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理论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权力转移理论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末，迪奇科（Jonathan M. DiCicco）和列维（Jack S. Levy）尝试梳理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权力转移’理论跨度达40年，历经三代学者的努力，已成为最具持久性的研究计划”10。朱锋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在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常识性看法更是直接同‘权力转移’理论存在某种联系。”11时至今日，该理论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国际政治的常识。从2022年6月到2023年6月，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在学术期刊论文摘要中出现“权力转移”一词的论文有24篇，学者在探讨地缘政治、社交媒体、网络安全、全球卫生治理等议题时，都使用了“权力转移”“权力转移理论”等词汇。这充分体现出该理论穿越时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奥根斯基和库格勒严谨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穷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构建和验证权力转移理论。他们对均势理论家的批判也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均势理论家犯下了社会科学家频频出现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陶醉于构建动态模型，却没有掌握长期数据。”《战争的比价》在确定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了“政治能力指标”（political capacity indicator）。作者运用大量篇幅来梳理学术文献，比较各种衡量国家政治能力指标的优劣。他们颇具洞察力地指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一国政治体制的能力，特别是其政治体制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税收能力是衡量国家政治能力的关键要素。这一观点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作者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发展中国家。他们大胆创新，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持有的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政治体制效率必然低下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再因循守旧地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运用社会和经济表现来衡量政治表现突然不再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国家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正是这种学术创新的勇气使他们在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揭示了在国际冲突中实力较弱的一方以弱胜强的原因。

第三，作者对未来的判断也是基本准确的。早在1980年，他们在预言未来的国际格局时，以可控制的资源作为衡量标准，预测苏联将接近美国的实力却无法超越它，而中国很可能赶超苏联并在几十年后赶超美国。他们还颇具远见地预言：大国之间权力赶超的过程并不必然会导致战争爆发。这样的预见性甚至远远超过2 1世纪的某些学者。

第四，本书对于核武器作用的判断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种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技术发展在重塑国际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国际冲突的规则。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并不相信核武器能阻止战争爆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核武器并不能像人们幻想的那样，赋予国家领导人梦寐以求的控制国家命运和国际和平的工具：“核武器无法阻止各个层次上的对抗。要相信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就等于相信魔法。”他们明确提出：“所谓核武器的奇迹特性，像多数奇迹一样是空中楼阁。”

当然，权力转移理论自问世以来也遭遇了不少质疑。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国的权力。他们将潜在权力和实际力量等同起来，这两个概念通常是不能等同的。”12金宇祥（Woosang Kim）认为，“权力转移”研究“不仅要考虑大国内部的权力，还需要考虑其盟友的潜在支持”，当潜在挑战者得到盟友的支持，赶上主导国的权力，并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时，就很可能爆发大国间战争。13金宇祥和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指出，挑战者和主导国对待风险的态度、挑战者的不满等因素，都会影响战争的结果。14“权力转移”研究议程的影响力从此后层出不穷的文献可见一斑。

本书内容丰富，在序言中只能浮光掠影地介绍其中的观点，读者可以更仔细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享受与一流学者展开深层次对话的乐趣。

作为没有受过任何统计学训练的译者，一开始拿到这部名著，书中的图表和公式看得我一头雾水，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担心犯下常识性错误。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的本科同学、军事问题专家祁昊天助理教授向我伸出援手，帮我审阅了三个附录，更正了附录三表A3.2中军事术语，还向我耐心讲解了公式的含义。祁昊天博士在美国受过系统的统计学训练，他的指导让我心中的大石落了地。

自从2009年博士毕业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以来，外交学院王帆院长、国际关系所曲博所长和凌胜利副所长、赵怀普教授、周永生教授、谭继军教授、卢静教授、李海东教授、高尚涛教授以及其他领导和同事都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给予很大帮助，让我不胜感激。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度过了九年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涯，每次回到母校，见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能感到回归精神家园的温暖。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教授、王联教授、韩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钟飞腾研究员都曾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给予诸多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中美国际安全危机管控研究”（项目号20BGJ063），感谢该项目对我研究和翻译本书的资助与支持。

笔者数理基础薄弱，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学力有限。书中错漏之处由本人负责，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高望来

2023年6月26日

注释

1. 杜尚泽：《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微镜头》，《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第2版。

2. 3.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4. Henk Houweling and Jan G. Siccama, “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2, Iss.1, March 1988, pp.87—102.

5.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7. John Jackson,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2, Iss.3, September 1999, p.619.

8.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Press, 2000.

9.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0页。

10.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Iss.6, December 1999, p.675.

11.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页。

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6页。

13.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833—850.

14. Woosang Kim and James 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4, November 1992, p.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