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浪漫主义心灵

背景：卢梭、戈德温与康德

在对启蒙运动的美学反抗中，浪漫主义首次得到明确表达。但甚至在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出现之前，对18世纪主导观念的不满迹象就已存在。甚至在浪漫主义出现于文学领域之前，和社会以及所有建制化信仰格格不入，对怀疑主义感到不安，并渴望某种想象出来的隐退之所的苦恼意识就已经觉醒了。浪漫主义本身是由两股情感滋长起来的：对更纯粹的审美文化的渴望，以及对启蒙运动极度理性主义的深恶痛绝。一方面，它是诗歌对哲学的反抗；另一方面，它是对人类经验中情感与本性的简单重申，以反对道德家永恒的理性。

在追溯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时，对浪漫主义情感与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出区分尤为重要。和常见的情形一样，意图先于行为出现。卢梭是浪漫主义情感的第一个重大典型，但他的哲学根本不算浪漫主义，而驱动力（impulse）和充分实现的状态（fulfillment）之间的这一落差是理解卢梭的关键。浪漫主义者把卢梭当作他们往昔的同道而钟爱他是完全适当的，但是，他们都不接受卢梭基于他们共同的经验来源得出的结论。卢梭与浪漫主义者同样坚信欧洲文明是失败的，但他并不打算以他们的方式对它进行重建，因为卢梭没有美学理论。因此，席勒的这一做法是相当一致的：他一方面向卢梭大献赞歌，另一方面又批驳他所有关于艺术和社会的观念。

卢梭仅在其《论法国音乐的信》中对艺术本身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事实上，他确实在那里呼吁更大的风格自由、更多的情感、旋律以及戏剧性。(1)但当我们听他自己的作品时，这一情感爆发似乎显得有些空洞。确实，他那无害的洛可可式轻歌剧甚至不乏喧嚣与愤怒。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在此，抗争也是浪漫主义式的，是对18世纪陈习的处决。然而，总体而言，艺术不适合这位半加尔文宗教徒（semi-Calvinist）。对卢梭而言，艺术仍是一门应受谴责的职业，是社会堕落的征兆。它只会妨碍我们履行公民义务。(2)尽管他对审慎的哲学家们心存厌恶，但更说不上欣赏艺术家。卢梭真正的英雄是加图——他试图将希腊的艺术家和学者逐出罗马。(3)他的社会世界仅仅包含三种类型的人：自然人、历史人以及公民，即理想的人。有创造力的人、天才对这个世界来说是陌生的。

可以肯定的是，卢梭认为哲学家冷酷无情、不负责任，因而厌恶他们。对他来说，沙龙的世界也极其虚伪，而他的个人生活是所有后来反世俗陈规之人的典型。任何能想见的现实国家或教会都不能合他的意。他注定要孑然一身，因为他忍不住要和身边所有人相疏离。虽然卢梭可以作为一个精神病案例被讨论，但他也是追随他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原型，因为苦恼意识所产生的不安的渴求在他身上已经完全起作用了。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情绪，它并没有把卢梭引向一种新的哲学。那么，卢梭对人为之物的厌恶，他对独居、简单、自然以及自发存在的钟爱该作何解释呢？这些田园牧歌式的遐想包含着对已经摧毁了人之原初内在统一性的社会的真正声讨。这是一种所有浪漫主义者都怀有的情感。但是，卢梭并不认为这一文明的作品(4)虽不完善，但已经被完成了。社会赋予人以道德观念，却没有为他提供实现这一观念的机会。社会必须通过使人变得完全社会化和道德化来使其重获完整性。(5)它的失败之处在于摧毁了直觉，却未能完全用理性取代它。人被遗弃在社会的朦胧状态中，在此，他既非完全对道德无意识，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道德人。《社会契约论》描绘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通过社会和道德意志的胜利重新获得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同样地，只有在我们这种半社会状态中，独处才是道德上的必要选择。并非爱弥儿没有接受公民品质教育，而是不存在公民品质能够被有效践行的社会。这才是他必须离群索居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拒绝天赋或创造性独创力，甚至也不是因为独处本身是好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对法律与良心之声的服从当中。当两者完全一致时，一人与多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卢梭不仅使个人基于道德理由而遵从社会，他也为浪漫主义的其他重大问题，即理性与情感的冲突问题提出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回答。如果卢梭选择的是情感，那么康德，这位浪漫主义中所有非理性事物的最大反对者，就不大可能会如此赞赏他。然而，甚至那些将卢梭视为康德先驱的人也坚持认为圣普乐(6)（Saint-Preux）是维特的榜样。(7)照此说法，卢梭在画他的自画像时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人物，即孤独凄凉的多愁善感之人。即便是这种重现个人经验的新奇想法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8)但是，正如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描绘的是一个像他一样的人绝不会出现的社会，同样，在《新爱洛伊丝》中，女主人公朱莉也被设定为一个完全优于普乐的人，通过为浪漫主义的困境找到一个理性和道德的解决方案，她展现了她的美德。(9)被震惊到的道德家（他们后来试图用更具教化意味的结局来改写《维特》）应该记得：卢梭已经写了一部结尾合适的《维特》。(10)他原本就打算使这部小说具有道德说教成分，而它也正是如此。(11)通过把它设定为一个备受习俗阻挠的爱情故事，卢梭为无数浪漫故事树立了模板。但是，如果他的小说是一部典型的“狂飙突进运动”小说，那女主人公就会违抗她的父母，与她的情人私奔，生下非婚生子女，出于羞耻杀死小孩，然后独自在悲痛中死去。在经历相同的不幸后，男主人公会自杀或发疯。所有这一切都会一再被表明是无情和守旧的社会的过错。(12)然而，朱莉并没有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与她的情人联手反抗逼婚、性禁锢、阶级分隔以及所有人为的习俗之后，她发现与他爱恋是一个错误。她遵从了她真正所爱的父母的意愿，嫁给了一位理想的18世纪绅士，并幸福地和他共同经营一座典范性庄园。在实现自己的两个最大愿望后，她安然逝去，这两个愿望是：使她的丈夫皈依自然宗教；以及使她的情人重新过上有所作为的生活，即给她的儿子们当家庭教师。这个故事不是情感与理性之间反复无常的犹豫不决。(13)它是一个清晰的例证，表明卢梭意识到了浪漫主义的处境，也表明他针对浪漫主义的问题提出的是极其理性和传统的解决方案。义务的伦理，而非情感的伦理，良心而非欲望，才是人类的真正守护者。(14)

“苦恼意识”自身并不构成浪漫主义。卢梭能够设法从这一心态中得出一种理性主义道德。除非浪漫主义精神确信所有哲学都是徒劳，否则它不能声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合意的世界观。并不是每一次哲学破产的示例本身都意味着是浪漫主义心灵在起作用。没有人比威廉姆·戈德温更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了，但渐渐地，他也不得不摧毁他自己思想的基础，并出于思想上的必然而非内在冲动逃向浪漫主义观念。他并没有像歌德一样本能地厌恶霍尔巴赫的机械哲学，也不认为纯粹的义务伦理冷漠无情。甚至，他同时基于功利与理性的根据接受自然和谐观念。然而，由于过多地从这些原则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试图将这些结论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他暴露了它们的空洞性。

在英国，即使按时间顺序来看，戈德温也是浪漫主义直接的前驱。这个事实令许多人困惑不已。这么一个“学究气十足”“平淡无趣”甚至“沉默寡言”的人怎么会吸引几乎所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5)有人认为，戈德温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的过度性（excesses）。它有着某种程度的近似非理性的理性。雪莱认为，将戈德温视作对浪漫主义的最佳英语表达之一并非难事。戈德温的同时代人并未将他视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黑兹利特带着崇拜之情谈论戈德温，可他对边沁却大加嘲弄，因为边沁事实上是非浪漫主义的典型。(16)并且，戈德温的正直，他“如其所是地看待事物”的决心，以及他拒绝忽视生活与思想的不相称摧毁了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哲学，并迫使他和他的崇拜者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17)戈德温主义是一种自我摧毁的思想状态，即便对于它的创始人，即自始至终都保留了他的非浪漫主义、谨慎性格的戈德温而言也是如此。

戈德温摧毁哲学的方式起始于他将所有18世纪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努力。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所有思想都备受质疑。戈德温没有任何体系；他仅仅是一位诚实的哲学家。例如，他从未放弃他对必然论（necessitarianism）的信念。他知道，自由意志是“幻想”，尽管决定论在证明罪犯“控制不住自己”时具有人道优势，但它也是一个“与人心中坚不可摧的情感相对抗”的观念。如果我们不相信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作出判断，我们甚至不能勇敢地行动。戈德温坦率地承认，当应用于生活时，必然论是荒谬的，尽管哲学家确信它是真的。(18)很少有思想家愿意如此彻底地面对真理与生活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承认这一差异之前，戈德温就已经摒弃了必然论。对于享乐主义伦理，他只有蔑视。除非基于偶然，自利在实践中显然并不导向善行。(19)只有“非自利的善行”才是美德；对戈德温而言，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行为才是有用的行为。有时候，他多少同意康德的这一观念，即只有出于普遍有效的规范而行为的善良意志才能确保行为是道德的。并且，真理对他而言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我们有遵从它的绝对义务。(20)这其实是他的第一道德公理。所有这一切都明确意味着我们有选择善或恶、真理或谬误的自由。事实上，这一信念只会导向理性与纯粹的义务伦理，事实确实如此——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戈德温从来不懂得妥协。如果碰上一场火灾，我应该救谁，费奈隆还是他的女仆（她恰好是我的母亲）？很明显，应该救费奈隆，这个人类的大恩人，而不是我的母亲，她或许是个笨蛋。这位不朽的哲人问道，“‘我的’这个词有什么魔力足以推翻根据不变真理作出的决定呢”？(21)爱、感激以及感情无法促使人作出“无私的善行”。这一推理使哲学变得荒谬。康德对情感与义务的区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效果是一样的。毕竟，正是康德指出，真正的好人甚至并不因他喜欢如此而活着，他活着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义务。(22)戈德温与康德禁欲理智主义（ascetic intelletualism）的第二个例子关涉诚实这一绝对义务。为了救邻居的性命而撒谎是正确的吗？戈德温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全人类在诚实上的利益要优先于任何一个个人的存在。(23)康德也曾被问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与戈德温如出一辙。(24)但当他作出这一回答时，他已经老了。而戈德温无法真的永远接受这种具有自毁性的哲学。他在“母亲或费奈隆”以及诚实义务这两个例子中都改变了他的立场，但他一直无法证明他最初的结论不合理。康德的浪漫主义批判者也并不是真的关心任何其他伦理体系在逻辑上是否可能。他们唯一抱怨的是，这个伦理体系的原则与现实生活的需求不符。

实际上，在《政治正义》这本书中，就有一项原则鲜明地反对这种理性主义。别忘了，必然论也有其价值。因为，如果我们是外在环境的创造物，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而，我们不可能就人类行为制定一般性规则。“理性的真正尊严”在于它在没有一般规则的指导下做决定。(25)规则仅仅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抽象之物，用以逃避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我们必须把每个人和每件事都视作独特的。当戈德温再次审视他关于诚实的观念时，他拿定主意：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比任何原则都更具价值，且道德中不存在“绝对判断”。(26)我们必须在不同情形中重新做决定。因此，似乎任何一个伦理体系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哲学或者说概括的技艺既是不道德的，也是徒劳的。无疑，法律与正义变得完全不相容了。如果不存在相似的两个人或两种行为，那么任何被创造出的法律规则都无法涵盖两者，同一部法律也无法公平地适用两次。法律绝非正义。(27)他指出，“普洛克洛斯忒斯的寓言给我们展现了法律的永恒努力是无效的”。(28)

因此，如同系统周全的法律社会一样，系统周全的哲学显然彻底失败了。只有一种完美的道德、社会以及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才行得通。事实上，这才是戈德温的目标，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靠什么提供哪怕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也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凝聚力呢？当前的社会状况和人类智慧中当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有成功的希望。没有谁比戈德温更猛烈地批判每一种现行制度。事实上，既定秩序对个人生活的有害影响是他那阴郁小说不变的主题。(29)然而，戈德温仍然相信理性会将人类从他们当前的非理性中拉出来，并使他们此后永远处于和谐的无政府状态之中——他明确说明了这一点，理性只会瓦解，而绝不会提供重构的基础！一如既往的乐观主义是他自己的古典倾向而非其哲学的体现。但他的哲学是“苦恼意识”得以盛行的必要条件。过去与现在都被描绘成是可憎的，但眼下似乎又没有什么恢复的方法。哲学已经失宠。事实上在德国，康德早已发挥了几乎同样的影响。这位现代最伟大、最具影响的哲学家成功引发了诗人们的沮丧不安，同样，他也引来了同道哲学家们的赞赏。在文学观念领域，他引发了一种在各方面都敌视其真正目的，敌视许多仍然欣赏他的哲学家的反应。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初读《纯粹理性批判》所产生的令人震惊的影响。但我们只需阅读克莱斯特（Kleist）那封心碎的、讲述这本书如何摧毁了他所有确信之事的信就可以回想起来。(30)对尼采而言，克莱斯特的体会似乎仍近在眼前。(31)同样，这也是海涅声称康德比罗伯斯庇尔更具毁灭性，以及他嘲讽康德“毫无诗性”、是“非利士人”的原因。(32)首先揭示理性的局限性，然后建立一个理性的存在以牺牲所有自然冲动为代价的道德体系，这样，康德促使诗人中产生一种普遍的绝望情绪，进而产生对所有哲学的厌恶。

对哲学家和科学家而言，稳固的宗教世界被理性的新世界取代是得大于失，但对具有更炽热想象的人而言，新世界是无法忍受的。对他们来说，承认“上帝已死”是一场灾难。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寻求对现实的诗性想象，它能够填补散文世界、政治准则以及科学逻辑在情感上的空虚。在这一点上，参与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反抗者，甚至包括成年的席勒与歌德，所有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复兴中出现的诗人，以及后来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样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都完全一致。19世纪浪漫主义的核心正在于苦恼意识的这种索求，而不只是它在现代世界中的疏离感。

浪漫主义并不源自任何哲学，但哲学确实为这种新精神，为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论战布设了思想舞台。哲学本身为“苦恼意识”的爆发提供了理由，而哲学与诗歌之间的论战构成了19世纪思想史的绝大部分内容。诗歌试图“治愈理性带给我们的伤痛”，而哲学力图使自己免受日益流行的反理性思想形式的侵害。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双方都被修正，到今天，我们有极具理性的诗歌，也有呼唤更多生活经验的哲学家。然而，在起初，正是审美化的生命观念试图将人之存在从过度的分析精神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