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书法选序

中国汉字，声音上说是单音字，形体上说又是方块字。但两者是互相有关系的，如属拼音字，它亦就不会成为方块字了。

说方块字，从汉字的发展历史上看，亦不准确，块则有之，方则未也。因为它是若干横、竖、点、勒、转折的笔划构成的，字为一形，少者一划，多者二三十划。因为它是独立成字的，不管是多少划，所以成块。汉字一开始就是块，因为是单音字，它不能不块。至于块的形状，甲骨文是多边形；金文亦是多边形，转折处是浑圆的；汉隶则真是方形了，转折处亦成了方角。而这种字体未必是等边的正方形，有的拉长，有的压扁。真正的方块字，如现在楷书这样，应该说是从章草来的。晋代，楷书，又叫真书，已基本形成了。草书亦跟着发展了。行书，则是在楷书和草书两者之间斟酌应运而生的。这下，汉字的书写形式，就算定形了。一直到今天，日常只用楷、行、草三种，但印刷体都是楷。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另一问题，又当别论。至其字形，加上秦篆、隶书，则作为书法艺术的规范保留下来。

汉字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字的演变，大体上三种为主，象形，会意，形声；而形声字最大量的存在。因为汉字不是拼音字，全凭耳朵听，并不能辨别字形，听时就必须附加上什么“禾口程”，“耳东陈”之类的说法。汉字是拿来看的，这可讲究多了。凡是“木”类都从“木”；凡是“水”类都从“氵”，等等。这样就给念字的人从纸面上给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凡从“木”的字，多多少少都和“木”有关系。不要说“桃”“李”“杏”“柳”了，就是“构”“杆”“模”“标”，也都会在看上去之后，想到它们和“木”的关系，并不要先读出准确的字音。因此汉字组成的文章，一看下去就有一种艺术感觉，或者是粗犷，或者是轻婉。如李清照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句子；如左思《三都赋》中“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这样的句子。特别是《离骚》、汉赋、六朝人的赋中，这种例子最多，最明显。这些例子或者太古旧了。在现代，主席的诗词，从第一首《沁园春》到末一首《满江红》，也都有这样的例子。这种文字形式上的艺术感受，看来的比听来的多。汉字的字形的发展规律，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条件。违反这个规律，就会使汉字失掉艺术价值。

承认这两点：承认汉字是方块字，有那么多的书写样式，承认这些汉字是拿来看的，听是次要的，这才决定了汉字的书写具有艺术意义。绘画是艺术，是从绘画本身赋予的；中国书法是艺术，则是从这两个民族文化因素所附加在汉字身上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书法，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这是文字史自己形成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目前，一般的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普遍的多写楷、行、草；二、少数专家写篆、隶；三、写甲骨文、金文的就更少了。但这些字还不完全能够构成艺术的概念，感觉，欣赏，必须还要给以一定程度的加工，作为书法艺术才完成了。

汉碑的隶书虽然好，作为后代书家模拟的范本，但写那个汉碑的原来的书写人并不一定是汉隶书法的艺术的书家。把李斯作为秦篆的书家，把蔡邕作为汉隶的书家，未必是正确的。那些写汉简的人，写经卷的唐经生，有的字也不错，但未必是书家。书家是从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资料中吸取养分，加以运用和变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使看这些书写出来的字的人得到感受，承认和欣赏它是艺术。我们读印本毛主席诗词时，只能欣赏某首某首诗或词的内容、意向和它们的文字上的艺术处理。同时，也受到那些字的排列所制造的诗的气氛的感染。至于我们看主席所手写的某首诗，某首词时，则我们首先欣赏赞叹的是他的龙飞凤舞的字、笔划，和这些字构成的通幅的气派。书法的艺术价值和主席诗词作为文学的艺术价值是分开的。

用毛笔，蘸墨写在纸上，作为书写的汉字的风格和流派可多了。铸在铜器上的，刻在石上、崖边的，刻在各种材料的图章上的，所谓鼎、彝、碑、摩崖、印等，其字亦成艺术，姑不论。写甲骨文的少，当不成派。写钟鼎文的，清代特别发达，不少派。写篆书的，如唐朝李阳冰就成派，清代亦有好些有独特风格的派。写隶书的，名家之多之好，更不要说了。写楷书的，从晋人起，唐、宋、元、明、清都大有人在，都各有各的成就，真是各有千秋。写行书的，这可特殊一点，凡能写好的楷书或草书的，都能写行书，不形成单独的派。写草书的，除最早的章草外，唐代就要属怀素了。这是一位写草书的大书家。时隔千年，主席的草书和怀素的草书有很大的历史渊源，但又有他自己的极磅礴的气派，足以压倒古人。同时，根据汉字自有的结构规律，主席的手写书迹中，从不见简笔字，完全可以说主席深深懂得汉字的书写的艺术意义。唐朝就是贺知章了。宋、元、明、清以草书著名的书家，各有风格。由于草书的独特形式，自由飞舞，书家把它应用到篆、隶上，近代就形成若干写草篆、草隶的作家，别具一格。同时草书一字有许多圆的笔划，一笔联绵下来把好几个字接在一起，以足成其气势，这又打破了方块字的框框了。

不管怎样，方块字，方块字的有规律的笔划构成，又不管字形为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抑楷、行、草，用在书写上，都能表现为艺术。

邓拓同志的手迹，为一九六六年以前所写，均属行书，力求潇洒，不肆险怪，难能可贵，就在这里。至于说历史继承、则恐以宋人为多，如何比较论证，则就很难说了。现在编选一卷，以珂罗版印行，不当仅是作为纪念，他的书法自有艺术价值在。邓拓同志的律诗成就亦甚湛深，如文学出版部门，能精选一编，亦将会是本好的诗集。

最后，我想提起一件事来追念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和邓拓同志同属北京选区的代表团；初选中央委员时，候选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他向代表团诚恳表示，他还年青，资历差，愿退出初选，把名额让给老同志。中央接受他的意见，八大正式选中央委员时，就剔去他的名字了。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十几年来，不知怎么的，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真不好说了。一九七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