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戈登·奥尔波特 《偏见的本质》（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需要多年的努力和数十亿的金钱才能获取原子的秘密。而要获取人类非理性本质的秘密，需要更大投资。有人说打破原子比打破偏见容易。
人们把种族和族群的特质混淆时，就混淆了什么是自然赋予的，什么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这样的混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会导致夸张不实的信念，以为人的特征固定不变。遗传赋予的只能渐渐改变，学习得来的可以……在一代之间就完全变更。
总结一句
种族偏见在人的心里似乎根深蒂固，那是因为我们聚焦于视觉差异。接受教育并接触别的群体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差异确实只存在于表面。
同场加映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第33章）
伦纳德·蒙洛迪诺《潜意识》（第39章）
戈登·奥尔波特
Gordon Allport
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戈登·奥尔波特表示，大众媒体、旅游和国际贸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并没有带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感受，关系上的紧密往往引发摩擦和偏见。奥尔波特指出，我们已经制造出原子弹，然而“我们尚未学会如何去适应人类新近拥有的心理和道德上的亲近感”。如果人类要存活下来，社会科学必须赶上物理科学的进步速度。
奥尔波特1937年的著作《人格：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让他在心理学界享有盛名，而他所著的《偏见的本质》成为社会科学经典，与许多学科相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都引用过。几十年过去了，任何剖析偏见的严肃研究，依旧是以这本书为基准。
《偏见的本质》这本著作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有着重要意义。这本书是在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局”一案之前刚刚出版的。这一案件令美国最高法院下令“以审慎的速度”废除美国学校中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奥尔波特自然欢迎这项判决，不过他坚信应该确定实施的明确期限和行政命令。他在1958年版图书的序言里，写了这么做的部分理由：因为人们会接受行政上的既定事实，只要那符合他们的良心，即使不吻合他们的偏见。肯尼迪政府凭直觉知道，在社会正义的议题上，例如种族平等，政府必须扮演领导角色，民意终究会随之改变。
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
奥尔波特详细叙述了瓦克斯（S.L.Wax）1948年的著名研究，作为这本书的开头。瓦克斯给加拿大的100家度假村分别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内容一模一样，要求订同一天的房间；唯一不同之处是署名，分别是洛克伍德先生和格林伯格先生。针对洛克伍德先生的来信95%的度假村回应了，而且93%同意提供住房。而只有52%的度假村对格林伯格先生的信做出了回应，同时只有36%的度假村同意提供住房。度假村的管理阶层对寄信者一无所知，除了他们的名字。显然“格林伯格先生”不是以个人身份接受评估，而是被认定属于某个族群（犹太人）。
奥尔波特对“偏见”的定义是：对属于某个群体的某人持有厌恶或敌意的态度，只因为他属于那个群体，便假设他拥有属于那个群体的让人反感的特质。如果人们敌视纳粹这个群体，那么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偏见，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纳粹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邪恶的。但是敌视犹太人是偏见，或许你认识的某位犹太人不讨你喜欢，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犹太人有普遍存在的某种负面特质。奥尔波特写道：“偏见的最终效应就是，把承受偏见的对象置于不利处境，但那不是由于他的不当行为导致的。”人们以为“过度归类”是节省时间的捷径。偏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快速、简便评估别人的方法，而不需要拥有一切必备知识。然而，如果“接触到新知识，看法也不会翻转的话”，这样的预判就成为偏见。人们不允许新信息反驳他们的偏见时，他们会变得情绪化。要突然卸除我们珍视的观点得付出代价。
与我们相像的人
奥尔波特说，人们非常容易陷入种族偏见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特别容易一概而论和过度归类；第二，我们很自然就会对其他群体怀抱敌意。
人类会自然而然倾向于与相似的人黏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方便，比如我们愿意让最好的朋友住在自己附近；而如果与他人能经常见面，就会变成比较好的朋友。我们也很自然地会受到相似的人吸引，部分原因是这样我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较少。如果我们知道别人跟我们有类似的观点或假设，每一次我们要开启一段关系时，就不必从头开始。成为宗教团体的一分子，与团体中其他人拥有共同价值观，这让人自在；同学聚会这样单纯的事也会让人非常开心，因为你们年纪一样，在同一个地方长大，接触到的是同样的歌曲、电影等。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去结交外国人？为什么要邀请门房来打桥牌？我们看不出他会享受机智对答，那真的是太难了。
早在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问世前，奥尔波特就预先指出，我们在心里做出不合理的归类与做出合理的归类同样容易，事实上更容易，因为情绪通常会助长我们的偏见。人们很容易因为在巴黎的一次恶劣遭遇就建立起对整个“法国人”的看法，即使在与其他法国人有过中性或正向的接触后，要卸除最初的看法还是很困难。而偏见还可以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运作，那就是接受“有些好的犹太人”。这种例外潜藏的思想是仍对这些群体中的“多数人”抱持偏见。甚至让人们在不打破潜在偏见的前提下，抗议道：“我有些好朋友是犹太人。”
奥尔波特引用了斯宾诺莎说的“爱的偏见”（现在我们称之为“晕轮效应”），也就是以过度美化的眼光看待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种观念。然而相信我们的配偶或孩子不会做错事，不会在社会上造成任何不良后果，但是带着“恨的偏见”的人会。奥尔波特指出了偏见的五个层级。
仇恨言论：说出偏见，通常是在想法相似的朋友之间。
回避：采取措施避免接触不喜欢的群体，即使会带来不方便。
歧视：积极尝试将某个群体的成员排除在雇佣、教育、住房、医疗、教会、社团等之外。
身体的攻击：一旦偏见混杂了强烈情绪，就可能引发暴力行为。
消灭：动用私刑、进行集体迫害、大屠杀、种族灭绝。
奥尔波特表示，从表面上看公开表达偏见似乎不是那么糟糕，但是这么做替实际的歧视和人身暴力打下了基础。奥尔波特评述道：“从言语攻击到暴力、从谣言到暴动、从闲言闲语到种族灭绝，都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在暴力爆发之前，针对少数人进行的长期不容置疑的预判，以及言辞抱怨和自家群体经济上的失败，为攻击外部群体创造了完美条件。外部群体就成了所有坏事的祸因。在正常状态下通常不引人注意的事件（例如白人警察逮捕黑人）变得无比重要，甚至引发暴动。
偏见与“种族”
奥尔波特时代的教科书展现了不同的“人种”，包括白色、黑色、棕色、黄色人种，仿佛他们之间有着什么不可言喻的不同之处。奥尔波特走在时代前面，指出“种族”这个字眼和概念是不合时宜的。不管外貌是什么样子，所有人类都有相同的DNA，而且几乎所有看起来是“高加索人”的人（举个例子），都有一些非洲或亚洲的血统。
奥尔波特指出：“问题是，即使是一小片看得见的地方，……人的心智都会聚焦于一切跟这一小片或许有关的可能事物上。一个人的性格跟他斜视的眼睛有关，凶恶的攻击性跟黑皮肤相关。”比起欣赏种族与族群之间的差异，或是种族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或民族特征来区分），人们根据肤色来界定族群要容易多了。而且有视觉倾向、习惯寻找模式的人类很容易就错误假定，若两个人在基本特征上看起来相像（比如肤色），就必定是相像的。过去的假定是，既然黑人跟人猿是同一个颜色，比起白人，黑人必定更接近人猿。但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大多数种类的猴子的毛发之下，是白色皮肤，而且大多数白人的毛发长得比黑人更长、更浓密。即使是在奥尔波特的时代，人们已经知道美国黑人在基因上离“纯黑种人”很远了，因为他们的混血血统实际上更接近美国白人。
奥尔波特写道：“除了极偏远地区的极少数人属于纯种，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混血（从种族上来说）。”血统的概念并没有科学依据。每一个种族里都存在不同的全部血型，然而“我们和他们”的观点一直是建立在血统概念这种有害观念的基础上。一旦某一族群被归类为生理上的不同人种，就更容易变成替罪羔羊，为所有不幸负责，方便其他族群逃避和转移焦点，不必去努力解决自己的麻烦。
我们是根据看得见的标记在心里对人进行归类，如果标记不可靠，心里就会希望让分类变成可见的。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被迫戴上黄色臂章，因为单靠脸部特征或服饰不一定能将他们识别出来。在麦卡锡时代，有关人士费了好大工夫去指认“共产党”，因为他们没有明显可见的特征。“除非我们能识别出敌人，否则没有办法攻击他们。”奥尔波特指出。
奥尔波特观察到：受到直接挑战时，人们发现自己很难为偏见辩护。确切地说，“歧视是以隐蔽和间接方式进行的，而且主要不是发生在会引起难堪的面对面情境中”。他提到有一项研究显示，写信要求订位时，如果聚餐的人包含“有色人种”，餐厅通常不会回复。不过如果这群人没有预订，直接到场，要求一张空桌，所有人都会获得招待。显然，要终结种族偏见，这场战争必须两条阵线同时开打，既要通过立法，也要进行公共教育，例如我们今日所见“拒绝种族主义”的广告。基因检测已经确认奥尔波特的说法，现代人的基因传承混杂，显示现在只有极少数人是“纯种”白人、“纯种”黑人，或者其他“纯种”人种。面对这一事实，即使是深入骨子里的种族主义者都会发现自己很难坚持不合理的信念。
面对偏见的防御机制
社会上的非优势族群会发展出对付偏见的性格特征，包括被动和退缩。他们会回避可能遭遇歧视的情境和场所，而且如果受到歧视，他们也不会出声抗议来维护自己拥有的权利或自由。非优势族群的另一种防御是，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优势族群更加优越（有时犹太人会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认为优势族群粗野、无知或庸俗。
被歧视的对象还有一项特征，那就是尽可能仿效优势族群的外观、特质和习俗，否认自身历史、文化和习俗的价值。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游历美国时，注意到美国黑人的这项特征。而在20世纪，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则把姓名英语化来融入美国。其中一些人否认自己与犹太教有关系，另一些人则表明自己痛恨犹太语。
反击或是战斗，大概是面对偏见的最自然反应。做不到的话，饱受偏见之苦的族群通常会支持比较开明的政党（非裔美国人向来投票给民主党）。他们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的政党更有可能改变现状，提升少数族群的权益。面对偏见，人们的另一种反应是“努力奋斗”，于是少数族群会在经济和教育上力争上游，这样就不会再被看作边缘人物。不过还有另一种反应：经济上的权利被剥夺越多，就更加会追求代表地位的象征。也就是说，一个贫穷的人，会想要通过珠光宝气来遮掩这项事实。
奥尔波特有个吸引人的观点：身为受压迫族群的一员，可能让你对别的族群更有偏见，或许这是显示你比某个族群优秀的方法。当然，身为受压迫族群的一员，也可能让你的偏见比平常人少得多。举个例子，奥尔波特时代的许多研究显示，美国犹太人一般对黑人的偏见比白人少得多。简单来说，歧视要么使人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大于常态，要么使之小于常态。
总评
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问世超过60年了，事情有什么改变吗？
从一个例子便可看出端倪：奥尔波特提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通过将脸部弄白和将头发弄直让自己“融入”由白人主导的社会。这两件事现在仍然盛行于印度等地，那些地区的人认为白的肤色更好，或者在社会上更具优势。好在许多国家现在都制定了相关法律，防止肆意的种族嘲弄和谣言演变成社群暴力或导致种族灭绝。可以说，如果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存在这样的法律，或许就不会发生屠杀犹太人的事了。
20世纪90年代晚期，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展出“内隐联结测验”（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根据视觉闪卡来测量我们表述的信念跟潜意识中的真实态度之间有多少差距。这项测验的研究人员一再发现，绝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很难察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然而，奥尔波特的“接触假说”表示，如果让不同的族群共事，就可以减少偏见。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不同人种组成部队，起初士兵们对彼此保持戒心，然而后来证明这种组成是成功的。当然，竞赛队伍也必定是把焦点放在如何赢，而不是队友长什么样子上。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让恐惧同性恋的人和同性恋共事也有相同效应，此外，“跨种族”婚姻必然会进一步打破僵硬的社会认知。这个领域的一名研究员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研究的主要理论是：“你对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不一定会改变，但你还是会渐渐喜欢上他们。”尽管在奥尔波特写作之时，“偏见如棋盘纵横交错”，在整个美国都很普遍，他还是有理由怀抱希望。他指出，人们普遍爱仁慈、友善与和平胜过憎恨和战争。随着孩童成长为大人，就会沿着同心圆发展出对家庭、城市和国家的忠诚感，并且忠诚感通常止于国家。但是他认为，没有理由可以证明在将来发展出忠诚于全体人类的情感。
戈登·奥尔波特
1897年，奥尔波特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长大。他就读于哈佛大学，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于1922年取得哈佛的心理学博士学位。获得“谢尔顿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后，他前往德国与格式塔心理学家一起做研究，然后到剑桥大学待了一年。
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及伊斯坦布尔执教一段时间后，奥尔波特回到了哈佛，在此度过了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他的专长是人格心理学，他的“人格特质理论”及关于人类驱动力的研究，影响深远。
奥尔波特曾经担任美国心理协会会长，主持过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著作包括《人格：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1937）、《谣言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umor，1947）、《个体与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1950）、《成长：关于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看法》（Becoming: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1955）。奥尔波特卒于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