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临证思维》：学术渊源

何老师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攀登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验俱丰，在临床诊疗上形成鲜明的特色。他不仅有扎实的中、西理论基础，而且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注重学科的渗透和交汇，善于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掌握中西医科研动态，不断探索和总结临床经验，不断升华并别出蹊径，提出了很多独特的临床见解，在50余年临床工作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独特的脾胃病理法方药论治体系。

医学救死扶伤，性命所托，苍生所系。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千年传承，守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习医之人，精勤不倦，学无止境；从医之路，艰巨深远，道无终极。何老师虚心好学，勤求博采，经典为源，百家为流，古今融会，衷中参西，兼收并蓄，执善而从，实践求索，发现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脾胃病学术思想，积累了丰富的脾胃病治疗经验。

一、宗尚岐黄，探本溯源

《内经》是“医学之宗”，为中医理论的渊源，也是脾胃学说的学术源泉，脾胃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悉蕴其中。何老师常说，要学好中医首先要学好《内经》，要学好中医脾胃学说，也要先从《内经》开始，全面掌握《内经》的脾胃理论，如登泰山之巅俯览群峰，为研究后世的脾胃学说发展、发扬脾胃理论和创新脾胃病治疗方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内经》中脾胃理论丰富。何老师全面系统学习《内经》，将其经文分门别类，并对脾胃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性整理，把论述脾胃的近三百条经文分为脾胃阴阳五行、脾胃解剖、脾胃生理、脾胃病病因、脾胃病病机、脾胃病诊断、脾胃病证、脾胃病防治八大类，以便学习、研究和教学。何老师潜心于《内经》脾胃理论研究几十年，在领悟中勇于探索和善于发现，对脾胃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术见解。他依据《内经》有关脾的生理功能的论述，认为脾的运化功能囊括了人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全过程，包括消化、吸收、转运、转化、输布、贮存、气化、化生八个方面，提出从脾论治气化病（代谢性疾病）的新思路。他根据《内经》相关经文，对“脾藏营”生理病理进行了深入诠释，率先提出“脾营亏虚”和“脾营不运”的证治；通过学习《内经》体质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细致观察人群中胃、肠的特征差异及与胃肠疾病发生、发展、治疗、转归的关系，首先提出了“胃质学说”“肠质学说”，受到脾胃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根据《内经》“胃主五窍”理论，探讨了胃与咽门、贲门、幽门、阑门、魄门的胃肠五窍关系，据此从胃论治五窍疾病，收效甚佳。何老师曾多次在学生和教师中做“学《内经》，悟《内经》，用《内经》”的学术报告，传授自己学习《内经》的心得，激励师生们学好经典，做好中医。

二、效法仲景，学以致用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迄今已有1800年，被尊为“方书之祖”，其学术思想流传古今，远播海外，是学习中医的必读经典。张仲景创立了辨证论治诊疗模式和理法方药论治体系，成为中医学最突出的临床特色。《伤寒杂病论》所载方314首，为“群方之冠”。经方药简效宏，法度严谨，配伍精当，结构周密，实效性无与伦比，是后世中医方剂学发展的学术源泉。何老师数十年致力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习和应用，以张仲景的辨证思维作为脾胃病辨证论治的指路明灯，以张仲景的组方法则作为脾胃病临床处方的标杆准绳。

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伤寒论》不仅为外感疾病提出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诊治的一般规律，其病脉证治、汤证一体、因证立方、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丰富的辨证论治思想，为脾胃病诊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思维基础。何老师临床探索“抓主病、抓主证、抓主症、抓主机、抓主因、抓主脉、抓主质、抓主气”治疗疑难性脾胃病的诊疗思路，就是汲取了《伤寒论》的经验和智慧，并在实践中加以提炼和总结而形成的。

人以胃气为本，胃气的强弱决定着体质的强弱，胃气的有无决定着生命的存亡。《伤寒论》充分反映了张仲景高度重视胃气的治疗思想，反复强调胃气盛衰关系着疾病的发展和预后的好坏，明确提出“无犯胃气”的治疗原则。书中体现了胃气康复，饮食增强，则疾病的预后良好，如第71条说“胃气和则愈”，第265条说“胃和则愈”，第332条说“胃气尚在，必愈”，第339条说“欲得食，其病为愈”。张仲景在立法组方用药时处处贯彻以胃气为本、保护胃气的原则，《伤寒论》113方中，用药93味，用得最多的药物是甘草，共70方，其次是大枣40方，常用甘草、大枣等药来“护胃气”。何老师十分推崇张仲景“重胃气”学术思想，临床治疗一切疾病，强调“以胃气为本”，处方用药注意保护胃气，勿伤胃气。他治疗胃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保胃气作为“三保三抗”之首位，认为脾胃虚弱贯穿于胃癌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始终，所以，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是扶正抗癌、逆转病势的关键所在。他治疗胃癌以“胃气为本”“脾胃为枢”，健脾开胃助长胃气，滋脾润胃保养胃气，益气温中激发胃气。他还常说：“若胃气得复，抗癌有力，则病有转机，人存生机。”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治疗思想和方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大法俱备，为后世治则治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法，即和解、调和之大法，包括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寒热、表里双解等方法。张仲景创立的小柴胡汤、大柴胡汤、四逆散、半夏泻心汤、乌梅丸等，是和法的经典之方沿用至今，千年不衰。何老师在学习继承《伤寒论》和法的基础上，创立脾胃病治疗新法“衡法”，包括燮理纳运、斡旋升降、权衡润燥、平衡阴阳、平调寒热、调畅气血、兼顾虚实、调和脏腑、调谐心身、调协内外十个方面。通过平调之法，使脾胃纳运相助、升降相因、润燥相宜，中焦和平。衡法既根源于和法，又不完全等同于和法，是和法的扩展，是《伤寒论》和法在脾胃病中的具体应用。何老师的衡法经验疗效确切，重复性好，易于学习掌握。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所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共收载方剂314首。其方组织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著。《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也是脾胃病治疗方剂之渊源。何老师非常重视经方的学习和应用，临床上以经方为用方的主体。他在治疗脾胃病最常用的经方大致有九类。一是半夏类方，如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小半夏汤、半夏厚朴汤等；二是柴胡类方，如小柴胡汤、大柴胡汤、四逆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三是大黄类方，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桃核承气汤、茵陈蒿汤、麻子仁丸、大黄黄连泻心汤、大黄附子汤等；四是黄连类方，如黄连汤、小陷胸汤、黄连阿胶汤等；五是桂枝类方，如桂枝汤、小建中汤、当归四逆汤、苓桂术甘汤、五苓散等；六是干姜类方，如理中汤、大建中汤、甘姜苓术汤等；七是黄芪类方，如黄芪建中汤、黄芪桂枝五物汤、防己黄芪汤等；八是附子类方，如附子泻心汤、温脾汤、四逆汤、真武汤、金匮肾气丸等；九是葛根类方，如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等。

何老师用经方的特点有三：一是擅用经方，即把握规律，明晰法度，汤证契合，用药精准，得心应手；二是活用经方，即透彻方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灵巧变通，运用自如，包括药物变、用量变、用法变；三是创制新方。他推崇经方治疗脾胃病，但“师古而不泥古”，主张创立新法新方，在学习张仲景及前人用方用药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创立了12首脾胃病“衡法”新方。这些新方大部分是从经方化裁演变而来，如和中调胃汤源于半夏泻心汤，温中调胃汤源于小建中汤，清中调胃汤源于大黄黄连泻心汤，降逆调胃汤源于四逆散和半夏泻心汤。

三、问道东垣，传承发挥

李东垣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外感效仲景，内伤效东垣”是对李氏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李东垣以《内经》理论为根基，在张仲景伤寒学说的基础上，发挥内伤学说，完备了中医临床外感与内伤证治体系。他的学术观点贯穿于《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等著作中，其中《脾胃论》成为脾胃学派的经典著作，是临床中医工作者的必读之书。

何老师毕生致力于脾胃病的临床治疗和理论研究，推崇东垣学说，十分重视《脾胃论》的学习与继承。他对《脾胃论》进行了反复而全面地研读与梳理，提纲挈领，将全书主要内容归纳为“四个一”，即天人一体论、五脏一体论、人身一元论、百病一元论；“四个对”，即脾与胃、升与降、阴精与阳精、元气与火；“二个四”，即人身四时论、用药四禁论；“六类方”，即补中益气类方、益气升阳散火类方、祛风胜湿类方、理胃类方、理肠类方、其他类方。这些高度概括了李东垣的主要脾胃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且应用于教学之中，以方便学生学习与掌握。

何老师既充分肯定东垣脾胃理论成就，同时也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某些理论存在缺陷和不足，主张在学习与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与充实，尤其是要在临证中学以致用，发挥弘扬。如“阴火”学说首见《脾胃论》，并确立“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法则。何老师曾在临床诊治了许多阴火证患者，大多疗效显著。他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系统归纳总结了阴火证的临床表现，提出了阴火假象和真候的鉴别要点，进一步探讨了阴火的发生机制，提出了阴火证的临床治疗要点。他撰写的“临证释阴火”一文，是对李东垣阴火学说的理论传承和临床发挥的佳作。李东垣阐发了《内经》时间医学思想，认为脾升胃降生理运动要适应一年四季升降沉浮的气候变化，在《脾胃论》中反复强调“凡治病服药，必知时禁”，倡导四时用药。何老师十分崇尚“天人合一”的生命理念，认为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在疾病防治中也要考虑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择时保养，因时用药，创立的脾胃病“辨病—辨证—辨体—辨时”四位一体的诊疗模式，是对东垣时间医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付之临床实用则效验。

何老师喜用东垣之方，但又灵活变通，自出机杼，扩展其用。如他擅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各科疾病，但认为此方偏于脾升而疏于胃降，故在益气升阳同时佐以通降，加用枳壳、莱菔子以升降相伍，平衡中焦；又因脾土恶湿，脾虚易生湿，故常加苍术健脾助运以祛湿，荷叶醒脾升阳以化湿，从而使补中益气汤升举阳气作用更佳。枳术丸源于《脾胃论》，由枳实、白术二味组成，用于健脾消痞。何老师在此方基础上再加枳壳、苍术二味，命名双枳术丸，二术二枳合用，纳运相助，补消同施，升降相宜，共奏健脾、行气、除湿、导滞、消痞之功，常以此方扩充治疗脾困湿阻气滞之腹泻、便秘、伤食、厌食、腹胀、水肿等病证，疗效明显。当归六黄汤是李东垣用于治疗夜间盗汗的一张名方。何老师根据本方具有益气、养血、滋阴、清热、燥湿之功效，除治疗盗汗、自汗之外，异病同治，还广泛应用于下痢、腹泻、胃痞、消渴、失眠、瘿气、口疮、崩漏、恶露、带下等多种内外妇儿疾病，收效颇佳，大大地扩展了该方的应用范围。

四、博采百家，兼收并蓄

脾胃学说源远流长，学术繁荣。《内经》《伤寒论》相继奠定了脾胃学说的理论和临床基础。李东垣传承岐黄之学，发展了内伤学说，崇脾补土，自成一家，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此外，历代医家对脾胃理论和脾胃病治疗各有新识，各有建树，促使脾胃学说日臻成熟。隋代医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开拓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证候的途径。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论及脾胃虚实证治，并搜辑调治脾胃病方180余首。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提出“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体质特点，创制泻黄散、七味白术散调治脾胃虚实；《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治脾千古名方。宋金时期张元素从“养胃气”的家法中，总结了外感和内伤疾病诊疗的独到经验。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论点，创制“越鞠丸”治疗脾胃郁证流传广泛；罗天益传播李东垣之学，发扬益气泻火之法多有建树；王好古深入研究“阴证”，对肝脾双调、脾肾双补颇有发挥。明代薛己注重脾胃和肾命之辨证，为温补学派之先导；李中梓《医宗必读》之名言“肾为先天，脾为后天”，相传至今；张景岳善用温补“培命门脾胃之气”，提出“治五脏即所以安脾胃”著名论点。清代吴鞠通的“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成为脾胃病治疗的重要法则；叶天士归纳的“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始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的脾胃分治理论，弥补了李东垣详脾略胃之不足，以其“养胃阴”为标志，中医脾胃学说得以完善和成熟。

古人丰富的脾胃理论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养分。何老师一生迷恋于中医，钻研于脾胃。他常说：“脾为中土，胃为谷海，中医脾胃理论如大海之渊，如大地之博。”他数十年如一日，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善从各家之长，师古而不泥古，继承加以创新。他的许多学术创新，源于各家脾胃学说，如“胃质学说”“脾营学说”等，是对《内经》《伤寒论》和历代前贤脾胃理论的综合与发挥。他提出的“治胃先治神”观点，是在学习历代名家经验基础上的新认识和新总结。他创制的几十首治疗脾胃病的新方，大多数都是在前人名方基础上化裁而成。

五、发掘旴医，古为今用

江西旴江（抚河）流域，历代名医辈出，数以千计闻名于世的杰出医学人物形成了一个光耀夺目的旴江医学群体。在旴江医家中，古代有陈自明、席弘、龚信、龚廷贤、万全、李梴、喻嘉言、谢星焕等脾胃病治疗高手，现代有张海峰、万友生、姚奇蔚、危北海、李军祥等著名脾胃学家。他们都推崇东垣学说，并实践探索，创新立说，为脾胃学说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何老师生长并长期工作在旴江流域，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何老师近十几年来潜心于旴江医学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挖掘旴江医家脾胃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发表了《旴江医家脾胃学术思想略述》《旴江医家对脾胃学说的传承与发挥》等相关研究论文，系统总结旴江医学在脾胃病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旴江医家对脾胃理论多有发挥与创新，如明代南昌籍名医万全把小儿脏腑特点精辟归纳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亏虚，心火有余，肺脏娇嫩”，提出“人以脾胃为本，所当调理，小儿脾常不足，尤不可不调理也”。清代新建医家喻嘉言高度概括中土脾胃的生理特点，率先提出“脾之土，体阴而用则阳；胃之土，体阳而用则阴。两者和同，则不刚不柔”。他既强调脾阳在人体生命中的地位，把脾阳比喻为“如天之有日也”，又重视胃在津液生成中的作用，“肾中真阳，阴精所载；胃中真阳，津液所胎”，将胃之津液与肾之阴精并重，在外感与内伤各种疾病的治疗中都十分重视胃津的护养。他根据脾胃的生理特点，提出了脾胃病用药要点：“脾偏于阴，则和以甘热；胃偏于阳，则和以甘寒。”喻氏关于胃津的论述，补充和发展了李东垣脾胃理论，对叶天士及后世胃阴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医家龚信《古今医鉴》说：“调理脾胃为医中王道。”旴江医家不仅在治疗脾胃病方面经验丰富，还善于从脾论治各科疾病。明代名医龚廷贤擅长调理脾胃，通过调理脾胃来健运化，补气血，益五脏，防疾患，保健康。其著作《寿世保元》全书共列医案204例，使用补中益气汤的就有69例。全书涉及补中益气汤的论述有171条，其运用之娴熟，化裁之巧妙，可谓得心应手，匠心独具。宋代医家陈自明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在外科疮疡方面也颇有建树，善从脾胃论治痈疽，提出“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的新治则，其“调脾胃、促饮食、生气血、愈疮疽”的学术观点，为后世中医外科内治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何老师善从旴江医家的经验中汲取学术营养，不断探索脾胃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调理脾胃者乃医中之王道。王道者，仁政也，即执中致和，论治脾胃疾病，推崇中和之道。清代宜黄名医黄宫绣对脾胃用药主张平调平治，如《本草求真》中曰：“补脾之理，无不克寓，要使土气安和，不寒不热，不燥不湿，不升不降，不厚不薄，则于脏气适均。”万全在《幼科发挥》中批评庸医：“今之调脾胃者，不知中和之道，偏之为害，喜补而恶攻，害于攻者大，害于补者岂小小哉？”其主张：“脾喜温而恶寒，胃喜清而恶热。故用药者，偏寒则伤脾，偏热则伤胃也。制方之法，宜五味相济，四气俱备可也。”何老师学习前人学术经验，推崇“治中焦如衡”治则，主张“中和之道”，创立脾胃病“衡”法一字经，疗效突出。

六、广师今贤，融会新知

长江后浪推前浪，脾胃学说薪火相传，贤人辈出，学术昌盛。当代脾胃学家星光灿烂，治胃高手层出不穷。北京董建华教授熟谙脾胃生理，创立的通降十法影响深远；祝谌予教授学贯中西，总结的胃肠疾病七型施治经验独到；焦树德教授论治脾胃病学验俱丰，创制的三合汤治胃脘痛疗效确切；关幼波教授创立十纲辨证，从痰治黄疗效卓著；危北海教授中西贯通，开创脾胃病中西医结合事业之先河；李乾构教授擅长脾胃病论治，创立治脾十五法独树一帜；王琦教授重视体质，创建“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新模式。上海黄文东教授从脾胃论治五脏病，发展东垣学说；张镜人教授发挥脾阴学说，善治慢性萎缩性胃炎；颜德馨教授重视气血，创立“衡法”，开辟疑难病治疗新路径；张羹梅教授精于脾胃病辨证论，治疗效果显著而名扬沪上；王灵台教授创新肝病理论，擅长补肝得心应手。江苏朱良春教授理论厚实，经验丰富，用药独到；徐景藩教授从寒热虚实气血入手，论治脾胃病机圆法活；单兆伟教授传承孟河医学，调理脾胃贵在和缓。广东邓铁涛教授发挥脾阳升发理论，精于重症肌无力症治疗，闻名海内外；劳绍贤教授强调中西合璧，发扬岭南医学独具特色。河北李恩复教授治萎推崇“凉润通降”，发明胃病名药摩罗丹。福建杨春波教授对脾胃湿热研究精深，成就斐然。辽宁周学文教授发展脾胃病机学说，提出消化性溃疡“内疡说”见解独特。河北李佃贵教授创“浊毒论”，论治萎缩性胃炎疗效显著。江西张海峰教授阐明脾胃气化理论，倡导中西医互补；万友生教授充实阴火理论，弘扬东垣学说；姚奇蔚教授创益胃舒肺达肝法，以治萎缩性胃炎而著称。还有许多名医高手、后生俊杰，术有专长，学有建树，为中医脾胃病专业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老师十分重视向前辈学习，向同行学习。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学习期间，曾聆听了董建华、黄文东、祝谌予、焦树德、朱良春、邓铁涛、王琦等国医大师的精彩讲课，曾跟随危北海、张羹梅、王灵台等老师侍诊抄方，并利用每年参加全国脾胃病学会的机会，求学于李乾构、杨春波、周学文、劳绍贤、单兆伟等业界前辈，也常常请教于学会里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他购买收集了大量当代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著作，置于案头，反复阅读，悉心体会，博采众长，以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何老师脾胃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以上前辈的深刻影响。如衡法治疗脾胃病，受益于张羹梅、颜德馨的学术经验；胃质学说和“辨病—辨证—辨体—辨时”四位一体诊疗模式，是王琦教授体质理论在脾胃病中应用的尝试；衡法代表方六和汤是焦树德教授三合汤的演变和扩充；抗化经验方双蒲散受到朱良春教授虫类用药经验的启发。他非常崇尚裘法祖院士的名言——“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做到老，学到老。行医一生，学习一生，道无终极，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