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农尝百草

神农是传说中继伏羲之后的大梦先觉者。他通过尝百草、发明农耕与医药技术，奠定了“药食同源”理论的实践基础。

（一）可食之草

继伏羲氏之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巨大贡献的传说人物。在伏羲所处的年代，人少野兽多，驯化野兽即可解决饮食问题。而在神农所处的时代，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出现了人多野兽少的情况，食物资源的缺乏仍是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神农“尝百草”的创举就在于寻找可食之物。《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其通过尝试多种植物类食物，探索出可食用的植物，并教民农作，种植这类植物。《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此后，中华民族进入以种植各类农作物来谋生的农耕时代。

种植植物与驯养野兽不同，前者还需要满足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等环境要求。聚集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原始部落的先民通过勤劳的双手，把以植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变成现实，最终形成黄河流域小麦、长江流域水稻、草原民族牛羊的三大饮食区域。与此同时，神农从野猪拱地的现象中得到启发，发明耒耜（把大型动物肩胛骨捆绑在木棍上，形似铲子），并教民农作，使得人民的饮食思维从捕鱼、猎兽的靠天吃饭形式，向创造性补充食物来源和保护食物资源的方向转变，自此农耕文明渐渐形成。而中华先民的素食习惯和文化，也从千百年来的食草经历中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胃肠等消化器官已对素食形成了适应性，“少荤多素”这种以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饮食习惯才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结构。即便是在今天，用现代营养学的观点去看，这种膳食结构仍旧是非常有价值的，仍被中国老百姓推崇。

神农发明农耕

（二）治病之药

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在发现可食之草的同时，也发现了有毒之草。相传，神农在寻找可食之草的时候，1天内竟遇到了70种毒。（宋·郑樵《通志》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时，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其所得三百六十物……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后来在各种尝试中，他又发现了茶可解毒、灵芝可起死回生……在漫长的品尝过程中，有苦有甜，五味杂陈，其品尝的植物种类越多，越是知道对百草之滋味，当先分辨有毒无毒，再分辨气与味及其作用。譬如，味辛之品，如生姜、花椒等，可助人祛寒；味甘之品，如红薯、山药、大枣等，可滋养脾（肠）胃。而生姜、花椒、大枣、红薯、玫瑰花、菊花、百合、荷叶、西瓜皮等皆是既可作食用，亦可作药用的物品。

神农口尝身受、亲验本草药性，其发现的本草即是中药的重要起源。神农尝百草的壮举为人们找到了药与食，后又通过口口相授、代代相传，并加以记载，才为后世《神农本草经》成书奠定基础。古人几千年来的亲身品尝与试验，也使后人对中药的安全性有了更多的信心。可以说，神农不仅是尝百草、发明药物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使用药物救人的实践者。中华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与种植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所形成的。这一过程也为“药食同源”理论和中医药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