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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大概率见过王莽的头。
他是在新朝成长起来的，面对王莽头颅的态度应该相当复杂。他未必对王莽有什么天然的反感，也知道假如没有王莽，作为前汉的远宗庶脉，他不会有任何机会登上皇位。不过，他和他的皇朝既然以中兴汉室为立国的基础，就不可能感激王莽，而且要坚决防止第二个王莽出现。
刘宋漆藏臧质头颅，目的是“庶为鉴戒，昭示将来”；比侯景略晚的南朝陈朝，陈宣帝下诏把武库里收藏的许多叛臣的头颅返还家属，诏书中提到了当初收藏头颅的原因，也是“古者反噬叛逆，尽族诛夷，所以藏其首级，诫之后世”12。
王莽曾经是安汉公，而在英国建立共和国的克伦威尔，自称护国公。这两位不仅名号相似，连头颅的命运也互为注脚。克伦威尔1658年病死，做防腐处理后下葬。两年半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挖出他的尸体斩首清算，头颅被钉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旗杆上，向伦敦的臣民昭示弑君者的下场。这颗头颅在宫顶竖了四十年，被一场大风雨刮落，从此进入民间收藏，辗转多个收藏家之手，直到二百六十年后的1960年，才被最后一位收藏者下葬于克伦威尔的母校剑桥大学。13
古今中外皆如此。刘秀收藏王莽的头颅，首要原因也是引以为戒，提醒皇室防止权臣特别是外戚对帝位的染指，警告臣民这就是觊觎神器的下场。14当然，刘秀及其子孙也从机制上强化皇帝集权，择其大要：
一是削弱外朝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力。刘秀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去掉“大”字，分别改为太尉、司徒、司空，从形式上降低其身份；三公主要由文官担任，处理帝国日常事务，未必能参与最高层政治，且更替频繁，权力远远不能和前汉相比，前汉以外戚为大司马辅佐皇帝的盛况一去不返。
二是重视中朝和内朝。借鉴前汉武帝、宣帝和王莽信任“身边人”的做法，刘秀在中朝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俗称尚书台；内朝以宦官为主，一些在前汉还可由士人担任的职务，逐渐专由宦官充任了。
三是调整军事机制。在地方，除部分边疆郡外，刘秀罢掉了绝大多数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兵种，罢掉了军事长官郡都尉，取消了郡国兵士每年秋天例行的操练演习和考核。郡国的军事职能归于太守，郡国虽然可以征兵，但随着时间推移，再加上汉制一般不允许郡兵跨郡活动，这些按期限服役又缺乏定期训练的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更类似于“民兵”。
在中央，和前汉长安“南北军”相比，洛阳的“北军五校”卫戍部队、宫廷卫士，以及虎贲、羽林等禁卫军虽然都精编了数量，但虎贲、羽林的地位得到提升，而且这几支军事力量都在向中央禁军转化，体现着皇帝以内驭外的思路。15
此外，战争期间因为军情紧急，将帅调发军队比较随意，刘秀在大臣的提醒下，恢复了前汉惯用的凭借虎符、印信调发军队的机制，并完善监军制度，注重向中央禁军和外战军队派驻监军。
收藏王莽头颅的第二个原因是——继承，这一点可能比惩戒更重要。
王莽兵不血刃取前汉而代之，最重要的原因是蓬勃进取的儒家，犹如幽灵在中土游荡，找到了王莽这个肉身。儒家的胜利体现为王莽建立新朝。
虽然王莽激进的儒家改革最终失败，但儒家精神已被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接受。后汉人所理解的儒学，与前汉和后世的一大不同，就是对“谶纬”的重视。图谶、纬书，是两种不同的“经学衍生品”16，都能用来阐发“神学思想”，探究上至宇宙阴阳、下至个人命运的神秘，被视为圣贤故意不载于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合称“谶纬”。
儒生出身的刘秀将他中兴的汉朝作为肉身主动贡献给儒家。他定都洛阳，完成了王莽在天下正中建立儒家之城的心愿；他删定和颁布图谶，在王莽时期轰轰烈烈的祥瑞的基础上，持续烘托着儒家的神学气质。他按照王莽确立下来的祭祀、宗庙制度，重建后汉的官方祭典，并在王莽旧臣的协助下，借即位满三十年的时机，以纬书中的“河图”“洛书”为依据在泰山封禅。
刘秀死后，他的继承者们也不断抬高儒学在官方层面的地位。当一个皇朝以某种意识形态自诩，其他人就很难直接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改朝换代了。
官僚们将“五经”看作“外学”，谶纬看作“内学”，两者一视同仁，写奏疏、传诏令、论学术，都会引用，今文、古文经学者概莫能外。以汉家治天下的“孝”为例，后汉末年，颍川荀爽说：
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17
这是以经学为选举制度的依据。同时，后世再熟悉不过的“三纲”，其关系的经典描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却是出自纬书。18
普罗大众当然不懂得什么阐发、诠释，也分不清今文、古文经学，他们对待儒家犹如信仰。仍然以“孝”为例，涿郡崔寔写《四民月令》，记录了每个月臣民应该做哪些事，其中幼童在十一月必须“读《孝经》《论语》篇章”19。经过漫长时光的熏陶，普通百姓对孝道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末黄巾起事劫掠郡国，遇到有孝子、烈女的村庄会绕过去……在后汉民间，早期佛道里都能找到儒家教化的影子。
总之，儒教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后汉的中兴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20。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前后汉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本质变化，仍然是皇帝集权、郡县制、律法和编户齐民，此为“旧邦”。但后汉继承了王莽新朝政治哲学的品位，以“旧邦”延续了新朝的“新命”，这是一种“混合政体”，可称之为“秦制—儒教”体制。有的学者概括其为“律令和礼乐的相互补足作用”的“古典国制”21，意思差不多。
汉宣帝曾说过汉朝“以霸王道杂之”的准则，这已经具备了混合政体的框架，但由于前汉在汉宣帝死后迅速滑向了儒教政治，因此这一框架缺乏丰富且实质的内涵。而在后汉，“秦制—儒教”体制逐渐充实，成为大家熟悉的礼教——
这种混合政体粗略来说有四种特征：
皇权和儒家理想的混合。后汉皇帝及官僚的首要工作是汲取资源以满足统治阶层需要，皇帝生杀予夺、至高无上，地方官以征税捕盗、发遣徭役、镇压叛乱为主要职责，但他们都要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皇帝对臣民大赦、免赋、赈灾，把皇家苑囿开放给农民耕种；地方官要劝农、巡春、敦风化俗。
郡县制和乡里共同体的混合。地方治理上，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州郡县政令畅通，淋漓尽致地体现着秦制；但乡里有相当的自治性，有头有脸的人物会结社立僤，还把乡规民约刻在石头上22。地方官来自外地，但和本地下属之间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犹如君臣甚至父子。
律法和礼治的混合。后汉律法依然严酷，百姓动辄死罪、服役、守边，但很多“社会矛盾”可以在礼的层面消弭，上升不到律法的层面。
忠君和怀土的混合。编户齐民孝敬父母，依恋乡土，会延伸出对汉家及皇帝的忠诚，遵循儒家礼教，君臣父慈子孝，天下人是一家人23，为实现儒家描绘的“太平世”共同奋斗。
在理想状态下，后汉这个由刘氏一姓统治兆民的秦制政权，竟然有了家庭的温情脉脉，达到了“化家为国”的境界。乡里的自治自律和礼治的存在，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治理成本；人们信仰儒教，就会认可能够遵循儒道的皇帝和官僚；一个人越有孝行，越顾家，越亲近乡土，就越忠于汉家。汉家之天下成了天下人之天下，列祖列宗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借助儒家来夺取帝位了，这就是后汉从王莽身上继承的最重要遗产。
当然，地方自治、依恋乡土、家族意识，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汉家统治，也蕴含着相反的可能。皇帝做不到对儒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要让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后汉政权既然享受了儒家礼教对维护政权的正面意义，就不得不接受君子价值、家族意识、乡土观念对皇帝和集权的保留。这种“辩证法”恰恰就是混合政体的灵魂所在。
日本学者东晋次曾指出：“如果说东汉王朝是中国各代王朝礼教国家形态的原型，那么王莽政权则是导致这一原型出现的诱因。”24意思是说，王莽为“礼教中国”打了一个模型，虽然迅速失败，后汉却成为第一个质量可靠的制成品。此后，除个别政权之外，历代皇朝都以建立礼教中国为目标，以建成礼教中国而自诩，哪怕是异族建立的帝国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