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拙著《南京城市史》问世不久，就有读者提出，书中仅限于城市空间的发展变迁，对社会人文诸方面未能充分阐述。

就城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十五年前写《南京城市史》的初衷，是梳理城市生长脉络与经验教训，探索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问题，初版《后记》中说：“希望这部《南京城市史》能成为一方引玉之砖，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城市史的铺路之石，也希望它能够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提供一些启发。”因而未能顾及人文部分。另一方面，当年我涉足地域文化研究未久，想完成一部南京人文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事成为一个心结。十几年来，我时时处处留心搜集南京人文资料，比较文献，分析史事，发现问题，梳理脉络。曾经活跃于南京的重要人物面目渐渐明晰，曾经发生在南京的历史事件因果渐渐清楚，一幕幕活剧时勃勃于胸间，激发我将它们写出来。唯一令我犹豫的是，这本书的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我已年过七旬，记忆力与工作效率明显不如以前，所以久久未能动笔。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春节，突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生活节奏。作为一个老人，自觉禁足在家，而且不知闭关到何时，为保持生活充实，需要有一件持久的工作。谢肇淛《五杂俎》中说：“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我决定动手来写一部南京人文史，但何时能完成，甚至是不是能完成，当时都是无从估计的。

“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正是我这三年来工作的写照。庆幸的是，当人们终于挣脱新冠病毒恐惧之际，我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书稿，可以用这一部新书，作为向南京建城两千五百周年的献礼。

人文史是一种新学科，其内涵界定似乎尚有模糊，东西方表述不尽相同。形而上的学科研究不是我的任务，我所尝试的，是一个大都市的人文史书写，也就是涵括各种城市文化因素的泛指。与《南京城市史》一样，这也没有先例可循。早年读过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近年又读到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成功书写了心目中的城市。这让我有信心来试水城市人文史的写作。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和边界，不断发现既有文化的不足来加以提升，在创新中积累，在积累中创新。

作为一种人文史著作，本书主要阐述南京城市空间中的人文内涵。贯穿全书的四条主线— 王气隐显、文脉绵延、商贸集散、佳丽沉浮，最重要的就是文脉传承，展现南京“世界文学之都”的风采。书名《烟水气与帝王州》，正是四条主线的凝聚。“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谢朓这两句诗，早已被公认为南京的文化符号。不同于“金陵王气”的虚幻，“帝王州”是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也曾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推手。烟水气则是文脉的象征。纳兰性德有言：“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烟水气的朦胧含蓄，意在言外，别有寄托，正是美学意义上的至高境界。

南京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城市，即便编纂一部通史，也须有所取舍。一部个人写作的人文史，只能是选择的结果，在历史的经纬线上，撷取作者认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思考成熟、有所创见的命题作为表述对象。具体而言，凡向有定论、早成共识的史事，少讲或不讲，对既往众说纷纭、歧见频出的史事，尽可能追根寻源，有理有据地重新解读，并着重探讨确有价值而被遮蔽或被忽略的人物与事件。

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至自然变迁的影响，人物行为、事件后果又会影响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所以在每一时代的开始部分，简述历史经纬，方便读者了解相关人物和史事的社会背景、时代限制及其在历史坐标上的地位，理解历史人物做了什么、如何做和为什么这样做。鉴于一些史事的因果广涉全国以至全球，也就不能不从更大的范围进行阐述。

空间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外在条件，特定时空环境是故事上演的舞台，或多或少会对人物的思维与行为形成制约，而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出自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意识，也应是人文史的一部分。鉴于《南京城市史》中已做了较为全面、系统、准确的阐述，并有详备的配图，所以本书中尽量减少重复，除有新材料、新补充之处，只作为人物与事件发生发展的外在环境，略做介绍，也不再配图。摄影术至清末才进入中国，此前人物与事件的图像多不准确，且可能引起歧义，所以也不用为本书插图。

一部人文史，涵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每一种专业上，都会有比我高明的专家。倘若有研究机构或出版部门组织各方面专家联手撰著一部南京人文史，或许能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准。

我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直面并试图完成这一命题的人。能够在三年内写成这部书稿，首先是四十余年来，在文学、历史、版本学与印刷术、艺术史、佛教史、建筑、园林、饮食、钱币学与经济史、教育与科举史、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涉猎较广，亲身体验实践，且多有著作出版，串点成线，融会贯通，具有优势。其次是熟悉不同时期的南京城市空间状态，能够将人物和事件较妥帖地还原到相应的空间中去，而非天马行空地随意挥洒。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把握和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感慨：“《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个人独力著作的好处，是不必为与他人平衡而牺牲自己的见解。

准确地说，《烟水气与帝王州》是一种学术普及著作，意图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中间充当一座桥梁。我希望能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研究，以尽可能平易的文字表述，所以在行文上采用散文笔法，出深入浅，减少大众读者的阅读障碍。

《烟水气与帝王州》的写作，也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每天七八小时坐在书桌旁，我的目标只是写出一千字，大量时间须用于阅读与思考。一些读了几十年的书，又读出了新意。一些自以为信手拈来的材料，待到下笔，发现并非全无可疑之处。有些一向信以为真的东西，发现无法安放进历史的轨迹和特定的空间，如果确认它的真实，那么更多的史料就必须重行斟酌。清人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史学界常犯的通病，即“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从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始，前人著作中常可以发现，初始作者“碰巧”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文献，据以作出“有倾向性”的结论，后来的读者以至作者，竟不再查看原初文献，就坦然接受了那个结论，并据以作出自己新的“有倾向性”的议论。崔述指出：“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正本清源，须追溯到最初的源头，然后比勘史料，考察其流变，分析究竟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才可能做出接近真相的结论。通过各种线索寻找新材料，关注考古新发现，了解当下最新研究成果，观察尚存的文物与古画，实地踏勘城市自然与人文遗迹，都有助于对既有文献记载进行验证，填补自己的短缺。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提醒：“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俗皆爱奇，莫顾理实。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即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也经不起老生常谈的一再重复，固是常理。然而迎合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穿凿旁说”，是人文研究的大忌。对于史实的评判尽可以个人化，但史实本身不容篡改。读者有理由要求听到新故事，但更有意义的是从旧故事中读出新知。对历史多一分敬畏，对城市多一分情怀，对读者多一分尊重，当是一种基本的态度。

本书中讲述的某些事件，与前人所讲的不一样。为了说明依据，我尽量引证了准确的历史文献。有些常在人们口中的故事，于通常的诠释之外，还可以有别样的解读，作不同的评判。有些司空见惯的史论，还可以作深入的商榷。对于某些为美化南京而善意编造的故事传说，也根据确切史料还其真相。南京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不需要伪史的粉饰。即使我的理解和讲述未必完全正确，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哪些路径已经有人尝试过，有了什么样的结果。简而言之，我希望能让读者以更广阔的视野了解南京城市文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在习以为常的路径之外提供一个新的阶梯。其中若干命题，有心拓展，完全可以写成专著，限于篇幅，这里也只能撷其要点，以待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