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谐与富足”的加利福尼亚

1804年，上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官员把谢勒当作极不受欢迎的人，甚至对其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此前一年，蒙特雷 (Monterey)的西班牙政府当局就命令四艘美国从事毛皮贸易的商船 (“亚历山大号”[Alexander]、“哈泽德号”[Hazard]、“莱利亚·拜尔德号”以及“奥凯恩号”[O'Cain])离开加利福尼亚的港口，理由是这些商船违反了商业规定。“莱利亚·拜尔德号”因为1803年3月22日夜里发生的事件，被西班牙官员认为是最严重的肇事者。当时西班牙指挥官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Manuel Rodriguez)发现“莱利亚·拜尔德号”的三名船员在圣迭戈要塞附近一片荒芜的海滩上，试图从他手下的士兵那里购买一批海獭毛皮。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罗德里格斯非常震怒，或者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样一来，他就没法弄外快了。所以，罗德里格斯就把那三名美国船员扣押在海滩上，并派六名士兵持枪看管，然后自己返回要塞。黎明时分，“莱利亚·拜尔德号”的一些船员全副武装，乘小舟上岸，强迫西班牙士兵释放他们的同伴，同时解除了西班牙士兵的武装，并将其带到商船上。谢勒下令起锚，“莱利亚·拜尔德号”慢慢驶离圣迭戈要塞，商船和要塞之间相互开炮。商船至少被直接打中一炮，但是要塞一方很快就停止了炮击，因为要塞的炮手可以清晰地看见那六名西班牙士兵，正被谢勒鞭打着靠向“莱利亚·拜尔德号”的船边。这艘美国商船再也没遇到别的麻烦，离开了圣迭戈湾，直到往南驶向下加利福尼亚圣昆丁湾 (Bay San Quentin)的时候，才让那六名被当作人质的西班牙士兵安全地回到海岸上。19这个事件显示了不同权力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一方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帝国规定，一方是早期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信奉，这个自由贸易的理念在19世纪中期助推了美国大陆帝国理性化的进程。

上加利福尼亚当局和外商直接的冲突鲜有达到如此敌对的地步。这个事件的确很罕见，根据理查德·亨利·达纳的日记，在以后的30多年里，“这样的事在圣迭戈以及周边的港口和宗教使团中，再也没发生过”。20但是，由于西班牙政府禁止外国商船停靠西班牙港口的贸易政策，紧张形势经常出现。21如果商业政策约束性太强，那么商业活动就会各显神通，各行其是，影响加利福尼亚希望参与贸易的每一个人，而那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希望参与贸易。因此，当谢勒在圣迭戈冲突一年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时候，就让他的“莱利亚·拜尔德号”商船躲得远远的，不进入那些大港口，而是寻求与那些不受西班牙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做生意。22

这样的贸易并没有多少困难。谢勒带着他的商船沿着上加利福尼亚和下加利福尼亚海岸航行，从航线附近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雷富希奥 (Refugio)、圣卡塔利娜岛 (Santa Catalina Island)、海峡群岛 (Channel Island)、塞德罗斯岛(Cedros Island)、瓜伊马斯 (Guaymas)以及不久就成为知名走私港口的圣佩德罗 (San Pedro)购买毛皮货物。圣佩德罗在上加利福尼亚的第二个印第安人居住区洛杉矶附近。瓜伊马斯的西班牙官员在“莱利亚·拜尔德号”商船上就餐，“举止极其文明，但是执法非常严厉”，谢勒在他的日记中如此讽刺地写道。23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传教团的牧师在给当地西班牙政府的报告中说，他接待谢勒时“没给他一点好脸色”，尽管这两个人之间交往的证据表明他们做成了买卖。24谢勒与距离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不远的兰乔-雷富希奥 (Rancho Refugio)当地望族唐璜·奥特加 (Don Juan Ortega)家族和卡特琳娜岛上的通瓦人 (“我们的印第安朋友”)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了贸易。25谢勒和其他当地人或西班牙人私下里多次做生意，交换了很多物品，所有这一切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都是违法的。

谢勒在日记里没有描述贸易环境有多么困难，而是突出了上加利福尼亚和下加利福尼亚商业环境的适宜。他发现，“目前，只要熟悉海岸，就总能获得足够的补给和商品。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如果有一个好的政府，加利福尼亚很快就会崛起，走向和谐与富裕”26。谢勒观察到的这一点值得给予一定的重视，因为他预测到了不久后就席卷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海盆的商业革命。他明确认识到，对于“海岸”的了解是商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当地的加利福尼亚人和西班牙人不光在大港口，而且在沿着海岸的几乎任何地方都能安全地做生意。加利福尼亚的滨海地带，也就是从船上到沙滩以及海岸线上居民居住的区域，都是活跃的市场，所有的人都不在乎西班牙的贸易禁令。谢勒获得的“足够的补给和商品”证实了他与圣方济各会之间的交易，他在1804年给他的合作伙伴理查德·克利夫兰 (Richard Cleveland)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27最后，在谢勒的“加利福尼亚很快就会崛起，走向和谐与富足”的预言中，加利福尼亚指的是地方，而不是那里的居民。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怪异，但却准确地描述了加利福尼亚在太平洋商业地理大背景下的地位。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就会发现，谢勒的话真是极具预见性。1827年是加利福尼亚沿海商业发展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年，在这一年，有30艘商船抵达下加利福尼亚，此时，它是墨西哥最北边的省。这些商船几乎有一半是美国人的，另一半悬挂的旗帜是英国、俄国、法国、墨西哥、汉堡和夏威夷的 (夏威夷皇家旗帜融合了英国和美国旗帜的元素，主要是为了讨好这两个国家)。这些商船很多展现了明显的国际特征，比如，总部在秘鲁的合营公司拥有英国商船“奥罗拉号”(Aurora)；总部在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拥有“贝加尔号”(Baikal)、“戈洛夫宁号”(Golovnin)和“鄂霍次克号”(Okhotsk)；夏威夷的两艘船是在大西洋的船坞中建造的；哈得孙湾公司 (Hudson's Bay Company)的商船“卡布罗号”(Cadboro)是来自大西洋的，但其部分时间是在太平洋航行。总起来说，这30艘商船在太平洋的北美洲和南美洲海岸的所有大港口都停泊过，将近一半在夏威夷抛锚，还有一些穿越太平洋，一直航行到广州或菲律宾。这些船装着补给、奢侈品和一些稀有物品，比如英国双桅横帆船“弗拉姆号”(Fulham)运往卡亚俄 (Callao)进行重铸的圣克鲁斯 (Santa Cruz)教堂钟，再比如“富兰克林号”(Franklin)运往波士顿的1 600磅海狸皮，其主人是传奇皮货商人杰迪戴亚·史密斯 (Jedediah Smith)。28谢勒20年前就渴望的自由贸易，借助环太平洋的联系，此时在上加利福尼亚开始繁荣兴旺了。

自谢勒抵达加利福尼亚海岸以后的20年里，不论是加利福尼亚还是其周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欧洲和美洲航行太平洋的商船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19世纪20年代，管理上加利福尼亚“有人居住”的海岸地区的是墨西哥，而不再是西班牙，墨西哥官员马上中断了前西班牙官员为了应对“自由贸易的巨大危险”而实行的种种贸易限制。29由于墨西哥的进出口税，在美洲海岸，私下交易依旧是商人、传教士、加利福尼亚居民、印第安人以及官员之间进行物品交换最常用的形式。省督何塞·达里奥·阿圭略 (José Darío Argüello)对于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环境有精彩的总结：“法律所不允许的，市场的需求使之有了合理性。”30出口量最大的商品是牛皮和牛脂，而曾经价值高昂的海獭由于捕猎者的大肆猎杀，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几近灭绝 (见第四章)。对于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变化以及其他很多变化，谢勒不可能都预见到，但是他关于加利福尼亚在太平洋迅猛兴起的市场中所起的作用的预言，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此时，富有生机与活力的贸易将加利福尼亚沿海与相邻的大洋和世界连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