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集
纪念潘汉年同志
序诗 《无题》（一九七八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一九二六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一九七七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找来。郭、潘，他们是熟人，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大概他编辑了半年，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过安庆，准备进到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七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这短暂的时期中，他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工作中的政治活动能力，能够完成超过工作范围的任务。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二十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他自己的看法。因此，就在这一短暂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上海。我们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还是很不容易的。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是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的，因此信任他，给他以必要任务。根据他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当时逐渐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这是有成绩的。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是在北方、南方，是在这个大学、那个大学，参加过左联和社联的活动，成为他们参加党、参加革命斗争的起点。
因此，我们在上海，为了工作，为了讨论问题，为了学习，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一九三一年，汉年脱离了文化工作的领导，由党中央分派了他别的工作，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他又活跃在另一战线上去了。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和他共同工作了将近一年。我的工作很简单，不时要冒一点风险，谨慎从事，总算没有出什么岔子，完成了任务。
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我提前在一九三二年秋天就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整个在上海时期，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二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一九三三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虽处在一个地方，但农村环境，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即或相距二三十里，往返也要花上四五小时，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汀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湘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湘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湘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湘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遵义会议他脱离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工作很主动。他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加上一九二七年的历史，他虽是以一个文职人员在军队中出现，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他是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怀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偷着告诉我，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一九三五年春后，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见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一九三八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四〇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想离开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我只身去上海要冒风险，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他还要在香港耽搁三个星期才有事去上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真的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用费。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一九四一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一九五五年“潘杨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份，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到四九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纪录的了。至于他在任职上海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习。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一九五五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到一些嫌疑，虽然时间很短。事后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一九七七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五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一九二六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六十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小而至于“潘杨事件”，大而至于“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五日于北京
原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