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同样的警察，不同的对待
尽管笔者访谈的每一位被告人都曾因涉嫌犯罪而被捕，但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被告人在面对警察时却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这种差异对他们影响重大，一个人在与警察接触之后，他被捕的概率、对警察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态度以及再犯可能性都会发生变化。本章开头提到的蒂姆和瑞安的经历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蒂姆是弱势群体的黑人，瑞安是优势群体的白人，蒂姆曾八次被捕，几乎是瑞安的三倍。这种现象在笔者的所有访谈对象上都有所体现：如果你处于弱势地位，那么你被捕的次数就比那些优势群体的同龄人要多。(29)但我们更应关注这些数字背后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蒂姆和瑞安在面对警察时有着何种差别？他们又各自从中学会了什么？
本节主要研究被告人如何看待自己与警察的接触，以及其对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被告人最终会产生何种影响。访谈对象躲避或者接触警察的经历表明，优势群体被告人被捕的概率比弱势群体被告人低得多，过程也远不及后者痛苦。优势群体被告人在访谈中讲述了自己轻松躲避警察的方式，也提到了被盘查时警察会对他们宽容相待甚至网开一面。但弱势群体被告人则诉说了警察对他们及其所在社区的持续监视，他们还认为警察是种族主义者和阶级歧视者。由此可见，当弱势群体成为被告人时，他们不太可能对司法官员产生信赖感，也不会认同司法官员的合法性。(30)因此，弱势群体被告人在与警察接触时产生的负面印象导致其对律师也有着极度的不信任感，反之，优势群体被告人则会出奇地信任律师。
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向我描述了自己躲避警察盘查的经历，有的人讲起来眉飞色舞，有的人则显得心有余悸。我问他们：“你有没有因为违法而被警察拦截盘查，但最终并没有被他逮捕的经历？”这个问题引出了生动的故事，有的人会努力和警方谈判，有的人则会努力完全避开警察。只要你能避开警察，就意味着你不会陷入刑事诉讼，更不会面临逮捕和聆讯，不会受到缓刑或实刑的处罚。调研结果显示：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成功避开警察的概率更高；反之，所有阶层的有色人种和贫困白人避开警察的概率则较低。众所周知，波士顿警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有色人种聚居的贫困社区里，穷人缺乏私人空间，这与调研所呈现的状况一致。(31)
通常认为，拥有私人空间是一个人避开警察盘查的重要因素，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就显得极为重要。黑人卡里姆在一家诊所兼职，最近一直住在收容所里。卡里姆在访谈中诉说了秘密吸毒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在访谈时，其实马萨诸塞州已经规定持有少量大麻是合法的(32)，不过卡里姆并不相信警察会真的对吸食大麻的人手下留情。他说，许多警察都是“老顽固”，根本不管现在的法律如何规定，他也不想警察找他的麻烦。自从住在收容所里以后，他就很少有机会吸大麻，因为收容所规定“必须在室外吸烟，但你知道的，做这事儿见不得光”。而过去，他经常在叔叔家吸大麻，他觉得在那儿完全放心。
我要去一个僻静的地方，或者别人不介意我吸大麻的地方，只要给我一个后院门廊或者地下室就行……就跟我叔叔家那样，只要孩子们睡了或者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吸大麻，我叔叔不管我。
跟卡里姆面临的问题一样，其他住在收容所的人也描述了自己在公共场所无法吸毒的窘境。一些人发现，在街头巷尾吸毒会被警察逮捕，但在收容所房间里吸毒只会被赶走，后者的风险还是低得多。曾经当过厨师的黑人基思就是这么想的，他一直在吸食海洛因，自从下岗以后，就在廉租房和收容站之间轮换着住，他跟我说：“我感觉现在很安全，一直住在收容所挺好，以后我再也不（在大街上）吸毒了。”
访谈对象们说，自己在公共场合从事非法活动时，会选择特定的、熟悉的社区或街角以避开警察，如果在买卖毒品时选择了不熟悉的地方，就很容易被抓住。特洛伊在毒品交易时被捕就是吃了人生地不熟的亏，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白人，长着一张娃娃脸。特洛伊曾加入海军陆战队，但在阿富汗服役时染上了毒瘾，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寻找毒品中度过。他告诉我，访谈的前一年，他开车到一个小巷子找毒贩买海洛因，交易结束后毒贩从一扇门离开，但当他独自走出巷子时却被当场抓获，“于是我又调头走进巷子，但便衣警察已经把我包围了，他们亮出警徽朝我走来，很快就抓住了我，我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被监控很久了”。
对于那些毒贩而言，公开从事毒品交易也会带来风险。许多在公开场合贩毒而被抓获的人认为自己是被线人举报的。一些人为了避免自己被抓，会将风险转移给值得信任的“跑腿”，一般都是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手下，如果这些人被抓的话是不会揭发自己的。威廉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嗓音沙哑的黑人，现在就职于某戒毒机构。他告诉我，他20多岁时在贩卖可卡因第一次被捕后很慌张，因为“在（我）父母的地窖里有一盎司多的可卡因”，他要趁自己还未被收监，把剩下的可卡因处理掉。于是他让女朋友帮自己卖掉：“我必须让她参与，让她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叫她这样做，你知道，只能偷偷摸摸地处理掉。”
无家可归的和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受访者则讲述了警察对他们无休止的骚扰。他们说自己并未实施任何违法行为，但时间久了，警察就会记住他们，然后找上门来。白人迈克尔向我讲述了警察对他的长期监视甚至可以说是骚扰。迈克尔现在已经是一位瘦削的老人，但他说自己在15岁时就被捕过，“我一直在躲避警察的盘查”。高中时，他因为违反了一项关于前女友的人身保护令(33)而第一次被捕。成年以后，他长期生活在收容所和戒毒机构，已经为波士顿、萨默维尔和剑桥的警察所熟知。他最害怕的就是剑桥的警察局，那里的警察“见过我或者认识我，然后你懂的，他们会说：‘哦，我记得他，这不是迈克尔吗！’然后他们会查我的信息，看我是否有逮捕令在身”。现在迈克尔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他遇到了警察，那几乎毫无疑问会被其盘查。他向我抱怨，许多警察认为自己可以出于任何理由盘查别人：“比如，形迹可疑，胡扯，我怎么就形迹可疑了？”迈克尔总结道：“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有罪的。我们在他们眼里都是犯人。”(34)
在访谈中，无论哪个阶层的黑人都会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青春期阶段都受到过警察的骚扰。(35)即便他们从未被逮捕过，也难以在公众场合避开警察的盘问。吉米就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剑桥一个种族混居的中产阶级社区长大，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我记得他在受访时留了很整齐的胡子。他回忆说，自己所在社区的警察寥寥无几：“如果不是我家那边的话……你住得离市政府越近，警察就越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和朋友们去剑桥其他城区、去上学或者去朋友家里时，总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他说：
吉米：“这很随机，就像……反正我和我朋友回家走在路上，警察就会跟上来，然后问：‘嘿，你们几个在干嘛？’或者说‘你们几个要去哪儿？’就像是要看看我们究竟准备做什么。这些警察主要就这样。”
我：“然后呢？他们会把你们拦下来然后盘问你们什么吗？”
吉米：“对啊，比如说‘你们在干嘛’之类的。主要是在其他社区里会经常这样……我只是跟朋友放学以后去玩，但等我一到那儿，发现那里的警察比我家附近还多……警察会说：‘别在这里闲逛，你们几个不能站在这，赶紧走。你们太吵人了，这位女士一直在跟我们报警投诉，现在所有人都赶紧走，宵禁了。’”
这些警察实施的看似轻微但持续不断的治安管控很容易导致当地居民被逮捕。弱势群体频繁地与警方发生接触，意味着其在从事非法行为时更有可能被抓获。即便这种治安监控不会必然引发逮捕，但仍会导致警察对弱势群体及其所在社区的盘查常态化。(36)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中每一位接受访谈的人都是曾被捕的被告人，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有一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多次）没能躲开警察的盘查。当不得不面对警察时，他们就需要和警察展开谈判。一个人与警察谈判的赢面有多大，基本上取决于警察是否怀疑他们的行为，或者是否愿意网开一面。然而问题是，警察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不平等的，笔者从很多访谈中看出，不同的人之间的谈判余地是有差别的，这些被告人与警察的社会关系和自身体面的文化标签则是决定案件走向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好处往往只会由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获得，穷人和有色人种则对此望尘莫及。
在警方例行停车盘查时与之谈判比在其他情形下要简单得多。警察的拦截盘查在波士顿经常发生，特别是非裔或拉丁裔社区，在美国俗称“特里拦截”（Terry Stop）。(37)当警察有理由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一个人涉嫌犯罪时，可以依法对其拦截盘查。通常而言，特里拦截除了最基本的拦截盘查之外，还包括审问、搜查甚至拘留当事人。当一个人遭遇特里拦截后，他与警察还有谈判的余地，因为警方要实施逮捕的话，还需要“合理理由”（probable cause），这比前述“有理由怀疑”的标准稍高一些。警方在讯问或扣押被拦截者以后，如果并未发现武器或其他非法物品，则有可能释放被拦截者。但是，有些情况下，警方的拦截盘查可能会符合逮捕标准，最常见的情况是警方持有或正在执行逮捕令，又或是警方在接到911报警电话后抵达现场实施拦截。在这种情况下，被拦截对象与警方之间的谈判余地要小得多，他们一般会被直接逮捕，即便优势群体也概莫能外。
前文提到的阿曼达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阿曼达和男友的一位大麻买家被警方抓获，这位买家为求免于起诉成为了警方的污点证人，供出了阿曼达和她的男友，于是法官对阿曼达及男友发出了搜查令。几周后，阿曼达和男友在公寓里听到一阵很响的敲门声——警察上门了。虽然阿曼达来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但在面对警方的搜查令时，他们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可寻。阿曼达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们胸前挎着步枪一下子冲了进来！那时候家里叫声四起，一片混乱。我马上就明白他们是冲什么来的，还能是什么该死的东西呢？尽管我明白他们的来头，但还是像……就像……我不知道怎么说，总之他们很吓人。我……好像在发抖……然后他们，他们就抓住了我们，让我们坐下。他们搜查的时候还没有给我们戴手铐。他们拿着搜查令，嗯……你知道，我们身边各站着一两个警察，然后可能有五六个警察在房间里搜查，他们撕开了垫子，翻倒了垃圾桶，倒空了米缸。就好像，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阿曼达和男友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吓坏了，他们回答了警察的所有问题。她回忆道：“我对我自己的权利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说不定我越配合他们，他们对我的处罚就越轻。”阿曼达和男友都被逮捕了，罪名是非法持有和贩卖毒品。
除了阿曼达这种情况之外，大多数受访者在被警方盘查时都是有谈判余地的。一些优势群体的被告人说，似乎还没开始协商，警察就放了他们一马。还有人说，他们在和警察沟通时必须更有战略性，才能确保自己自由地离开。访谈结果表明，中产阶层和白人工人阶层的被告人要避免被警察逮捕的话，要么会在警察面前表现出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样子，要么会借助自己或家庭与警察的亲友关系。
白人受访者经常谈到警察会对他们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意味着他们几乎不需要做什么，警察就会放他们一马。来自工人阶层的白人肯说，他在尚未成年时经常饮酒，但被警察拦下后，并未被逮捕：“他们会抓住我们，不过只是让我们休息一下。就像我们坐着就能醒酒似的。有一次我在费城被警察抓了，他把搜出来的可卡因砸在地上说：‘给我滚。’”警察的这般“仁慈”举动在白人工人阶层中尤为普遍，另一位白人女性简也有过这种经历。简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急救医生。她说有一次她明显已经喝醉了，但差点被警方放过。警方从她的靴子和身份证件上看出她是一名急救医生，在向上级汇报后，他们不情愿地告诉简，必须逮捕她。简说：“我觉得他们当时已经做得够好了，因为他们只想再次确认是不是真的必须逮捕我。”到警察局以后，警方“态度特别友好”，他们允许简晚点再做酒精含量检测，这样的话检测值就会低一些。简认为警方之所以会对她如此宽容，是出于对急救人员的尊重，“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警察，而是朋友……或许他们理解（我的难处）。我知道很多警察和急诊医生都喝酒”。她本人几乎无需费神就能获得警方的优待，因为她脚上穿的急救医生靴子是一个能让警方产生共情的标志，这代表她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其他人在与警方沟通时，则会积极表现出自己并没有犯罪嫌疑，抑或希望警察再给他一次机会。受访者认为，恭敬、合作和乖巧是避免被捕的关键。将近30岁的白人沃尔夫向笔者叙述了自己在科德角的经历，那时沃尔夫20多岁，在当地一家比萨店做服务员，警察轮班时经常去店里吃比萨。有一天，沃尔夫和几个朋友把车停在墓地中间吸大麻，被警察当场抓获，他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告诉警察我住哪里，只是说我在比萨店工作”“你们再也别来这了，明白吗？”警察说完这句话就放他们走了，连传票都没开。沃尔夫认为，当时他对警察态度恭敬，他脱口而出的比萨店在警察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才避免了自己一伙人被警察逮捕。
我当时好像说的是：“没问题，太感谢您了！”我只是想，我肯定得跟警察说一下比萨店，这肯定管用，对吧？或许我们确实也没做得多过分，很明显啊，那只是大麻而已。（或许警察想的是）他们只是在吸大麻，又不是在打架。
接受访谈的警察证实了这些文化背景因素的作用。(38)笔者在与两位警察一同乘车时了解到他们如何甄别逮捕对象。他们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道德判断，也即对方是否属于对社会有道德价值的成员。例如，一位警察解释说，有时候他会权衡究竟是要逮捕对方还是只给他开具出庭传票，其标准在于此人在他眼里是否值得从宽处理。(39)他说：“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开着车的人，我一看车后座上安装了婴儿座椅，他刚买了牛奶正要回去跟妻子碰面，那我肯定不会逮捕他，如果他们没有多次交通违法或犯罪前科就更不会逮捕他了。”另一名警察告诉我一个常见的看法，他在决定要不要逮捕一个人时，要看对方会否顺从和尊重自己。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对我们表示尊重服从，有礼有节，那我们就不会毁了他的前程。”最近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即便非裔和拉美裔的行为表现得和白人一样，警察也不太会认为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透露着尊重。(40)
此外，笔者还发现，即便部分盘查对象对警察表现出了不尊重，但他们却受到了有利于白人的种族主义的变相保护。(41)受访者中有一小部分白人被告人称自己即便对警察表现得不尊重，也能不被逮捕，保罗就是如此。保罗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只有40多岁，但门牙已经掉了，头发也已花白。他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北部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父亲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警察局长。几年前，保罗来到波士顿从事建筑工作，经常开车往返于波士顿和伍斯特之间。某次出行时，他和妹妹因为超速行驶在波士顿郊区被警察拦下，保罗说：“他（指警察）对我妹妹出言不逊。”于是，保罗对警察大喊大叫，告诉他应该学会尊重他人：
（我当时说：）“哎，伙计，你为什么不坐车去波士顿看看真正的警察都是怎么样的？他们很有人情味，不像你这样如此不尊重别人，混蛋。”这个警察说：“那行啊，我现在就要逮捕你。”然后我说：“你不能逮捕我，这是言论自由。”他只是看着我，我又补了一句：“你要逮捕我吗？来啊！”他当时束手无策。这就是言论自由。
最终，保罗和他的妹妹并没被逮捕，在收到了一张160美元的罚单后就被放行了。在笔者的研究中，还没有黑人或拉丁裔的被告人说自己做出像保罗这样的行为后也没有被逮捕的。
与白人相反的是，访谈中的部分黑人被告人说，即便他们在被警察盘查时很有礼貌，也会受到种族歧视般的怀疑。对这些黑人而言，当没办法避开警察，又与之沟通失败时，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防止结果继续恶化。(42)凯勒布是一名中产阶层的黑人，他患有慢性背痛。有一次，警方在对他朋友进行健康家访(43)时怀疑他犯罪，旋即逮捕了他。那天下午，他得知一位女性朋友精神崩溃了，于是从波士顿驱车一小时赶到她家安慰她。但在他抵达之时，另外一位朋友因为担心她自伤而报警。警察赶到时，凯勒布应了门：
有人敲门，我就去开了门……原来是两名警察。他们说：“我们是来做健康家访的。”我马上说：“她现在不开心、情绪不稳定，需要去医院。但她身上没手机，我没办法联系她爸爸，也找不到她手机在哪里。”警察就说：“那行，把你手举起来。”然后警察马上开始对我搜身……警察问我：“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有针头吗？”我心想：“我穿着西装呢！我兜里能装针头吗？”然后我回答：“没有啊，我没有带什么违禁品。”……警察找到一个装心血管药物的小药瓶，然后说：“搜到了！这是什么？”他转身告诉自己的搭档，另一名警察过来说：“很好，逮到你了！”我解释说：“这是我的处方啊，你们听我解释，我有慢性背痛，刚做完手术，这是我的处方。”警察说：“好吧，那你的处方药呢？”我说：“我不可能走到哪儿都带着药吧？！”……他们不由分说，立刻把我铐起来了。
凯勒布的遭遇表明，警察可以利用健康家访作为搜查的合理理由。凯勒布认为，警察之所以不相信他身上带的是处方药，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内心的种族歧视。他说：“这就是种族歧视，本来我是从来不打‘种族牌’的，你知道的，我在剑桥长大，从小过得很好……但他们非要把我从头到脚搜一遍。”
与警察有人脉关系是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白人的另一个宝贵资源。他们的生活环境及其与警察的日常交往有助于日后碰到警察时与他们谈判协商。本章开头提到的瑞安和朋友在高中遇到警察盘查时就曾避免被捕，因为这名警官认识他朋友的父亲。瑞安描述了当时警察制止了他们的鲁莽开车行为，还看到了车里有几个打开的酒瓶。即便如此，这位警察也只是口头警告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
当时我和我朋友一起，他开车，我坐副驾，后座上还有两个朋友。他们腿上夹着几箱（30罐）啤酒，我腿中间也夹了一箱，还有四瓶啤酒开着。那个警察让我们靠边停车，他收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件，当看到凯尔的时候，警察问：“你是某某的儿子吗？”原来凯尔的父亲是一位（曲棍球）教练，这个（警察）恰好曾在高中打曲棍球……然后这个警察就说：“你们赶紧给我滚回去。”你知道吗？好几次我们都是胆战心惊地躲开了逮捕。
人脉关系还能帮助人们掌握与警方协商谈判的方法以及成功避开警察的策略，从而减轻法律惩罚。以斯蒂芬·道格拉斯为例，他在一个以工人阶层为主的社区里长大，从小读的是私立天主教学校，妈妈受过高等教育。他的邻居和亲戚都是建筑工人、消防员和警察。他说：“我有两个表兄弟是警察，原来我也想做警察，但毕业前我被逮捕了。”他与表兄弟的人脉关系让他对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回忆自己因酒驾被捕的经历时，提到自己的表兄有时候即便知道人们在酒驾，也不会逮捕对方：
警察是否以醉驾为由逮捕你，这是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他可能会跟你说：“你把车停这里，自己走回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表弟是（某某市）的警察，他不会把醉驾的人一律逮捕。我知道警察不会这样，除非你对着他一脸不屑，牛气冲天。那你这么牛，还开什么车？但如果你只是刚喝了几杯酒——那我就不知道了。
斯蒂芬·道格拉斯还告诉我，他的一个表兄以前直接帮他避开了警察的追捕。有一次，表兄提醒斯蒂芬，一个线人向其所在部门的侦探“出卖”了他。得知这一信息后，为了避免被抓，斯蒂芬·道格拉斯再也没有向这个线人出售过海洛因。这种与警方的密切联系可能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上与大多数警察相似的人中更为常见——那就是白人和工人阶级。(44)
充当警方的线人，既是一种谈判策略，也是防止自己被捕的手段。当然，这不仅取决于警方是否认为被控犯罪的人有充当线人的价值，还取决于此人是否愿意“告密”。几名接受笔者访谈的侦探表示，线人必须“可靠”，而且对某贩毒者有“认知基础”。在笔者的受访者中，有的人称自己曾同意给警方充当线人，但也有人说自己拒绝了。(45)那些拒绝充当线人的被告人说不能违背道德去举报其他人，出身工人阶层和贫困阶层的被告人尤其如此。例如，出身于萨默维尔工人家庭的白人贾斯汀就说，他从道义上拒绝为任何警察充当线人，因为这将导致他成为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贾斯汀：“警察会说：‘嘿，你想赚点钱吗？’这时候你会想，我可以赚钱，我需要钱，那肯定想啊。你也知道，谁不需要钱呢？谁都需要，对吧，所以我让他们给我开个价，好几次都这样。”
我：“那你最后怎么又没答应呢？”
贾斯汀：“因为我根本就没考虑，我不是这种人。（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你知道……我跟他们一起长大，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个‘老鼠’，你就明白了。”
其他人则说自己是因为害怕被报复才拒绝充当线人。工人唐就是如此，他出身于中产阶层的黑人家庭。他惊叫道：“这很危险，伙计！人们（其他罪犯）会发现你的。”此外，当他因涉嫌贩毒被逮捕时，并不相信如果与警方和检察官合作，对方就会撤销指控：“如果我照他们说的做了，这些指控早就撤销了；就这么简单，其实他们根本不想遵守诺言。”
与贾斯汀和唐形成对比，出身于萨默维尔中产阶层家庭的布里安娜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毫无顾忌地成为一名线人的。当警察持搜查令在她房间里搜出吸毒用具时，警察告诉她有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她能与警方合作，起诉她的上家，就可以避免被捕。于是布里安娜不得不跟上家进行几次毒品交易。她说：“和我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这无所谓。”此外，她还说警方会“每笔交易付给我50美元”，在告密方面，不同的道德准则可能会使一些人在与警方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从根本上说，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线人是由警察决定的，被告人的想法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