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宝马是全球知名的品牌之一，也是“终极驾驶机器”的制造者。不同于以移动装配线而闻名的福特或以参与式工作法而闻名的丰田，这家德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头条新闻的常客，在于它的技术突破。多年来，宝马传奇的工程技术造就了很多创新，比如可减缓摩托车在颠簸路面行驶时所产生的冲击力的液压前叉、8缸合金发动机、电控防抱装置及非常成熟的纯电动汽车等。然而，对当下的宝马来说，令人瞩目的是其开创先河，着力打造一个包含5代人的工作场所，并将他们独特的技能和视角带到工作中。为此，宝马重新设计了工厂及工厂内的各个部门，使得在一起共事的多代人都能安心工作，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

宝马的母本工厂位于德国拜恩州首府慕尼黑的北部地区。“来自50多个国家的约8 0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其中有850名是实习生。”宝马的官方网站上写道，“每天，这里会生产大约1 000辆汽车及2 000台发动机。该工厂已经完全融入集团的全球生产网络。”

乍看上去，这个多代工作场所似乎是一个滋生文化误解、文化摩擦和文化冲突的温床。在很多人看来，每代人在工作上有着不同的激励因素，比如满意度、金钱或员工福利。再者，他们对技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年轻一代更喜欢通过短消息或视频来交流，其他人则常采用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宝马在内的众多公司一度不愿意把多代人安排在同一个车间或同一间办公室。不过，让多代人在工作上相互协作也有明显的优势。宝马注意到，年长的员工会逐渐失去思维的敏捷性和反应速度，但他们能利用其他资源来解决问题，而这通常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然而，年龄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条直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人类的创造力在20多岁时达到巅峰，到50多岁时又会重回巅峰。至于其中的原因，他们发现，在职业生涯早期，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但随着大脑运转速度放缓，他们开始学着利用经验来弥补思维能力方面的衰退。不同年龄段的人拥有不同的能力，这也是宝马将多代人整合到同一工作场所的原因。他们发现，年龄多元化的工作组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减少工作失误。“多代团队会以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一个项目或审视一个问题。”专注于该方面研究的海伦·丹尼斯（Helen Dennis）说，“汇聚的想法越多，完成目标的优势就越大。”

多代工作场所的发展潜力正与日俱增，这对我们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我们怎么看待不同年龄段的人，也包括我们怎么看不同年龄段的人所能做的事情及所能取得的成就。我们常听人说，“我太年轻了，干不了那份工作”或“我年纪太大了，学不来这种新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引入普及教育和“老年”养老金后，人们的生活就被划分为一个简单的阶段序列。幼年时期用于成长和玩乐，接下来是上学，可能还要读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到了退休年龄。当我们回望这个被认为是完整而有序的线性生活模式时，我们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在他们的一生中重复同样的生活轨迹。自那时起，人生在世的时间就被严格划分为一系列明显不同的阶段。

我把这种划分生活阶段的方式称为“人生顺序模式”。在过去的大约150年里，每代人都被告知要遵循同样的规则：从日本到美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非洲最南端，整个世界莫不如此。与此同时，战争此起彼伏，帝国兴衰更迭，女性获得选举权，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发射机器人探测车。但我们依然延续着以往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无休止地重复。

由于长久以来的人口结构转型，这种状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毋庸置疑，人类现在的寿命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1900年，美国人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46岁，而到202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78岁。算入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会在20年内达到83岁。也就是说，美国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3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生中的另一个人生。西欧国家的情况甚至更好一些：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5年。在亚洲，人活到60岁后，平均还能再活20年。即便是在很多方面都有待取得长足进展的非洲，这个数字也达到了惊人的16年。除了更长寿，我们还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更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即所谓的健康寿命。这就意味着，现在70岁的人可以追求两代人之前的60岁的人的积极生活方式。

寿命和健康寿命都在不断延长，所以关于老年的定义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化。1875年，英国的《互助社团法案》（Friendly Societies Act）将“老年人”定义为50岁及以上的人。“40岁是青年的老年。50岁是老年的青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说。雨果于1885年去世，享年83岁，所以他一生中有40%的时间属于老年。二战后，60岁被普遍认为是老年的划线标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报告中，这个数字在60～65岁之间变动，也就是说，即便是专家，也不是很清楚该如何为老年划线。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则采用了动态的定义方法，引入“预期年龄”的概念——预期寿命减去15年即为预期年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预期寿命还剩15年时，他便迈入了老年的门槛。以美国为例，时下老年的划线年龄当为63岁，这比雨果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划线年龄晚了十几年。

但在寿命持续延长的这一趋势中，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年轻一代的纳税人与那些已经在享受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福利的退休人员之间的摩擦正在激增。此外，在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在苦苦挣扎，比如走出青春期、中年危机或退休后的孤独，那些因青少年怀孕、辍学、家庭悲剧、离婚或药物滥用而致使生活脱轨的人，往往也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平衡家庭与工作方面，很多职场母亲陷入困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在职业发展和薪资方面，她们也远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虽然我们的寿命和健康寿命都变得更长了，但我们仍受制于技术变革的腐蚀性作用，这是因为时下的技术变革让我们的教育以更快的速度过时。知识的淘汰速度令人瞠目。过去，我们年轻时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在工作中用上几十年，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生活，那会怎么样？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什么，这并不是天生注定的。事实上，人生顺序模式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官僚制的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些概念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组并赋予相应的角色。本书的基本观点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提升及技术驱动的知识过时三者形成合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生命过程的格局，并重新定义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多代人如何在一起生活、学习、工作和消费。

我将这些大规模的转型称为“后世代革命”，这场革命会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经济乃至全球社会。如此一来，我们就会见证常青一代人数的激增，用连续创业家吉娜·佩尔（Gina Pell）的话来说，常青一代是“一个由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永远绽放的群体；他们超越了刻板成见，彼此间建立联系，同时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他们不以各自所属的世代为界限”。

“革命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己到来的。”美国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说，“革命就像橡树一样，是自然生长的。它来自过去，其根基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打下。”的确如此，常青一代的革命性崛起是各种长期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就任何给定的时间点而言，最多会有4代或5代人共存，而如今，我们有8代人同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在美国，这8代包括阿尔法一代（2013年及2013年后出生的人）、Z一代（1995—2012年出生的人）、千禧一代（1980—1994年出生的人）、微型一代（1975—1985年出生的人）、婴儿荒一代（1965—1979年出生的人）、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沉默的一代（1925—1945年出生的人）和最伟大的一代（1910—1924年出生的人）。在老龄化进程快于美国的日本、中国和欧洲国家，更是有多达9代人生活在同一舞台上。随着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在21世纪中叶之前可能会出现9代或10代人同台的场景。不同代的人能融洽相处吗？他们是否注定会陷入政治上充满争议的分配冲突，即由哪些人来为哪些服务和福利埋单？在为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体系提供资金保障的问题上，年轻一代的纳税人有什么看法？我们能否通过常青思维来克服这些困难？这种思维框架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本书的一个惊喜发现是，长寿不仅对退休人员有积极的影响，对处于人生每个阶段的每个人也都有积极的影响。更长的寿命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他们的孙子女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回旋空间，而无论孙子女的年龄多大，他们都可以借此改变目标、过间隔年或重塑自我。但这里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要摒弃人生顺序模式。如果人们能够从“适龄”活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进而成为常青一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同时追求多项而不是一项事业、职业或专业，并可从中获得不同的人生成就感。最重要的是，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可以为他们人生中的多个转变做出规划和决定，而不是简单的一条道走到黑，即从学习到工作，然后再从工作到退休。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书将会给出一个有违直觉的信息：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就越重要，相应地，做“重大决定”的意义就越小。举例来说，在一个由常青思维驱动的真正意义的后世代社会中，青少年将不必再为学习或未来工作的最佳路径而苦恼，因为他们知道更长的预期寿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依照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人生方向、学习新的技能或改变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这可能就是等待我们的那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必做出后果不可逆转的、会造成终生影响的重大决定。相反，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可以参加更多的代际活动，并体验更多元的人生机会。比如，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们不再被以年龄划分，不再区分主动和被动，也不再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等。技术会让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变得过时，但它同时可以为我们赋能，让我们拥有更灵活的、不断更新的学习与工作模式。我们的生活经历将不再遵循19世纪末大规模工业化和大众学校教育兴起时为我们确立的既定路径。事实上，我们将过上多种不同的生活，并与社会中不同代的人互动。鉴于数字平台已经广泛应用于远程办公与远程学习，这个社会将不再受年龄或距离的限制。认识到这种潜力的个人、公司和政府将进入一个生活、学习、工作和消费都不受限的新时代。如此一来，处于人生各个阶段的人都会拥有海量的机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世代社会。

我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决定写本书的。当时我被困在费城的家中，于是便将地下室作为办公室，并采购了必要的电子设备，同时借鉴我在《趋势2030：重塑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开展教学并举办在线研讨会。该书英文版于2020年8月出版，也是我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通过线上讲坛，我与企业高管、财务分析师、猎头、政府官员、校长、独立书店店主、读书俱乐部成员、高中生、报社创始人、退休人员和医务工作者等众多人士分享了我不断发展的想法及种种分析。我向他们讲横向思维，以及将各种体验串联在一起的优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现，我在《趋势2030：重塑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人口和技术将形成合力，一同解构我们自19世纪末延续下来的人生顺序模式。

正是在其中一次在线研讨会上，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而这最终也成为本书的根本性洞见的内容。那次研讨会的与会者是美国几家知名的动物园和水族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发言的过程中，我突然领悟到，除非充分考虑多代的动态发展情况，否则动物园不可能取得成功。祖父母会带孙子女去动物园玩，孩子们的父母也会因此满足自己对某种动物的喜爱，但介于这两代之间的其他人则对这种类型的外出活动缺乏兴趣。动物园怎样才能吸引青少年和那些没有子女或子女已经长大的成年人？为此，这些组织已经开始增设特别的节目或展览，并在其中融入视频游戏、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元素。在这个后世代的世界里，不仅是动物园，其他组织也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来启发处于人生各个阶段的人的想象力——切实做到毕其功于一役。

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消费方式时，思考每代的常青人口都是有意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让我们看到了远程学习和远程办公的巨大可能性，也看到了其艰巨性和局限性。它暴露了人类相对于机器人和智能机器的弱势，同时加剧了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此外，它还有力地提醒我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想鼓励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学习、工作和消费，进而推动个人和组织去探索新的领域，并不断挑战自我，力求在一生中实现个人能力和个人成就的双突破。本书受众广泛，既适用于父母也适用于子女，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既适用于员工也适用于人才管理者，既适用于即将退休的人也适用于已经退休的人，既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财富顾问，既适用于消费者也适用于市场营销人员。所有人都将受到后世代社会动态发展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带你踏上环游世界的旅程，足迹遍布东亚、南亚、俄罗斯、中东、非洲、欧洲和美洲。我会谈及诸多小说、电影、电视剧及许多普通人，并以此来说明人生顺序模式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的普遍性。我会指出这种组织生活的方式所造成的主要摩擦和困境，以及它们对社会各群体的影响。我还会介绍，在后世代革命和常青一代崛起的双重推动下，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退休、继承和消费等将呈现何种发展趋势。

你会发现，我并没有神奇的、现成的灵丹妙药来解决与人生顺序模式相关的问题。试着把常青思维作为一种方法而非解决方案。我希望这种方法能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个以年龄划分不同阶段的线性序列，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将承受极其高昂的成本，进而使得很多人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我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挑战过时的假定，因为要想抓住当下这个技术时代的机遇，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假定。我希望用这种方法说服政府、公司、教育机构及其他组织，让它们尝试新的生活模式、学习模式、工作模式和消费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让我们在日趋明朗的后世代社会立足。同时，我也希望用这种方法为21世纪的我们开发出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生活方式，从而充分释放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