不是与宣称“每个国家（every nation）具有独立的权利”相抵牾？
二十多年后（1999），我读到这本书经过校订的新中译本，“发动十字军的热忱”变成了“改革的热忱”——我大吃一惊，很长时间百思不得其解。[3]
a crusading zeal译作“发动十字军的热忱”似乎有些过头，尼克松很可能用的是crusading的喻义，亦即“坚忍不拔的热忱”。尽管如此，这个语词毕竟源于西方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若译作“十字军般的热忱”，并非不符合尼克松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保住我们自己，而且要to change the world[改变世界]”的含义。半个多世纪之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为刚刚崛起的美国立下过这样的伟大宏愿：进行Great Crusade[伟大的十字军东征]。[4]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盎格鲁—美利坚人跟随英国人和俄国人转向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所在的东亚地区。[5]于是有史学家撰写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史，以便“向大众普及圣战”，因为，此时的欧洲“比以往更加需要理解十字军东征中所有美好的、社会性的精神”：
十字军东征卓越的希冀是为基督教的利益征服东方，为了带领整个人类大家族走向慈善、和平和光明，基督教的统一战线在整个大地上建立起来。在罗马世界，宗教统一的实现将呈现出比政治统一更加壮美的景象。[6]
在伍罗德·威尔逊那里，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现代清教徒式的自由民主东征，尼克松所说的a crusading zeal无论如何不会是“改革的热忱”，只会是十字军斗士般的热忱。[7]《六次危机》的两个中译本相隔不到三十年，同一个语词的译法差异如此之大，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知识人心中的改革热忱是出于尼克松所说的“基本信仰”？
从教宗子午线到西太平洋防御线
什么是美国的德性品质？什么是新中国的德性品质？这两个问题本来互不相干，却因朝鲜半岛战争而交织在一起，从中我们能认识到一些更为普遍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相吗？修昔底德通过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揭示了他所体认到的希腊城邦政治成长的历史本相。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世政治的本相会因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变得截然不同了吗？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68—1744）曾用“文明化的野蛮”来界定欧洲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美国会不会是活生生的例证？
理解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历史关系，不可能仅着眼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嬗变。从政治史学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很容易看到，若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就得从五百年来的世界大历史着眼，这难免会牵扯出诸多重大而又极具争议的政治哲学难题。
有人会说，美利坚合众国在十八世纪才立国，考察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关系问题，怎么扯得上五百年来的世界大历史？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全球化的标志性开端事件。1493年3月，哥伦布（1451—1506）首航新大陆归来，西班牙王室要求教宗承认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占有，引发葡萄牙国王抗议。于是有了由西班牙籍教宗出面调停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6月）：以非洲亚速尔群岛以西约600公里的南北经线（约西经41度）为界，划出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史称“教宗子午线”，尽管当时航海经线仪尚未发明出来，“经线的位置是估计出来的”。[8]
对于教宗的裁决，“正统的教徒们必须接受，而且整整两代人也确实如是遵守，除了北大西洋，他国的航海家们一概不能接近其他大洋”。[9]1500年2月，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首航美洲时的拉尼娜号航船的船长文森特·平松（1462—1514）登陆巴西东北部的伯南布哥，考察了亚马孙河出海口。由于《托尔德西利亚条约》的限制，他不能宣称该地为西班牙王室领土。一个半月后，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1467—1520）的探险船队抵达巴西，于是这里成了葡萄牙的领地。[10]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1480—1521）率领五艘帆船从圣路卡巴拉启航，历时三年完成了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1522年9月），尽管他本人在菲律宾马克坦岛（Maktan）上与原住民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中丧生。地球被确证是圆的，教宗子午线就不完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分别往西和往东在哪里为界呢？
这仅仅是理论性问题。历史的实际情形是，西班牙的探险船队再次穿过太平洋抵达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今印度尼西亚东北部），与1511年以来就已在这一带经营的葡萄牙王国殖民者再起争端。[11]1524年，两国着手解决争端，这次没有请教宗出面斡旋，卡斯蒂尔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1502—1557）各自派出代表团直接磋商。经数年谈判，西班牙承诺放弃马鲁古群岛，葡萄牙则补偿35万达卡金币。1529年4月，双方签订“友好”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za），在西太平洋143度经线（马鲁古群岛以东17度）上划出一条纵贯南北（穿过东西伯利亚、日本和澳大利亚中部）的分割线，作为《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补充。[12]
按照这一友好条约，菲律宾群岛属于葡萄牙势力范围。半个世纪后（1580），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以平定内乱为由，派遣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1507—1582）兼并了葡萄牙，随即在菲律宾群岛上建立贸易站。[13]从此，无论教宗子午线还是萨拉戈萨线都不复存在，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成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支配全球地缘的单一帝国。
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看来，“1560年时，腓力二世的确在全世界独掌霸权”。其实，这种霸权仅仅是纸面上的，或者说仅具象征意义。因为西班牙帝国并不能实际支配地表上的所有政治单位——即便支配欧洲也做不到，哪怕它的疆域辽阔到“东起菲律宾，西至古巴，北起加利福尼亚，南抵麦哲伦海峡”（休·托马斯，页xviii、374）。
没过多久，英格兰、荷兰和法兰西王国开始争先恐后在北美洲和亚洲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1562年，葡萄牙大使要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承认葡萄牙王国对自己发现的所有海外土地拥有主权，遭到女王拒绝，理由是葡萄牙虽然发现了这些土地，却并没有在那里取得优势——言下之意，“发现”不等于“占有”。[14]
荷兰裔美国人房龙（1882—1944）以撰写通俗史书闻名于世，他曾就《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写道：
几乎从分界线确定那一刻起，麻烦事从未中断过。因为条约根本没有把英国和荷兰考虑在内，所以两国都假装从未听到过有分界线这么一回事，想从这些地方掠夺什么就掠夺什么。法国甚至瑞典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15]
英国和荷兰并不是“假装从未听到”《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而是根本不予理睬。新教革命之前，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已经不理睬教宗的权威，新教革命爆发后，清教徒更没有理由理睬。至于西班牙帝国在欧洲是否有权威，还得靠军事实力说话。何况，《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看似让两个王国瓜分了全球，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实都谈不上是有“海权意识”的新生政治单位，而是相当传统的“非常大陆化的国家”，它们“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成功，强调大陆扩张高于海洋控制”。[16]这两个条约的世界史意义在于，它们标志着欧洲地缘政治支配全球政治的开端。政治史学家可以说，世上的两个政治单位将全球划分为两个辖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却不能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安东尼·派格登，页48）。在随后的世纪里，无数双边或多边条约要做的事情与这两个条约在性质上没差别，只不过不会再如此大而化之罢了，辖区划界更为具体，为划界而展开的国家间斗争更为错综复杂。
1916年，正在欧洲大战中并肩作战的英国和法国为了“浇灭对方在中东地区的野心”，以一纸秘密的《叙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用一条横贯沙漠的对角线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17]英格兰的寇松勋爵（1859—1925）曾出任印度总督（1898—1905），有“大英帝国之星”的美誉。他在1907年“论疆界”的著名演讲中说，“疆界划分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古代颇为罕见或不得而见”；“在亚洲国家，疆界划分只有在欧洲人的压力下或者在欧洲代表的干涉下才会发生”。当时，大英帝国正与俄罗斯帝国争夺中亚和近东的控制权，而“西藏、阿富汗、波斯都对印度的防卫至关重要”。[18]凭靠这样的世界政治史认知，1920年，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军队入侵乌克兰，寇松为阻止苏联红军反攻时向西推进，提出了所谓的“寇松线”（Curzon Line），并因此名入史载。实际上，寇松关注的始终是与法、俄两国争夺对中东的控制权。[19]如当今欧洲的政治史学家所说：
所有欧洲内部的争霸战都带有全球性的特征：欧洲诸国设法控制大洋，将其竞争对手逐出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要地。[20]
由此来看，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十八世纪经过一场内战脱离宗主国，宣布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单位，其世界史意义不亚于地理大发现。1823年，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1735—1826）草拟了一份宣言，由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针对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君主组建的“神圣同盟”宣称：美国将独领美洲与欧洲抗衡。[21]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虽然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本质上讲，这类分割线仍然基于同质的友好原则而非异质的对抗原则。此后的欧洲王国为争夺殖民地而不断相互打斗，最终签订的和约也基于基督教大家庭的“友好”原则，而在友好线的另一端则属于自然状态式的自然空间。[22]美利坚人虽然来自基督教欧洲这个母体，却用对抗性的防御线取代了基督教欧洲传统的友好分割线，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史含义才真正彰显出来。
1893年，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奠基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写道：
在相对于两大洋的关系及其在人居世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上，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意味着一个彻底转变。直到1492年，美洲和它的原住民一起处在人居世界的东部边缘，形成了世界的东方，太平洋将它与外界连接；但大西洋就像美洲与位于欧洲与非洲的世界西部边缘之间的一道鸿沟。它穿越了诺曼人的格陵兰岛和文兰岛（Vinland），但并没有把它们连接起来。
自1492年以来，殖民化在大西洋上拉开了一条线，连接起所有鲜活和生机勃勃的东西，而太平洋上旧日的联系已经逝去并被人遗忘。在最初的世纪里，不断增加的移民几乎只知道大西洋两岸的联系并将其强化。在将美洲从世界的东方边缘拉向西方边缘这件事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付出了更多，在殖民地中这个国家最具有大西洋品性和欧洲品性。向太平洋的进军和原住民几乎等同于毁灭的迁徙，可以被视作大西洋民族在古老的太平洋土地上的胜利。[23]
接下来，美国从太平洋东岸向西太平洋出击：1898年，美国夺取西班牙王国的太平洋属地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切断模仿欧洲帝国迅速崛起的日本向太平洋东面和南面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将西面的防御线推进至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太平洋中部。“门罗宣言”本是围绕美洲区域划定的“自卫性界限，同时也是一条自我孤立、对抗欧洲的界线”，它基于“对陈腐、腐化之欧洲的蔑视”，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根植于新教加尔文主义信仰得到‘拣选’的道德诉求”。[24]如今，自卫性的防御线变成了进攻性的分割线，美国人得到“拣选”的信仰也上升为一种普遍历史的使命意识。
政治史学家的眼界如果足够宽阔，他就不难看到，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不仅意味着“反对英王朝的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分阶段逐步变成了世界岛”，还应包括从“1783年的《巴黎和约》到1898年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这一时期”。[25]美国向西太平洋扩张的行为作为“大西洋品性和欧洲品性”的表征，其政治史学含义并不在于从西班牙王国手中夺取殖民地这一行为本身，而在于其立国理念与这一行为的矛盾。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或许看起来令人吃惊，因为美国历史就是反抗英国殖民地统治的历史。然而，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十九世纪末，美国已吞并了夏威夷和一部分萨摩亚群岛，而且美西战争后，美国获得了关岛、菲律宾共和国、古巴和波多黎各。[26]
接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美国就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结束时留下的朝鲜半岛分治问题迄今没有了结。1950年元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宣布，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再“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差不多一年前（1949年3月1日），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880—1964）在同英国记者的公开谈话中已经透露，美国在远东的防御线南起菲律宾，经琉球群岛再沿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北上直至阿拉斯加，在太平洋西海岸沿海岛屿间“形成一条锁链”。[27]这意味着，美国的远东防御线划在了朝鲜半岛以东，并没有包括半岛。与1947年元月美国远东司令部绘制的辖区地图比较，美国右翼人士有理由把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解读为是在邀请北朝鲜入侵韩国”。[28]
1950年3月底，金日成紧急前往莫斯科（4月8日抵达）。克里姆林宫“也许是被美国政治家的宣言误导——他们没有将朝鲜列入在亚洲的防御圈”，因此同意金日成将军采取统一祖国的军事行动，这被看似“中立”的国际政治学家说成是“向联合国发起挑战”。[29]
朝鲜半岛内战爆发，杜鲁门总统随即“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甚至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30]显而易见，美国不仅重新把朝鲜半岛南部划入势力范围，还趁机介入中国内战，把我国台湾岛也纳入防御范围。我国学人如今经常挂在嘴边的“第一岛链”这个术语，是美利坚政治人的发明，其含义是通过驻军让这些大小岛屿成为扼制新中国的“一条锁链”或“不沉的航空母舰”。
一年后（1951年9月），朝鲜半岛上的国际战争进入短暂的间歇期，美国趁机与南太平洋的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单独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将英国挤出南太平洋。对于英国的抗议，美国的回复修辞颇为动听，让大英帝国无言以对：如果英国加入这个安全条约，法国和荷兰也会跟着加进来，这会让亚洲人怀疑是在搞殖民主义联盟（拉费伯尔，页101）。
通过一系列军事干预和结盟行动，在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出萨拉戈萨分割线的地方，美国独家划出了一条防御性分割线。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大手笔且地缘跨度最长的防御线。若将1494年的教宗子午线与美国在1951年建成的西太平洋防御线连起来看，一条发人深省的政治史弧线就在近五百年的世界大历史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美国—法国革命给全球世界带来的“民族自决”“独立自由”的政治想象又让这条历史弧线不易为人觉察，即便大西洋革命之后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无论是革命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是法兰西帝国，都无不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在占取全球化地缘政治的战略要津和经济资源。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诸多“和约”相比，《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人们很难提出这样的政治史学问题：何谓美国所代表的“大西洋[政治]品性和欧洲[政治]品性”？美国凭什么文明德性把自家的防御线划在了太平洋西岸的大陆边沿？
毛泽东有一句话说过不止一次，它表达了普通美国人也会有的常识性正义感——如果他们天生善良、正派且没有因清教意识而变得偏执的话：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手伸到哪里，哪里都不高兴它”。[31]中国文明的古传政治德性与美利坚人被“拣选”的清教式普世文明诉求之间的冲突可以避免吗？如今的美国政治家宣称，大国之间的“历史性竞争绝不仅仅只是关于权力、领土甚或是物理意义上的安全”——毋宁说，
历史上最伟大的竞争也关乎对道德和正义的定义，关乎对个人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关乎传统和变革，关乎对上帝形象的描述和诠释。[32]
这话听起来公允得无可挑剔，但这位美国战略学家在一开始就把如今美国面临的竞争定义为一个“世界最强的集权国家”与一个“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无异于预先从理论上判了这场竞争的输赢。如此修辞暗含的逻辑是，“集权国家”不可能对道德和正义下正确的定义，大西洋革命早已对此做出了历史裁决。罗伯特·卡根自己意识不到，他的“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二元修辞不过是典型的清教式“冷战”修辞，这已经让他的逻辑紧紧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一旦从世界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层面就他所说的重大问题展开论争，情形会怎样呢？“我们时代的精神混乱”或不断有人在“唠叨的文明危机”，真的“绝不是命中注定的事情”？[33]
作为世界史悖论的大西洋原则
修昔底德称自己的战争纪事是“永世瑰宝”，它展示了实力政治[强权政治]在世界历史中的现实逻辑。但是，修昔底德并未否认超越实力政治博弈的自然正义，尽管要把自然正义与现实政治的实际关联讲清楚极为困难。[34]如今，政治史学难以应对的棘手问题依然在于，“自由主义大国经常用自由主义言辞来包装它们精明务实的行为，它们说话是自由主义的，行事则是现实主义的”。[35]
修昔底德的纪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物的演说辞——言辞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力，观察历史时尤其应该关注同样属于历史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更不用说作为个体的政治人）的伦理品质。[36]对于我们考察美国行为来说，这一史学原则尤为重要，毕竟，捍卫和传播“美国价值”向来是美国行为的显著修辞。
晚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史学家喜欢使用“大西洋革命”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政治史学修辞，它有多重含义。凸显盎格鲁—美利坚成长的世界史意义，改变史学界长期以来更多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世界历史新纪元标志的习惯，是这一术语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尽管《独立宣言》（1776）和《人权宣言》（1789）是世界性历史变革的共同标志，但法国革命的直接动力因素并非是法国启蒙运动，而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革命。[37]
2006年，以《拷问法国大革命》享誉学坛的政治史学家雅克·索雷在其新著中写道：
从年代上说，1776年的美国革命，是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第一场革命。它的早熟使它得以创造出一些行动方式和基础性原则。这种模式的传播为其他革命提供了众多的参照标准，如1780年代的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38]
十九世纪末，奥地利的公法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1851—1911）已经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一流行成说提出过异议，他认为盎格鲁—美利坚各州清教徒的权利宣言才是“人权宣言”的来源，由此引发了一场没有结果的论争。[39]毕竟，仅仅凭靠辨析宣言文本中的观念或言辞，很难有什么结果。政治史学的调查参与进来就不同了，索雷甚至质疑，1789年前夕，法国人是否“存在革命心态”：
直到1787年，公众舆论的政治色彩仍然非常有限，它更关注其他问题，很难将其和革命心态画上等号。由于内部的分歧，人民虽然对政府无法顺应社会进步进行改革心存不满，但并未提出具体要求。由于被美国革命重创，长久以来享有盛名的英国模式也无法得到普遍的赞同。[40]
1756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丘吉尔称之为现代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更为准确地说，是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际性战争：辉格党少壮派议员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出任国务大臣后，“运筹帷幄，策划了东起印度西至美洲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它“将对北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41]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导火索是1754年发生在北美的英法冲突，有史学家因此认为，这场战争应该被称为“九年战争”——甚至应该把这场英法冲突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视为“一场连续的战争”，这才是“大西洋革命时代”来临的标志：“危险的世界中”一个全新的国家诞生了。[42]
法兰西王国在这场与英国的全球争霸中遭受重大损失，当英属美洲殖民地出现分离主义叛乱时，法国人便组成自愿军前往北美支援叛乱。正是这一意外的行动，美国革命的理想从北美来到了当时的欧洲心脏——法国。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兰西公爵在参与《人权宣言》论辩时呼吁：“美国在新的半球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让整个[欧洲]世界也有一个榜样吧。”[43]
法国伯爵圣西门（1760—1825）17岁那年（1777）凭亲戚关系进入法兰西王国都兰步兵团当上少尉，两年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英属美洲殖民地，在那里他“参加过五次战役、九次海战，两次负伤”，亲临过由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指挥的那场决定性的约克郡战役（1781年10月）。这场战争“在他的心理、道德和政治观点上划下了一道无形的界限”——如他自己后来所说：
当我在美国为实业自由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我多么希望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这种植物也能在我的祖国开花结果；从此以后，这个愿望一直在我的思想里萦绕。[44]
圣西门后来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拿破仑战争之后（1817），他对追随者们说，自己早就“预感到，美国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的开始，必然决定整个文明的重大进展，并将在短时间内使欧洲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因为，“美国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没有跟着欧洲走”，他们“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而即便“在1789年，法国人民也远远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45]
如果美国的确是圣西门心目中的理想政制，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确实是一种空想。事实上，连圣西门的学生们也觉得自己的宗师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太过分，以至于不免有些愤慨：
但是美国，这个极好的国家，据说它不会以政府的需要作为庸俗的借口，那么它做了些什么？使它惭愧的应该说，它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关于供给他们军事给养的条约！南美的一部分民族希望摆脱仍然在它们身上的西班牙枷锁，那么对于自己的宗主国充满痛苦记忆的合众国——不久前还听到要打碎锁链呼声的合众国，它是否能帮助自己的同胞在某些方面得到解放呢？不能，不能。最后，它是否向海地共和国提供了偿还赎金的财政援助？没有，也没有。据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摆脱了一切旧欧洲的偏见，然而，这个在文明道路上走在一切民族前面的民族，却声明反对被释放而自由的民族的存在，反对黑人民族的存在。[46]
现代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也不是博丹或霍布斯的绝对君主论之类理论的产物，而是北美殖民者脱离宗主国独立建国的实际影响：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模仿《独立宣言》的新政治单位何其多！政治史学家有理由说：“我们现在这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源头在美洲，尤其是美国革命。”[47]维也纳会议期间，“德意志人的普遍愿望是，哈布斯堡皇室应该恢复皇帝尊号，并给予它更广泛和更实际的权力”。尽管如此，即便是梅特涅（1773—1859）和弗里德里希·根茨（1764—1832）这样的保守分子也看到，无论以何种方式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对德意志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因此支持德意志的巴伐利亚王国和符腾堡公国提出的“主权独立”诉求。[48]
民族独立和普遍人权理念与欧美大国的全球扩张构成的内在矛盾，仅仅是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世界史悖论的外在方面，它引发的不过是反帝—反殖民情感。一方面，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给世人带来伟大的政治想象——人类将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的世界，“革命者不仅在革命中宣示了个人权利，还证明了天时地利并非伟大革命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拿破仑战争“所杀害的欧洲人的数量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49]在整个西欧大陆，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给诸多地区带去强制性的现代式共和政制要素，导致的结果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和消极抵制”。[50]
反帝—反殖民情感同样来自大西洋革命理念，以至于大西洋革命理念的雅努斯式的两张面孔迄今让不少史学家感到困惑。房龙有一句话说得倒是不乏智慧，他说“没有比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世界政治之水更浑浊的了”（房龙，页124）。如今人们有理由说：没有比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之水更浑浊的了。[51]
大西洋革命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史符号意味着，自然权利原则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观念，并支配了晚近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塑造了“普世性”的西方形象：“西方的（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特性，就是所有那些沿着十八世纪末的政治理念发展的总和。”[52]
当法国人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结盟反对英国的时候，它引发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观念传播，这些观念包括了权利、代议制和共和主义。法国革命的爆发为这些随后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观念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流通媒介。革命者和反对他们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边界和政治体制，为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等观念传遍全欧洲并传入南美和亚非部分地区开辟了道路。（亨特、森瑟，页ⅩⅩ）
这一革命理念隐含着一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史悖论，它在诞生之初就引发势不两立的争议。法国革命者围绕《人权宣言》展开激烈辩论时，
由于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及其盟友坐在会场主席团成员左侧，那些反对激进措施的人开始坐到右侧，现代政治中“左”与“右”的概念诞生了。（亨特、森瑟，页47）
两百多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左”与“右”有了难以列举的新变体，激进与保守的对立格局始终没变，斗争尖锐得不可调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过，这并不是大西洋革命理念成为一个世界史悖论的真正原因，毋宁说，如根茨已经看到的那样，悖论来自革命理念携带的政治自由诉求具有荷马笔下的吐火女妖（Chimäre Freiheit）式的内在能量。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正当人们以为大西洋革命理念已经取得普世性胜利之时，其“最有价值的遗产”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却面临“来自内部”既峻急又致命的威胁：
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335）
温克勒是当今德国的世界史学者，名气很大，但他的这一说法未必符合历史实情。作为史学家温克勒如果有智性真诚的话，他就得承认，民粹主义的基本动力恰恰来自自由民主的权利观念本身。[53]大西洋革命的自由民主激进理念威胁到这场革命的成果，或者说政治自由这个吐火女妖威胁到自由民主政体本身——这就是大西洋革命的世界史悖论。
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头几年，美国的立国者们十分振奋，为“美国自由的火花”已经溅到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欣喜不已。可是，当雅各宾专政出场时，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这样的革命家也开始担心，“[法国]革命的目标有可能超出法国人民的政治才能”。约翰·亚当斯甚至把雅各宾专政视为“法国革命的恶例”，非常忧虑它会对美国同胞产生“煽动性影响”，因为他心里清楚，美国人的性格“喜欢造反”。让人费解的是，美国的立国者们虽然看到“法国革命的龙牙已经露了出来，就要变妖怪了”，于是开始压制国内对法国革命的同情，“限制美国国土上被怀疑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民权利”，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美国革命的口中隐藏着同一个妖怪的龙牙。[5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的思想史家特洛尔奇（1865—1923）已经指出，欧洲所经受的“最为内在的战栗和最深层的变革”，已经让“我们令人骄傲的时代开始暴露出明显的罅隙和断裂”。
欧洲人文理想以及相关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被相对化，乃至被批判地瓦解了，于是屈服于林林总总的未来计划、悲观主义或者纯粹需要暴力来实现的物质兴趣。[55]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1901—1985）就重提这一话题：如今人们都相信技术文明和人道精神带来的进步可能性，但在科学技术和商业生活获得伟大进步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一种新的野蛮主义的诞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新的野蛮主义诞生于相信文明进步的十八世纪，而且直到二十世纪还“散发出一种腐臭”。[56]
1955年，时年36岁的哈茨出版了反省“美国主义”的书，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史学经典。该书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那年动笔，可谓意味深长。他在书中问道：
你可把威尔逊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美国何时曾较为深刻地估价过它自身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文化范式的局限性？你还可把麦卡锡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何时对公民自由意义的理解比现在更透彻？[57]
在这位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看来，“得到强化的‘美国主义’与新启蒙之间斗争的结局依然悬而未决”：
对我们来说，该问题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它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一个国家是否可能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弥补其国内生活的单一性。进一步讲，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否可通过外部的经历获得那种相对意识，即获得欧洲自由主义通过内部社会变动和社会冲突的经历得到的那种哲学火花。（哈茨，页12）
温克勒没有理由说，大西洋革命理念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危机。他至多有理由说，“冷战”后的危机远比前两次战后危机都要严峻而且深重得多，因为，“美国这个跨大西洋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领导力量自身也正陷入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345）。[58]作为世界史学者，温克勒还应该想起，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1795—1886）在“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开场白中就说过，“无论何时，道德之善恶、实力之强弱以及民族之福祉，皆属史家可讲论的话题”。[59]
晚近二十年来，“探讨全球正义的哲学文献以指数级别与日俱增”，而“所谓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据说“在当代的研究文献中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60]如果人们以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理念的胜利，那就错了。毋宁说，这更多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大西洋革命理念正在接受世界历史的又一轮审查。如果人们不愿陷在共同源出于启蒙理念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逻辑怪圈中不能自拔，就有理由让古典的自然正义观念恢复话语权——即便在美国学界，这样的呼声已经出现。[61]
无论古希腊罗马还是秦汉中国的自然正义观，都还没有进入当今的思想角力场，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尚缺乏实在的政治载体支撑罢了。如今我们思考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得进入另一种世界史视野——古典政治史学的视野。
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首先撞上的是据说“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62]
注释
[1]引自《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第1版；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248。
[2]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六次危机》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页110。
[3]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黄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页96。
[4]参见Ralph H.Gabriel,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62，pp.387—404。
[5]参见George N.Curzon,Problems of the Far East.Japan-Korea-China,London&New York:Longmans,Green，&Co.，1894，new ed.，1896；Paul S.Reinsch,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London:Macmillan&Co.，Ltd.，1900。比较Noel H.Pugac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KTO Press，1979。
[6]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页4；比较拉尔斯·布朗沃思，《燃烧的远征：十字军东征简史》，严匡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G.Tate，《十字军东征：以耶路撒冷之名》，吴岳添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7]参见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页136—145。
[8]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徐鹏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页48；Laurence Bergreen,Over the Edge of the World:Magellan's Terrifying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Globe,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2003，pp.7—9。
[9]拉姆齐·缪尔，《帝国之道》，许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页10。
[10]哈维尔·莫罗，《帝国之王》，刘京胜、安大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页3。
[11]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页738—740；约翰·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姚楠、马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233。
[12]英译见Frances G.Davenport编，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17，Vol.Ⅰ，pp.185—198。
[13]休·托马斯，《无止境的世界：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陈丽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页244—251、332—324；杰里米·布莱克，《重新发现欧洲：葡萄牙何以成为葡萄牙》，高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页77—78。
[14]马克·格林格拉斯，《基督教欧洲的剧变：1517—1648》，李书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页194。
[15]亨德里克·房龙，《自由的斗士：杰斐逊和玻利瓦尔》，李丹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页87。
[16]安德鲁·兰伯特，《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龚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页218—219。
[17]詹姆斯·巴尔，《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徐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页1—2。
[18]乔治·寇松，《论疆界》，见张世明、王济东、牛昢昢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页185—186；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页547—548。
[19]比较David Gilmour,Curzon:Imperial Statesma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4，pp.512—527。
[20]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贾士蘅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页138。
[21]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见刘小枫编，《〈大地的法〉与现代国际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页6；章永乐，《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页22—24。
[22]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刘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59—63。
[23]Friedrich 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Leipzig，1893，S.16（中译见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美国政治地理学》，杨玥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将出版）。
[24]佩蒂托，《反对世界一体化：施米特、西方中心论以及自由的全球秩序》，见欧迪瑟乌斯/佩蒂托编，《卡尔·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恐怖、自由战争和全球秩序危机》，郭小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212。
[25]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页904。
[26]布赖恩·莱瓦克等，《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陈恒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页453。
[27]克莱尔·布莱尔，《布莱德雷》，杜朝晖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2008，页286。
[28]阿兰·米勒特，《一触即发：朝鲜战争，1945—1950》，秦洪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页71、280。
[29]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页531。
[30]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133—134。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517。
[32]罗伯特·卡根，《雄心和焦虑：中美之争》，见加里·斯密特主编，《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11，比较页23—30。
[33]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27（以下随文注页码）。
[34]参见Thomas L.Pangle and Peter J.Ahrensdorf,Justice among Nations: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pp.13—50；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83—103。
[35]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刘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页2（以下简称《大幻想》，随文注页码）。
[36]参见斯塔特，《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王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欧文，《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戴智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37]Wim Klooster,Revolutions in the Atlantic World:A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9/2018，pp.3—5；Jacques Godechot,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770—179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pp.28—45；Daniel K.Richter/Troy L.Thomps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Atlantic Perspective”，in:Nicholas Canny/Philip Morg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tlantic World：1450—18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517—532.
[38]雅克·索雷，《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黄艳红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7；比较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39]格奥尔格·耶利内克，《人权宣言论——近代宪政史研究析论》（1895），王建学主编，《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思想渊源之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页15—52。按施特劳斯的看法，人权诉求的正当性并非直接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精神，而是来自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但无可否认，“英国清教徒令人类权利首次在实践和大众方面变得重要”。就此而言，“耶利内克把人类权利追溯到英国清教徒，这种做法更正当一些”。施特劳斯，《自然正当》（叶然译），见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三版），刘小枫编，刘振、叶然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2，页250—253。
[40]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24。
[41]丘吉尔，《英语民族史（卷三）：革命的年代》，薛力敏、林林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4，页109、115；比较Eliga H.Gould，“Fears of War,Fantasies of Peace: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n:Eliga H.Gould/Peter S.Onuf（eds.），Empire and Nati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p.19—34。
[42]参见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孙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页97—131。
[43]林恩·亨特、杰克·森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页47。
[44]阿·列万多夫斯基，《圣西门传》，孙家衡、钱文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47—48；比较夏尔—奥利维耶·卡博内尔，《圣西门的欧洲观》，李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页11。
[45]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圣西门全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149—151。
[46]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51—52。
[47]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孙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页85。
[48]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1773—1859，对他本人和时代的一个研究》，复旦大学《梅特涅》翻译小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163。
[49]迈克·拉波特，《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页21、6。
[50]雅克·索雷，《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前揭，页144—203。
[51]比较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陶佩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诺姆·乔姆斯基，《以自由的名义：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宣栋彪，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52]海因里希·温克勒，《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童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页9。
[53]比较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54]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100—104。
[55]特洛尔奇，《新教对现代世界形成的意义》，见特洛尔奇等，《克服历史主义》，刘小枫编，陈湛、郭笑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118。
[56]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八：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张培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18（以下简称“沃格林/卷八”，随文注页码）。
[57]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11—12。
[58]比较T.R.里德，《欧罗巴共和国：新超级大国和美国霸权的终结》，宋爱群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9]转引自柯瑟尔，《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念》，见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王师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313。
[60]科克—肖·谭，《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杨通进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中文版前言”页3，“导言”页2；比较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61]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前揭，页19、26—27、34—35；比较克里坦斯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自然的正义和正义的自然》，见娄林主编，《弥尔顿与现代政治》（“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8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页134—163。
[62]比较本—艾米·沙尔夫斯坦，《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韵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页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