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林耀东不仅学问深厚，医术精湛，而且为人厚道善良，医德高尚，对待病人如亲人，看病没有节假日，病人随到随看，极端热忱，一心一意地为病人服务，被病人称赞为“白求恩式”的老中医。由于医术高明，病人常常找上门来看病。“文革”时期，学院、医院停课闹“革命”，师生员工下放，处于混乱状态，很多病人只好找到先生家里等候看病，他都一一认真诊断处方，态度和蔼，到了吃饭时间也一定要把病人看完才吃饭，吃饭时如有病人来，他立即放下碗筷去看病。有一次他自己生病了，感冒发烧，老伴外出时就将其反锁在家中，让他静养。而当病人找上门来时，他打开窗户把钥匙递给人家。病人一来，好像他自己的病倒好了一样。老伴不无责备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么大年纪了，身体累垮了怎么为人民服务啊？他回答说，人家大老远地赶来看病，不容易，我看好了病人，病人病好了再去为人民服务，不是一样吗？凡找他看过病的人，无不认为林院长是一等的好人。医术高、医德好，他自然深得省内外尤其是合肥周边地区和家乡六合一带无数患者的拥护和爱戴，声望和威信日隆。每逢重大节日，省市领导都要来拜访和看望他。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不少老革命、老干部染上沉疴痼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操劳太过，积劳成疾，从省部军区领导到厅局干部和地市高校领导，找先生诊治者不在少数。由于医术高超，能真正解决病痛问题，反映良好，故他们关系甚笃，相互之间十分信任。譬如1964年春节，省委李世农书记、省人事局局长江音夫妇就为求安静，在秘书、司机的陪同下，大年初一冒着大雪来到先生家，度过了一整天。

“文革”浩劫，腥风血雨。从1966年起，林耀东就开始受到冲击，从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开始，到大会小会无休止地揭发、检举、批判、斗争，不断升级；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抄家挨斗是家常便饭，无数次地挂牌游街、戴高帽、受训、罚跪、“架喷气式飞机”，甚至被拳脚相加，且常常在晚上进行，造成他第二天上门诊不能看病，头痛心慌，全身颤抖，汗流如注；最后，干脆作为专政对象被关进了牛棚。对林耀东打击最大的，是参加革命最早、在上海工作的大儿子含冤自杀而亡（“文革”后已平反昭雪）。最让先生不能接受的，一是自己费尽心血参与创建的中医学院被撤并，为此他痛心疾首，寝食不安，夜不能寐，一直都想不通；二是剥夺了他看病的权利，进牛棚前医院药房就已接到通知，不得为他开的处方抓药付方，病人到先生家看病，被污为“地下黑门诊”。“文攻武卫”小闯将们时不时地要来“冲门”，如检查时发现有病人找来，就将先生训斥一顿，命令看病要向他们汇报。在残酷迫害、无情打击下，受人尊敬的老院长逐渐变得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当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而如今面对懵懂无知的小青年，也不得不垂手而立，悚然听命。读史读到伤心处，也使英雄泪满襟。

1969年4月13日晚，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林耀东，在家里与军代表谈话时，突然嘴眼歪斜，不省人事，这是第一次脑出血。1970年底他被作为第一批“三结合对象”宣布解放，结合到革委会，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其档案也送到了省委组织部。1971年1月9日下午学习元旦社论时，林耀东激动地发言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还要继续革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着说着戛然而止，头一歪，再次突发脑出血，这一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而就在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在门诊看了最后至少6个病人。

广大干群对被打倒的林耀东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文革”初期，在他挂牌游街、扫厕所扫大街时，常常有人悄悄地跑过来帮忙扫上一程；挂牌扫街，去掉牌后他又被带到门诊部去为病人看病，看完病到长江饭店食堂就餐时，常常有服务员偷偷地把他拉到里边，不用排队就安排好就餐，尽可能地为他改善伙食。他去世后很长时间还有很多病人找上门来看病，有的病人一听说先生不在了，当场就哭了起来。

作为安徽中医学院及其附院的创始人之一，林耀东在安徽中医医疗、科研、教育事业上有筚路蓝缕之功。他革命几十年，工作上认真负责，医术上精益求精，兴学办医功绩卓著，为中医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中医事业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