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老师买了一些本来用作潜艇望远镜的玻璃棱镜。课前课后，我们会（透过玻璃棱镜）在过道上摸索着前进，有时会撞上墙壁或其他同学，并乐在其中。我们着迷于究竟什么是现实，以及如何在如此弯曲的视角下找到道路。我很好奇那些一直戴着眼镜的同学，是否会看得更清晰，或者是否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我得知眼睛里的晶状体也会折射光线时，我不得不进而怀疑，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否完全取决于晶状体。

年少时的觉察对现在仍有启发意义，我意识到无论现实情况本身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它都离不开我们看待它的视角。甫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多种“视角”—遗传基因、性别、特定的文化，以及迥异的家庭环境，所有这些奠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多年后回头看，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家庭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感。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与其说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源于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

心理治疗师有时会画一张代表家族情感的家谱图。家族几代人所延续的历史会揭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虽然遗传倾向发挥了作用，但很明显，家族会将其对生活的看法代代相传。父辈将“视角”传给子女，在这个折射的视角下，某些选择和结果被不停地重复。正如我们通过透镜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我们也因此错失了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

也许，让中年之路变得有意义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家庭和文化的“视角”失之偏颇，而我们正是基于这些视角做出了选择并承受其后果。如果我们在另一个时空出生，有着价值观不同的父母，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被赋予的视角带来了一种受限制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能体现我们是谁，而是反映了我们如何习惯性地看待人生和做出选择。世世代代的人都被人类中心论所吸引，试图捍卫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身的视角比其他物种更优越。同样，我们也深信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唯一正确的，很少怀疑自身感知所受到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