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与国家观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他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作China，把百姓叫作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省。……国家现在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现代知识分子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 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之流，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