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金融系统的两个基础
金融这个复杂系统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值交换，二是价值增值。
这套价值的核心在于信任。在原始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借贷，更多依靠的是血缘、宗族、熟人等人际关系，并以此对风险做出判断。今天，人类处在一个复杂、庞大、极端不确定的世界中，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传统的人际信任已经难以维系人类的社会秩序和认知秩序，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借贷，越来越依靠黄金、白银、美元、人民币等货币体系，依靠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会计、审计等专业机构，依靠契约、法律、监管等制度体系，这些要素通过价值这个抽象的认知判断，在信任联结下，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这种超越了传统人际信任的新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系统信任”。
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为有了信任，才变得简单、可预测且有韧性。
金融系统的第一个基础，是通过稳定有效的信任，建立跨时空的价值交换，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推动大规模的分工合作。
自农业时代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就不断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就意味着人们不再只为自己生产，也为别人生产、为市场生产，然后通过市场交换满足生活需要。交换的第一要素就是价值的表达和度量。以货币为例，因为货币的价值“万众相信”，货币的使用就变得简单易懂、容易接受，即使不认识字，也能够识别货币。正因为有着与血统、长幼、亲疏等同样鲜明的特征，货币才能抹去任何事物的特殊性，漠视交换主体，达到“认钱不认人”的境界，才能以价值为载体，实现“万物可换”。
凭着这种普遍的信任，货币获得了其他事物不具备的渗透力。
现代世界金融创新不断深化，不仅价值度量手段持续更新，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货币，还出现了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证券，推动跨越时空的价值配置和交换。人们或许不愿意与一个陌生人产生关联，但金融神奇地打破了这一界限。尽管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服从不同的统治者，敬拜不同的神灵；尽管大家有着迥然不同的思想观念，遵守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但只要相信存在一种普遍价值，相信现有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度、契约文书、执行机制等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不公平和剥削，相信有权利必有责任、失责必追究、欺诈者必受罚，大家就可以坐在一起交换各自所需物品，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实现规模宏大的分工合作。
金融系统的表达方式恰恰符合一个复杂又多维的现代社会的需求。
金融系统的第二个基础，是凝聚对未来的共识和信任，通过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寻找推动新价值增长的故事。
大自然中，生物不断进化的目的是生存。而人类行为的动力除了生存，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融，这架我们自己建造出来的时间机器，通过价值交换的方式，不仅拓展了人们的经济联系，也提升了人类想象和计算未来的能力。在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基础上，货币摇身一变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资本，经由市场流入高效率的企业，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可观的增长和利润。因此，金融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有了金融，那些没有原始财富积累的人也能成为企业家，只要他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够高。金融释放了财富的经济优势，消除了项目融资的自然约束，让资本变得更加便利和大众化。
资本，正是联结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人们之所以愿意进行跨时空的价值交换，把金钱转变成资本投向不确定的未来，推迟获得满足感，是因为人们相信在未来收回本金的同时，还将获得一些额外收益——利润或投资回报。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可被看作时间的价格信息，它均衡了跨期财富的供给和需求，平衡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价值交换和增值的原理很简单，它像一台精密仪器，纤弱又精致，却成为这个世界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近500年来，正是在金融这台机器的推动下，货币、资本、股份公司、银行、交易所等金融资产和金融实体进行运转，凝聚人们的共识和信任，推动大量资源应用于掠夺、殖民、远航、贸易、战争以及一轮轮工业革命，促使科技进步，迭代涌现新的增长点。
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靠着信任，金融系统创造了更多希望和期待。
尼克拉斯·卢曼说，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和行为的可能性。
不过，只有当经济增长持续发生时，当前与未来间的金融等式才能成立。
从众的简化机制
金融是人类虚拟出来的一个故事，目的是通过价值交换和价值增值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高效的分工合作，找到新的增长点。近代以来，这个金融故事快速行驶在一条日新月异的高速公路上，手段、花样不断翻新，产品层出不穷，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同层层累叠的玻璃塔，一碰就碎。
这个复杂系统具有开放性、自组织性、非线性，同时也具有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是复杂系统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固有的。理论上，越简单的生物应对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能力越强，蚂蚁、蟑螂能够历经上亿年的时间，而恐龙、猛犸象却无法适应环境的剧变。理论生态学开创者罗伯特·梅证明，系统内部个体间的相互连接越复杂，系统越不稳定。金融系统由众多参与者构成，一桩债务违约就可能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
金融这个复杂系统的崩溃，源于不信任。
有了信任，金融系统坚不可摧，而一旦失去信任，就会“兵败如山倒”。
这是因为金融这种“系统信任”建立在“他信，我也信”的基础上，是一种从众的简化机制。金融系统庞大且复杂，要求人们通过彼此间建立信任、简化运转、降低成本。每个人的信任都建立在群体信任的基础上。比如，大家相信新能源将是下一个未来产业，都愿意将资金委托给市场中的基金经理去打理；大家相信中国未来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所以争相购买人民币资产；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预期美元将要加息时，又会去增持美元。这种从众机制带来了空前的分工合作，但也存在顷刻间崩塌瓦解的可能性。
人们信任它，却不了解它，这正是金融系统风险与脆弱之所在。
第一，现有价值交换不能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人们对市场失去信心。
在人类的世界，“风险共担”是维持社会系统有序的主要规则。人类虚构出来的每一个故事，包括法律、公司、帝国，以及金融系统、政治系统等，都试图基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构建信任秩序，“纠正不平衡，弥补非对称”。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代理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种信任机制，它促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但委托代理关系也存在极大的缺陷，那就是信息不对称。现实中，代理人经常使用委托人观察不到的信息，或利用不完全契约损害委托人利益，增加自己的效益。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认为，这是由美国金融机构权利和责任不匹配造成的。塔勒布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在权利和责任不匹配，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代理人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用委托人的钱承担小概率的高风险，以换取大概率的低风险收益。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整个受托资产隐含了巨大的毁灭性风险，委托人最终会因遭遇爆仓风险而损失全部资产，与之无关的普通纳税人会为救助金融机构付出额外代价，但那些代理人却能够得到巨额报酬并且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金融系统就已经酝酿并弥漫着“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和“赚傻子的钱让穷人去买单”的道德危机。
钱被银行家们赚跑了，最终却要让整个社会承担破坏的后果。
塔勒布认为，金融危机不是“黑天鹅”，而是由“风险非对称性”导致的。
在海曼·明斯基看来，金融系统的自身结构特征决定了金融具有适应性和不稳定性。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正常逐利行为总是会通过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道德风险等途径，破坏监管当局控制货币供给、防止失当行为的努力，逐渐演化成金融危机。金融机构的行为，从刚开始的谨慎、投机，到后来的冒险、欺诈，这是一个健全的金融结构转向脆弱的过程。但很多时候，在竞争压力下，贷款人总是存在代际遗忘，当一些利好事件推动市场繁荣时，贷款人的贪欲往往会战胜对过去危机的恐惧。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就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如果每个人都在放贷，那么银行也不得不放贷。
第二，现有增长点枯竭，价值增值方式不可持续，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
欧文·费雪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尤其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
为此，明斯基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明斯基认为，贷款公司的金融状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对冲融资，这是最安全的一种融资，未来的收入流能够偿付利息和本金。第二类为投机融资，风险略高，近期收入流仅能偿付利息而无法偿付本金，但预期收入增长终将偿付本金。这两类融资的安全性是建立在相信未来、相信预期收入能够覆盖本金利息的基础上。第三类是庞氏融资，名称起源于19世纪意大利人查尔斯·庞兹进行的一项金融诈骗活动，明斯基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格定义，指债务人在没有足够现金流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或出售资产的方式维持本金利息的支付行为。这类融资行为的最初意图或许不一定是欺诈，但通常与边缘性欺骗活动相关。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当外部环境变化（比如发现新市场、创造新技术）带来新的生产方式，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投出去的资金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就会增加投资，推动金融系统步入繁荣。然而，繁荣本身就蕴藏着不稳定性，这是由经济体系内在动力导致的。在繁荣和自信的时代，人们相信市场，对未来充满信心，金融机构放松贷款条件，借款企业倾向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投机性。当经济开始走向衰退时，价值增值难以为继，新增长点还没有产生，市场骗局增多，人们逐渐丧失信心，将推动更多企业拖欠债务和破产，反过来影响金融部门。进一步地，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息息相关。
有人试图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区分开来。认为经济危机主要由供求关系、生产能力、资源配置等引发，而金融危机则由金融市场的崩溃和信用引起。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系统中，比如银行破产、股市暴跌，而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广泛，涵盖就业、消费、生产、贸易等方面。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
在真实的世界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来都是互为表里、难以分割的。
金融这个复杂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由信任联结起来的关于价值的故事。信任简化了复杂，帮助金融系统完成了超越风险，却不可能消除风险。
不信任的积极功能
一个复杂系统的合理性不能只归因于信任，也包括不信任。通常来看，不信任似乎是信任的对立面，但在承担简化复杂系统功能的意义上，正如郑也夫教授所认为的，不信任并非信任的反面，而是其功能的等价物。不论是信任还是不信任，都能使我们免除继续搜索信息的重负，降低犹豫不决对工作与时机的贻误。很多时候，不信任并非消极应对，而是更为决断地简化。
在金融系统中，不信任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在持币观望、拒绝投资、用脚投票，通过与信任相反相成的方式完成系统简化；还体现在与信任相辅相成，甚至促进、加强信任，比如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大对金融欺诈行为的处罚，增加市场透明度等。也只有在一个可信任的金融系统中，不信任才能被限定和制度化，不会或不能扩展为剧烈冲突，成为系统的破坏力量。
正是在信任和不信任两种张力的二元对决中，金融系统才能实现进化。
消除风险的想法很诱人，但这是一种幻想。既然信任与不信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影随形，那么金融系统中的有序和紊乱、稳定和风险、安全和危机，也是如此相互依存。我们接受金融系统带来的便利、繁荣的同时，也必须接受金融危机引发的动荡、萧条，这是自由的成本，也是增长的代价。在一个“唯一的不变是变化”的世界中，最大的风险其实是停滞不前。
感悟无常变化，与风险共舞，在危中寻机，这是对待金融危机的正确姿态。
所谓“应对金融危机”，或者“救市”的根本措施，就是培养危机意识，搭建一套开放的、具有正反馈效应的“风险生态体系”，不浪费每一场危机，把每一个决定当作一个风险决策去平衡，在适应外界变化的过程中，重塑公众信心，推动系统在不确定性中进化、成长，推动新秩序的涌现。
一是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任。没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为了让进化发挥作用，必须纠正不平衡和非对称，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毫无疑问，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高效的手段。然而，要让人们相信市场，相信这套机制能够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还必须发挥公共机构的作用，禁止向无辜者转移风险，让犯错者付出代价，让信任和不信任充分发挥简化复杂的功能，增加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
二是找到新增长点，实现价值增值，重建人们对未来的信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信心之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打击甚大”。不过，信心源于持续增长，否则只会构建泡沫和虚假繁荣。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假说、罗伯特·默顿·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代代经济学人穷尽一生，就是想找到增长的逻辑，启动经济，振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