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所著的《政党：组织与权力》（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一书的中译本出版了。1按照惯例，译者写序，以飨读者。2

本书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帕尼比昂科沿袭了从奥斯特罗果尔斯基（Ostrogorsky）、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到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政党研究者的传统，视政党本来面目为组织，从组织角度分析政党的形成、发展和变革。诚如作者所言：“无论是何种政党，无论政党回应何种诉求，它们首先是组织，因而组织分析必须在其他的分析视角之前。”

基本概念

译者将对本书的几个关键概念以及基本观点作简单归纳，以方便读者理解全书，它们包括：

集体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　公平分配给所有成员的激励为集体性激励，它包括认同激励（认同组织）、团结激励（共享了其他成员的目标）以及意识形态激励（认同组织的“事业”）。分配给一部分成员的激励为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区分为物质（material）激励（报酬体系、福利和帮助服务）和地位（status）激励。作者认为，组织的激励体系包括一种集体性激励（意识形态）和两种选择性激励（物质激励与地位激励）。3

信众和投机分子　通过借鉴迪韦尔热的选民（electors）、支持者与党员的三分法，帕尼比昂科重点关注了党员积极分子的“内核”，即政党中极小部分持续参与、让组织得以发挥其功能的最重要的团体。他把这一团体细分为主要依赖集体性的认同激励而参与的积极分子（信众）和主要依靠选择性的、物质的和（或者）地位驱动的激励而参与的积极分子（投机分子）。

主导联盟和不确定区域　特定行动者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权力博弈的因素可以被理解为不确定区域（zones of uncertainty），有六种因素对于这些重要活动的发展产生影响：能力（competency）、环境关系管理（environmental relations management）、内部沟通（internal communication）、正式规则（formal rules）、组织资金筹措（organizational financing）和成员录用（recruitment）。

由控制了最重要的、无论是组织内还是组织外的不确定区域的组织行动者组成了政党的主导联盟。“主导联盟”绝不意味着只有全国性的政党领袖们参与这一联盟：主导联盟包括全国领袖（或者某一些全国领袖）和一些地方（local）领袖以及中阶（intermediate）领袖。如下三个角度检验了主导联盟的稳定：党内的团结程度（degree of internal cohesion）、稳定程度（degree of stability）和政党的组织权力图（organizational power map）。团结/分裂程度指的是对不确定区域的集中控制/分散控制，以及对激励分配的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因而，它也意味着纵向的权力分配（领袖—追随者交换）。另一方面，稳定/不稳定指的是横向的权力博弈（指精英之间的）方式。更具体地，它指的是在党内有影响力的领域内，这些精英做出持久妥协的能力。

主导联盟：形态和成分　把团结程度、稳定程度以及组织权力图综合起来，就描绘出了政党的主导联盟的面向，即主导联盟的形态（conformation）。联盟的形态——取决于联盟显示出的属性——不同于联盟的成分（composition）（具体参与联盟的人）。主导联盟成分的变化（比如，由于合作，或者由于生理机能的替代等）并不必然会导致主导联盟形态的改变。

派系和派别　党内派别斗争（tendency struggle）是几乎未被组织化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派系斗争是组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政党或是分为若干派系（强劲的组织化集团，group），或是分为派别（tendencies）（松散的、组织化集团）。“派系各为其主”，在这种情况下，派系之间的妥协是相当靠不住的：既然长期协议无法达成，每个派系都通过扩张来加强其权力。

派系——组织化的集团——可能有两种类型：从顶层到底层纵向分隔政党的集团（真实的派系或者“全国性”的派系），以及在政党的外围（periphery）组织起来的、地域上集中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后文命名为次级联盟）。派别具有的特点是：在顶层聚合（aggregations）、而无组织化的基层（这绝不意味着没有共识）。4

地域渗透、地域扩张与二者的结合　在讨论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时，我们最为熟悉的是迪韦尔热的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的区分，即源于议会的政党和源于议会外的政党。但帕尼比昂科告诉我们，迪韦尔热的区分尽管有道理，但是不全面，诚如文中指出的“因为对大量政党起源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一古老的区分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需要。它首先未能考虑那些同类起源（内生或外生）政党的组织差异：议会内起源的政党产生了多种结果，类似的，议会外起源的政党组织（迪韦尔热认为主要是大众型政党）差异也非常巨大”，于是，帕尼比昂科提出了新的政党发展模式：地域渗透（territorial penetration）与地域扩张（territorial diffusion）或二者的结合。

政党的组织发展—组织建构，严格来说——都是由于地域渗透和地域扩张，或者由于这二者的结合。当“中央”控制、激励或指引了“外围”的发展时，地域渗透就会发生，即建立地方的以及中阶（intermediate）的诸政党协会。当组织发展源于自发的萌芽：地方精英组建了政党各个协会，这些协会后来只是被整合到一全国性组织内时，地域扩张就会发生。有时，组织发展的“复合”类型也会盛行：组织发展起初是通过地域扩张进行的：许多地方协会在一国的不同地方自发涌现；之后它们统一形成一个全国性组织。进而，在地方协会缺失的地方，这个全国性组织将它们建立起来（渗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欧洲政党在组织结构上非常不同于列宁式政党，因此，“association”一词在理解欧洲政党的地方组织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它表示的是政党的一个协会，而正是这些协会构成了欧洲政党的地方组织。）

政党的外部环境　在20世纪60年代，利昂·P.爱泼斯坦（Leon P.Epstein）就对政党的环境进行了分析，他特意使用了环境发展（developmental）而非环境决定（determining），以显示他对决定论的某种扬弃，以及对于政党也会影响环境的认可。在他看来，与政党发展相关的环境十分广泛，差异也很大。它们包含的话题包括了普选权（suffrage）的扩大（enlargement）、社会结构、宪法规定的行政—立法关系、联邦主义的程度、选举安排。每一个话题都会影响政党的发展，但是，因为时机与事实的差异，每一个话题影响政党发展的方式在各国是不同的5。帕尼比昂科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则集中在了选举场所和议会场所，这是政党最为重要的两个活动领域。

书中的基本观点

作者认为，无论政党存在的时间有多长，它们都会不可避免地留有其形成时期的烙印。这种观点并不新颖，爱泼斯坦提过类似想法，6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而帕尼比昂科则就政党形成时期的特征——他称之为起源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了不同起源模式是如何影响政党之后的发展——包括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政党的稳定与否、政党的主导联盟的构成以及与环境的互动等。

对政党起源模式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帕尼比昂科至少分析了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政党组织的发展模式：包括地域渗透、地域扩张以及二者的结合；二是有无克里斯玛型领袖；三是合法性问题，包括内生合法性、一国之内的合法性外生、一国之外的合法性外生三种；四是该政党起源时期是否执政。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进而影响到了主导联盟的团结和稳定程度。

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作者提出了如下三种观点：

（1）不同政党的起源模式影响其制度化水平。

帕尼比昂科提出了制度化的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组织在其所处环境中的自主程度。高度制度化的政党能够对其所处环境进行广泛控制，并在必要时改变这一环境；但是，制度化程度较弱的政党则必须对环境进行回应，并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另一个维度是体系化。当党内亚团体享有很大权威时，政党的体系化程度就是低的；当亚团体之间相互依存度很高，使得政党中央可能控制资源时，政党的体系化程度就是高的。

地域渗透式的发展趋于产生强制度。一个团结的精英阶层，可以在初生组织中发动强发展的过程。而地域扩张式的发展趋于产生弱制度，因为存在许多的竞争性精英，他们控制了明显的组织资源；组织因而被迫以多个集团的联合、妥协以及协商的方式来发展。

魅力型领袖认为制度化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因而倾向于抵制党内制度化的发展。不过，当党内制度化进程确实展开时，它将迅速发展，原先的集权模式会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有无外部发起组织与政党能获得的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为：发起组织的存在一般会导致弱制度。实际上，外部组织对巩固政党（超过某个限度后）毫无兴趣，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减少政党对它的依赖。支持者的政党忠诚是间接的（政党的合法性来自外部），这一准确事实妨碍了强制度的确立。因而，其他条件不变时，内生合法性政党（即不受其他组织支持的政党）更易于成为一个强组织。然而，各国共产党，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例外情况，因为它们受到外部组织的支持（第三国际），同时保持了很高的制度化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发起组织与政党处于相同的（一国）社会中，发起组织会以一种方式来影响政党的形态；如果它们不处于同一国家，发起组织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政党的形态。如果发起组织为某工会或某个教会的政党，高度制度化意味着它将自主化，即政党从发起组织的“解放”，因而这类政党的形成将会被禁止。然而，如果，发起组织是在不同的（某国）社会内运转，高水平的制度化可能能够保证让政党独立于其本国环境，但这一独立带来的代价是政党更加依赖发起组织。各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中形成了被一个团结的主导联盟控制的、高度制度化的组织，而且它们相对于本国环境的自主性，与对一个国际组织的依附相伴相生，该国际组织作为它们的合法化来源以及主导联盟的外部支持而发挥作用。

分析政党形成时期是否执政对其制度化水平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官僚机构（state bureaucracy），比如政府官僚机构的本质、政治体系的竞争性程度以及公共资源的数量等，正如帕尼比昂科所说：公共资源规定了为执政党（governing party）支配的控制地位，经常会抑制强组织的发展。然而，就像处于反对党地位并不能保证很高的制度化水平那样，在政党巩固阶段控制政府不会不可避免地使政党处于低制度化水平——它只是可能，但并非必然。

这其实涉及了不同的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框架，很显然，作者并没有探讨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作用。

帕尼比昂科认为，某个政党的演化可以被视为：该党起源模式诸特征互动的产物、在组织巩固阶段该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即执政或在野）的产物以及“环境”结构的产物。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彼此强化和（或）抵消：起源模式的某个特征可以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例如，单拿“内生”合法化来看，它有利于产生强制度。然而，当我们把内生合法化与地域扩张式的发展［如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意大利社会党结合起来、或者把内生合法化与地域扩张式的发展再加上执政党地位（如在基民盟）结合起来时，它就不会引起强制度（strong institution）］的形成。类似的，将“内生”合法化与地域渗透式的发展相结合，很可能产生一个强制度，即使政党制度化发生于政党控制全国政府之时（对于英国保守党来说，的确如此）。各种因素之间要么相互强化、抵消，要么相互弱化，并以此确定每一个政党的组织轨迹；我们只能通过对每种情况的历史考察来对它们进行评估。

（2）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影响。

政党制度化的水平会影响主导联盟的团结和稳定。低制度化水平一般产生不是很团结的主导联盟（即主导联盟可再分为派系），而高制度化水平一般能产生很团结的主导联盟（即主导联盟可再分为派别）。换句话说，高制度化水平意味着对不确定区域以及对组织激励分配的集中控制。低制度化水平意味着对不确定区域的分散控制，因而不存在垄断了激励分配的“中央”。

制度化的水平会影响政党内部分为派系和派别的程度。因为政党制度化程度越高，党内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就越低。相应地，政党制度化程度越低，党内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就越高。在制度化极大化的极端情况下，集团几无组织化：它们代表了纯粹状态的派别。而在制度化最小化的极端情况下，集团被高度组织化为派系。因为不同政党间（以及一个政党不同时期内）制度化的程度不同，有“多少”之分，所以其内部集团之间的组织程度不同，也有高低之分。

在高度制度化的政党中，根据主导联盟的团结特征，精英录用趋于向心（centripetal）运动：既然党内有很强的“中央”——一个团结的主导联盟垄断了不确定区域与激励的分配——因此要想在党内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让中央增补自己为新成员。因而机会结构就是，“有野心的成员”（投机分子）为了升到党的上层（upper rungs），必须与中央的命令保持一致。结果就形成了某种漏斗形结构，因为个人的流动和成功需要向上聚合于中央（vertical convergence at the center）；一个人必须得到为数不多的全国精英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遵从其意愿。另一方面，在弱制度的政党内，精英录用是离心（centrifugal）运动。上层许多集团控制了重要的权力资源，因而可以分配组织激励。与其讲是一个上层集团，我们还不如说是多个彼此或结盟或不和的集团。向上爬是离心运动，因为，为了成功，一个人需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归为某个集团（某个特定派系），“反对”其他所有集团。

在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内，政治活动趋于呈现“真正的”职业形式：一个人从政党的最底层做起，在漫长的见习期后，他一步一步往上升。另一方面，在弱制度化的政党内，很少有这类“职业生涯”存在；党内各层级有更大的不连续性；而且因为缺乏“常规的”职业生涯，在严格意义上讲，人们可以青云直上，包括跻身于中—高层。

高度制度化的政党与其追随者之间通常很少有庇护关系，对外部关系的“渗透”也较少，因为党内不存在有地位的显贵们。

（3）不同的主导联盟会采取不同的环境战略。

团结—稳定的主导联盟一般会同之于环境的进攻性的组织战略有联系，以及同强大的、持续的成员动员有联系。分裂—稳定的主导联盟总是与适应性的/防御性的环境战略有联系，该战略的目的是阻止扩张或让扩张完全停止，并置内部参与的低水平于不顾。分裂—不稳定的主导联盟指向了组织，组织扩张与组织巩固的驱动力，更多是由于内部集团的竞争战略而非审慎的中心战略。这类联盟的特点是：根据政治运动，更迭于动员和不动员（immobility）之间的周期性参与。

在这些分析之后，帕尼比昂科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如规模的作用、结盟政治之构成等。帕尼比昂科认为，组织规模对政党的生存影响是相对的，他设定了政党之于环境的“生存门槛”——只有在低于僵化的生存门槛或者高于僵化的生存门槛，规模才会对组织产生自主作用。另外，他也批驳了传统的结盟政治，他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的后果——就是最稳定的结盟发生在对手中（有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而最不稳定的结盟发生在竞争者中（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与关于结盟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相冲突。7

作者还分析了外部环境对政党的不同影响。然后，作者提出了政党组织演化的新类型：选举—专业型政党。

选举—专业型政党

随着政治日渐专业化，政党也逐渐走向了专业化，帕尼比昂科预测了欧洲政党组织发展的最新类型（在当时来看）：选举—专业型政党（作者有时候也称为专业—选举型政党）。爱泼斯坦曾预测了大众型政党的衰落，但他并未指出大众型政党将走向何方，8而帕尼比昂科的回答是：选举—专业型政党，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是传统的社会分层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即社会分层变了，或者各阶层本身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会分层体系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这类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题目，它与社会分层体系相关，与不同职业群体重要性的改变（如，产业中劳动力的下降，第三产业的扩张等）——首先是与每一群体的特性和文化态度的改变——相关。描述选民和党员的社会构成，这种解析总是忽视了各个阶层内部的特性和文化态度。比如，去观察一个共产党的选民或者一个社会党的选民，“工人们”所占的比例与过去几乎相同，鉴于在此期间工人阶级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观察意义不大。再比如，过去工人阶层主要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如今它成为了“中心的”产业工人（政治意义上代表或工团主义意义上代表）和“外围的”不重要的工人。这种转型修正了这些政党的选民的政治本质，因为它影响了政治利益的构成。同样地，测量中间阶层成员在不同政党中的程度而不考虑这些阶级的结构变化也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如此，如果不考虑因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教育的普及给信众、宗教机构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变化，测量党内不同派别的支持者的“数量”也是无用的。

社会结构的转型——当代社会学理论试图通过不同方式、不同分类（如复杂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等）去理解它——这种转型影响了政党，改变了它们的支持基础和政治领域。比方说，选民，在社会上和文化上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少为政党所控制。所有的这些因素刺激组织变迁。

第二是新技术的发展。在于为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这里标志性的数据是，在1960年度的美国总统选举）影响下重建的政治传播体系。一旦电视在政治竞争中变得重要了，它就开始影响政党组织。传播技术的变化引起了政党组织的一场地震：在组织形成共识时旧官僚的地位被废弃了：新的专家的作用变强了。政治沟通表达方式的改变有利于更多样化的、受过更多教育的公众，大众媒体正驱使政党朝向个性化的竞选；以候选人为中心以及以议题为中心，即关注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特定主题，并且需要专家的参与。

电视和利益集团，对于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尽管依定义来看是不稳定的），比起传统的附属组织对于官僚和党员的联系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了。官僚和积极分子依然必不可少，但其作用大不如前。组织权力图已经改变了。无论是筹资，还是从与选民的联系看，党员和党官僚的权重都下降了；因而党内领袖们正失去一些他们的政治权力（建立在党员和官僚之间不平等交换之上），因为通过选举任命的公众代表的重要性正相应地增加了。

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政治沟通方法的改变一起侵蚀着传统的政治亚文化，这种文化因大众官僚型政党特有的强组织安排而僵化很久了。“铁杆选民”减少了，而且政党认同——之前大部分欧洲国家感到放心的选民的稳定性——没落了。选民更加独立于政党，“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整合现在几乎处处局限于没落的少数人。选举场所也变得更加混乱不堪，这迫使政党通过模仿与互惠的调节进程迈向选举—专业型模式。

帕尼比昂科认为，这种转型意味着去制度化，而且专业—选举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就不高。那么，新的政党类型的走向又是如何呢：它是否会代表一种新的政党组织类型？帕尼比昂科为选举—专业型政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三种可能预测：

第一，选举—专业型政党将证明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组织，预示着作为组织的政党的解体。第二个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对抗（backlash）将会发生，比如，由现存的政党发起进攻，重新获得它们传统的表达功能和之前的认同，使极端主义退回到它们遥远的起点。第三个可能是真正的政治创新（这一术语，当然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创新不可能起源于政治体系内，或是通过业已支配的组织表现出来。

对该书的评价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经典之作。它在政党与环境、主导联盟与政党制度化等方面进行了非常翔实的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而且该书还论述了政党的变化与转型，他称之为主导联盟形态的改变；作者还提出了政党演化的新类型。当然，该书也存在问题，也有不少人进行了批评。

“选举—专业型政党”意味着政党变得更为专业化，以更好地适应选举市场的需求，换言之，该观点认为“市场化取向”的政党，通过专家来设计和销售其产品，设法把选举的成功和满足选民的需求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质疑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质疑同对《民主的经济理论》的批评如出一辙，即质疑政治是否等同于选举，进一步而言，选举是否等同于市场。

另外，更多的质疑涉及了帕尼比昂科关于政党制度化的测量方法，9特别是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和拉斯·斯瓦桑德（Lars Svåsand）两人，他们分析了帕尼比昂科（以及其他学者）关于“制度化”一词界定的不同以及不足，认为帕尼比昂科只注意到了组织内部的制度化，而忽略了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制度化；而且他们两人还认为，帕尼比昂科关于政党组织形成的“地域扩张”与“地域渗透”只适合欧洲国家，无法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还认为，帕尼比昂科过分强调了组织形成方式，即其起源和起源模式对于一个政党的制度化的后果。

英国学者韦尔则比较客观地系统评价了全书，他在《政党与政党制度》10中既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批评：

相较迪韦尔热和爱泼斯坦，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安格鲁·帕尼比昂科就有关政党组织问题提出了一个更有局限性、同时在理论上更加严密的分析。所谓更有局限性是指他把“西欧之外的政党”排除在外。帕尼比昂科解释了他把一党制国家和美国排除在外的理由，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影响美国政党产生和组织发展的因素不同于欧洲国家。但是，帕尼比昂科的分析比上述所说的还有局限。第一，他对前三个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政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根本未加关注，而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三个国家经常被专家用来检验由西欧国家的经验所导出的假设。例如，迪韦尔热和爱泼斯坦在其分析中就充分运用了这种比较。第二，尽管帕尼比昂科声称他研究的是西欧国家，但实际上他用来检验其假设的研究案例仅限于四个国家的政党——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首先应当承认，帕尼比昂科把政党起源模式同制度化模式相结合的框架，确实阐明了政党党内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对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派系为什么比法国社会党内的派系更具易变性的问题，帕尼比昂科通过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在建立之初其组织结构更具地方化而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然后，有理由认为，帕尼比昂科的方法“过于理论化”，而且他制作研究案例来适应他的理论模型。由于他采用的研究案例较少，因此，若其中有一项与他的设想不符，就会严重影响整个理论模型的有效性。11

“过于理论化”指帕尼比昂科的那种精致且复杂的理论框架并不符合政党组织的发展现实，真实世界中的政党必须经过“裁剪”才能适应这一理论框架。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方法过于关注一个政党组织是如何建立的，而对于政党需要调整以回应“选举市场”的变化关注不足。显然，那些选举成功的政党，如20世纪的英国保守党，比那些选举不成功的政党面临的改革压力小一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保守党的结构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此外，如果政党并没有面临维持或增加其选票额的压力，那它可能无须进行组织上的调整。那么，大体而言，选举的关系会推动政党领袖寻求通过组织变革以提升其绩效。无疑，帕尼比昂科所强调的政党特有的起源史以及特有的制度化模式会限制其改革的可能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所作的也仅限于此。12

在分析层面，帕尼比昂科的方法是制度主义方法的某种变体，此方法存在的问题与迪韦尔热和爱泼斯坦提出的选举竞争方法存在的问题颇为类似。他们对政党组织发展的叙述过于笼统。假定政党已有某种结构将会影响这一结构变化的程度与方法，这一假定是合理的；假定竞争选票的必要给政党带来压力，使之采纳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这一假定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些因素各自的影响如何，其结果又会怎样，则可能取决于特定政党所处的特定环境。一方面，组织的限制比帕尼比昂科的框架中所分析的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选举竞争的可能推动不同的政党在组织上做出截然不同的改变，其原因仅在于，政党在拥有的资源、政党与党员的关系等方面，各自的情况并不相同。13

毫无疑问，上述评价有助于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全书。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如何界定政党起源模式的起点，以及制度化完成的那个“点”，作者有点语焉不详。同样说不清楚的，还有外部环境的构成。

欧洲政党的未来发展

社会科学不仅要描述和解释，而且还要进行预测；但相较于前两者，预测要难得多。一些经典的政党研究不仅对政党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判断：米歇尔斯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研究而形成了“寡头统治铁律”；爱泼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关于大众成员型政党面临的党员衰落以及不可能走向美国化的政党发展的判断。帕尼比昂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选举—专业型的政党发展的判断。

今天距离该书出版已经30多年了，在这期间，欧洲政党“家族”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而且政党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对我们理解、验证帕尼比昂科的观点提供了机会。绿党的崛起无疑是欧洲政党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我们也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比如德国统一以及苏联集团的崩溃，这也给欧洲的政党版图带来了革新。再者，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阶层包括文化观念也在经历着变革，笔者在2011年访问德国时，德国学者用了“Milieu”（法语词，表示社会阶层）描述选民阶层的变动；而近年来的反政治倾向、政治冷漠，似乎进一步加剧了。2018年，纽约大学政治学者普沃斯基的新著《民主的危机》（Crises of Democracy）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列维茨基与吉布拉特在《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y Die）中把民主的危机归咎于民粹主义、政党极化、传统政党和政党体制瓦解等。换言之，政党在变，社会也在变，这些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帕尼比昂科曾经提到的影响政党分歧的“正统派/反正统派的区隔”。不过，政治空间从一维转型到多维，“在多党制中，选民很难区分不同政党，在使选举市场的交易更为稳固上，一维的政治空间必不可少。向多维空间的转移取消了这一优势，迷惑了政治行动者，使得竞争更为混乱，并且更突出了政治场域的那种‘混乱’、不稳定以及不可预期性。”这些洞见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深刻与彻底。

政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变，而且将继续变化下去；再加之组织理论的不断发展，这些都意味着，政党的组织研究依然大有空间，译者曾作过部分的介绍，并将继续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基本判断都是基于欧洲的经验而作出的，其结论能否适合中国国情，14相信读者自会比较鉴别。

注释

1．本译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近20年西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其对民主的影响”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Z003）。本译著于2013年首次出版，此次再版，修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语句通顺方面，个别语句读起来有点拗口，个别语句不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不违背原意的基础上，对语句做了一些顺序的调整；二是在个别词语的理解上，结合上下文做了新的斟酌完善。

2．艾伦·韦尔在其所著的《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对本书部分内容做了提炼，并进行了评论。参见［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92页。

3．关于组织激励理论的研究不可能绕开彼得·克拉克与詹姆斯·威尔逊。具体参见Peter B.Clank and James Q.Wilson，“Incentive Systems：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6，No.2，Sep.，1961，pp.129—166。爱泼斯坦曾将激励类型分为团结（solidary）、目的类（purposive）激励以及物质类激励三种。前两类激励几乎穷尽了各类激励，它们将推动组织运转起来。团结类激励包括社会化、趣味相投（congeniality）、团队意识、宴饮交际（conviviality）以及基本享受（general enjoyment）等无形价值；目的类激励，尽管也是无形的，但它们源于一个协会的最初目标，比如改革立法的颁布（enactment），而非源于该协会本身的简单法案。相较于物质类激励，这两类激励对于维持延续性的用处相对较小。参见Leon P.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ll Mall Press，London，1967，p.102。

4．笔者认为，派系是“一个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团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凝聚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纪律”，而派别则是“一种稳定的态度，而不是一个由政客组成的稳定的集团”（萨托利意义上的）；或者说，派系是党内具体的势力团体，而派别是党内群体中存在的态度形态（艾伦·韦尔意义上的）。派系之间的对抗是剧烈的、持续的、难以妥协的；而派别冲突则是缓和的、经常是一次性的、因而也是容易妥协的（帕尼比昂科意义上的）。参见周建勇、郭定平：《政党政治研究中tendency的译法辨析——兼论派别、派系与派阀的意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9期，2012年7月13日。

5．Leon P.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ll Mall Press，London，1967，p.19.

6．第一波现代政党，它们通常在数十年或甚至一个世纪内都有其形成的标签，即使它们被其他政党继承后最初的组织形式通常也还保留着。正如李普塞特在一个大致相似的背景下观察到的，制度化的行为，一旦确立，就会助长有助于维持其行为的意识形态。政党一旦出现了，只要通过维持它们的存在，它们就会影响其政治环境。Leon P.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ll Mall Press，London，1967，p.26.

7．在张莉对极右翼政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竞争者”结盟对结盟方的影响（尤其是较弱的一方），她提到了奥地利自由党在2000年与人民党组成了中右翼执政联盟，但是参与执政削弱了选民对自由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认同，加上党内强硬派的反对和海德尔谋求政治权力矛盾，从而使自由党最终分裂，选票大幅下跌。参见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8．爱泼斯坦认为，大众型政党的转型是必然的，但是他没有提及转向何方。这里我们引述一下爱泼斯坦的观点：不惜笔墨地分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socialist working—class），肩负着去解释大众成员（mass membership）之于政党组织的相关性。第一，在寻求以各民主方法影响经济秩序剧烈变迁的任何运动中，大众成员看起来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这类大的政党出现在西欧各国，而没有出现在北美，但这主要出现在欧洲，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当包括前现代的阶级意识、迟来的（delayed）大众投票权，以及大量的经济剥夺等条件具备时，欧洲就出现了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第三，在北美，由于缺乏了上述条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没有成功地形成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而且看似现在也不会形成。第四，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工会，而在于随时准备支持一个分裂的政党以及他们各自工会的工人是否拥有阶级意识。第五，欧洲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生存下来了，在某些情形下成为绝对多数或接近绝对多数的政党。尽管在经济上，以及一定程度而言，在社会上，有助于它们发展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讨论中的国家（nation）更加类似美国。在这些不利情形下，政党的生存，包含在教义上以及在阶级诉求上的某些修正。参见Leon P.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ll Mall Press，London，1967，p.165。

在这些分析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些修正将走向何方目前还不明朗；尤为不明朗的是，尽管有削减党员的一些迹象，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特征将会如何改变。大众成员对于各“社会”党来说不再是必需品，因为各社会党正变得更像别的民主政党，而不是维持反对既定秩序的社会运动（同上书，第166页）。爱泼斯坦似乎认为美国政党代表了未来的政党发展趋势，他说：鉴于大众——成员业已存在的组织延续性，距离相信它们无疑是现代的，相信它们有可能在未来形成美国那样的政党差得太远。美国并没有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也可能不会有大众成员型政党组织（同上书，第166页）。当然，在该书再版时，爱泼斯坦似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9．关于更多的信息，参见Kenneth Janda，“Toward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Change in Political Parties,”presented at 12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Madrid，July 9—13，1990．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åsand，“Party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the New Democracies，”in Jeffrey Haynes，ed.，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Third World”, London，Routledge，2001，p.79．Steven Levitsky，“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eronism：The Concept，the Case and the Case for Unpacking the Concept,”Party Politics, Vol.4，No.1，1998，pp.77—92．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åsand，“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Party Politics, Vol.8，No.5，（2002），pp.11—12。

10．［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同上书，第90页。

12．同上书，第91页。

13．同上书，第92页。关于此点，如韦尔认为帕尼比昂科对英国保守党的分析有片面性，他指出：“由于忽视了保守党组织战略的上述方面，帕尼比昂科对保守党非常中央集权化和制度化的描述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支撑。”“即使在那些有着正式的政党组织参与的活动中，帕尼比昂科也高估了保守党中央的权力。”该书第90页。

14．比如，基层党小组；经常围绕着工作场所，而非地理上界定的选举区来吸收党员；更加严密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