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851年，咸丰元年
回眸越深，前瞻越远。
——温斯顿·丘吉尔
1
1851年，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年，清朝人称“咸丰元年”。北京的龙椅上坐着去年即位的年轻皇帝，名叫爱新觉罗·奕詝。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去年便已登基，却没有亮出自己的年号，直到新年伊始时才决定把他治下的年号称为“咸丰”，而1851年便是咸丰元年。
奕詝是一个命途多舛的皇帝，在他亮出年号的这一年，他的不幸便已显露出明显的征兆。年初，他在国内最大的对手正式发难了。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号称“太平天国”。其政治目标是推翻满清皇朝。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到了年尾，局势已经非常明朗。洪秀全于12月17日自封为“天王”，同时诏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政权已经羽翼丰满，大有跟咸丰的宫廷分庭抗礼的势头。
太平天国和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清国相比，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新的国家搭起了舞台，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打算在台上好好地唱一出戏，从落魄士子和山野村夫揭竿造反唱起，一直唱到推翻满清、统治全国、指点江山。可是造化弄人，他们刚刚开唱，就把江忠源、刘长佑、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罗泽南等一批湖南人引到了台上，来跟他们唱起了同台对打的武戏。这些人组建湘军，跟洪、杨太平军作战，渐渐地在人家搭起的舞台上唱起了主角，后台还有满清皇帝和宗室贵族监场，台下又有全国士子喝彩，还不断有书生在台上功名的召唤下从台下跳到台上，也入了戏中，这出戏便越唱越精彩，越唱越有意味。满清皇帝和权贵大臣有时也会给湘军使使绊子，下下套子，害得某个湖南人摔了跟头，丢了脸面，但他们终究要靠湘军唱主角，才能把太平天国最终赶下清末的舞台，所以他们不断给曾、左、彭、胡及其门人加官进爵，以资鼓气，让他们在三十年里把个中国唱成了湘军的天下。我这本书，就是记述所有重要湘军人物的表演。我要写的人物很多，湖南人之外还有外省人，例如广东人骆秉章和四川人鲍超，他们都入了湘军的军籍。究竟要写多少人，我在写完之前是无法统计的，估计湘军中不会少于一百零八将，但比起水浒里的人物来，究竟是多是少，还是等到故事写完再见分晓吧。
所以，太平天国搭台唱戏的第一年，也是湘军历史的滥觞。从因果来看，金田举旗起事为因，湘军兴起为果。从两者的关系来看，湘军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为镇压始于金田的武装造反而崛起的军队。湘军兴起之后，立即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了。中国社会中这两股最强的武装势力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太平军是民众自发的组织，而湘军的组建，尤其是在早期，也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因此，太平军和湘军的对立，似乎是民众中自发形成的反叛派和维稳派之间的斗争。从观念上看，这是打破社会僵局和维护社会稳定两种利害观的冲突，是洪秀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名教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的初期，由于人们尚未了解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国理念和行为模式，也无法预见湘军会对中国社会施加怎样的影响，所以这两个阵营中究竟哪一方的作为更有利于百姓的福祉和社会的发展，还是未知之数。因此，湘军的崛起究竟会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要从湘军的历史过程及其终结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去观察。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份里，湘军这个被时势带动起来的时代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多数是满人皇朝统治之下的怀才不遇的汉人书生，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湘军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对立的社会产物，但大多数湘军人物都是拜洪秀全造反运动所赐，才有一展才华、崭露峥嵘的机会。洪秀全的太平军开创了一个战场，湘军人物才得以在日后驰骋于打击太平军的疆场，做出一番叱咤风云的功业。所以，在洪秀全刚刚揭竿而起的这一年，大多数湘军人物还处在各自人生的狭窄角落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这一年，机会最先落在了三十九岁的新宁人江忠源头上。这个生性豪爽不羁的书生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他在前几年已经有过镇压本地雷再浩造反武装的经验，并因军功而被朝廷擢升为七品知县。但是，在仕途升迁有望之时，因父亲去世，他回家守丧，困居乡间。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了战火，他密切关注着前方的战局，没想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已经来临。由于江忠源名声在外，朝廷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疏调他前往广西效力。向赛尚阿推荐江忠源的是军机大臣祁俊藻，而向祁俊藻推荐江忠源的则是与魏源等人并称“湖南四杰”的内阁中书左宗植。江忠源接到湖南巡抚骆秉章转达的圣意，面临着“忠孝无法两全”的伦理抉择。他决定带孝出山，去广西辅佐赛钦差，为此而遭到其道德之师曾国藩在书信中的指责。江忠源来到桂林，与赛尚阿约法三章。他说自己因父孝在身，前来效力，有亏于节操，所以他决定不任职、不带兵、不穿吉服，请钦差大人成全。他第二天便奉命去前线查看地形。他在新墟前线见到了咸丰皇帝从广州调来广西的满洲副都统乌兰泰，两人一见便有好感，于是江忠源留在乌兰泰营中赞画军务。十月初，乌兰泰因兵力缺乏，请江忠源招募家乡新宁的乡勇，江忠源写信回家，叫三弟江忠淑招募新宁勇来广西参战。江忠淑很快就率领五百名新宁勇来到太平军占据的永安州城外，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江家兄弟的部队号为“楚勇”。他们衣着土朴，脚蹬草鞋，个头矮小，颈项干瘦，外表寒酸，官军将领根本看不上眼，但他们一旦投入战斗，便势如破竹，斩杀几百名太平军，令官军将士大开眼界。新宁江氏兄弟此举开创了湖南乡勇出省作战的先例，为后继者指明了一条道路，实为湘军历史之滥觞。
这一年，江忠源的家乡人刘长佑，时年三十三岁，是一名候选的正八品教谕，因去岁父母相继而亡，正在家里为双亲守丧。他是一个很讲孝道的学人，所以当江忠源令三弟江忠淑请他带楚勇前往广西时，他以为父母守丧为理由，拒绝了江忠源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但他的这种道德上的矜持不会维持太久，他很快就会和江忠源携手，率领楚勇取得阻挠太平军北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这一年，二十三岁的四川人鲍超随清军提督向荣手下的川勇营在广西作战，他的勇敢莽撞令该营统将瞿腾龙刮目相看。该军转战于桂平的新墟、双髻山、风门坳等处，当时惟有湘西镇筸兵和潮州勇两军最号精悍，鲍超每战奋臂当先，与镇、潮两军先锋部队争锋斗勇，务出其前，两军兵士皆服其勇敢，敬礼有加。当太平军从黄墟出发攻陷永安州城时，官军进逼，鲍超屡有斩获，以战功得六品顶戴。这个四川人在咸丰元年并非以湘军战士的身份奔杀于广西的战场，但他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受到湘军大佬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的赏识擢拔，成为湘军军功最著的将领之一。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仍在京官的位置上做着圣贤功夫，但他已感到乱世将至，正在思考如何做个乱世中的圣贤。然而，他忽然得知，即位不久的咸丰皇帝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并不甘于圣贤的寂寞，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政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学堂市井之中有许多汉族的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他希望新皇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对他的奏疏，咸丰皇帝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近代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同乡好友左宗棠出山去辅佐湖南巡抚抗击太平军，又劝说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对抗洪秀全，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已在盗匪丛生的贵州省为官几年，由于捕盗治乱、安抚百姓有功，被咸丰皇帝看中，要调他进京由部引见，于是请咨入京，巡抚乔用迁以广西盗匪猖獗为由，严令胡林翼回到本任。于是他于七月份到黎平县受任知县。黎平与广西交界横亘将近二百里，盗匪纵横，时虞侵轶。胡林翼对衙门的差役和兵营里的正规军看不上眼，亲自训练壮勇百名，仿明朝参将沈希仪、嘉庆时期傅鼐因间雕剿之法，分巡游徼。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严格控制着要隘。黎平百姓得以安枕高卧，为黎平近二十年未有之奇。当黎平受到广西太平军的威胁时，胡林翼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这位黔中干吏既是团练先驱，又是文官中研习军事的另类，所以他注定会在日后的湘军队伍里成为中流砥柱式的大人物。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和一颗骄傲的心，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春天，他居住于湘阴县的柳庄，一个非常适合于隐居的地方。清廷于此年颁发特诏，开孝廉方正特科。郭嵩焘等同县人士推荐左宗棠应举，他推辞未去。他收到死党胡林翼从贵州黎平的来信，信中谈到保甲团练是乱世中应对不安定因素的有效举措。左宗棠回信说，团练必须结合碉堡，才可以抵御强大的造反部队。他得知湘乡人罗泽南在长沙讲授经书，便与湘乡人刘蓉一起在长沙城东的定王台会晤罗泽南及其弟子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和李杏春。这可以视为他和未来湘乡勇诸领袖的渊源。这些湘乡人当中的年轻人王錱将会在未来的战争岁月里感谢左宗棠的极力回护，听从他的调遣，一起维护湖南社会的稳定。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和“清代包公”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道光二十九年以军中书办的身份跟随官兵镇压新宁李元发的造反之后，已经回到家乡衡州，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淡薄名利，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作主了。他将在太平军进攻耒阳之时说服县令组织民兵把太平军抵御于城外，因而获得知兵敢任的名声。因此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在衡州练兵之时，力召彭玉麟出任湘军水师营官，得遂所愿。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五十九岁的广东老人骆秉章调任湖南巡抚已有半载，这位在道光朝以清廉著称的官员所领导的省份处于与太平军交战的风口浪尖之上，对这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却不谙武事的广东老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谁也想不到，恂恂儒者骆秉章日后由于聘请了经世之才左宗棠当师爷，居然在这个罕见的乱世之中把湖南巡抚干得风生水起，将这个过去并无多大实力的省份建成了中国当时的第一强省，而他自己则将成为湘军的一名统帅，以及湘军发展壮大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一年，在湘勇的大本营湘乡，四十五岁的湘乡县中里二十九都湾州人罗泽南，在善化（今长沙县）已故官员贺长龄宅中开馆，教授贺长龄之子。这位未来的“湘军之母”虽身居塾馆，却密切关注着广西太平军的进展和朝廷的应对之策。当时，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应诏言事，有用人、行政、议礼、汰兵等疏，人争传之。罗泽南致书曾国藩，盛称其言之切当，而尤冀曾国藩以正本清源为务。曾国藩于四月上了《敬陈主德预防流弊》一疏，正好收到罗泽南的书信，便在复信中写道：“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有不可解者。”论者以为，由此可见忠君爱国之心不以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罗泽南半生坎坷，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苦楚，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他的人品得到了公众的嘉许，在上年被官府推举为孝廉方正。此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罗泽南今后的动向将决定其诸多弟子的命运，因为他们当中将有很多人跟随罗老师踏上湘军之路。
这一年，湘乡县下里同风五都人王錱还是个二十六岁的后生，到长沙参加乡试，听说太平军攻下了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湖南戒严，而本省乱民乘势抢掠，湘乡东南界的衡山劫掠尤盛。这位理想主义的尚武青年立刻暗查出团伙首领姓名，辅佐湘乡知县朱孙贻捕治。王錱得到朱县令的信任和重用，倡行团练保伍之法。他日夕奔走晓谕，躬任劳怨，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数月事集，县境为清。王錱可以说是湘乡团练的首倡者，也是研究民兵建设和兵法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湘勇和湘军的创始人。《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曾断言曾国藩之前就有湘军，就是说的这层意思。
这一年，湘乡县上里崇信四十三都岩溪里人李续宾年方三十三岁，曾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率乡勇参加镇压新宁李元发的造反军，是一个既有热心又有经验的团练人才。他现在听说太平军离湖南越来越近，乡人忧惧，便加紧治团，准备抵御造反军。他撰写《孙子兵法易解》，以《孙子》为主，以《左传》、《国策》、《通鉴》证其义，而用通俗的语言撰写，使团长及乡人讲习。他于三月份参加县试，为县令朱孙贻所看中。四月份，李续宾到了省城长沙请用火器，后回乡。十月份，王錱之兄王勋来看望李续宾，更加讲求练团之事。李续宾说：“以正人心为主，以固人心为先。”十二月，他通过捐纳得到从九品官衔。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有的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有的虽在团练乡民，算是放下笔杆拿起了武器，但也只限于捕贼拿盗。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满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这一年，五十七岁的湖南隆回人魏源被清廷任命为江苏高邮的知州。这时他已完成洋洋五十卷《海国图志》的编纂，另五十卷正处于编辑的尾声。这部著作总括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和物产，使中国人探索的眼光从封闭的内陆文明越过蓝色的海洋。魏源探求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的道路，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和火械的先进技术，模仿他们的选兵、练兵和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够战胜外国侵略。魏源虽然并未加入湘军建设者的行列，但他以清醒的头脑为湖南的读书人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的言行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和日本的前途。他的思想对塑造即将问世的湘军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遗憾的是，他的著作既未受到中国读书界的热烈欢迎，也未能开拓中国统治阶级上层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期望变革的日本人那里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2
1851年，中国社会的冰封正在解冻，而整个世界也处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已在欧洲传播了三年。尽管中国的读书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这一年，英国人达尔文正在创立生物进化论学说。
这一年，俄国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中国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于7月份在伊犁开始谈判。奕山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双方于8月6日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这是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一年，地球上的新闻业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正式在伦敦开业，它的创始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把它从德国迁到了英国。
这一年，世界新闻业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和乔治·琼斯创办了《纽约每日时报》，就是1857年开始更名的《纽约时报》。
这一年，全世界第一次举行了人类文明的大展示。首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地点是伦敦的海德公园，展期为5月1日至10月11日，展览的主要内容是世界的文化与工业科技，英国借此博览会展现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参观者估计超过了六百二十万人次，展品超过一万三千件。伦敦吸引了上百万游客的来访。展品中影响世界变革的发明包括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厨具用品、铁制品和来自美国的收割机。和人类首届世博会上展示的成果相比，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各方面事业的落后是非常显目的。
这一年的年底，欧洲发生了一件军政大事，即法国发生的政变。事件发生于12月2日，发动者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这个帝国的复辟者将于六年后的1857年伙同英国对中国宣战，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麾下的法军将于1860年11月和英军一起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中国的清廷签订《北京条约》。
在东方，这一年有个国家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会改变该国的历史进程，进而对中国的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年在日本是孝明天皇嘉永四年，在和中国一样封闭沉闷的日本，德川幕府已经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强霸而封闭的幕府政权隐伏着发生变革的危机。日本人正在睁眼看世界，怀着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日本海关在检查中国入境的商船时，发现了中国湖南邵阳人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三卷。日本人如获至宝，将它连印十五版，而它出版后极为畅销，为日本人开启了睁眼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为日本在近代的迅速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此书在1843年出版于中国的时候在国内几无反响，印数不过千册，只有包括未来湘军大帅在内的少数几个人为之喝彩。而日本人却将此书当成至宝，1859年此书价格在日本已达首版的三倍。1862年日本维新派人士到了上海，惊异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这部图书，在其发源地中国早已绝版。这个事件，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于日本的原因。
以上记述表明，湘军史起步的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在地球上迅速崛起，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明显落后于西方社会，中国因而开始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更加暴露出官场的腐败、政府的无能，致使民怨沸腾，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饥荒，中国很多地区的民众生活贫困，于是爆发了不满清朝统治的民众旨在推翻朝廷和地方当局的战争。其中最大的生力军就是洪秀全在广西组建的太平军。
3
在广西乱成一片的时候，登基刚刚一年的咸丰皇帝很希望臣子就国家大事踊跃发表意见。他感觉到曾国藩一直积极向他靠拢，因为曾国藩应诏献计献策，而且言之有物，带了一个好头。咸丰投桃报李，对他颇为器重。尽管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坦率，咸丰也不见怪，鼓励臣子多进忠言。
曾国藩在4月10日呈上了一本很有趣的折子，名曰《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咸丰十分高兴。他指望众臣针对广西的军事发表意见，而曾国藩又抢了先机，而且很有点直言不讳的味道。他公然批评朝廷的正规军，把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概括为两条，第一是财力不足，第二是军队不精。何以见得？广西剿匪战争开始后，朝廷从各处征调军队奔赴前线，竟然没有一支正规军能打胜仗。其他省份官军的战斗力可推而知。然而朝廷能够支出的军饷已捉襟见肘，为了摆脱困境，只有适当裁军，对保留下来的部队痛加训练，既能节约军饷，又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在咸丰不断向广西增兵的关头提出裁军和大练兵的建议，虽然颇有见地，却如同要求吃不饱肚子的人节食，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全国官军的总兵力约为五六十万人，广西一省发生战事，朝廷已从七八个省份调兵前往，已到广西和正在赶往广西的作战部队已达两万多人，而周边省份还有几万名驻防军处于戒备状态。这些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的兵力统计还未包括补充正规军兵力不足的民兵。咸丰此刻深感兵力不够用，而曾国藩却要求他裁减兵员，岂不是叫他釜底抽薪？如果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咸丰很可能还要向更多的省份征调兵力。咸丰也希望精兵节饷，但眼下的局势却很可能迫使他不得不下令增募兵员，所以在他看来，曾国藩的建议只是一纸空谈。
不过，咸丰看了他的奏疏，不仅容忍了他批评军队，也原谅了他过激的言论。官军在广西并非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曾国藩对官军的指责不尽切合实际。但是瑕不掩瑜，咸丰看重他的一片忠心，以及他对军务的关注。咸丰召他进宫陛见，表扬他的看法切中时弊，表示等到广西事定以后再行办理。这几句圣训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要让曾国藩明白：现在朝廷用兵孔亟，现有兵力尚嫌短缺，裁军一事就免提了吧。咸丰还告诉他，他的这份奏疏留中不发，以免动摇军心。
曾国藩再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鼓舞，有心加大劝谏皇帝的力度。5月26日，他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借着预敲警钟之名，针对他在年轻皇帝身上看到的缺陷直接提出批评。咸丰孜孜求治，朝廷的臣僚世故太深，都以为皇上只是图一时新鲜，摆个广求直言的门面，其实还是想听歌功颂德的赞美之音。所以，几乎没人敢以逆耳忠言上达天听。曾国藩却不随大流，意图独树一帜。他经过缜密的思考，认为新皇帝面对着一个烂摊子，确有集思广益的诚意，希望朝野之间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
这固然是一个犯颜直谏的有利时机，然而议论朝政、评价军队是一码事，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即便是“敬陈”式的劝谏，也仍然要冒杀头的风险。曾国藩不得不掂量规避风险的把握究竟有几分。他看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广西的军务已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皇上不得不把枢密大臣派往前线去指挥作战。赛尚阿奉旨出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感到了战争局势的严重性。既然皇权都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难道皇帝还会因为一个臣子提出坦率的忠告而削掉他的脑袋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曾国藩想。不管皇上是否叶公好龙，他决定做一条真龙给皇上看看。他拿性命做赌注，要做一回骨鲠之臣，亮出风节，显露威棱。如果皇上不畏真龙，他必定以直言敢谏闻名朝野，而皇上也会对他更加倚重。
曾国藩决心既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份著名的奏疏，“所陈多切直之语”。他指出新皇的三大缺点，第一是心思琐碎，第二是爱做表面文章，第三是刚愎自用。这些指责是否切合实际并不十分重要。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一个年长二十来岁的臣子眼中，总会显出许多有欠成熟的品质，你可以称之为缺点，也可以说是成长的过程。任何一个爱护后生的长者都可能善意地提出建议，矫正他的偏向。但咸丰不是普通的后生，曾国藩也不是泛泛的长者。这是君臣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一场挑战和较量，也是一场押注甚大的赌博。
咸丰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君主，但他仍然是不可一世的天子。他看完这份奏折的第一反应合乎常情，他勃然大怒，脸色煞白，把折子扔到桌上，不停地来回踱步。
这哪里是劝谏，分明是对新皇权威的挑战，太伤皇帝的自尊心！咸丰忍无可忍，用朱笔在奏折上批道：曾国藩逆言犯上，着即缉拿问斩。
咸丰在盛怒之中召见军机大臣，将朱批折子扔到他们脚下。
祁俊藻一看朱批，知道皇上气昏了头，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他叩头如捣蒜，连声说：“主圣臣直，主圣臣直啊。”
季芝昌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极力为门生求情：“这个曾国藩，是微臣的门生，生性愚憨，恳请皇上宽而宥之。”
军机大臣都是一个口径：曾国藩奉旨直言，此人杀不得。咸丰冷静下来，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没有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臣子治罪，还“优诏褒答”，把他夸奖了一番。
咸丰当然也要让自己有台阶可下，维护天子的颜面。上谕说：曾国藩此折意在预防流弊，虽然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凡对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大事有所补益者，无不立刻采纳施行；即便是阐述理学之道，有益身心的奏疏，朕也会摆在身边，随时浏览。对于不具可操作性的建议，朕有时加以驳回，有时则说明理由。朕广求直言，绝非沽名钓誉，而是身体力行。你所指出的问题，除了有关广西军务的问题朕已查办以外，其余各条都不免偏激，有失公允，或者是以偏概全。念你的初衷是为朝廷建议，朕也不加斥责。至于你说君主一有骄傲自满的念头必然导致喜谀恶直，倒是说中了要害。朕知道自己德行尚薄，时刻反省自身的不足，若是因为臣子说了几句过当的话便不听劝谏，以至于不能集思广益，那就是骄傲自满的萌芽。君主应当自省，臣子也当自勉，互相鞭策，才能治理好国家。
曾国藩犯上售直，咸丰宽容不究，成就一段双赢的佳话。咸丰保持了从谏如流的贤君风范，曾国藩则在满朝文武中赢得了直言敢谏的名声。如果说这件事的赢家还有大小之分，那么曾国藩显然略胜咸丰一筹。此人连皇上的过错都敢评说，皇上也拿他无可奈何，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岂不是非常特殊了么？
据说，由于这件事情，咸丰对曾国藩怀恨终身，未能释怀。准确地说是又恨又怕，恼火几分，佩服几分，忌惮几分。
4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湖南的读书人身处一个世界局势剧烈动荡、各个国家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
湖南的读书人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个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清廷感到了恐慌。清廷为了对付这支劲敌，需要广纳人才，尽量把汉人团结在朝廷这一边。所以，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汉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中，最令清廷无奈的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清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写得非常挖苦，却并非言过其实。他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他们的全部功能就是吃喝酣睡。他们并非不想消灭太平军，只是因为等不来不冷不热昼不出太阳夜不出月亮既不刮风又不下雨的好天气！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沉沉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
绿营官兵如此贪图安逸，贪生怕死，完全是一群胜则邀功、败不相救的败类。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清廷指望不上八旗和绿营，需要另组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太平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清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造反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李星沅不是等闲之辈，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不仅有过督抚任上的历练，而且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付过洋人。道光朝名臣陶澍夸奖他是个“实干家”。咸丰皇帝把他派往广西，自然是看重他的履历。他唯一的也是致命的缺陷，就是身子拖了脑袋的后腿。
五十四岁的李星沅拖着病弱之躯“星驰”到广西的日子，正好是太平天国在金田举事的那一天，即1851年1月11日。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寝食难安。他既有冷静的头脑，又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大致一摸匪情，就知道桂平县金田村的那些对头不是等闲之辈，老是对下属们说：“此贼了不得，眼前诸公不是对手。”
李钦差眼前的“诸公”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诸公”中列于首位的当数到任不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和广西提督向荣。他们率领一万人，会同前任巡抚提督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军队包围在地势险峻的大黄江地区。
七十九岁的山东人周天爵最大的特点就是嫉恶如仇，敢于任事。他的履历不比李星沅逊色，也有过督抚任上的历练，也参加过对付洋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他不如李星沅那么冷静和敏锐，居然没有把洪秀全和他手下那批年轻的将领放在眼里。但他无法调动手下文武官员的积极性。这就正应了他那个把贪官与廉官一棍子打死的著名论断：在晚清的官场，“贪与廉皆不能办事”。
五十九岁的四川人向荣是个好运造就的百战老将。他在一个又一个胜仗中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造反派他见得多了，他一生的战功都是从平乱维稳中得来的。这使他的性格有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能顺风跑马，不能逆水行舟。胜利是他最好的春药，每逢大捷，他必定意气风发；失败却是他不能沾的巴豆，一打败仗，他的自信就会一泄千丈，他会自暴自弃，趴下装死。他在逆境中的心理承受能力连小孩子都不如，但他在打了胜仗的时候会比小孩子更得意。这次他到广西，挟着不久前在湖南提督任上镇压新宁李元发造反的新胜之威，所以他把眼前的敌人视为“蟊贼”，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敢于任事的周天爵和刚愎自用的向荣都未能在广西战场上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他们意见不合，不肯退让，彼此龃龉。李星沅作为钦差大臣极力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总是无法统一事权。
咸丰为了谨慎起见，不断从各省向广西调拨援兵，并令户部给广西调拨军饷。奉诏救援广西的官军中有一支劲旅，是湘西的一千名镇筸兵。这支以强悍善战而著称的部队于1851年4月6日开赴广西。
在调发大兵的同时，咸丰又犯了满人统治者对汉人官员的疑心病。他担心官军云集广西，没有可靠的人监督，事态有可能失控。他的首席军机大臣祁俊藻擅长用汉人的脑袋思考满人的问题，看出了皇上的顾虑，建议他调派满人将领前往广西掺沙子。咸丰立刻令广州将军穆特恩与两广总督徐广缙把广州卫戍区的满洲副都统乌兰泰迅速派往广西，帮同李星沅等人办理军务。
咸丰的这个决定继承了清朝历代皇帝的衣钵，即让权力分散，使掌权的人互相牵制，大家都不敢背叛皇权。这一招看似老谋深算，实际上却是官军军事失利的根本弊端。山西人祁俊藻绝对是给皇帝出了个馊主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使得前线将帅彼此斗气，而不能同心同德对付太平军。
乌兰泰是满洲正红旗人，从前在京城火器营干得不错，从一个小小的护军一直升到正三品的营翼长。道光二十七年升为广州副都统，官居二品，只比广西提督向荣低了一个等级。他接到诏命之后，率领五百名官兵前往广西。这个满人将领的参与挫伤了向荣的自尊。向荣觉得自己不被信任，受到了钳制，积极性一落千丈，情绪极不稳定。乌兰泰生性豪爽，为人忠厚，心眼并不狭隘，但身为武官，也有不服输的血性。向荣翘尾巴闹情绪的时候，他也不会谦让几分。所以，向荣跟乌兰泰发生龃龉，前线主将失和，致使广西的战局对官军大为不利。
可是，咸丰觉得把乌兰泰掺到前线的军营里还是不够放心，不久又决定将前线的最高统帅换成心腹的旗人大臣。于是，他命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所部四千五百人前往广西。咸丰皇帝赏给赛尚阿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神圣的武器增强这位一品大员的权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从大清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咸丰打出赛尚阿这张牌确是明智之举。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对皇室绝无二心。他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头等侍卫、哈密办事大臣、都统、户部尚书等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应诏前往天津组织防务，对付洋人，阅历丰富。此年五十六岁，在位极人臣的官员中算得上年富力强。他已在军机上行走十年，此年正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臣相，资历颇深，足以服众。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咸丰向广西增派军队和大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他从各省抽调兵力，另选将领统带，势必造成官兵互不熟悉，难以协调，临阵观望，败不相救。而多名高官同处一地，共办一事，难免事权不一，互不买账，彼此掣肘。即便这能确保高官中不会有人背叛朝廷，却使得前线的战事没有胜算，导致官军在作战中屡屡失利。官军作战不力，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清廷告急。清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的驻防军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
湖南官府收到了本省天地会接应广西太平军的情报，清廷得到报告后，催促新任提督余万清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地防守堵截太平军。清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南返武宣。
赛尚阿出京之后，在路上接到周天爵的战报，得知太平军十分厉害，不敢掉以轻心，便向皇帝奏请增调援兵。同时他感到官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向朝廷伸手要人。他想到了祁俊藻向他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上奏清廷，请调江忠源赶赴大营。祁俊藻是怎么得知江忠源是个干才的呢？原来有一些京官向他举荐此人，其中之一就是湘阴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咸丰皇帝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
赛尚阿于6月30日驰抵长沙，统筹广西作战事宜，接着于7月上旬抵达桂林。
钦差大臣一到广西省城桂林，兵力不足的问题就摆在他的面前。他发现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勇丁。
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前面说过，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5
江忠源在7月7日来到了桂林。他本来应该立即向赛尚阿报到，但他心里梗着一桩困惑，必须马上找到答案。于是他先行拜访好友严正基。此人是湖南溆浦人，现在广西右江道任上，素有官声，见识不凡。江忠源要向他请教解惑。
江忠源有什么心结急于解开呢？原来他在新宁为父亲守丧，按照清朝规制，在居丧守孝期间的二十七个月内是不得出仕为官的。对于有心干一番大事的人，这二十七个月既是表现孝道美德的时机，又是一个无法施展拳脚的困局。但是，朝廷的召唤可以使他脱困。当湖南巡抚转来令江忠源前往广西效力的朝廷旨意时，江忠源立刻给赛尚阿复信，答应前往广西效力。不料曾国藩知道广西正在打仗，急需人才，预感到官府会强迫江忠源从军，于是他为江忠源早作打算，写信劝他不要轻易出山，以免有亏于孝道大节。江忠源刚要从新宁出发时，接到了曾国藩的这封来信。他感谢曾国藩一片赤忱、爱人以德，但曾国藩的来信迟了一步，江忠源既已答应了出山，就不能失信于人，何况赛尚阿还是朝廷的钦差大臣，江忠源更不能把自己的承诺当儿戏。但是曾国藩的来信加深了他心中的愧疚，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是否违背了人伦。他揣着这份不安，租了一辆马车上路，准备到桂林之后先与严正基商量再决定去留。这就是江忠源造访右江道的原由。
严正基热情地接待了来自新宁的朋友，听他说明了来意，当即表明了不同于曾国藩的看法，极力劝江忠源出山效力。严正基有些激动，引用了严家前辈官员的事例，说明为国效力是不必拘于小节的。曾国藩所说的大节，在严正基这里成了小节，可见道德准则也和橡皮泥一样是有可塑性的东西。听了这番话，江忠源心里豁然开朗。他听从了严正基的劝告，离开严家，便去钦差行辕报到。不过，他一直将曾国藩视为道德之师，他没有遵从曾国藩的劝诫，不免对曾老师怀有歉意。于是他决定写信给远在京师的曾国藩，诉说自己的苦衷。
江忠源来到钦差行辕，将名帖递进去，赛尚阿立刻召见。江忠源叙礼毕，说道：“忠源父孝在身，应中堂大人之召前来效力，已是有亏于德操。忠源请与大人约法三章：不任职，不带兵，不穿吉服。还望大人成全。”
赛尚阿正色说道：“你能墨绖从戎，报效朝廷，又能洁身自好，本钦差岂忍拂你一片孝心？你说的三条，自然依了你。”
江忠源揖道：“忠源谢过大人，请大人派委差事。”
第二天，赛尚阿交下一项任务，令江忠源前往象州前线查看地形。当时赛尚阿以为太平军还在象州一带，其实他们已经南移。江忠源遵命赶到象州时，太平军已经到了桂平的新墟和紫荆山内。江忠源没有拘泥成命，继续赶路，来到新墟附近，找到军营，参见副都统乌兰泰。
乌兰泰打量着眼前这个湖南人，一眼看出他手臂长得出奇。怎么个长法？手臂垂放时，两手直达膝部，真是少见的异相，想必人也是奇人。又见这人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落落大方，足见心胸坦荡。乌兰泰秉性耿直，也是性情中人，平生自负，营中的将领，没几个看得上眼，但他立刻就对眼前这个中年的小官产生了好感。
江忠源少不得自我介绍一番，乌兰泰得知此人是赛钦差向皇上要来的人才，更加刮目相看。但他的好感更多地是出于直觉。他从见到江忠源的那一刻起，就从对方两眼里读出了军人非常欣赏的气质：豪爽而重义气。
接着，江忠源说明来意：“忠源奉中堂大人之命察看象州地形，如今战场转移，忠源也得四处看看，也好回去交差，还望乌帅提供方便。”
乌兰泰道：“江兄既是为军务而来，目下并无专职，何不留下参赞戎幕？中堂大人那里由我禀知便可。”
江忠源初到前线便遇见这位满人二品大员，见他对自己礼敬有加，还想把他揽在自己帐下，便有了一见如故之感。既然乌兰泰有意留他，江忠源便痛快地答应了。他主动写信向赛尚阿报告，说他留在乌兰泰营内赞画军务。
夏历六月的天气，广西时有雨水。江忠源发现，乌兰泰冒雨出巡，不打雨伞。江忠源问他为何如此，乌兰泰说：“我等将领，应与部属同甘共苦。军士没有雨伞，我也不能打伞。”江忠源很快发现乌兰泰治军有方，善待军士，如同父兄对待子弟。这个二品大员居然从来没有余钱，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军士。江忠源在这个满人将军身上看到了值得敬重的品格，觉得留在乌大人身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江忠源只是七品文官，受到了二品武官乌兰泰的赏识。乌兰泰对这个读书人“深相倚重”，凡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江忠源也尽心出谋划策，两人合作，屡战皆捷。但是前线的三路官军步调不一，而太平军几位年轻的指挥官巧用妙计，在濒临被官军绞杀殆尽的危机时刻跳出了官军的包围圈，在突围途中大败巴清德和向荣指挥的官军，暂时废掉了他们的武功，然后分路北上，于1851年9月25日占领了永安州城。
江忠源跟随乌兰泰向北追赶，孤军独进，冒着酷暑昼夜兼程，逼近永安州城。虽然他把心思都放在战况上，但曾国藩的劝诫仍然使他难以忘怀。为什么他会如此在乎曾国藩这个理学先生呢？因为湘军史上的这位英雄本来是个浪荡书生，直到遇见了曾国藩，才走上了道德修养之途。
为了介绍湘军的开山鼻祖，这里暂且放下1851年的战事，往回穿越若干年，讲一讲江忠源的身世。
湘军史上有三个大人物都是出生在1812年，即嘉庆十七年。他们是江忠源、左宗棠和胡林翼。
江忠源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江上景是秀才，隐居教学，清贫度日。江忠源秉承父志，攻读诗书，少年时即能写一手好文章。虽然他不好八股，爱读对考试无助的实用书籍，却仍然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十五岁便考中了秀才。
虽然考上了秀才，却不是满口斯文的那一种，而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生就一副好身板，面目也很帅气，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在社会上吃得开，混了不少朋友。由于交游不慎，混到了赌徒堆里，赌瘾深种。可叹他有赌瘾而无赌运，老是输得脱下衣服去质押，得了钱又回到赌场。偶尔赢钱，便去冶游，在欢场里去找红颜知己。那些守法执礼的书生对他侧目而视，不敢与他为伍。江忠源并不在意，由着性子在社会上玩耍，一直混到二十五岁，考中举人，成为新宁一县的学霸，才走上了大运。
江忠源是清朝开国以来新宁县里的第一个举人。他的中举不仅是他本人和江家的大事，也是全县人的莫大荣耀。所以中举之后，就要进京参加会试，争取做新宁清代的第一进士。可是进京赶考这件事把他难倒了。缺的不是勇气，而是盘缠。他以前混迹于社会上，有钱便赌，赢了钱就找小姐，又讲哥们义气，忧人之忧，急人所急，手头哪里会有积蓄！遇到正经要花钱的时候，常常过不了门槛。这进京赶考又耽搁不得，没有盘缠空手也得去。父亲江上景送他上路，回家时两眼含泪，担心新宁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举人饿死在路上。好在江忠源筹到了旅费，不但没饿死，还进了京城。筹钱的办法非偷非抢，最大的可能是借了点本钱，进赌场赢了一把。也可能是以前受惠于他的人在他急需用钱时帮了他。
1838年，道光十八年，江忠源来到京城。他虽有些许盘缠，仍然是手头拮据，进京时是一副落魄相。偏偏会试落第了，心中落寞惆怅。他在京城旅社的壁上题诗一首：
劳生无计了情缘，踏遍红泥意黯然。万里关河鱼腹纸，五更风雪马头鞭。浪游燕市悲前事，小别章台感隔年。寂寂晓风残月里，选词谁唱柳屯田。
这个落拓的考生，只有在赌场和青楼才能暂时忘却烦恼。怎奈那寄存烦恼的地方都是销金之所，江举人的钱袋很快就空了。
钱袋空了还可以设法装填，最叫他伤心的是京城的秀才都不屑于跟他交往。一名公车，行为不检点，是很大的丑闻，传播必然很快，大家在远处对他指指点点，避之惟恐不及。
好在不是所有人都被世俗之见蒙住了眼，也有一两个人不是人云亦云之辈。湘人在京者，古道热肠的湘潭人欧阳兆熊早就认识江忠源，对他曾有识拔之恩，他一直认为此人今后必有建树。另有一个在京城当御史的湘潭人黎吉云，第一次看见江忠源，便说此人是个勇士，必死于战场。
这个预言在当时看来有些离谱，有几分看相术士故弄玄虚的意味。品头论足是读书人的爱好，说出来的话多半不着边际。1838年天下太平已久，鸦片战争尚未爆发，一般人都在展望可持续发展的和平。江忠源是公车而非武将，又怎么会在不打仗的年代死于战场？
何况死于战场也不是什么好前程，所以在大家眼里，江忠源仍然是个问题人物。此人豪爽直率，落拓不羁，有侠士风骨、捐躯之勇，由此令人联想到沙场猛将，如此而已。除此以外，他的价值无人欣赏，他的前程无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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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兆熊和黎吉云都不是等闲之辈，能够预见到江忠源未来的辉煌。还有一个人比这两个人更加出色，他也看好江忠源。此人便是在京做官的湘乡人曾国藩。他比江忠源年长一岁，他对江忠源不仅能够理解和欣赏，而且愿意当这个浪荡书生的老师。
1844年夏天，曾国藩进入了江忠源的生活圈子，好像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使劲拉了江忠源一把。
曾国藩是湖南籍的京官，在京城湖南人的圈子里很有面子，影响很大，接触面较广。他耳边早就有人说三道四：新宁来的那个江某又赌又嫖，千万不要理睬他。
曾国藩和黎吉云交往颇深。很可能是黎吉云的话引起了他对江忠源的注意。这一年江忠源因为打算参加会试而留居京城，跟随郭嵩焘来求见曾国藩，同行者还有新宁人刘长佑。江忠源打量眼前的这位京官，只见他身长约五尺，精神奕奕；体格雄伟，身材匀称；方肩阔胸，头大方正，额头高阔；一对小三角眼有棱有角，眸子榛色，目光平如直线，极为锐利；嘴宽唇薄，表明内在的信心和决断。
江忠源对此人肃然起敬，但他从不谨小慎微，并不拘束，宾主谈话非常活跃。几个湖南的读书人聚在一起，居然没有切磋学问，聊的都是市井琐事，不时开怀大笑。只有渊默的刘长佑话语不多。江忠源毫无掩饰，胸襟坦荡，侠气酣畅。曾国藩跟他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分别时，目送他出门，回头对郭嵩焘说：“平生未见如此人！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郭嵩焘一愣，问道：“涤兄如何知道？”
“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曾国藩回答。
江忠源的直率，也许正是曾国藩自己所缺乏的品质。人生的各种乐子，对年轻人诱惑最大。面对女人、美食和玩乐，此时的曾国藩心中也是波澜起伏，但他非但不敢放浪形骸，还要在内心做剧烈的挣扎，又到日记中拷问自己的品性。他看到江忠源能够心口如一，爱饮嗜赌，垂涎美色，并不藏掖，于是钦佩油然而生，非但能够包容，还向别人推荐。
曾国藩对江忠源的评价与黎吉云的预言异曲同工，把江忠源从世俗的评议中拔高了许多。黎吉云和曾国藩都不是信口开河的人，尽管听者不敢苟同，却在吃惊之余有几分羡慕，不知江忠源为何入了黎大人与曾大人的法眼。
在江忠源会试落第又花完了盘缠的时候，曾国藩曾将他收留于自己的宅邸，劝他回家，并答应为他提供旅费。可是江忠源知道曾国藩并不阔绰，不想为他增添负担，忽然不辞而行，曾国藩发现以后，连忙追赶上去。追到长辛店，见江忠源正在用午膳，曾国藩安慰道：“以你的才干，何愁怀才不遇？但有父母在堂，还是回去吧，落第之事，不要放在心上。”
说罢，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他。曾国藩回家后，门客问他去了哪里，曾国藩回答：“去追江岷樵，为他饯行。”
门客问道：“此人究竟有何长处，值得涤公如此费心？”
曾国藩说：“岷樵必以忠节闻名天下，诸君都比不上他，以后诸位就知道了。”
江忠源能够深深打动欧阳兆熊、黎吉云与曾国藩，当然不只是靠着几句言谈。他的侠义行为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在下第南归时，三次为友人置办灵柩归葬，为常人之所难为。这个新宁人历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哪怕典当衣物，徒步当车，也要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家。他的侠骨柔肠，对人的深刻同情和将理学准则付诸实践的笃厚之心，曾国藩都看在眼中。
进京赶考的公车是含辛茹苦的北漂一族，许多人命运不济，为前程而做的赌博，往往是用性命来下注。江忠源的同年生中竟有三人客死京师。
陕西学子邹兴如，祖籍湖南新化，算得上江忠源的老乡。此人温文尔雅，身体羸弱，江忠源对他十分照顾。邹兴如病倒在客栈，咳嗽咯血。穷书生没有仆从，无人照顾。江忠源把被子搬到他的房间和他同住，为他寻医问药，进行特级护理。但江忠源无力回天，几个月后，邹兴如病故。江忠源不忍心于死者在京的落寞，买来棺木收敛尸骨，嘱咐他的族人将遗体送归陕西。
湘乡学子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护送邓老师南归。病人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
江忠源再度进京时，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死者的故里武冈。
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和老乡的灵柩送回原籍，误了考期，在所不惜。如此的古道热肠，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这些事迹的传播，他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外省人士也以结识他为荣幸。瑕不掩瑜，他那些放纵的行为，不但没有损害他的声望，反而令人从中觉出他的豪爽。
江忠源在京师客居八年，赢得的美誉不下于做着圣贤功夫的曾国藩。江曾二人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他们助人为乐，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传闻说，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
曾国藩被江忠源的行为感动了。他既居于京官之尊位，又以自我修养见长，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想给江忠源做思想品德的导师，要求他阅读先儒的语录，用以约束言行，狠斗私心一闪念，痛压邪念一抬头。向儒学祖师早请示，晚汇报，努力改造世界观。
江忠源诚恳接受曾国藩的劝戒，开始与郭嵩焘、冯卓怀这些正人君子交往，折节读书。除了端正品行，他还钻研实用科学，仍然不屑于八股章句。
戒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赌几乎是发自人的天性，阉割本能，要下极大的决心。江忠源每次经过路边的赌摊，或者听到赌场内吆五喝六，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流连忘返。但他还是忍住了，不再参与进去。偶然到友人家，还没进门，听见里面有打牌的声音，便拖着延滞的脚步，依依不舍地离去。
不过江忠源毕竟是江忠源，不会太跟自己过不去，赌博虽是戒了，小姐还是照找不误。
江忠源后来功勋卓著，荣登高位。欧阳兆熊一直关注此人的经历，对江忠源现象做过研究。他的结论是，放荡不羁的人，不乏建立奇功者，倒是号称理学模范的人物，能建奇功者不多。
民国时期的徐凌宵兄弟用曾国藩作为例子来反驳这种说法，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曾国藩的内心何尝波澜不惊，他胸膛里也有个潘多拉盒子，只是关得比较严实而已。尽管严关死守，不时还会有小妖魔逃逸出来。
欧阳兆熊欣赏江忠源敢于流露真性情。他发现，有些人深情厚貌，小廉曲谨，往往仕途顺畅，却无军功政绩。他们的讨巧之处是做足了表面功夫。他们不必深入理学殿堂，不读《二程遗书》、《朱子大全》，不做内省之功，只须身着补丁衣，乘坐朴素的轿子去政府大院上班；亲自去市场购物，量盐数米，锱铢计较。如此便把自己树成了传统美德的标兵。前人如此走顺了仕途，后辈群起效仿，以为只须如此，便是得到了理学真传。
欧阳兆熊对伪道学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就连胡林翼也没有逃过他的针砭。他说，胡林翼本来是不蹈常轨的，后来也未能免俗。他原是一名纨绔少年，时常流露真性情，结果看到大家对理学趋之若鹜，摇身一变，变得浑身都是头巾气，去赶理学先生的时尚。然而究其根本，胡林翼之所以大有建树，在于善用权术，而非通晓理学。朴谨之士并非无能，但若单凭外表取人，就会成为流弊，不免如晋人清谈之祸。
江忠源虽然割舍不下欢场，但他确实是真心想要修养道德。他将曾国藩尊为德师，努力按照曾老师的要求去做，做到多少算多少。因此，三十岁成为他个人修养的一条分界线。他开始留心圣贤之学，言行举止大多中规中矩，犹如恂恂儒者，与往昔判若两人。他不但自我修炼，还影响了三个弟弟。
道光二十五年（1845），朝廷对参加三科会试未中的举人进行六年一次的大挑，江忠源名列二等，成绩仍然不理想，但可以当个教职官员。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他绝意于仕途，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
失意之余，江忠源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曾国藩预言江忠源将因节烈而献身，既是评价，也是鞭策，或许还是一种暗示。江忠源的生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交游广泛，与社会基层接触较多，很接地气，能够洞察社会动向。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他深有感触，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青莲教的动向。他在思考着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将会有什么作为。他不愿在辞章和科举中消耗生命，他想锻炼自己在社会上运作与执行的能力。他想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在乱世中维护社会的稳定。
7
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于1845年南归，回到家乡，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世上有两类人最怕社会动乱，一类是掌权者，另一类就是有钱人。所以遏乱于未然之中，这两类人最有积极性。江忠源身为一介草民，没有办法动员掌权者，但是在有钱人的圈子里却很有面子，因为他是新宁的第一个举人。所谓有钱人的圈子，就是地方绅士的圈子。江忠源请乡绅们出钱，由他来举办团练。乡绅邓树坤和邓新科响应最为积极。
江忠源在乡绅拥戴下成了团练的领袖，在治安方面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与乡亲们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每到月初，他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暗中采用兵法管理团丁。几个月后，他的家乡秩序井然。
团练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基层民兵组织。大致上都是由乡绅出钱，由热心人召集本乡青壮年操练，在家乡遭到侵犯时保卫桑梓。团练的实力如何，取决于执行人的能力和投入。江忠源劝了捐，拿到了办团的钱，是很卖力气的。不单是卖力，还有熟读兵书的功底，按照兵法办事，能够建立比较严密的组织，规定了一套列阵和搏杀的训练方法。所以他组建训练的团勇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比官军更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粤北和湘南属于同一个社会生态圈，活跃在广西的会党对湖南的宝庆府所辖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忠源见会党蠢蠢欲动，便以民兵首领的名义公开禁止会党活动，搜捕本地会党治罪。
江忠源建立的武装力量，三年后在实战中检验了战斗力。
1847年10月，新宁黄背峒的瑶族人雷再浩领导棒棒会的两万多人在黄背峒和滑溪等根据地部署了兵力，议定于当月26日在新宁和广西全州集结武装举行暴动，立即进攻新宁县城。新宁县令李博忽然得到线报，称雷再浩打算夺取县城。他连忙召集各乡的乡勇守城，同时把乡绅们召来商议对策。
“各位乡贤，本县获悉逆贼要来攻打县城，本县兵力不足，有劳各位回去增募乡勇，协助官军扼守要隘，配合本县杜绝县城内外往来联系，搜捕奸细。”
江忠源道：“大人不必担心。江某不才，平日里却也注重团练乡人，对付雷再浩一伙绰绰有余。”
李博道：“江兄有如此把握？”
乡绅邓树坤道：“大人，岷樵兄三年前从京城回家，便在杨溪村大办乡团。每到月初，召集各村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用正规军的办法管理团丁。几个月后，家乡就秩序井然了。”
“如此说来，江兄也懂兵法？”李博还是不大放心。
江忠源朗声说道：“忠源平日里读过几本兵书，办乡团时也有用到之处。”
乡绅邓新科道：“岷樵兄的乡团绝非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杨溪乡团组织严密，列阵搏杀都有章法。”
江忠源听到自己的行事有人赞赏，颇为激动，起身说道：“不才常对乡人说，国家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和平。新宁处在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又是大山之间，容易滋生不法之徒。官府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山区汉族和瑶族杂处，又与广西五排相连，一旦生乱，是很危险的！忠源与父老商议，跟乡人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忠源进城之前已撰得一文，阐述嘉庆初年官府剿灭川湘教匪的始末，劝谕新宁子弟不要加入会匪，免招杀身之祸。请大人散发。”
李博听了这些乡绅的话，觉得有些刺耳。他们分明在指责官府治民无方，剿匪不力。但他此刻顾不上面子了，赶紧说道：“如此甚好，就请岷樵兄将乡团调来县城，协同防守。”
江忠源说：“李大人，依忠源所见，对付雷逆，不能光是防守，还得进攻才是。大人若能召集官兵，忠源愿领乡团一起进攻黄背峒贼巢。”
1847年10月20日，雷再浩在黄背峒和滑溪等地集结会众，揭竿起事，当即将造反的汉民与瑶民组编为五营部队，雷再浩与广西的李世德任总统领。
雷再浩没有料到，官军比他行动更快。就在这一天，李博与江忠源、邓树坤、邓新科等人从新宁南乡的盆溪、肖弓湾及水西一带，率乡勇二千多人，分路进攻黄背峒。雷再浩刚刚组建好部队，就听得山口炮声隆隆。
探子来报：“官军来势汹汹，兵力不少！”雷再浩想：看样子官军是有备而来，老子不能硬拼，只好暂避锋芒了。他一声令下，会众转移到全州庄塘，与李世德会合。
李博率官兵闯入黄背峒，发现是空寨一座，气急败坏，下令放火烧寨，焚毁雷再浩的住房，缴获全部军资财物。
李博和江忠源此举把会军赶进了广西，新宁暂时已无危险。广西官军可就倒霉了，雷再浩憋着一肚子气，在广西连连攻击，大败广西官军。雷再浩在广西得了手，还是想杀回老家，便扭头向新宁进发。他对会众喊道：“攻下侯家寨，就直杀县城！”
雷再浩以为新宁官军料不到他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没想到江忠源已经算到他有这一招，毫不松懈，率领乡勇据守要隘，切断了他的供应。江忠源比雷再浩更狠，没有等到对手杀回，便主动出省向广西进击。他率领一千多名乡勇，加上几十名官军，与雷军遭遇，发生激战，相持不下。雷再浩无法返回新宁，只得折回广西的庄塘根据地，暂时占据一些村庄，以事休整。
江忠源在首次维稳作战中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进攻性，是19世纪中国军队最缺乏的作战精神。中国军队的守势作战模式，是在围城遍布全国的环境下形成的。中国的城市四周都围着城墙，从县城、州城、府城到京城都是如此，所以中国以围城之国而著称，而中国官方的军队在维稳作战中总是以守城防御为常态，攻击战和运动战的能力很少得到实战的训练。与中国相仿，欧洲到处是城堡之国。由于封建割据和战争，封建领主为了保证自己和臣民的安全，要依靠城堡来作为难以攻破的壁垒。城堡在欧洲起源很早，到了中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所以在中世纪，城堡防御也是欧洲封建军队的作战常态。但是到了14世纪，欧洲的情况变化了，城堡随着封建割据的削弱而开始衰落，欧洲的军队在野战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围城到了19世纪还是那么多，所以中国的官军还是习惯于守势作战，缺乏攻击性和机动性。如果一群人呆在一座围城里也可以称为“宅”的话，那么中国的官军可以说全都是“宅军”。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却不是“宅军”，而是活跃的军队，在初试锋芒时便表现出了大不同于官军的作战精神和作战方法，所以连机动性很强的造反军也不是他的对手。江忠源的这种作战风格先后为湘军大将王錱、李续宾、左宗棠等人继承发扬，使得以机动性见长的太平军也不得不把湘军视为劲敌。江忠源在他的第一次作战中军事风格是迅猛有力的，所以他总是比雷再浩快了一步，屡次坏了雷再浩的好事。雷再浩咬牙切齿，发出狠话：“抓到江忠源，老子要把他生吞活剥！”
雷再浩没有吓到江忠源，却吓坏了江忠源的母亲。她听说儿子树了死敌，叫人找他回家避祸。江忠源对来人笑道：“毛贼怎能害到我！”但他不愿让母亲担心，留下乡勇扼守要隘，自己返回县城协助李博守备。
新宁县城已无危险，可是雷再浩不时派特务到城里制造恐怖气氛。一天夜里，县城居民纷纷传说雷再浩已杀到城外，城里人心惶惶。江忠源知道这是谣言，顾自在县衙里安睡。不一会，乡勇抓到雷再浩手下的两名特务，绑来县衙，请知县发落。
李博说：“先关起来，听候本县讯问。”
江忠源闻讯，连忙找到李博，说：“李大人，不可！如今人心浮动，居民惊惶失措。必须立即将这二人处死，才能警示乱民不要造谣生事，否则会另生变故。”
李博不想民心浮动，下令处死两名特务，城内立刻恢复了安定。
江忠源处处当机立断，在非常时期，采用霹雳手段，不惜违反司法程序，也不按律量刑，而是轻取人命，虽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却给他挣来了“江屠夫”的恶名。曾国藩后来在长沙杀了不少人，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和江忠源的做法一脉相承。江曾二人敢于任事，不惜名声，乱世中采用重典，在中国历史上司法观念的流派中可以找到法家理论为依据，与儒家倡导的仁恕疏导之道颇为抵触，这是儒生治国用法家手段应急的事例，可见江曾二人都不拘泥于一家之见，很有点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味道。所谓菩萨心肠，雷霆手段，说的就是他们这种处事方法。
由于江忠源主动和广西官军配合作战，大大局限了雷再浩的活动范围。棒棒会虽然武力雄厚，却斗不过比正规军更有战斗力的新宁乡勇。雷再浩遇到了江忠源，是遇见了天生的对头。他感到力不从心，为了保全实力，决定把主力再次转移到五排，重建那里的根据地。
五排位于全州、新宁、城步三个州县的交界之处，群山纵横百里，四面悬崖峭壁，形势险要，易守难攻。雷再浩攻克瓜岭，进入五排，分兵占据附近各村，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他斗不过新宁的乡勇，就去捏广西官军的软柿子，一仗大捷，斩杀四十多人。雷再浩军势大振，官军望风披靡，只有江忠源的乡勇在前线支撑。
广西巡抚郑祖琛坐不住了，严令全州驻军大力防堵。湖南巡抚陆费瑔也向新宁增兵，把长宝道杨炳坤派到前线。各路官兵齐集，实力雄厚，还有副省级大员坐镇指挥。但是官军个个都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老是往后躲，打前锋的仍然是江忠源等人的乡勇。
江忠源决定对造反军各个击破，先打李世德，消灭雷再浩的广西盟军。他和邓树坤、蒋启华等人集结一千多名乡勇向广西会军据点进击。李世德部遭到袭击，猝不及防，被动挨打，三十多人被俘，其中有雷再浩的妻子蓝禾妹。李世德愤不欲生，自缢而死。
雷再浩从五排驰援不及，只得收编李世德的部属。由于根据地的大门已被官军占领，他不得不放弃五排，率部转战广西境内。一到广西，雷再浩就有了生存的机会，他第三次战败广西官军，军威重振。
官军的大官心里发虚了，杨炳坤和总兵英俊打算请调湘西劲旅镇筸兵来增援。江忠源听到消息，心想：杀鸡焉用牛刀？他对两位大员进言：“杨大人，英大人，对付雷逆游匪，何须兴师动众？外来的兵将不熟地势，倘若小有所失，翻令贼势坐大。”
杨炳坤逼问道：“新宁乡勇能否担此重任？”
这分明是要江忠源承担全部责任，江忠源并不担心，索性大包大揽，向杨炳坤打了包票。他还担心杨炳坤有顾虑，回到住处，将自己的看法形成文字。杨炳坤决定让他一试身手，按下请求援兵之事。
江忠源的性格不是大言喜功的一类，他的把握是对雷再浩的了解。他知道雷再浩修养不够，看见牛市就忘了熊市，眼下见广西官军不堪一击，就忘了新宁乡勇先前的厉害。这是他致命的软肋。果然，雷再浩的轻敌使他贸然离开根据地作战，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江忠源还未出手，他就败给了广西官军，右营大将李佳柏战死。雷再浩无法返回根据地，陷入四面楚歌。
雷再浩的会军在流动中不断遭到打击。11月22日，他们躲进董家峒，官军第二天就杀了过来。两路官军分路发起攻击，雷再浩又折损几十人，残部一千多人退到龙塘，三天后又退到咸水口。广西官军寻找了两天，又摸了过来，从东西两岸夹击，歼灭雷部一百多人。
雷再浩逃到湾底，从农民中增募兵员，兵力恢复到一千多人。他们终于开始反省失误，意识到自己的部队不善于流动作战。他们决定再度进军新宁，到八峒建立根据地。八峒是瑶民居住地区，雷再浩在这里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地山高林密，地形险阻，只要回到八峒，雷再浩就有可能东山再起。
11月29日黎明，会军趁大雾进军，从黄瓜冲分两路猛扑新宁以西的深冲峒，很快击败了扼守该地的宝庆官军与辰州官军，占据了八峒山地。他令部队赶紧挖掘堑壕，设卡自守。官军无力攻坚，只得退驻石田，与雷再浩相持。
这时候该江忠源出场了。他督率乡勇四面围逼，截断了雷再浩出兵的道路。雷再浩得不到食物，人心已经浮动。然后，江忠源收买会军头目，诱使雷再浩进攻武冈，官军于1847年12月3日在雷再浩进军路线上设伏，将会军打散，一举俘获会军的四十多名头目。第二天，江忠源派乡勇搜山，雷再浩所部一千多人投降。
江忠源求见杨炳坤，要求使用霹雳手段：“所俘逆党，其中勇猛多谋者必须处死！”
杨炳坤不以为然，只杀了其中几人，其余一律释放。江忠源叹道：“乱民已知官府息事宁人，不惧官兵军威，还会东山再起！”
江忠源的预言很快应验。雷再浩败亡后，影响还在延续，湖南南部边界不断有会党聚众起事。新宁在1849年10月爆发了李元发的起义，影响湖南和广西，激发了广西的会党起事。李元发以前是雷再浩手下的谍探，他的崛起，正是江忠源预言的死灰复燃。李元发起事的时候，江忠源已不在新宁，但李元发也碰到了天生的对手，那就是江忠源的好友刘长佑。湘南两种对立的武装力量，很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反者勇悍如虎，地方民兵凶狠似狼。虎狼之争，最后还是乡勇占了上风。
8
江忠源抓到了雷再浩，杨炳坤曾悬赏一万两银子购买雷再浩的人头。江忠源得到这笔赏金，用于修葺新宁城。从此以后，江忠源在湖南博得了通晓军事的声名，也因用武不为私利而为人称道。湖广总督裕泰将他的战功上报清廷，道光爷赏给他一顶蓝翎顶戴。道光二十九年，清廷将江忠源拣发浙江。
短短三年，江忠源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在仕途上的发迹，预示着一个书生不以进士入仕而以军功升官的时代即将到来。江忠源靠着镇压雷再浩当了七品县令，引得很多读书人羡慕，其实这和他日后升迁的速度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从1851年开始，江忠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靠着战功，由一个七品小官跨越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的十个台阶，成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也令湖南的读书人个个心痒，争相效仿。在这种意义上，江忠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但是，在1847年江忠源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并没有幻想以后的飞黄腾达，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做好一个知县。
江忠源告别父亲江上景和母亲陈太夫人进京向吏部报到，等待拣派官任。他很快就和人生导师曾国藩重逢了。
曾国藩说：“岷樵啊，新宁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上次进京，我曾跟你开玩笑说，你在家治办团练，却老不见你说的青莲会匪闹事。你却咬定说新宁早晚会出事。看来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雷再浩被你一战破了巢穴，又被你用计擒住了，你成了朝廷的功臣啊。”
江忠源恭谨地回答：“涤师谬赞，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
道光二十九年，江忠源等到了实差，奉派前往浙江。临行前，曾国藩叮嘱道：“浙抚吴大人是我的座师，品学才具令我景仰，岷樵此去，当先拜见吴大人。”
江忠源一到杭州，便去拜会巡抚吴文镕。吴文镕早已听说江忠源是个难得的贤才，还有一副少见的古道热肠，其义举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对此人不仅有好感，还有一些好奇。听说他来了，连忙将他请入书房，亲切接见。
江忠源行礼已毕，宾主坐定。吴文镕打量这个新来的下属，见他约莫三十六七岁，长身猿臂，天庭饱满，宽阔的额头衬得脸颊略显瘦削，须髯黝黑，双目奕奕有神，神情豁朗，英姿勃勃。
“早就听曾涤生说过，记得江知县是出身书香门第？”吴文镕问道。
“回大人，家父乃岁贡生，对学生教诲良多。”
“江知县兄弟几人？”
“回大人，兄弟四人，学生居长。”
“听曾涤生说，江知县曾久客京师，与曾涤生、陈岱云、郭筠仙、冯树堂等湘人友善，后来以大挑得教谕一职，却为何未留京候选，又回家乡去了？”
“学生看天下大势，盗抢之风盛行，有心实践经世之学，以保一方平安。家乡有青莲教匪，便是动乱的征兆。学生为了保卫桑梓，回家团练乡勇，密缮兵仗。不出几年，果然有雷再浩贼匪作乱。”
“新宁一役，天下皆知。江知县勇略双全，真是给读书人长了面子啊。”
“大人谬奖。学生能在大人手下当差，倍感荣幸。不知大人有何差事交办？”
“本部院正有一件要紧的差事，若非江知县这样的文武全才，恐难胜任。不知江知县是否愿意接手？”
“学生愿闻其详。”
“本省今年发大水，秀水县灾情严重，到处都是饥民，抢劫之风猖獗。本部院想派你去秀水赈灾，同时缉捕巨盗。此事若能办好，不仅是救民于水火，也了却了本部院一件心事。”
江忠源再无二话，领命来到秀水县。微服私访一圈，看到市面米价昂贵，饥民们耐饿不住，只好四处打劫。江忠源进入县衙，只见桌上案卷堆积如山。顺手翻阅，抢劫案就有二十几桩。江忠源连下几道命令，捕快四出，抓了一百多名盗贼。有一名重犯，作恶多端，百姓提起他就为之变色。江忠源说：“治乱世须用重典，一定要狠煞盗抢之风。传本县之令，将此犯关进牢笼，让他在烈日下曝晒而死。其余人犯关进大牢，暂且不问。”
盗抢的根源是饥饿。杀一儆百之后，盗抢之风有所收敛，江忠源便把全部精力投入赈灾。他想了一夜，已经有了主意。他知道大多数富豪都有矛盾的心理，既希望社会稳定，又不愿花钱来维稳。他决定做两件事来促使富豪掏腰包，第一是借神灵之威，第二是将善恶曝光。
第二天清晨，他跑到赈灾局，召集管事的绅士，邀他们一起去拜城隍神。人到齐后，他从袖子里抽出一份誓词，问道：“我带领诸位来拜城隍，在神灵之前起誓赈济灾民。宣誓过后，诸位肯不肯签名？”
绅士们一见这个架势，人人点头首肯。江忠源命人焚香燃烛，敲响钟鼓，率领一干人在神像前跪下，高声领读誓词，他念一句，绅士们跟着念一句。誓词中写道：如若不尽心尽力救灾，做了昧良心之事，请神灵惩罚，天打雷劈。
这不是一般海誓山盟的浪漫誓词，这是要命的毒誓！违背誓言，真有可能被雷劈成两半。只要绅士们发了誓，效果是不用怀疑的。果然，绅士发誓的时候，个个不寒而栗。江忠源料想，他们签署了誓言，出了城隍庙，不敢有违誓之举。
接下来就是曝光善恶了。江忠源令人制成两种匾额，一种写上“乐善好施”，另一种写上“为富不仁”。哪个绅士捐献得多，就叫人敲锣打鼓，把乐善好施匾给他送去，还给他戴上大红花。不肯捐献的，就把为富不仁匾挂在他家门上，责令地保巡视，不准取下匾额，也不许掩盖。
这两项措施虽然看上去挺斯文，其实也是劫富济贫，最得民心。围观的百姓欢声雷动，民心安定下来。
江忠源把稳了富人的脉搏。越是土豪，越怕盗抢。江忠源为了提高富豪捐款的积极性，决定最大力度保护豪捐的大户，给他们发放禁抢告示贴在门口。上面写道：此户踊跃捐款救灾，若有人胆敢来此抢劫，一律处以站笼晒毙之刑。
站笼晒毙太可怕了，谁敢以身犯难？江知县的乐善好施匾成了护身符，土豪踊跃购买。江忠源到任短短几天，未费多少周折，赈灾局就收到了十多万两银子的捐款。有钱人家既做了善事，又能得到保护，何乐不为！他们知道这个湖南来的江知县使的是雷霆手段，说得到做得到，便抢着争要县府的禁抢告示，在家门口贴一张护家符。
江忠源又怕收到的捐款被贪官劣绅放进自己的腰包。他乘船到各处查核饥民人数，分段汇编成册，交给捐赈的绅士，让他们自行按册发给粮款，每五天向县里汇报一次，以供查核。所有的钱粮一律不交给政府，官员和绅董都不许染指，杜绝了贪污的渠道。
江忠源的办法太好了，好到给其他县份添了乱。他办的事情传到嘉兴县，百姓哗然，对县太爷说：“大人为什么不学学江青天，也来救救我们，反而鱼肉百姓？”大家一窝蜂似的涌向县衙，又打又砸，气势汹汹。知府隆锡堂亲自前往弹压，还是无法制止。无奈之下，只得把江忠源叫去做安抚工作，事情才告平息。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跟幕友商量如何处置县牢里关押的一百多名人犯。大家见识过江知县站笼晒毙的刑罚，受了他的感染，不是主张斩首就是主张绞刑，至少也要充军或是流放。
江忠源说：“他们都是可怜人，饿得撑不住了，才敢以身试法。一律打几棍子，都放回去吧。也用不着一一审理，总的造个册子上报就行了。”
幕友说：“江大人先严后宽，哪有这样宽纵的道理？大人难道不怕上峰驳回？”
江忠源说：“先严后宽是策略嘛。一开始不严，压不下去啊。现在治安好转，就不用那么严了。吴中丞那里，我去找他说说。”他风风火火地赶到杭州，跑进巡抚衙门，向巡抚当面陈情。吴文镕非但首肯，还夸赞道：“江知县，你杀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一百多人的性命，功德无量啊。本部院要通令全省：对待盗抢人犯，一律照秀水江县令的办法办理。”
江忠源在秀水的司法举措与他在新宁的主张有所不同了，既有严打，又有从轻发落，可谓宽严相济。新宁是有组织的造反，秀水是饥民暴乱，他对两者在处置上有所区别。官僚政治的随意性使他能够挥洒自如，灵活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使治安回归正常。而秀水的处置办法更能体现他的悲悯之情。
灾后的重建考验了江忠源施政的能力。洪水退后，已到秋天，田地里略有收获，聊供饥民果腹。江忠源下令：本县一概免征农业税。江浙州县的征税官员素来欺善怕恶，弄得民不聊生，江忠源把赋税一免，官员贪腐无门，百姓万众欢腾。百姓渡过了难关，但县府和他私人亏欠了上万两银子，给后任留下了一大截亏空，江忠源认为亏官不亏民，是划算的事情。
灾后的耕种困难重重，秀水县地势低洼，积水排泄不了，无法补种粮食。江忠源到郊野巡视，发现较高的地面没有被水，便劝说农民补种杂粮。浙江西部盛行养蚕，可惜水灾之后桑树大多枯槁。江忠源从《农桑集要》等书籍中找到补救的办法，写成《补救六条》，告示百姓。
灾民流亡在外，田地缺人耕种。江忠源将流浪者召回，禁止游手好闲，惩治奸猾刁民。他发现秀水的民风是穷地方好摆阔气，恶习难改。若要提倡节俭，空喊几句口号是不行的。他又想到一个绝招，令人张贴告示，广告百姓：本县令每天只花六十四文钱。知县带头，民间不再以勤俭寒酸为耻。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完全稳定。
这时丽水知县在任上去世，士民禀报吴文镕，请求委任江忠源代理知县，吴文镕奏报朝廷，道光爷将他补授丽水县令。
江忠源官职卑微，战功和政绩却引人注目。咸丰即位之后，下诏求贤，吴文镕向朝廷举荐这位芝麻官。曾国藩也上疏举荐。咸丰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颇为重视，命他来部引见。
然而，曾国藩举荐江忠源引起了朝中的议论。曾国藩是礼部侍郎，中央政府的部臣，举荐地方官员，有私结朋党之嫌。浙江布政使汪本铨起了疑心，以为其中有什么暗箱操作。亏得武进人赵振祚路过杭州，将秀水绅士赞扬江忠源的一首诗念给汪本铨听了，汪某才解除了疑虑。
江忠源仕途升迁有望，正要进京觐见皇上，不料海塘决口。吴文镕上疏请留，派他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四个月后，海塘工程完毕，江忠源可以进京了，没想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哀恸之下，他呕出几升鲜血，一病不起。
恰在此时，李元发攻占了新宁城，谣传江忠源全家已被会军杀死。曾国藩听说此事，不知虚实，但他想，即便此系谣言，但会党寻仇，为害江忠源一家，极有可能，不能不防。他连忙给江忠源写信，劝他弃官回家救人。其实李元发不久便撤离了新宁县城，江家并无损害。可是江忠源在信息未通之时，且忧且愤，不知所措，病情加重，无医能治。
浙江有位名医能治绝症，只是索金太高，轻易不肯出手。秀水人听说江知县在杭州病入膏肓，结伴来求名医，请他赶紧去杭州治病救人。大家凑齐了医药费，没料到那位以爱财出名的回春妙手笑道：“给江公看病，谁还好意思要钱？”他当下雇了一条船赶到杭州，日夜为江忠源把脉问诊，开具处方，一切在所不惜。恰好新宁杨溪村有信寄到，江忠源得知母亲平安无恙，心火去了几分，病情渐渐好转，名医才告辞而去。
江忠源健康有了起色，便要回家为父亲奔丧。秀水人争着凑钱给他做盘缠，江忠源恳切辞谢。吴文镕听到此事，感叹道：‘像江县令这样的贤官，怎么可以让他穷到没有钱回家，回了家又没钱埋葬父亲呢？”正巧，吴文镕奉调云贵总督，他从浙江的官库里以云贵总督的名义借支五百两养廉银交给江忠源，叫他不要推辞。汪本铨也送给他一千两银子。江忠源感激他们的一片至诚至爱，哭泣着收下了，往家里赶去。
江忠源回到家乡，刚刚埋葬了父亲，就听说广西的战乱愈演愈烈。因此，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江忠源所在的位置，就在距离洪秀全太平军不远的新宁。
江忠源当时的处境决定了他只要墨絰从戎，就能继续以武力为朝廷效力，把湖南的乡勇带出省界，带到战火纷飞的广西。
9
曾国藩预言了江忠源的崛起，这个预言在1851年开始实现。江忠源本人的预言也是正确的。中国在1851年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内战。
江忠源一展身手的机会到来了。他是这个时代的人才，因为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讲完了江忠源的生平，现在向前穿越，回到1851年的战争之中。
且说太平军从新墟和紫金山突围以后，江忠源跟随乌兰泰向北追赶，孤军独进，冒着酷暑昼夜兼程，逼近永安州城。
乌兰泰急于探明敌军行踪，跟踪追击。他听从江忠源的劝告，派出大批哨探，得知敌军已到藤县的太平墟，很可能北上永安。乌兰泰决定从山上绕路到北面堵截。9月23日拔营前进，得知有翻山小路可通永安，边开路边行军，行走七十多里，抵达豆田，又翻山越岭来到马林市。9月25日进入二江峡、藤洞峡等处，越过了六梅岭。上午9点，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匹快马疾驰飞来。来人是永安州的衙役，翻身下马，跪在乌兰泰跟前：“启禀大人，州城被围，知州吴大人请都统大人救急。”
乌兰泰二话不说，催队急行。第二天赶到夏宜村，正在造饭，探子来报：永安州已于昨日被敌军攻破。永安州兵力单薄，代理知州吴江指挥守城，坚守了三天，被敌军攻入，文武官员全部阵亡。
乌兰泰不等各部到齐，率领已到部队前进，抵达离州城十多里的文墟，听说城外的水窦还有敌军据守。连忙下令赶筑营垒，一面派人前探敌情。几个时辰后，探子回报：敌军占据了州城，以及城外的莫家村、卫龙村和水窦村等处。乌兰泰部连续行军三百多里，马匹已经累倒，乌兰泰和江忠源都要每天徒步行走二三十里，兵卒就更不用说了。将士体力实在难以支撑，只能让部队休整几天。
乌兰泰沉沉睡去，头等侍卫开隆阿和江忠源强打精神料理营务，派人前往桂林，向赛钦差禀报军情。由于乌兰泰部走的是山路，第二天炮械还未赶到，部队无法投入作战。
9月28日，乌兰泰恢复了体力，急不能待，不等炮械到来，便领兵向永安州城前进。行至佛子村，距水窦仅八九里，听说水窦有一千多名敌军驻守。江忠源说：“全军去攻州城，恐怕水窦逆贼抄我后路。大人不妨留下几百兵力，由经文岱大人和我带队，在此村后岭驻扎，以防水窦之敌。”
乌兰泰说：“此计甚好，可无后患之忧。”
安排妥当后，乌兰泰、开隆阿和总兵秦定三率兵前进，行至佛子村中间，忽见八九百名敌军从圝岭蜂拥而来。江忠源领兵抵挡，将敌军击退，乘胜追过圝岭。城内太平军闻警，派兵救援，水窦太平军也赶来增援，共有二千多人，从两旁抄袭。江忠源指挥若定，将抄出之敌击败，直追至永安南关。太平军撤入城中踞守。这一仗，先后毙敌七八百人，俘虏十一人。乌兰泰目睹江忠源的身手，对身边的开隆阿赞道：“江岷樵不仅多谋，领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开隆阿哼了一声，并不答言，满脸不忿之色。此人官居正三品，擅长骑射，在马上发枪射箭无不命中，曾经射杀十几头老虎，在军中有“打虎将”的称号，深得乌兰泰和军士的好评。江忠源一到军营就抢了他的风头，令他心中十分不快。还记得这个七品小官初次见他时只是一揖而过，并未给他充分的尊重。因此，每当听见乌大人夸赞这个湖南人，他心中就不服气。
乌兰泰微微一笑，也不跟他理论。他想，终有一天，开隆阿会懂得江忠源的价值。
直到9月下旬、10月上旬为止，开到永安州城外面的官军仍然只有乌兰泰一部。乌兰泰和江忠源等人在永安城外孤军作战。9月30日，部队开到圝岭。乌兰泰查看地势，此处共有三座山峰，圝岭居中，又名秀才岭。此岭以北十几里处有个莫家村，遥见村内驻有敌军。乌兰泰令副将和福带兵在松岭后埋伏，令开隆阿带兵驰往新村，秦定三等人随同接应。
太平军得知官军占据了秀才岭，从各处出动迎战。乌兰泰率部主动出击，击毙太平军红衣黄帽的中级将领。太平军群龙无首，阵势大乱。官军趁势渡过蒙江，追杀到永安城下。守军关闭城门，败军无法退入，多被官军杀死。乌兰泰大获全胜，收兵返回秀才岭。
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见官军两次冲到城下，便亲自视察，找出外围阵地的纰漏，令部队连夜在各要隘赶造木垒炮台，加固阵地。
10月5日，乌兰泰尚未等到援兵，但他不愿无所作为。他决定利用秀才岭一线的地势打伏击。他向敌军显示大帅所在，预埋地雷，诱敌深入。诱敌之兵出动之后，太平军五六千人分路攻扑，乌兰泰的左右营皆退。太平军争相扑来，都想拔掉官军大帅的红盖。他们接近秀才岭时，官军火机忽发，地雷爆炸，天崩地裂，太平军死伤惨重。官军大队从岭后突出，枪炮齐发，杀毙二三百人。太平军仍然退归木寨。
太平天国臣相秦日纲从水窦派出一千多人，企图乘虚攻扑官军营垒，乌兰泰的东面伏兵杀出，将太平军击败。官军抓到大批俘虏。从此太平军一见乌兰泰的旗帜就不敢靠近城边。
钦差赛尚阿眼下唯一的指望是乌兰泰。但是乌军独力连续作战，部队更需休整。秀才岭一战之后，乌兰泰让部队休整了七天。他派人送信给北路官军指挥，邀他们于10月14日一同进攻太平天国第七号人物秦日纲镇守的水窦。这次进攻如期发动，但遭到太平军顽强抵抗，仍然未能取得很大的进展。
太平军在水窦和莫家村的两处军营驻扎的都是精锐部队，火力配备也很精良。古今中外的军事观察家认为，太平军早期的武器装备比官军占了优势。他们信奉洋教，与洋人接触颇多，又由于起事之地在广西，可以通过两广沿海地区向洋人购得先进武器。这给兵器决胜论者提供了一个实证，认为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冲出广西，从湖南一直打到金陵，官军无法阻挡，是因为武器装备占了上风。清军绿营与旗营贪生怕死，军官腐败无能，加上兵力调配混乱，指挥机制落后，在武器装备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战斗力。
在对永安州城的攻坚战中，乌兰泰虽在外围打了四次胜仗，但因攻城器械不足，兵力单薄的困难更加突出。由于没有部队接应，乌军攻破了水窦也分不出兵力防守，所以乌兰泰只好放弃已经攻占的水窦堡垒。
江忠源见乌军孤军奋战，对向荣拥兵自重的做法气愤不过，对乌兰泰说：“向军门相隔一百多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时日，究竟是胆小不敢进兵，还是什么原因？若非乌帅兼程追击，四战皆捷，大挫贼锋，省城恐怕已落入贼手了！”
乌兰泰说：“向荣倚老卖老，以为朝廷拿他没法子。我早已不指望他出力，只望朝廷能多给我兵力，我也能攻下永安！”
江忠源道：“乌帅不要想得太简单。逆贼踞守永安州城及城外之东平、莫家村、水窦各处，与城中互为犄角。欲复州城，必先拔除城外据点。而城外各村都占了有利地势，逆贼经营已久，深沟高垒，守备极其完固。我军兵与勇关系紧张，兵与将互不熟悉，将与将又互不服气。我无合力致死之心，贼有凭险负隅之势。虽现调各省兵勇不下四万多人，有才干的官员未尝不会打胜仗，也只是杀贼数百名或一千多名。然而逆贼焚掠裹挟，愈杀愈多，官军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以忠源愚见，用现在这些兵力攻打守城之贼，至少要四个月才能成功！”
乌兰泰和江忠源在永安州城下心急如焚，赛尚阿也在桂林坐立不安。永安州失守的军报送达北京之后，赛尚阿只接到一道简短而严厉的圣谕，字字威慑，令他感到冷气钻心：
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歼旃，勿令一名兔脱。至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潜逃，严密防范，若有首逆未能擒获，只杀余匪以塞责，朕惟知将赛尚阿重惩不贷。懔之。
内阁接到的上谕是：
此次巴清德、向荣军械损失，未能即刻进剿，以致贼匪分窜，咎实难辞。巴清德向荣均着摘去顶戴，拔去花翎，带罪自效。赛尚阿调度失宜，亦着交部议处。
赛尚阿现在后悔自告奋勇来广西督战了。这里真不是适合官军作战的地方。部队长期呆在湿热窒闷的空气里，运动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随时可能被敌军火力所吞噬。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不容易。一些部队作战经年，胜败无常，而一旦吃了大败仗，士气很难恢复。将士大多疲乏不堪，现在杀鸡给猴看，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兵添饷，统归乌兰泰指挥作战。
赛尚阿为了给前线将士做出表率，力挽败局，决定亲自走出桂林，南移一百多里，坐镇阳朔，靠近前线指挥。他在临桂附近各支团练中挑选出二千名精壮，增募五百名乡勇，加上二百名京兵，以及新调的一千名湖南兵和五百名湖北兵，携带大炮，一起开往阳朔。
这一天，江忠源接到曾国藩的来信，战斗结束才拆开一阅。他看了几行，不禁泪如泉涌。这个新宁人是铁打一般的汉子，可是曾国藩信上的几句话令他惭愧不安，又有满腹委屈。曾国藩说，既然你应诏出山是为了忠于君主，那么不受荣衔才能保全孝节，事后的一切提拔奖赏都要辞去。
对于乌兰泰的保荐，江忠源确实是极力推辞了，他何尝不想按照曾老师的指点，做到忠孝两全？可是乌兰泰已经悄悄出奏，如同覆水难收。在新墟和草村等地的战斗中，官军迭次获胜，都有他的功劳。经赛尚阿保奏，皇上赏他头戴花翎，待服阙后免发原省，归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选。接着经吏部讨论，改由外补签掣陕西。
奖赏已经颁发了，木已成舟，他该怎么办呢？难道现在就告病归去？可是赛钦差和乌都统对他礼敬有加，诚挚相待，深相倚重，突然离去，又怎能对得起他们的知己之谊？既然已经得到保荐，升了官职，又怎么好意思逃离战场？叫他怎么开得了口？
江忠源顾不得夜深，去到乌兰泰的营帐，把曾国藩的信给他看了，说道：“涤生师此言，令忠源惶悚无似。此处军务结束后，恳求乌大人不再保举，忠源方敢留营。乌大人若不答应，忠源即日整理行装回家。即便如此，忠源大节已亏，终究做不成完人了！既已失之东隅，只盼收之桑榆。”
乌兰泰见他说得如此严重，虽然有些不解，还是答应了他提的条件，江忠源便同意留在军营。
江忠源又道：“我军东路空虚，乌帅还得请求增兵东路。”
乌兰泰道：“增兵之事，我已多次禀报赛相，只可惜如石沉大海。”
江忠源多次劝说前线总指挥增兵东路，仿佛他已预见到后来的古东之败，但他人微言轻，乌兰泰爱莫能助，所以官军在永安的失败已经注定。
10
1851年11月4日，官军终于将永安州城团团围住，对之发起了迟来的总攻。巴清德的北路部队进攻州城，分队诱敌，三次毙敌二百多名。乌兰泰在同一天进攻南路，太平军坚壁不出，双方以炮战告终。8日和11日，南北两路官兵又发起了攻击，但仍然未能扫除永安的外围工事。
太平军首领分住水窦、莫家村等处，并非全部聚集在城内。他们将辎重船只顺流驶入蒙江，随时可能南逃。赛尚阿令新募的潮勇行抵梧州时，遇有敌船，即行截击。
官军未能突破外围防线。乌兰泰总是跟江忠源叹息兵力不够。江忠源多次为他撰写报告，向赛尚阿请求增兵，如同石沉大海。11月下旬，乌兰泰把江忠源找来，说：“岷樵，常听你谈起楚勇善战，尤其擅长山地攻击，我想招募一批楚勇，不知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江忠源道：“楚勇是否能战，忠源并不知情，但忠源家乡的新宁乡勇对付李元发颇为敢战。若乌帅不弃，忠源可令舍弟招募数百人前来。”
乌兰泰说：“如此甚好！就有劳岷樵兄了。”
江忠源立刻写信回家，叫三弟江忠淑招募楚勇前来广西。他还说，一定要请刘长佑一同前来。
与此同时，官军又对永安州城发动了一次南北会攻，仍然没有进展。不过，新招的潮勇陆续抵达永安城外，乌兰泰的兵力得到补充。
12月10日，乌兰泰再次对水窦村发起攻击，南北对攻，仍未达到预期效果，乌兰泰到阳朔参见赛尚阿，请求重新部署兵力。他于两天后回到永安，一见江忠源，便气呼呼地说道：“向荣有意迁延避战，赛中堂竟然还对他敬若上宾，岂不令人寒心！”
江忠源问道：“乌帅见到向军门了？”
“见了！那向荣与中堂并排而坐，让我坐在下首。哼！若是败军之将都是这般供着，这仗还怎么打下去？”
江忠源道：“乌帅息怒，想是赛中堂正在劝说向军门领兵前来，也未可知。如今大敌当前，一将难求，向军门既已革职，仍留军中，朝廷还是指望他出力的。若是将帅不和，官军难有胜算。向军门居功自傲，颇像古代赵国的大将廉颇，乌帅为了国家大局，何不学一学蔺相如，暂且委曲求全呢？”
江忠源给乌兰泰讲了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乌兰泰有所领悟，不再为此事生气。江忠源又劝他修书与向荣讲和。乌兰泰说：“岷樵所言虽然在理，但那向荣恐怕没有负荆请罪的雅量，这个信，乌某不写也罢了。”江忠源又写信给向荣，语气非常恭敬，希望大帅和衷共济，但向荣并无反应。江忠源对向荣大为失望。
这时，江忠源的三弟江忠淑带着五百名楚勇来到永安城外。江氏兄弟此举开创了湖南乡勇出省作战的先例，为后继者指明了一条道路。不过刘长佑未随楚勇前来。他托江忠淑给江忠源带来一封信，说他要为双亲守孝，无法出山。江忠源能够体谅刘长佑的心情，知道这位朋友碍于名节所关，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新宁乡勇虽然在湘南颇负威名，但他们在广西的登场没有得到隆重的欢迎与喝彩。官军将领一见这些乡勇，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湖南的乡下人衣着土朴，颈项干瘦，不像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些将领碍着江忠源的面子不便明说，但心里却在嘀咕：罢了，这些人只能为官军大部队凑凑人头。
江忠源没有分辩。他要让事实讲话。新宁乡勇加入官军的序列，很快就令官军将领刮目相看。他们首先显示了严明的纪律，从不骚扰百姓，与官军各部形成鲜明的对比。
江忠源没有夸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毕竟，是骡子是马，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江忠源令新宁勇逼近太平军扎营，五百战士无一畏怯。但他们的外表跟刚毅的精神不相配。他们身穿补丁衣，脚蹬草鞋，个头矮小。不仅绿营官兵私下里讥笑他们，连起于乡野的太平军也看不起这些刚入伍的乡勇，以为他们不堪一击。太平军欺负他们立足未稳，迅速发起攻击，想把新宁勇一举击溃。
新宁勇的指挥官是杰出的江忠源。他按兵不动，命令部队沉住气，在营垒中守候。太平军认为新宁勇胆怯，不敢迎战，放胆冲上前去。等到太平军逼近濠堑，距离不过一丈多的时候，江忠源喝令出击，壁垒大开，新宁勇列阵冲杀，势如破竹，首先是枪炮齐射，接着是军士冲锋，刀矛砍刺，斩杀几百名太平军。这种战法令太平军大吃一惊。他们跟绿营官兵作战，看够了对手的贪生怕死。往往是太平军还在很远的地方，绿营部队就乱放枪炮，太平军接近时，绿营便竞相弃械逃跑。这些从新宁来的乡下人不怕死，技击有方，和绿营有天壤之别，太平军自认不是他们的对手。结果是，几仗下来，令官军将领大开眼界。江忠淑水土不服，时患腹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宁勇也从未退缩。
永安城下，新宁勇出省作战大有斩获，江氏兄弟屡立战功，江忠源十六岁的族弟江忠信冲锋在前，被提拔为六品千总。江忠源本人在短短几个月内跃升四级，从七品升为五品同知，真是推都推不掉的官运。咸丰皇帝对于立下军功的人才格外拔擢，在江氏兄弟身上得到了映证。湖南那些自负有经世之才的读书人渴望见用于世，怎么会看不懂清廷的用意？
乌兰泰就是这么赤忱，新宁勇的胜利令他十分激动，他搓着手掌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不起新宁勇，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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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泰于1851年12月下旬再次对水窦发起攻势，焚烧敌营，搜获敌军铸炮锅具。各路官军合力追杀，先后毙敌五六百名。
在这次战斗中，“打虎将”开隆阿冲锋在前，只带着十几人，遇到埋伏，陷入重围，子弹没了，箭囊也要空了，十分危急。江忠源在望台上指挥作战，见官军前锋深陷绝境，他知道开隆阿打仗总爱冲在前面，大惊道：“被包围的一定是开公。我军岂能失去这员大将！”他几步跑下望台，翻身上马，策马急驰，杀入围中，冒着枪炮矢石，将开隆阿救出重围，两人并辔而还。
回到营内，开隆阿下马拜道：“江君救了我开隆阿一命！开某惭愧啊！”
江忠源将他扶起，两人握手言欢，畅饮开怀，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官军的另一名大帅向荣经过赛钦差的一番劝导，决定不再养病，于12月29日移营永安以北的渟亭，打算配合南路的攻势，从北路攻击永安。咸丰皇帝对向荣表现得非常宽宏，赏给他三品顶戴，令他迅速出兵进攻。
当官军的二帅在永安城南北就位的时候，城内的太平天国政权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永安建制”。这是太平军自9月25日攻占永安州城以后最大的军政建树，是永安（今蒙山）这座城市永远都会纪念的事件。
永安建制的结果是，三十七岁的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以太平王之尊，为他的追随者封王拜相。二十八岁的广西桂平人杨秀清受封为东王，三十一岁的广西武宣人萧朝贵受封为西王，二十九岁的广东花县人冯云山受封为南王，二十八岁的广西桂平人韦昌辉受封为北王，二十岁的广西贵县人石达开受封为翼王。三十岁的广西桂平人秦日纲和三十五岁的广西平南人胡以晃等人，分别被任命为天官正丞相与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是江忠源的劲敌，日后江忠源将在安徽的庐州丧身于他指挥的攻击之下。
这时候，广西的二十多支造反军大多数都被长沙人劳崇光所率领的清军消灭，只剩下洪秀全的太平军。但这支孤军越战越强，以至于“永安建制”，打出了国号，自成另一政府，要将大清王朝取而代之。
显然，太平天国的高层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集团，而且是由广东人和广西人所主宰的。如果他们真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战，并且能够精诚团结，天下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包括湘军在内，能够阻止他们取得为清廷所把持的中国政权。
永安建制和官军大帅南北夹峙，为1851的湘军史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