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伯奔吴传说
太伯奔吴故事溯源
太伯奔吴的完整故事，现存文献记载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为最早：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简单地说，周太王古公亶父想以季历和姬昌父子为继承人，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知道父亲的意思，便“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中原文化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故以毁损敌人或犯人的身体作为刑罚，太伯、仲雍一旦断发文身，便成了“刑余之人”，丧失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季历继位，后传位给其子姬昌，就是周文王，果然使国家强盛。而太伯得到荆蛮的拥护，建立了句吴国，死后传位给弟弟仲雍。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人，找到了周章。因为周章已经在吴地为君，就把他封在了吴国，即认可他的统治地位。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夏虚，弟兄俩都成为周王朝的诸侯。
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对此又添枝加叶，遂成此后各种传说的范本。
说吴国的开国，说江南人文史，都不能不说到太伯奔吴的故事。因为，在大约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史学家大都相信，是中原周人太伯、仲雍“奔荆蛮”，带来了先进技术，建立了吴国，开创了江南文明。博物馆里展出的璀璨周代文物为此作了有力的背书。
很少有人会去想，周文明的璀璨，是在代商而起、继承商代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周太王时期，从游牧转向定居未久的黄土高原周人，能以何种先进技术改进江南水乡的农业生产和物质生活，竟无人深究。近年以来，随着一些文人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发挥，此说更为泛滥，以至苏南一些城市争相宣示自己是太伯奔吴的落脚地。
其实，太伯、仲雍的奔吴、建国，现存文献记载破绽百出。20世纪以来，越来越为严肃的史家所怀疑。
对于太伯奔吴传说，至少需要弄清几个问题：首先，太伯奔吴是不是事实？其次，太伯所奔的吴，究竟是什么地方？再次，太伯和周章是什么关系？最后，吴国和吴文化，是不是一个概念？
太伯奔吴，先秦文献中多有涉及，相信是周王朝的实事。《诗经·大雅·皇矣》是周王朝的开国史诗，其中说：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描述太伯与季历兄弟相互呼应，共同开拓疆土。孔子《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高度赞扬了太伯的让国精神。不过，这里完全没有涉及“奔吴”的说法。有趣的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提到的古之“逸民”七人，却只有虞仲而没有泰伯。
太伯所奔的“吴”，实指何地，历来多有争议。苏州尧峰山之东有吴山，是传说最多的奔吴落脚地，但无锡、镇江以至南京，都不示弱，争相宣扬新说。然而，相较于落脚地，更值得讨论的，是太伯如何抵达这落脚地。倘若不能明确迁徙途径，那么关于落脚地的讨论，有如讨论嫦娥在月亮上的居住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太伯、仲雍能率领部族穿越敌对的商王朝的广阔势力范围，迁徙到一千三百公里外的江南，不少学者表示怀疑。有人猜测太伯可能避开商的疆域，穿越了南方蛮荒的原始森林，这未免太低估了穿越原始森林的难度。以今天的技术与物质条件，还常常看到冒险者受困的报道。有人说，不能低估人类的迁徙能力，人类还都是一个非洲老祖母的后代呢！这更不可简单类比。人类走出非洲，开枝散叶，遍布全球，经历了二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太伯们短暂的一生，能走多远？同样，中原文化浸润江南，也不可能是一代人的事，更不要说一两个人了。
历史上的吴山不只这一处。杭州有吴山，上有子胥祠，亦称胥山，即今城隍山。湖州长兴县也有吴山，以产煤闻名。没有人把它们同太伯奔吴相联系。有人提出陕西宝鸡与陇县之间的吴山，亦名吴岳。《史记·封禅书》有记载，华山以西，有名山曰岳山、吴岳。不过以岐山周原为根据地的周人，战略意图是向东开拓，所以更多研究者倾向于山西运城平陆县东北的吴山，又名虞山。在商、周金文中，虞和吴是可以通用的。虞山属中条山的余脉，据说原为舜所居。舜建都于蒲坂，国号有虞，其地即今同属运城的永济县。周文王时有名的“虞芮之讼”中的虞，就是这个虞国。与其相争的芮国，位于今陕西大荔县。这个虞国在周文王之时已存在，与太伯、仲雍奔吴的时代相吻合。而司马迁所说的夏虚，即夏墟，指夏代都市安邑。安邑位于中条山西麓，南接平陆县，也正在此地。
《汉书·地理志》注中介绍平陆吴山：“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明证其即周章之弟虞仲被封的夏墟。因为这里原是太伯、仲雍的封地，周武王寻访到他们的“后人”，其时周章已为吴国君王，所以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其祖先的封地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为晋所灭”的虞国，就是“唇亡齿寒”中借道给晋国伐虢，后被晋军顺手牵羊的虞国。
《左传·宫之奇谏假道》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其中还提到太伯。虞国大夫宫之奇劝阻虞公借道，虞公不听，说晋国与我同宗，怎么会害我呢？宫之奇举例道：“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太伯和虞仲，是古公亶父的亲儿子，因为太伯不顺从，所以不让他继承王位，亲生父子尚且如此，何况同宗呢。虞公不听，果然亡国。
司马迁肯定是看到这段记载的。《吴太伯世家》篇末“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所谓“《春秋》古文”，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七《〈史记〉所谓古文说》中指出：“此即据《左氏传》宫之奇所云‘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以为说，而谓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见《春秋左氏传》亦古文也。”
这里的“中国之虞”，在《吴太伯世家》中说得很明确，就是周武王所封的虞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则其兄弟之国的“荆蛮句吴”，也就可以肯定是周章的吴国。“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吴国的兴盛，还在虞国灭亡二世之后。由此可见，司马迁心目中的信史，是从周武王封周章开始的。
司马迁没有采用“大伯不从，是以不嗣”的说法，因为这有损他极力营造的太伯“三让天下”形象。但他又把仲雍写成虞仲，在《史记·周本纪》中也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这就造成了混乱。唐代史家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便都将仲雍、虞仲当成同一人。后世传说中，既将都是次子、封在同一地的吴（虞）仲雍与虞仲混为一谈，又由虞仲之兄周章封在江南吴地，推衍出仲雍之兄太伯在江南创立吴国。这成为太伯奔吴传说的一个来源。
另一个来源是季札三让天下的故事。第十九世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眛、季札。寿梦打算让季札继承王位，季札坚辞不可。寿梦死后，长子诸樊暂摄国政，两年后守孝期满，再次让位给季札，季札躲避了。诸樊去世时将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余祭又传给三弟余昧，意图以这样的方式，把王位传给老四季札，但季札仍然推让不受。这个“三让”的故事，也被附会到太伯身上，最后形成了太伯与仲雍“奔荆蛮”“三以天下让”的传说。
司马迁漫游江南时，听到了这个传说，便写进了《吴太伯世家》。像这样将民间传说写进正史的情况，在《史记》中并不少见。然而，司马迁对这个传说还是有所保留的。《吴太伯世家》中对于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叙述只是一语带过，强调的是“三让天下”精神。至于太伯、仲雍如何“三让天下”，司马迁完全没有提及。他浓墨重彩描写的“三让天下”故事，主角则是季札。
在季札故事中，司马迁又留下了一个破绽。季札第二次推让时，举了曹国子臧义让兄长的例子。一心让贤的诸樊和坚持立季札的吴人，此时若举出太伯、仲雍避让季历的例子，岂不是更有说服力？然而他们都没有说，诸樊也没想到学太伯、仲雍的榜样出走让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到这时为止，吴国人尚不知道有过这两位先祖。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先秦时期的“夷狄”国家，几乎都找到了源自中原圣君贤相的祖先，显示出他的大一统思想。这也成为历代王朝中原中心论的史学依据，为史学家们深信不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伯奔吴的传说尽管破绽百出，仍然得以流传千古。随着现代考古工作的开展，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已成学界共识，太伯奔吴之类的神话，也就可以从更加理智的层面进行反思了。
周章与吴国
周武王封周章为吴王，吴国由此成为周王朝的封国。湖熟文化的先吴文化时期与吴文化时期，正是以吴国的立国作为区分标志。长干古城的出现也就在此际。
《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吴越春秋》中，都列出了吴国的世系：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吴国从寿梦开始称王，这是不寻常的事情。春秋时期，只有江南楚、吴、越三国国君是称王的，中原诸侯国，即使是雄霸一时的晋、宋、齐、鲁等国，也只称公、侯，没有称王。
周武王封周章之后的吴国历史，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直到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周章的十四世孙寿梦继位，吴国才有编年纪事。《吴太伯世家》记寿梦二年，“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才跟中原有交往。此前周章的受封，被司马迁不经意间又抹杀了。寿梦之后，三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先后继位，余昧传位给儿子州于（僚），诸樊之子州来（光）刺杀僚自立，就是吴王阖庐，再传至夫差，吴国亡于越。
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从语音学的角度剖析上述二十五位吴王的名字，做出了有见地的解读。周章以下二十一王的名字，都看不出什么含义，不是“具有意义的文字组合”，可见都是表音文字，即以中原语音记录下的吴地方言。所以有几位的名字，在不同的记载中使用了不同的文字，如颇高（颇梦）、句卑（毕轸）、寿梦（孰姑）、余祭（句余、戴吴）、余昧（夷末、夷昧）、阖庐（阖闾、盖庐）等。吴王僚的弟弟盖余（掩余），勇士专诸（鱄设诸），也是如此。就像吴国的国名，除了常用的句吴、勾吴，还有攻吴、攻敔、攻吾、工䲣、攻䲣等，同样是这个原因。此外，考古发现的吴王剑上铭文，常用多个汉字来表示剑主吴王之名的读音，且与中原文献所记通行之名不同，也有力地说明了文献所载吴王名是表音文字。所以周章以下的二十一王，才是真正的吴国世系。
吴国从寿梦开始强大，与中原交往渐趋密切，此后的吴王，在方言名之外，又出现中原式的名字，如寿梦又名乘，诸樊又名谒（遏），州于又名僚，阖庐又名光。后两位就是“专诸刺王僚”故事中的主角吴王僚和公子光。最典型的是季札，他是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别名州来，因为多次出使中原，所以得到了一个完全中原化的名字。季，即排行第四，札，是其方言别名州来的谐音。
但是周章之前的四位吴王，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却明确地采用了中原伯、仲、叔、季为序的命名方式，反映着西周嫡长子继承制观念，简、达也有佳美的意蕴。这就让人不能不怀疑，季简与叔达，是后世为了建立仲雍与周章之间合理的辈次关系而创造出来的。周章比武王小一辈，正符合“君臣父子”的伦序。
换个角度说，周章的“太伯、仲雍之后”的身份，十分可疑。他是愿意与中原周王朝合作的吴国统治者，但他未必真有周王朝宗室血统。
对刚刚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周武王而言，分封诸侯的目的是巩固新政权。在商王朝影响尚深的东南一带，在鞭长莫及的江南蛮夷之地，寻找合适的王朝代理人，理应比寻找宗室之后更重要。只要周章愿意率吴国臣服周王朝，那么在认可他吴王身份的同时，也认可其“周人血统”，有何不可？为周章设计一个周人的祖先，既可以让政治家的明智选择更为名正言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笼络手段，使受封者更加死心塌地，何乐而不为？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将周章之弟虞仲远封到山西，说起来算“认祖归宗”，但是不是也有作为人质的意味呢？
从周章的角度来说，这种王室宗亲身份，不但可以强化他在吴国的统治地位，也能让他更容易得到中原诸国的认同，有助于吴国与中原诸国正常交往，同样是有利无弊。后来夫差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时，就宣称“于周室，我为长”，以自己的祖先在周人宗室中辈分最长为理由，压倒晋国，争得了盟主的地位。
像吴国这样将自己的祖先附会成中原的圣君贤相，在当时并不是孤例。春秋五霸，莫不如此。最早见于《荀子·王霸》的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同为先秦文献的《墨子·所染》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五个国家，原先都是地处中原之外、与周人族属不同的“夷狄”，因发挥自身的优越条件而强盛，在周王室权势衰落后，先后成为诸侯的盟主，称霸一时，于是也都有了显赫的祖先。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齐是周文王之师太公望的后裔，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后裔，楚是周文王之师鬻熊的后裔，吴国的先祖是周文王的伯父，越国的先祖竟是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可谓后来者居上。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颇有“天下一家”的情怀，就连北方的匈奴，也被他说成“夏后氏之苗裔”，以证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司马迁没有说明，这些圣贤的后代，怎么会都变成了“夷狄”。
日本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认为，这些恐怕都是各国有意争霸中原时才出现的传说，意在让自己的霸权更容易得到别国认同，或者叫获得政治合法性。他在《东洋的古代》里指出，晋和宋“本来与周人应属不同的系统，是地处周文化圈之外、受周文化影响而兴起的国家”，“都对周文化表示崇敬，采取与周亲善并加以利用的政策”，“兴起于长江中游的楚和长江下游的吴、越等国，就像有时候他们也自认的那样，是一开始就属于周系统之外的被称作‘蛮夷’的族群。即使这样，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仍然存在着楚是周文王之师鬻熊的子孙以及吴是周文王伯父泰伯、仲雍的子孙这样的传说”。春秋五霸的登场实际上就是“夷狄的文明化”进程。他对此有认真的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
春秋战国之后，这种故事仍不少见，仅在南京，就可以随手拈出几例。南唐徐知诰立国，做了两年皇帝以后，才想到要“复姓”李氏，而且直到那时，他连选择唐王朝的哪一个皇帝做自己的祖先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同心腹大臣一起讨论。明代朱元璋称帝后，也有大臣劝他攀扯朱熹作为家族的祖先，被朱元璋拒绝了。
总而言之，太伯奔吴的故事，当它是故事就可以了。至于太伯和仲雍对江南文明的影响，就更不宜虚饰其词。
还须说明的是，吴文化与吴王国，不是一个概念。
国家的建立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把周武王封周章、吴国成为周朝的封国，作为吴国立国的时间节点。但是吴文化不会有明确的起讫点。
20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吴文化的源头，是北阴阳营文化，其直接承袭的母体则是湖熟文化。换个角度说，湖熟文化后期，在商、周文化的影响下，孕育滋生了吴文化。
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确实是在商末周初有一个明确的强化。但原因值得讨论。曾昭燏、尹焕章在《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中，谈到商、周对东南用兵，促进了中原与江南的文化交流：
殷商一代，商族人住在徐淮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到商朝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大兴兵戎向人方进攻，征服了人方，于是江苏徐淮地区一片，在政治上悉受商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在商文化强盛时期，其影响南抵岳阳、九江、芜湖、南京一线。可见湖熟文化区接受中原先进技术和文化影响，早在商代已经开始，无须等待太伯奔吴。况且太伯奔吴之际，周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差距，仍不可以道里计。
其后周武王克商，武王死后，商纣王（即帝辛）的儿子武庚还率领居住在河南、山东、江苏的商族人，联合东夷、徐戎、淮夷直到江南的荆蛮族，一同反抗周室。这是经过商朝帝乙、帝辛两代的惨淡经营，才有此结果的。周公、成王率师东征，以镇压商族人联合东方、南方各族所进行的反抗，战争规模甚大，历时三年之久，周远征军的一支曾到达江南，并且为着继续镇压荆蛮族人的反抗，曾分封将帅在这里。……其后西周一代以至东周初年，周人不断与徐戎、淮夷、荆蛮各族发生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武王能得到吴王周章的支持，自然喜出望外，一定会悉心笼络。
“西周一代到东周初年对东夷、徐夷、淮夷、荆蛮等族的不断用兵，无疑地会给江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带来深刻的影响”。而叛周力量的残余向江南迁移，同样会将中原文化带入江南。应该说，这就是商、周之际中原文化对湖熟文化影响明显强化的真实原因。从湖熟文化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看，也是不均衡的，越向北，中原文化影响越强，越向南则越弱。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新工具、新技术出现，生产力发展，社会随之进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其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可寻。人们固然可以找到划分时代的标志物，然而这种标志物的产生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今人出于研究需要，总想找到这种突变的瞬间，其实是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
应该说，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比较清醒。可是某些“文化散文”的作者，很容易犯糊涂，或者为了叙述的方便，或者囿于封建意识的惯性思维，一心想找到一个圣君贤相，作为某种文化史的开端。
太伯奔吴的传说，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契机。有些人尚不满足于太伯在江南的“开创”之功，甚至传说太伯的后裔走向了世界，成为日本人的先祖。
此说源出三国魏郎中鱼豢《魏略》，此书早佚，现存清人张鹏一《魏略辑本》，卷二十一有“倭人”四条，第一条就是：“倭人自谓太伯之后。”（《通典》四裔注引《魏略》）也就是说，现存最早的文献依据，已是唐人杜佑的《通典》。陈寿作《三国志》时参考过《魏略》，但《魏志·倭人传》中并没有倭人为太伯之后的说法。然而自宋而明、清，此说仍为某些文人津津乐道。
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
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就在周章受封前后，湖熟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影响明显增强，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釉瓷的烧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上都呈现突飞猛进之势，标志着江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湖熟文化中心区内，多次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器物，尤其是镇江市丹徒大港至谏壁沿江一带的墓葬，如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宜侯夨簋等青铜器，母子墩墓出土鼎、鬲、簋等青铜器，磨盘墩、青龙山、北山顶、王家山等地墓葬都有西周青铜器出土，谏壁粮山一号墓出土鼎、甗、罍等青铜器，由东向西，年代由早到晚，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为学界所重视。此外如江宁陶吴镇出土鼎、鬲、卣等，江宁横溪出土青铜铙，溧水乌山岗沿山墓葬出土鼎、方鼎、卣等，丹阳司徒砖瓦厂出土窖藏鼎、簋、尊等，多为西周时期器物。
但这些青铜器中，有铭文的极少。大港烟墩山宜侯墓中发现的宜侯夨簋，有铭文一百二十余字，因而被誉为“吴国第一青铜器”。其铭文记载虞侯夨被周康王改封为宜侯。该墓葬遂被定名为宜侯墓。一些研究者认为宜就是出土地丹徒，虞侯就是吴侯，甚至实指其为周章或周章之子熊遂，也就是将宜侯夨簋铭文，视为吴国初立之际史事的记录。
宜侯夨簋的来龙去脉，值得作一回溯。
烟墩山宜侯墓的最初发现，是在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五期刊载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报道《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中介绍这批青铜器的发现经过：
1954年6月间，丹徒县龙泉乡下聂村农民聂长保的儿子在烟墩山南麓斜坡上翻山芋地“垄沟”时，无意间在地表下三分之一公尺的土里掘出一只鼎，他就小心地扩大挖的范围，在三分之二公尺的深度，共掘得铜器十二件，计：鼎一，鬲一，簋二（其中一只是有铭的矢簋），大盘一，小盘一，盉一对，牺觥一对，角状器一对，聂长保把这些东西统统交给当地乡区政府，转送丹徒县人民政府送省保管。江苏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和我会在10月上旬收到这批铜器后，认为在江南地区发现青铜文化遗存，是值得重视的，遂邀请南京博物院、华东文物工作队共同组织调查小组，于10月17日到下聂村实地勘察，在调查中并清理了残坑和毗连它的两个小坑。
又引用调查小组的报告：
小组勘查现场及了解首批铜器出土情况后，把原坑掘开检验，在表面扰土中拾到一些残余碎铜片。原坑南北宽1.2公尺，东西长1.3公尺，深0.44公尺。据原发现人追述当时铜器在坑内分布情况，指出“并无一定排列顺序”。小组在旧坑底部复清出破碎铜片，观察四周土质、土色，认为该坑真实边缘尚未掘到，遂向南北扩大成3公尺、东西3.6公尺的面积，不久在偏西部分发现甲泡、马饰（镳、衔、铃、纶组、节约）、鐏、玉杯（绿英石）、小玉饰等。更于大坑西北隅连续发现小坑两座，其一出小铜鼎、石器、人牙，另一出铜鼎和青釉陶豆以及铜鐏。
该报告的结语说：“至于两个小坑和第一墓有无联系，我们暂以出土铜器的形制、位置和深度等条件初步推断，觉得很有可能是第一大墓的陪葬坑。”附文配发图版十二幅，为出土青铜器的照片。
约三十年后有人调查，说聂长保时任村长。宜侯夨簋出土时完好，因围观者议论会不会是金子，聂长保的儿子一锄头砸碎了这件国宝。
同期杂志还刊载了陈梦家《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及陈邦福《夨簋考释》两篇文章。陈梦家介绍：
铭文十二行，约百二十六字，残泐约十七字。铭在腹内底，出土后破碎，重加缀合，未能十分密合，并失去第七行至十二行上部的一块，使文义难以通读。铭文上的锈亦有蒙蔽未去的，因此更增通读的困难。铭文照片小而不很清楚，拓本在接缝处也不太准。
尽管如此，他仍然依照片对铭文作了释读，并且说明：“第一行记四月祭祀武王。第二、三两行记成王伐商图至于东国之图，遂祭于宜，齐侯助祭”，“两‘图’字疑当释作‘鄙’”，“此器当作于令簋之后，令簋记伐楚白至于炎，即今山东南部郯城西南，乃商奄之鄙。此器以宜为东国之鄙，则所谓东国或包括了淮水以南的地区”，“第三行之末至第四行，王令夨侯于宜，故第十一行称‘宜侯夨’”。第五行至十一行，记赏赐的器物、山川、田地、王人和庶人数量，呈现了西周分封诸侯的礼制。第十二行记作器事宜。“作器者名夨，在命为宜侯之前为虔侯，其父父丁为虔公”。
陈梦家指出：“夨之铜器，于1929年出土于洛阳庙坡，共计方彝一，方尊一，簋二，方鼎一。”并对上述诸器铭文记事进行归纳：
夨令最初在成周为作册之官，在周公子明保（明公）之下。其后他与明公同成王东征，至于鲁、炎，最后他与成王到了宜，封为侯。宜地是否即器物的出土地尚不能确定。
他将同时出土十二件青铜器分为烹饪器、盛食器、温酒器、盛酒器、盥洗器五组，认为：
虽则这一群铜器是农民掘出来的，但由于此群铜器的组合和其时代的大约一致，可定为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是西周初期的。若根据簋铭，可以定为成王时，最晚是康王时。它们虽出土于江苏，也稍稍有一点特异之点（如觥和角），但它们与西周初期中原地带的铜器之间，共同性大于小小的地域性。邻近小墓出土的带釉陶豆和河南出土的一样，也是西周时代的。
陈梦家认为宜侯墓青铜器的重要意义，主要有如下几点：如“铭文中的‘宜’是当地的话，则西周初期周人的势力范围已达及东南”，“由于此器可见周初封土的情形，分封时所赏锡的人鬲足以与大盂鼎相发明”，“由于此器可知作册夨令承袭父丁为虔侯，而其子承袭夨令为作册”。应该说，陈梦家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烟墩山青铜器研究的基础。
陈邦福看到了原器，并且将自己的初步考释寄郭沫若、容庚探讨，最后修改定稿。他将“宜”字释为“俎”，并说：“从文义上推测，可能是在洛邑边鄙几百里之间的一个地名。”对于所赐王人的数量，容庚认为是“又七生”，即七个氏族，郭沫若认为是“又七里”，周代一里有数十家至一百家，两者相距甚远。除此之外，则与陈梦家所释大同小异。
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一期，刊载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认为此西周墓由大坑和两个附葬坑组成，补充了大坑出土物铜马饰一百一十五件、铜鐏一件、铜箭镞四件，附葬坑一出土物小铜鼎一件、石研磨器一件，附葬坑二出土物小铜鼎三件、铜鐏一件、青釉陶碗一件、青釉陶豆二件等，并配发器物图版十五幅。
同年《考古学报》第一期，郭沫若发表《夨簋铭考释》，认为此簋是周成王时器，铭文中两个“图”字“当即图绘之图”，古代庙堂中有壁画，此“图”即绘有武、成二代伐商、巡省东国史事的图画，并推定宜地望“在今丹徒附近”。《考古学报》第二期，唐兰著文指其为周康王时器，将此前释为“虔”之字，释读为 “虞”，又根据“夨”与“周章”声母接近，推测宜侯夨就是周章，虞公父丁是周章之父叔达。
此后三十多年中，参与宜侯夨簋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但多属在上述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就某一方面进行申述。成为共识的是，此器是唯一详细记载西周分封诸侯情形的实证，弥足珍贵。争论的焦点，一是宜的地望，有丹徒说、宗周王畿说、河南宜阳说、洛邑边鄙说、宜水说、安徽阜阳说等。一是宜侯夨的身份，有周章说、熊遂说、柯相说、周公之后说、殷遗民说、朱方成员说等。
1988年《东南文化》第二期上，刊载了镇江博物馆研究馆员刘建国的《宜侯夨簋与吴国关系新探》，对李学勤重释簋铭，在《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中提出“宜的王人至少六十七里”“宜是一座规模较大的都邑”等论断，表示怀疑。刘建国指出，将郭沫若“又七里”释为六十七里，据推算当不少于三千家，但丹徒一带迄今未发现大规模周人居住的痕迹，两者不相符。又丹徒一带西周时期墓葬形制、陪葬品等方面皆与周礼不符，其居民族属未必是周人。他据此说明宜地不在丹徒一带，倾向于宜在中原东部地区的说法。从葬制与随葬品文化分析，“宜侯墓”的墓主未必真是宜侯，可能是本地土著首领或方国君主（朱方族群可能性最大），出土青铜器或为战利品。
以“方”为地名或国名，主要见于商代，据殷墟甲骨所见多达数百处，在江淮一带有人方、徐方、虎方、危方等，江南仅见朱方一例。它们可能是方国，也可能是部落。西周分封，“建万国，亲诸侯”，以方为名渐消失，现在常见的地名还有朔方。朱方是丹徒一带的商代方国，延续至西周，后被兴盛的吴国并吞。吴王余祭时曾将朱方赐给齐国逃臣庆封，后楚国以此为借口攻吴，即春秋晚期有名的朱方之役。秦改朱方为丹徒。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周章是吴国事实上的始封君主。现代考古在镇江丹徒发现宜侯夨簋，也无可怀疑。但是要证明宜侯夨即是周章，宜地即是丹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少到现在为止仍属于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