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到处呼喊“饿极了”的中国人来说[1]，是极具吸引力的。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苏俄对华态度的影响下，中国人看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和希望。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其中，特别介绍和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况：“在这社会里，产业的主有权是在社会上一般人的手里，由劳工来管理的”[2]；“主张自由收用”，“把产物输送到各处公共仓库里，叫人各取所需”[3]；“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以劳动专政为原则的”，“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转付到全体劳工阶级的公共管理之下”，“各人都是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行动，而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4]。这也颇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时提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使他深受鼓舞，并联想起“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5]艾思奇后来也谈道：“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6]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并没有从传统中成功开辟通往“大同社会”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在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7]这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有更具体的描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机器、土地、厂房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8]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景[9]，依据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方法，进行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辛探索。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呈现了这样一种逻辑：选择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先进的政治组织，以先进的政治力量引领受到破坏的传统社会建立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性国家的基础上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构建。中国共产党既是这一逻辑的产物，又是这一逻辑的主要推动者和践行者。近代以后，一种政治力量是否能提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理想，并真正地去为之奋斗，成为能否发展壮大及赢得普遍支持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无比成功的，全面、深入、具体地描述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形态，不断地绘制蓝图，展现愿景和远景，成为中共在各个时期吸引社会各界跟着前进、广泛汇聚人心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成为推动社会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其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出和构建是中共能够创造“革命奇迹”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则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的社会理想。
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10]，“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11]；“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12]。1923年4月，中国大学举行了一次公民常识测验，其中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占76%。[13]同年12月，北京大学也开展一次民意测验，其中表示“相信”社会主义的得票最多。[14]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15]；一般知识分子更是觉得“社会主义潮流”当然是将来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16]。1933年，《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征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士的“梦想”是将来中国能实现社会主义。[1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理想并矢志为之奋斗，恰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潮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一种先进的制度，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各个阶层的人大都心向往之。[18]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所以能够按照毛泽东设想的“不流血的转变”进行，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某些资本家都是真诚地向往社会主义的。[19]
“新年的梦想”征文更多地表达的是对社会中人民生活状态的向往：“全国的人都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屋可住”；“从孩提时代起，就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过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底生活，有书读，有游艺，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个人在全社会阵营中享受着合理的生活”；“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等等。[20]这些愿望和梦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都已实现，或者说正在实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把社会主义与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且有具体指标的“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根本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那么，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把“共同富裕”作为理想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势必会更广泛地调动社会大众的积极性，实干下去，有望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为理想社会奋斗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有这样几点早已融入了其基本理论之中：
第一，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不能超越阶段。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根据世情、国情和面临的问题，不断地调整阶段性理想社会目标，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描绘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指导思想。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更注重或不得不注重历史的实际，而在一连串的胜利和成功面前，则容易使沉潜的愿望和理想浮出，并为之激励，希望飞跃式地前进。作为历史变动中的关键人物和政党，越是成功的时候越是最应警觉的时候，尤其是警惕未来理想的预支。
第二，不能急于求成，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中国，实行“根本解决”之后，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从具体的现实问题出发。[21]每个时期党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不一样的，社会主要矛盾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千差万别的，为此就要“问计于民”，准确地认识矛盾，紧紧围绕社会民众的需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提高。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进而走向共同富裕，日益接近生活的理想状态，逐渐构造社会的理想形态。
第三，保持使命感，目标明确，坚定不移。共产党人之所以不断地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始终清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始终明白立党执政为了什么。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提出，革命成功后要首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2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党丝毫没有忘掉“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23]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首先表现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只有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持续奋斗中才能最终成为现实。坚持和追求远大理想，就要促使现实社会不断优化，生动展现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
百年来，中共追求理想社会的历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精神和中国传统积极进取精神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最高理想和现实奋斗目标的结合，充分体现了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与社会实践的调适性的结合。有人曾说，中国共产党“迷信将来”。[24]毛泽东得知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缺点，反而认为这正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的。”[25]这集中体现了中共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概括的“伟大建党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守理想”。[26]但是，中共对“将来”并不仅仅是“迷信”，而是脚踏实地以持续地革命来朝着既定的理想目标不断前进。[27]
[1] 泽东：《我们饿极了》，《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第4版。
[2] P.生译：《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第10页。
[3] M.U.：《评论：答友人论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书》，《民国日报·觉悟》第12卷第1期，1920年12月1日，第1页。
[4] 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第25—26页。
[5]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1959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8—1059页。
[6]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第26号，1939年4月28日，第6版。
[7]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8]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9]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10]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68页。
[11]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第41页。
[12]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2页。
[13] 王惟英、何雨农：《中大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晨报副刊》1923年7月17日，第2版。
[14]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第1413期，1924年3月6日。
[15]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16]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1954年3月16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2页。
[17] 参见《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18] 参见张太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演变历程考察——基于理想追求和历史变动视角》，《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19] “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有两个资本家分别梦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参见毕云程、俞寰澄：《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20] 洪业、谢冰莹、张锡昌、郁达夫、柳亚子等：《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21] 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2] 施东向：《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红旗》1961年第1期，第37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3页。
[24] 张奚若：《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2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27]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21STA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