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共金融的起源
战争的资本
在中世纪，打仗是骑士的事情，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圣名和家族的荣耀。但到16世纪，这种战争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领薪的雇佣军。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昂贵的职业军士，需要设计精密的大炮火器，还需要建造蔚为壮观的堡垒阵地，这些都离不开金钱。
英国军事理论家托·富勒说，金钱是爱情的基础，也是战争的资本。
好在这时候，人们在新大陆发现了大量白银。
整个16世纪，仅西班牙就从美洲获得了1700万千克纯银和18.1万千克纯金，占当时世界贵金属开采总量的83%。殖民地和贵金属为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提供了流动性。有了这些贵金属，发动战争变得轻而易举。也因为这些殖民地和贵金属，西班牙才能充当世界老大，四处开辟战场。
尽管如此，这些贵金属仍无法满足西班牙无休止的战争。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西班牙王室向其治下的银行家借贷。
最大的金主是德意志富格尔家族。1546年，富格尔家族的资本总量约500万古尔登（中世纪德国货币），其中西班牙王室的欠债就达200万古尔登。后来，西班牙王室出现债务违约，富格尔家族损失惨重。
在困难的时候，西班牙王室还在安特卫普向欧洲公众发行年金债券。
年金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北欧的各个领地。当时，年金不被看作借债，而被认为是一系列收入的出售，即买方与卖方约定，立即付给卖方一笔资金，以换取一定时期内每年得到一定款项，一般以土地收益或税收做担保，这样可以逃避教会对有息借贷和高利贷的禁令。
从1517年起，安特卫普就成为西班牙王室的年金代理机构。购买这些年金的参与者，除了贵族和地主，也有不少中产阶级。1545年，安特卫普的一份年金购买记录表明，投资者中除了显贵、教会和慈善组织，还有不少中产阶级，其中工匠占25%，市政官员占21%，寡妇占17%，商人占16%。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面临困难时，这些公债持有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支持。
凭借雄厚的财力，1557年8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中，西班牙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把法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杀死了2500多名法国士兵，俘获了57面法军军旗中的56面，俘虏中包括法军统帅蒙莫朗西。
但西班牙王室也因此欠下了沉重债务。
刚刚继承王位的腓力二世不知所措，慌乱之下，他不得不宣布破产。为了重整债务，他下令把到达塞维利亚的私人白银扣留，强迫所有者接受公债。同时，他强行以新设立的美洲塞维利亚公司做担保，将应付账款统一称作名为“Juros”的长期年金债券。这家公司曾被认为是欧洲第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它唯一的作用是将可以预见的白银收入换算成公债利息，为西班牙王室管理债务。
随着军费的扩张，到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王室借贷已经复杂到令人目眩的程度。尽管腓力二世数次宣布国家破产（1557年、1575年和1596年），但他还是确保公债持有者能按时领到利息，并设置了非常诱人的利率（5%～7%）。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唯一的后盾就是新世界源源不断的白银收入。
垃圾债狂热
美洲贵金属不仅支撑了西班牙帝国的野心，也为它的敌人提供了资金。
贵金属的开采、运输主要由商人主导，这些白银流到塞维利亚后，随即又流向四面八方——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等，为这些国家注入强心剂。
1555年，为了和西班牙决一死战，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举办了一个“里昂资金大集会”，将洽谈出来的年金销售合同向所有放债人开放，而不再限于少数银行家。在当时，这被称作“monte”，意大利语为“当铺”，也被叫作“里昂银行”，尽管这个所谓的银行只有一项资产，即对国王的讨债权。
在亨利二世的一系列造势活动下，里昂掀起了一股追捧皇室年金的热潮。
年金债券以八五折出售，年利息约16%，吸引到的参与者不仅有法国人，还有瑞典人、德国人甚至土耳其人。约翰·保·鲁比斯在他的《里昂历史》中描述道：“这些号称可以白拿的暴利有多大诱惑力，只有天知道。每个人都争着抢着去投钱，小职员拿出了他们的积蓄，妇女卖掉了她们的饰品，寡妇拿出了她们的养老金，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总之，人们就像去救火一样争先恐后。”
考虑到16世纪欧洲王室的糟糕信用，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场垃圾债券狂热。
不幸的是，1557年8月，法军大败。
“里昂资金大集会”面临的形势急转直下，1558年，法国王室宣布暂停支付利息。不久，亨利二世死于非命。在一连串事件影响下，法国里昂的年金价格从面值的80%跌到70%、50%甚至40%。尽管法国王室想通过统一短期债务、以巴黎市政大厦做抵押等方式挽回信誉，但结果还是违约。而且，没有哪个债权人敢占据、拍卖政府的办公场所！从此，法国财政状况一落千丈，国家与商人、债权人的关系几乎破裂。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金融危机。
1572年内战爆发后，法国年金债券的发行彻底沦为国家的强制性贷款。
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法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从里昂转移到了巴黎。
债务公共化
马克·格林格拉斯认为，美洲白银就像给欧洲各政权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刺激了他们对战争的胃口。但这些贵金属不仅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军事冲突需求，也通过加强商人手中的权力，使社会逐渐发生变化。新教崛起、价格革命、经济扩张、阶层更替，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基督大同的观念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点迷梦，取而代之的，是新诞生的地理实体、国家民族的“欧洲”。
人们对信贷的态度也开始放宽，债务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言，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有关市场非人格力量逐渐摧毁传统社团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信用经济转变为利息经济的历史。
债务的公共化、复杂化，是一切现代金融危机的起源。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
这场深刻变革，改变的除了政治、民族、宗教，还有金融的复杂程度。
年金日益流行，汇票成为最普遍的交易工具，专业的贷款行出现了；海上借贷有了新的发展，保险业、有限公司也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将在日后的工业融资和金融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也将成为现代资本市场的构件。
为了方便各种金融工具的流通，在欧洲，许多贸易中心、交易所应运而生。1531年，安特卫普交易所开业，交易品种不仅包括大宗商品、商业票据，还包括西班牙王室发行的债券。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安特卫普交易所在传统交易习俗基础上，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交易规则。后来，伦敦、汉堡都纷纷模仿安特卫普，建立了自己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成为16世纪欧洲商业活动的脉搏。
金融系统复杂化
当西班牙把大量金钱投到诸如军功霸业、贵族世家，以及保卫宗教正统等活动中时，当法国将金钱转化为官僚特权和军饷，让新老贵族享受豪宅、美服时，在远离欧洲中心的低地荷兰，有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他们一直想努力摆脱腐朽的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他们并不想炫耀自己的财富，秉持保守主义价值观把来之不易的贵金属投到了一套与商业、贸易紧密相关的活动中。
17世纪初，荷兰冉冉升起。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分得一杯羹，积极进取的荷兰人努力让自己驶入世界轨道，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资本工具和方法，打造了一套高效的公共金融制度，使他们能够动员更多的要素资源。他们创建了私人储蓄银行，在贷款方面采用部分储备金制度；他们创建了最早的现代商业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发明了支票账户和直接转账过户等现代清算体系；他们还创建了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最早的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在荷兰，金钱的形式不再是西班牙人所理解的贵金属，而是银行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信用就是一笔钱，并以各种票据或数字的方式，在市场上流通周转。
荷兰接纳了源源不断的贵金属，并把它们变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
从荷兰开始，公共金融市场有如星星之火，开始燎燃全球。
在现代世界基础不断建构、知识化浪潮逐渐开始的同时，公共金融市场不断深化，日益复杂、精致、纤弱。在以前的简单社会，交易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权利义务清楚、对称。但从16世纪开始，金融体系的专业化、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从复杂性中受益，获得了更加便利、低廉的融资成本，以及更高的交换、生产效率，但金融体系也变得更脆弱。烦琐的金融体系充满难以察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关系，也是大量非对称行为滋生繁衍的温床——残酷的剥削、巨大的不平等、肆意转嫁风险……从此，规模空前的投机活动，疯狂、惊恐、崩溃以及令人胆寒的金融危机成为现代世界的一种周期性病毒。
这个公共金融体系是一个要求持续、无止境增长的体系。
国家需要扩张，企业也是如此，正如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人们普遍接受合法商业利息率是每年5%，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根据利息原则，预期自己的钱会增加。现在，5%也是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长的期望速率。以前，许多欧洲人认为取息是一种违反上帝旨意的行为，而从1600年的荷兰开始，这却成了衡量人类公共金融体系健康程度的唯一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