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党组织治理的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于企业党组织治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大视角。一方面，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差异，无论是在企业人员构成方面、企业目标追求方面，还是公司治理机制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要探讨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有效性，自然不能避开产权性质这一特性。按照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和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两大维度来展开。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各学科之间的交融和相互渗透，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企业党组织建设具有客观复杂性，这就决定了需要多种学科综合交叉运用，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企业党建的基本规律和制度背景。只有从法学、政治学的角度搞清楚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搞清楚市场经济下企业活动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对企业党建形成更为科学、全面的认识，寻找党组织治理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的有效路径（陈晓华，2019；柯绍清，2022）。因此，学者们主要站在法学和政治学学科理论探析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动机和与公司治理融合的有效途径，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成果，实现了企业党建研究的深化。同时诸多学者站在经济学学科角度来分别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制，以检验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我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最终助力国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2.1.1 国有企业党建的理论研究

在国有企业中关键是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什么（郝铁川，2006）。理论界的学者们也由此以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OECD公司治理原则》提到，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与本土的市场属性、制度环境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适配性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属性、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带有本土的独特性，这就意味着构建国有企业现代化公司制度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蒋铁柱、沈桂龙，2006）。国有企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等本土化因素，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经过我国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党组织已成为国有企业中重要的治理制度（张弛，2017）。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实际上是国企治理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巧妙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治理作用，已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大特色和独特优势（李源潮，2009）。国企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的融合制度改变了公司治理的理念、逻辑架构和程序（付景涛，2021）。从社会网络结构视角看，党组织既纵向嵌入到全国党组织网络，又横向嵌入到企业治理结构（付景涛，2021）。从层次的角度看，在个体层次上，党组织成员兼任企业高管强化了个体的党员和高管的双重身份。党组织开展的党建活动对企业高管产生了规范和赋能效应，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变为企业的竞争优势（陈世瑞，2012），从而增强国企的组织效能。因此，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李天明、秦小珊，2019）。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党组织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在公司中的治理方式屡经制度更迭，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1989年提出的“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发展为“发挥领导及政治核心作用”进而上升为“发挥领导作用”（王金柱、王晓涵，2022），其地位和作用职能一直在不断地加强和深化，并成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凝聚职工群众、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升治理软实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力支撑（郑寰、祝军，2018）。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及2035年的远景目标，必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公司生产、运营、管理各流程中，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加快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步伐（肖云峰，2021）。

1.2.1.2 民营企业党建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推进，民营企业迅猛发展，成为中国治理过程中的一场“组织革命”，在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姚靖，2021）。民营企业的属性定位也由私营企业到非公企业，再到民营企业不断演变（王天义，2020）。然而，相较于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在行政监督力度不足的现实情境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不仅承担着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进行政治引领、治理监督的重要任务（姚靖，2021），更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举措（邱观建、付佳迪，2016）。

民营企业党建过程中面临着是否需要设立党组织以及党组织如何参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问题。理论界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工作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党组织建立的动机和党组织如何与公司治理有效融合等方面。对于为何要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有其必要性的问题，在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存在不同的回答。薛飞（2002）在实地调查的前提下，认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党建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党组织可以通过党政合一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政府完全分离，政府不能对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应建立有关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制度，为其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法律保障。梁雄军等（2004）研究认为企业的态度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是否能成为一种正式制度。而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是取得多元化资源的最佳途径，通过该途径，企业更能获得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倾斜，这在信息不透明、传递不通畅时尤为重要。事实上，党委拥有权力对政策资源进行间接配置，开展党建的企业更能接近党和政府，在相等的条件下，优惠政策和资源通常会向开展党建的企业倾斜。此外，党组织还起到信号作用，代表着企业的信用等级。建立党组织的企业更令人产生信任感，对外传达一种遵纪守法的信号。民营企业从早期的挂户经营模式，股份合作制模式到党支部、党委的设立，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模式的转变，来获取经营合法性和政治身份（曹正汉，2006），从而使得民营企业主可以借助政治联系防止部分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侵害自身的利益（付佳迪、邱观建，2017）。蒋政（2006）认为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动机同时取决于企业内部合理性和外部合理性。早期有些民营企业主指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党建工作的影响，带来过高的运行成本，从而不赞成建立党组织（蒋铁柱、沈桂龙，2006）。但是民营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公司治理不完善和人力资源有待提升的问题（初明利、贾元昌，2012），加强党建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内聚力问题，是民营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内在需求（李俊，2012）。焦连志（2015）进一步指出，对于民营企业的党组织而言，建立只是第一步，如何融合是关键。在治理过程中，党组织需秉承所有者、经营者、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念，从而成为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思想文化引导、利益协调、资源整合与运行监督功能的主体（初明利、贾元昌，2012）。章高荣（2019）则指出，党组织如何嵌入到企业治理结构中并非一种制度安排，这就会造成除了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能够发挥治理效应，党组织难以与公司治理实现有机融合的局面。大部分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并不能真正发挥实质性的治理功效。但更多研究指出党组织能够有效融入公司治理结构，引领企业发展、优化治理结构，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决策质量（王鹏，2019；姚靖，2021）。尤其是在当下，为了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目标，更是需要依赖党的领导与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相结合（陈林、龙菲，2022）。

1.2.1.3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

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内部人控制所造成的不良反应比普通公司更为剧烈和严重（唐旭，2022）。实际控制人在企业内部获得极大的自由酌量权，容易引起实际控制人滥用职权的乱象，进一步弱化国有企业内部各治理主体的基本功能。而基层党组织作为其内部的重要部门，直接干预着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及重大决策，被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直接方式（Chang＆Wong，2004；马连福 等，2013；陈仕华、卢昌崇，2014）。但是，既有研究关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治理效果的结论并不收敛。

在正向影响方面，大部分学者肯定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产生的正向影响。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的国有企业在并购行为中索要较高的并购溢价，能够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张弛（2019）、余汉等（2021）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还能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善公司治理和社会功能的实现。马连福等（2013）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有效遏制高管获取超额薪酬的行为，从而合理改善薪酬问题。Li和Chan（201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党组成员兼任董事能够充分发挥治理效应从而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但当兼任高管或监事则未发挥有效治理效应。吴秋生和王少华（2018）实证检验指出党组织治理作为企业监督制约的新力量，通过监督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从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程博等（2017）基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实证得出党组织“交叉任职”治理能够产生较强的信号传递效应，提高企业的审计质量。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研究发现，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监督制约功能的发挥能够有效降低其代理成本，从而作用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毛志宏和李丽（2022）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有效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降低公司风险从而促使企业行为更加自律，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程海艳 等，2020）以及财务舞弊行为（陈艳、张武洲，2022）。王梦凯等（2022）实证检验发现党组织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明显降低企业信息披露的违规倾向和违规次数，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该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罗昆和李亚超（2022）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能够弥补国企“所有者缺位”和提升治理水平，从而降低国有企业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的概率和次数。柳学信等（2020）研究发现党组织进入董事会的模式未对董事会异议产生明显影响，而在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交叉任职”时，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被有机融合，促使出现更高可能性的董事会异议。郝健等（2021）则着眼于研究董事长同时兼任党委书记的治理模式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实证检验发现董事长同时兼任党委书记时，虽然能明显降低国有企业的腐败风险，但未显著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陈其安和唐书香（2022）则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党委“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产生了强烈的政策效应，在确保企业社会绩效不受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乔嗣佳等（2022）实证检验发现，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明显降低了企业金融化程度，并最终提高企业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

在负向影响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Chang和Wong（2004）研究发现党委会对管理者决策权的过度控制所带来的政治成本会降低公司业绩。马连福等（2013）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可能会造成国有企业冗余雇员规模的增大。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发现党组织治理在有效保护国有资产时，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政治成本。

1.2.1.4 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法律规章为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正式制度提供法定保障，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纷纷设立了基层党组织。民营企业的党建与国有企业党建存在较大不同。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是有法定和强制制度做保障的，能够控制企业内的资源。虽然民营企业党组织与“政”完全分离，不对公司行为决策产生直接作用，但在经营活动和决策方面一直发挥着重大的间接作用，如在公司治理制度中承担着政治和思想引导、监督、保障及政治核心的地位和作用（薛飞，2002；何轩、马骏，2018）。党组织通过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重大决策中行使建议权和监督权，统筹全局、把准方向，有力保证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方针，推动着党组织治理对民营企业在维护职工权益、社会责任、合法合规经营、企业绩效、缓解融资压力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龙小宁和杨进（2014）、Dong等（2016）、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刘长庚等（2022）、郑登津等（2022）的研究均发现了党组织能够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缓解收入不平等。龙小宁和杨进（2014）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内设党组织能够维护企业的职工合法权益，明显提高职工福利。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赋予民营企业员工集体发声的能力，进而保障员工的雇佣福利。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研究发现，党组织可以通过集体发声和党政发声两个途径来改善职工权益。刘长庚等（2022）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员工工资。郑登津等（2022）则以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为切入点，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可以提高普通员工的报酬，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部收入不平等。在社会责任方面，梁建等（2010）、余威（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黄杰和郑静（2022）等的研究均发现党组织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促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王舒扬等（2019）、汤学良等（2021）、柳学信等（2021）研究均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环保投资。赵云辉等（2022）基于党组织结构和关系嵌入视角，研究发现，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均明显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当党组织位于企业内部网络结构的中心位置时，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则越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徐细雄等（2020）则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增强民营企业的政策感知能力，进而还能促进新增投资水平的提高。在合法、合规经营方面，郑登津等（2020a）基于企业财务违规视角，研究发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嵌入能够有力遏制其违规行为。郑登津等（2020b）进一步以盈余管理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发现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低。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研究发现，党组织进入董事会治理有效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马骏等（2021）研究指出民营企业内设党组织作为一种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治理制度安排，能够通过发挥其监督、制约和引导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作用，有效抑制高管腐败行为。在企业绩效方面，何轩和马骏（2018）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促使民营企业投入更多生产性活动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刘长庚，2022）。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Li等（2008）、严斌剑和万安泽（2020）、尹智超等（2021）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贷款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肖炜诚（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不仅帮助民营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而且对民营企业贷款问题起到了纠偏效果。叶建宏（2017）则研究发现党组织虽然能够帮助企业取得政府补贴等外部资源，但不能有效改善公司内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