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模型

均势模型

数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专业人士和实践者一直在使用一个较为古老的模型。均势模型（balance-of-power model）认为，当大国或者大的国家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大体均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和平。反之，倘若明显出现了权力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状况，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将显著上升。根据这一理论，权力增长的国家将利用其优势力量来攻击变得更虚弱的对手。因此，均势模型基于三种信念：权力均衡有助于和平；权力不平衡导致战争；更强大的一方更可能发动侵略。3

权力体系应该这样运作：……数量众多的国家各自拥有或多或少的权力，每个国家都努力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整个体系倾向于走向平衡。这就是说，不同的国家会相互建立集团，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或者一组国家可以强大到享有压倒性优势地位，因为该集团的权力受到反对集团的制衡。只要可以维持这种平衡就可以保持和平，小国就能维持其独立地位。4

这一等式概述了均势运作的核心机制，它是如何导致国际稳定或者战争爆发的。它揭示了促使行为体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以确保均势形成的动力，说明为什么力量对比大致均衡对于维持和平是必要的。

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由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渴望驱动的。国际政治专家同样认可均势模型，认为国家的政治动机是由将自身权力最大化的渴望驱动的。据说正是这一动机激励着国际体系中所有行为体按照其行为方式行事，这一动机也包含着影响对外政策领域一切决策的根本规则。既然拥有优势的国家会通过攻击弱者来实现权力地位的最优化，这些弱者反过来也可以与面临类似处境的国家结盟来提升实力。当然，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破坏对手的同盟来增加权力，或者通过打仗来维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以长期保障本国的福祉和生存。

显然，同盟的建立和瓦解是维系均势体系的主要机制。要依靠结盟来改变力量对比，是因为体系中每个成员的权力资源的伸缩空间都比较小。除非将盟国的力量增加到自己的力量之上，或者借助说服、贿赂、颠覆对手的盟友以使对手集团分崩离析，削弱其力量，否则一个国家无法大幅提升自身的权力。

最后，我们引述的那段话说明了“均势”为何必须表现为力量对比均衡。在回答什么力量对比可以确保所有成员的安全的问题时，均势体系的支持者往往含糊其词。有些作者指出，“均势”所指的不过是均衡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可能源于任何一种力量对比。5然而这种观点却违背了体系的第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的国家均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一个国家或者集团取得任何决定性优势，就意味着强者的权力逐步攀升的开始，直至其建立霸权，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出现与对手势均力敌的状况。

我们应该补充说明均势体系的一个特点：这一体系是可以实现自我平衡的。确实，体系具有超稳定性。为了实现权力地位的最优化，各国会组成集团，构建出可以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和安全的平衡。如果平衡被打破，体系将进行调整，使之再度趋向平衡。然而，如果体系中各个成员钩心斗角的过程无法实现权力总量的再分配，保障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大致均衡，那么一个没有参与联盟却拥有决定性实力的国家就会加入弱小的一方，使体系再度平衡，出现超级稳定状态。在过去，英国扮演了平衡者的角色，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发挥了这个作用，至少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如此。

每个国家都会利用其优势地位扩大权力，牺牲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普适的规则。均势体系的拥护者并没有阐明平衡者为什么可以不遵守这个规则。根据这一模型的规则，考虑到所有国家应有的行为方式，平衡者完全可以凭借其力量优势在一个联盟的帮助下攻击另一个联盟，实现权力最大化，直至所有国家都俯首称臣。没有什么比这一假设更让人满意了。

难道所有国家都希望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发现各国权力最大化的诉求是有差异的。今天的瑞典是一个典型的热爱和平的国家，然而它曾经是令人恐惧的侵略者。美国过去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真正的孤立主义国家。然而这些词汇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总之，尽管人们宣称均势体系的第一条规则是恒久不变的真理，我们却没有发现普适的行为模式来证明这一点。还有诸多疑点带有不确定性。然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模型是否有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力量对比均衡是否真的能维持和平；反之，力量对比失衡是否会导致战争。其他两个模型反对均势模型的这两个论断。

集体安全模型

第二个模型的基础是集体安全观念，一战之后缔造和平的过程使之得名并闻名遐迩。集体安全代表了另一种旨在维系国际和平的权力安排。对立集团之间权力资源的分配必须具有绝对压倒性。集体安全要求体系中所有成员一起打击侵略者。“所有人对抗一人”是当务之急。如果一个和平的国家未能履行义务，那么每一次背叛都将增加战争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可能会对眼前的争端或者受害者的命运无动于衷，侵略者可以利用那些可能保卫受害者的国家的恐惧，或者运用分赃的诱惑来拉拢它们，使受害者孤立无援。因为即使保卫受害者的联盟在资源分配方面与侵略者势均力敌，也很难避免战争。然而假如各国都遵循集体安全“所有人对抗一人”的约定，战争仍然爆发了，侵略者将难免失败的结局。即使集体安全不能实现和平，也能保障安全。因此，这一模型的根本信条是：压倒性力量对比（防御者比入侵者强大得多）将有利于和平；平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力量对比则意味着战争，但侵略者会比联盟更弱小。6

第二个模型还作出三个假设。首先，在国际争端中，当敌对活动一触即发的时候，侵略者的身份就会大白于天下。然而这似乎是非常不确定的。一国往往宣称另一个国家是侵略者，这种说法在很多情况下能得到普遍的认可。然而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以及中东地区周而复始的斗争均表明，很难确定谁才是侵略者。

集体安全模型的第二个根本假定是，所有国家都同样热衷于预防侵略，可以指望它们通过政治和军事举措完成使命。在均势体系中，和平是体系发挥效力的珍贵奖品，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和平是除了侵略者之外所有成员直接和明确的目标。7

第三个假设是侵略者和崇尚和平的国家之间应该保持必要的力量不平衡，而结盟是保障不平衡状态的主要手段。在这方面，集体安全模型和均势模型是相同的。然而只有对于前者，抵抗侵略者的承诺才是先验的过程，只要有这样的需求，自然会结成必要的联盟。

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上面的假设是否正确。我们将在这里提出第三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在二战以来形成的，它显然不同于前面两个模型的观点，但与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

权力转移模型

我们的第三个模型源于权力转移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8该模型的一些结论和前面两个模型非常相似：在竞争性国家集团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体均衡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上升。当优势国家集团和劣势国家集团的国家能力不平衡的时候，最容易维持和平。侵略者可能是一小群不满的强国。较弱的国家比较强的国家更容易成为侵略者。

下一段话总结了这一模型的主要内容：

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是美国，此前是英国，可能未来将会是俄罗斯或者中国……。金字塔的下一层是大国。大国与主导国的区别不仅表现为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不同，也表现在它们从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好处不同。正如其名称所示，大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他们没有主导国那么强大……。正如我们所见……当强大和不满的国家羽翼丰满的时候，现有的国际秩序常常已经完全确立，收益已经被分配好了。这些“暴发户”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没有获得好处，主导国及其支持者通常只愿意将它们获得的好处中的一丁点儿分给后来者……。而对于挑战者而言，它们试图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它们相信自己理应凭借增长的权力得到这样的地位。就权力而言，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并且可以想见将继续增长。它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与主导国分庭抗礼或者在权力方面赶超这些国家。它们不愿意接受在国际事务中的从属性地位，因为主导地位将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和特权。9

这一模型强调，国际力量对比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根源在于成员国利用本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不同。这一模型主张，战争的根源是由于国际体系中国家大小和增长率的不同。如果对民族国家的大小进行受控比较，这方面的差异令人震惊。其余的权力差异源于国家生活中关键部门的发展水平不同。最重要的是经济生产力，以及政治体系能否高效地提取和整合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达到国家目的。10

国家权力来自国家的发展，这个观点对于该模型的运作有重要意义。人们往往强调发展革命遍及全世界。确实是如此。然而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推动发展的变化却不是平均分配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处于权力成熟阶段。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处于权力转移中较低的位置。剩下的国家尚未启动通往财富和权力的漫漫征程。这个事实对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尤为重要：大国——那些人口最多、权力的潜力也最大的国家——在发展的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差距甚远。一些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是蛰伏中的大国。像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处于过渡期的不同位置。最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苏联等国在权力成熟的程度上各不相同。

显然一个国家打破体系均衡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起步时的基数。因为它们是小国，假如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或者阿尔巴尼亚实现了全面增长，并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然而如果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真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重组。中国在聚集权力资源方面获得重要收益后，事实正是如此。权力转移模型认为，大国现代化发生的速度对于打破此前的力量均衡至关重要。如果发展速度缓慢，一国赶超主导国的问题可能更容易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实现了迅速增长，双方均未对权力转移作好准备。挑战者可能尚未有机会对其实力进行现实的评估，因为其精英仍然不谙使用权力之道，新增长的力量几乎全部源于国内变化。因此作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也许会上升。

我们也应该考虑发展的先后次序。一国发展的起点究竟是经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迅速的政治动员，还是社会和地理流动性急剧提升，这会对国家的权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变化将产生不同的权力资源。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多数西欧国家，国家总体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源于经济变革。在19世纪，西欧经济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让欧洲在贸易、武器、构建庞大陆军和海军方面获得优势地位，使之有能力征服落后的世界。然而，在共产主义国家，国家发展的动力是政治动员和组织。这些国家在民众中组建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实现了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进程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变革过程的。在西方国家中，社会经济变革强化并推进了政治变革。中国边界之外的民众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与本国强大得多的军队交战时，中国、朝鲜、越南和红色高棉军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高效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可以成功地通过政治组织动员多数民众，构建必要的结构使军事努力不断告捷。在我们构建可以预测战争结果的模型时，政治“发展”先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个国家的人口、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时机和先后次序，对于任何一国在任何时刻的权力均有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对于权力转移模型的运作均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