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善本金融：理论内涵与推进逻辑
善本金融理论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也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时代要求。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再次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单纯以经济价值作为对金融工作的考量，必须从社会价值视角反思现有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重新审视金融的定位和功能。
善本金融提出的背景
1.从理论层面看，现有金融理论以西方金融理论为指导，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
西方金融理论强调资本营利性，忽视了金融的功能性，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和金融资本控制社会。西方金融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从哲学和伦理意义上也被称为“人性自私论”，即每个市场主体在“利己”之心驱动下实现自身所掌握的资本所带来的价值或福利最大化。可见，资本是西方金融理论的关键要素和主要叙事对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资本自身无所谓善恶，作为生产要素时更多呈现出适应生产力的“善”的方面，但作为生产关系时则会过于强化资本的营利属性，并容易滋生“恶”的方面，演变为“金钱至上”观。尤其是西方金融资本形成后，大量社会财富以金融资产形式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手中，按照金融资本的逻辑独立运动。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几乎成为必然，并逐步控制西方社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放任资本自由，资本将不可避免地按照其意志重塑社会，其间必然涌现大量过度贪婪和非理性的现象；众多贪婪个体共振创造出巨大社会产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西方金融理论强调自由主义，忽视了政府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必要作用，导致经济金融动荡。自由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金融思想的共识和“底色”。例如亚当·斯密以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用“看不见的手”论述自由市场的合理性。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则依托边际效用、完全竞争等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论证自由竞争会形成资源最优配置，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最为完美无缺。卢卡斯和哈耶克全面否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更极端地强调完全的自由市场。西方金融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为资本冲破束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但其过度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而不重视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例如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2.从实践层面看，现有金融业发展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在西方社会，华尔街金融带来固化社会、控制政治等深刻问题。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金融资本在重塑社会中呈现了融合性、同化性、进攻性与对社会的塑造性四大特性。金融资本的四大特性，使得资本天然会固化社会，加速阶级阶层板结化，并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产阶级越来越强势，国家治理中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与制度安排权越来越大。在西方国家，资本一直试图控制政治，并往往能够控制政治。当资本控制了政治以后，就会高同化、高融合、高进攻性地侵入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将整个系统改造成有利于资本扩张、资本获利、资产阶级的单向自我增强系统，而且这个改造几乎不可逆转、不可减速和不可遏制。
从我国来看，过去的金融业发展也存在种种金融乱象。一段时间里，在西方金融理论的引导下，我国金融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对金融业的考核以规模、利润和业务竞争力等指标为主，把营利放在突出位置，这样过度强调金融的产业属性，弱化金融服务社会的功能属性，从而导致在金融服务中出现“釜底抽薪”、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等怪象，存在经济金融风险隐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另外，与西方类似，在我国也出现了逐利性驱动下资本的无序扩张，资本控制金融牌照或利用金融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加高杠杆、信息垄断、监管套利，在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巧取豪夺，甚至在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利用复杂资本结构实施经营垄断、数据垄断等个别现象，给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了重大隐患。
3.从价值取向看，现有金融机构发展对金融的社会价值重视不够
伴随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部分金融机构在发展中过度强调股东利益至上，忽略金融的社会价值，导致唯利主义的错误思想。股东利益至上的核心聚焦于企业内部的利润最大化和剩余索取权问题，认为必须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首位。从企业资本来源看，私人企业追求利润和投资者价值最大化尚可理解，而国有企业除了要实现股东利益，还要主动配合国家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需要，尤其是具有特殊属性的金融企业，更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功能，包括落实国家经济金融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等。在股东利益至上论的引导下，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企业出现了一些“金融精英论”、唯规模论、唯利主义等错误思想。
4.从金融服务模式看，现有金融服务模式与企业需求不够匹配
金融服务多以完成指标为导向，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展开。部分银行客户经理由于指标压力，对政府项目、国有企业抢着服务、过度服务，形成很多无效、低效供给；大型民企也存在过度负债的问题，在间接融资市场所受融资约束相对较小，具有过度融资的便利和冲动，更容易形成高负债型财务结构。而有些银行对处于成长期、亟须融资的企业授信时则顾虑较多，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没有被主流金融服务所覆盖。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很多金融部门仍然从机构经营角度出发开展服务，而不是真正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这使得金融的资源配置发生扭曲，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不匹配，从而降低全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企业综合化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随着企业发展从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向多跨协同的经营模式转变，从单一的点式发展向产业链供应链的链式发展转变，其金融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融资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强烈。同时，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也需要多元化金融服务。但当前大部分金融机构仍以牌照为中心开展专项服务，客户的综合化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虽按“全能银行”模式获取了各类金融牌照，但在多元化经营中仍以各牌照为边界，并未通过整合而真正形成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更难获取多元化牌照以提供综合服务，从而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5.从发展目标来看，金融强国目标要求创立中国特色金融理论
金融强国要求金融理论凸显政治性和人民性。金融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政治。在新时代，金融强国正是关乎政治的集中体现。这要求金融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践行政治性和人民性，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幕已经拉开的背景下，面对西方主流金融理论在我国出现的“水土不服”、对经济的解释力度和政策指导力度越来越弱等情况，探索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已刻不容缓，要更好地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理论支撑。
金融强国要求金融理论解决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党的二十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金融“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本质上就是要求在更核心的金融层面助力解决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创新的具体要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为破解这一矛盾，开展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场景。
善本金融的内涵
1.善本金融的提出
从社会价值视角审视金融的功能价值，我们首先提出的就是金融向善的逻辑。向善是矫正，是目标，也是作用向度的回归。“善本金融”在此基础上立论，金融不只是向善，而且要以善为本，强调的是初心，是出发点的清晰。其中的基本逻辑首先是确立金融的服务功能为第一性，把营利性放在第二性上，保证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基点；其次把“善”的基因嵌入金融服务价值维度，矫正金融的放大功能，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抑恶扬善”的金融评价体系，推动金融从社会价值向度发挥作用；最后以金融的现代性、工具性、基础保障性为依托，推动资本向善、科技向善、员工向善，进而社会向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新范式。
所谓“善本”，就是以善为本，属于哲学范畴。在哲学体系里，善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向善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永恒追求。以善为本，是初心坚定，更是使命高远。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站位，明确金融功能定位，在经济金融之上，从政治社会的视角重塑金融价值，并由此确立金融与社会进步同向发力的理论体系。
2.善本金融的内涵
第一，金融回归本源，确立服务功能为第一性。探究金融的本质，离不开对金融发展史的反思。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工具，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助推器，其本身也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资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阶段，与此相对应，金融也经历了从“信贷”到“信用”再到金融资本的发展历程。在商业资本阶段，资本利用“信贷”工具克服了财富的地理限制，形成早期的信贷制度和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大量闲散资金积聚成为雄厚的商业资本，通过商业贸易甚至暴力掠夺获得更多财富。在产业资本阶段，资本利用“信用”工具克服了资本总量和价值增值的限制，通过在时间上对商品的出售和商品的货款回收进行分离，“信用”随之产生，其本质是对社会资本的集中与再分配，从而赋予产业资本家在一定界限内支配他人资本、财产和劳动的权利，但信用过度使用会导致无序竞争和生产过剩。在金融资本阶段，随着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的兴起，金融资本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实现了信用的无限扩张，产业资本的运行逻辑逐渐被金融思维所主导，其资本扩张不再取决于产业的自身循环，而是取决于融资能力。由此，金融在实体经济之外打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会因过度使用“影子银行”而导致真实的经济运行被金融“架空”，从而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结合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可以看到，金融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逐步从实体经济中不断分离的历史，也是一部由从属于实体经济，不断走向主导，然后控制实体经济的历史。从社会发展视角不难发现，金融一开始就具备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和自身作为产业的营利性（产业性）的双重特性。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其营利性不断强化，逐步成为控制、主导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哲学上有第一性第二性的概念，第一性是根源、是基础，具有先天性；第二性是派生、是衍生，具有后发性。以此来看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服务功能是第一性的，营利性是第二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发展史是金融服务功能第一性不断迷失的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华尔街现象”。金融回归初心、回归本源，正是现代金融理论需要反思和重构的内容，确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第一性，就确立了金融评价的社会价值视角。
第二，以“善本”原则导正金融放大功能。现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大多能在金融里找到根由或踪迹，而且往往是没有坚持金融以善为本的结果。在西方，金融资本成为控制社会和收割财富的工具，引发一系列经济动荡、金融危机。资本无序扩张的背后是金融偏离了社会价值考量维度，究其根源在于金融服务的立场出了问题。金融作为现代工具，从其本身的属性来看是中性的，但金融服务的对象有善恶，尤其是金融先天具有放大功能，服务善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正的能量，服务恶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恶的危害。因此，金融必须确立起“善本”的原则，认真考量金融应当为哪些群体服务、金融资源应当投放到哪些领域、金融专业工具应当鼓励和赋能哪些经济行为。“善本金融”的提出，就是要把“善”作为金融服务的基因，以“善本”原则导正金融的放大功能，服务于善的主体、善的领域、善的行为，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要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人民金融素养，实现中国特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践行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要触及深处，落实到行动上。历史证明，评判金融工作的好坏，要看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是在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形成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根基。
金融的政治性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决防止金融资本控制社会。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对金融工作把关定向，这是金融第一位的“善”。坚持党的领导，意味着金融要以服务国家中心大局和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为有责任担当的好企业服务赋能，坚决摒弃西方的华尔街金融之路，避免成为资本“收割韭菜”、控制社会的工具。
金融的人民性要求增进民生福祉，突出金融的基础性、保障性功能。其最本质的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回归到助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的定位。重点是建立健全满足各个层次特别是中老年龄、中低收入、中低受教育人群的财富产品和服务体系，完善面向小微企业的高效融资体系，搭建线上线下的金融服务体系，还要提高人民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实现基础性、保障性金融服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善本金融的理论基础
善本金融理论不仅来源于对西方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的反思，也根植于中、西方先进的经济社会理论。
1.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
该理论为科学认识金融资本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法论和价值立场。生产是金融的基础。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货币是商品货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劳动。后来的货币虽然脱离了价值的实体从而虚拟化，但无论其形态和功能多么复杂，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价值的符号，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能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物品和创造的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为基础。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明确为大多数劳动者服务的价值立场，也奠定了金融理论的人民性立场。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服务的人民立场，为善本金融提供了理论基础。
2.金融伦理学理论
该理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金融关系与伦理关系融合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是对金融发展及其运行机理的伦理把握。国内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强调金融伦理的重要性、探索金融行业的道德维度。尤其在金融危机后，金融伦理研究者更加关注金融信用、金融监管、金融人的美德建设等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金融危机表现出的社会信用恶化、市场混乱、道德风险等，体现了经济伦理在资本管理者思想行为中的淡漠和缺失，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是价值理念和责任的危机。也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应当从金融信用领域内的道德建设入手，不断优化金融市场道德环境，健全金融信用伦理管理体系，营造金融企业伦理文化。正是受到金融伦理学的启发，善本金融从“善”的视角研究金融。善本金融理论借鉴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将社会价值判断与收益价值判断置于同等重要的目标函数内，指导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研究对象善的内核、善的标准、善的维度，提高金融效率、促进经济正义、推动社会和谐，探索提供金融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具体实践。
3.中华儒家义利观理论
儒家义利观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仁释礼”，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系统性地形成了“义以为上”“义然后取”“利民为义”“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确定了之后2 000多年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走向。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就是在“义利之辨”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其中关于“义”与“利”的理解，本质上是如何认识善、倡导善、实践善的问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重点提出了要“以义取利”。建设金融强国，金融软实力不足是一大短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我们要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金融理论、制度和文化创新。义利之辨，常辨而常新，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儒家义利观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也是善本金融理论创新的文化根基，融入向善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对当前西方金融文化中重视财富追求、忽视道德约束的缺陷形成了很好的弥补，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4.金融的社会价值观理论
从金融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人们普遍认可金融的社会价值功能。早在我国古代的金融萌芽中，就看重金融的社会价值。《管子》中记载：“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意思是国家通过贷款行为促进国计民生的发展，突出了金融的社会价值功能性。部分西方研究学者也从金融自身发展史角度对金融的社会价值开展了广泛研究。杰里米·巴尔金在《影响力投资》（2017）一书中提出，金融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在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繁荣的同时，让生活和世界变得更美好。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2012）一书中提出，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而在我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回归初心、金融向善，是社会主义金融创新的基点，是金融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要确立金融的服务功能第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