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红军指战员回忆录》：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1]

（1960年11月9日）

朱德

（一）

这段时间是张国焘造反。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毛儿盖开过会，大家表示要团结，对张国焘做了些迁就。不迁就不行么。为了迁就，决定了北上进行临、洮战役，套他北上。北上与南下之争，他要南下，他有很多队伍。原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同志，后改为张国焘，这一是迁就了一下，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总想转到甘孜去搞，政委是他，是中央通过的，总司令是我，总部就跟他走，当时南下还是统一的，没有分歧，南面有许多队伍，一、四方面军一部，想收留这些部队，一起北上。但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看，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这样就破裂了。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南下后一到冬天，又没有吃的，只好组织打仗，打天全、芦山在军事上取得了些胜利，不打活不下去。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是中央委员，其他人没有，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我们总会到一堆的，这段是迁就时期。

（二）

此时期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当时我有二局，组织二局主要做些情报工作，从搞情报中，同时也收到二方面军的活动情况，没有中央的指示，与你们通报也是搞情报搞起来的，所以只告诉你们些情报。这时，因电报密码由总部带下来，被张国焘掌握了，二方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不经过他不行，这是技术问题，我们只是从搞情报和了解敌人中，知道你们的一些行动。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但明知道他是不愿（意）的。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敢说×话，总是想过黄河西靠近苏联，想当头头，但又怕马回子。

当时李宗仁他们在两广反蒋搞乱子，就想北上了，在甘孜他准备北上，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又很困难，中央又来了些电报指示，当时他才想叫二方面军北上渡江会合了。他要北上，在二方面军渡江前取消了他的那个“中央”，又还原了四川省委的名称。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二方面军过江最后还是由他决定，我们主观上总想你们早点来好。但他在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

在渡江前他不可能告诉你，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任弼时同志是不知道的。我们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想尽一切办法如何同他在一起。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被他说动了，王震同志就好，任弼时同志原来知道张国焘的底细，是个机会主义者。会合后就开会吧，我们大家一说，他也就同意一起北上。我也和他谈过，任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国际的。这段历史大致明白了，其他细致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摆开。

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经过他，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的都得听他的。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就是吃饭走路还有困难，马克思在天之灵呀，他是内部的一个军阀，他失败了，但没有全失败，部队骨干还保存了。过草地到哈达铺时，他仍想到岷洮去蹲下自己单独搞，不想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但大家都不赞成，主张北上会师。连他下面的干部也主张会师。（可是他还有权力压服人，因此组织了岷洮西固战役，打岷州损失了几千人没有打开，失败了。打岷州根本不应该，是错误的。）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张国焘）指挥。贺老总很聪明的，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去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可是五军还是被他抓住离不开，仍由他指挥着。后来我们把陈昌浩说动了，他也主张北上会合。徐向前同志是好的，他不满意，但不能说话，这就决定了北上会合。分开后，他（张国焘）又将部队往西撤了一下，想去临洮搞，我们就不跟他走了，去临洮天下雪，部队刚过草地很苦，大家说去不得，很困难，他还不停，后来找来一个向导，向导也说去不得，加上下面反对，讨论了一下转回去吧，他才死了心。

后来他（张国焘）又想过黄河去西宁，中央过黄河的意见也是他的意见，这也是中央迁就了他的意见。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总部回到延安，总部取消了，他的权力也就拿下来了，这就告一段落。这一段二方面军不是中央指挥的。他把甘孜、炉霍估计过高了，中央认为去不得，去就出不来。

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错阳差地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他反中央主要反毛、周、张、博。他是党内的军阀主义，军队只打仗，对政治工作一塌糊涂，这在四方面军的历史上应给他写上的。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很困难，没有政治工作，也没有群众工作，他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没有，不像毛主席那样从政治上建军。当时我们就做政治工作，虽然还有些毛病，但成绩还好，政治工作一做，部队就听话了，工作也比较好做了。他还让我们做政治工作，当时陈昌浩同志也同意给部队做政治工作，也起了点作用。政治工作是做了下级干部与士兵的工作，但中央的张国焘他还不听。他还想把政治工作人员调到他那边去，并派一些人来，我们这边工作有底子，干部很坚定，也不怕他。他的军队很脱离群众，我们就讲红军的道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国际上也起了点作用，当时国际上派张浩同志回来（中委），他一到瓦窑堡中央就叫他发报给张国焘提一提，起了调解作用。中央此时从八一宣言、统一战线有了新的一套。张国焘有些半信半疑，这是国际上来的，这一条也还是主要的。这一套比“左”稳当，我们过去是“左”的，这一变感到合乎其口味了。由于以上几点，在甘孜就有时听中央的话了，在天全、卢山讨论好北上。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前就取消了他（张国焘）那中央。但对毛、周、张、博还是反对的，我们和毛周张博是一股的，他反对我们就和他斗争，天天斗，开会斗，开会不能不让讲话，我们还有些马列主义，他没有道理，乱讲一顿，天天斗，真理他是斗不过去的，越斗越明，日久他的下面亦就好一点了。这也证明，任何时候都要斗争么。另外他还允许我们和群众讲话见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红军道理，阶级斗争，这也对下面有影响。四川的军阀是打仗流边边的，胜利归他，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如此，和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他怕打仗，怕敌人，怕的个要死，他怕和中央见面。往西走，中央的计划被他破坏了。他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时间所谓中央和军委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关于军事上的指挥是我和刘伯承同志搞的，向你们发电报也是他同意的。提到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乱得很，没有一定，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毛儿盖他就大反中央，我们是知情的，为了北上对他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南下后，就完全和中央对立起来了。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同志去二方面军，这是我们明知道的他（张国焘）反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伯承同志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是很凶的呀！会合时我和王震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就明了要和他斗争了。在甘孜我们和他斗，不能正面斗，斗不出什么名堂，争取的办法，贺老总很聪明，当面不反他，背地很坚决，向他要东西要人嘛。任（弼时）劝他（张国焘）北上，我们希望他北上和中央会合，他当时同意北上时又想到临洮单独去搞，真到失败才死了心，这笔账应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整理。

中央和二方面军的关系，除电报密码他（张国焘）拿着外，一局局长是他的人，这里有了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但在过江前不了解一、四方面军关系破裂，至于国民党报纸当时一定认为是造谣。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注释

[1]题目系本书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