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述评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具有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他们认为特定的文化（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通过影响行为而影响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1776）较早阐述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通过他所提出的特定“经济人”，他指出任何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必须建立在共享的道德观，即履行支付承诺、信守契约、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实际上主要是指当时的“市民阶级”，他们具有“节约”“勤勉”“质朴”“慎重”“机敏”等品德，为实现经济目标达成一致，形成共同遵守的道德规律，实现了经济与道德的统一。

约翰·穆勒（1848）认为各国的经济状况依赖人类的本性，即取决于道德因素或心理因素，从而依赖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信仰和法律会对该国家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效率和劳动价值来讲，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

马克思（1867）基于历史唯物论提出，生产力决定当前的主流社会结构和主导性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生产力，文化沉积的速度和改变的速度都相对缓慢，其对社会和经济会产生深远影响。

马歇尔（1890）指出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人民在经营过程中也会受到个人情感、道德观念的影响，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其视作工业革命的前提。

马克斯·韦伯（1905）提出任何新的经济秩序都面临旧有秩序的抵抗，西方民族信仰的基督教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他将这种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并指出这种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熊彼特（1934）认为企业家勇于冒险的创新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精神所蕴含的就是社会创新和创新中的不断发展。苏亚雷斯（1989）从文化差异方面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并比较了企业家精神影响下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效应，进一步解释了长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差异。

刘易斯（1983）在全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认为，人均产出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还取决于人作为经济主体的态度。刘易斯主要关注了文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从个人的行为选择出发，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历史因素、制度原因及社会价值取向。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是从1995年之后才逐渐开展，2000年以来这一方面研究广泛展开。

陈忠祥（1995）较早地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从文化观念与文化价值系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设施等方面分析了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同时又从经济系统的结构、运行和管理等方面探讨了受制于文化的经济层面，论述了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滞缓和促进作用。张培刚（1999）指出，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意识上的安贫乐道和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于是陷入了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之中并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世世代代传递下来；这种现世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观念，在社会组织和人们心态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结构，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夏丽丽（2000）从文化模式、文化观念的更新、区域文化定式等方面分析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及文化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渠爱雪（2004）认为区域文化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制度安排和演进路径，影响企业用人特点、管理形式、空间布局形式和产业选择；在宏观层面影响区域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区域综合实力，同时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李艳艳（2010）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互相渗透、相互结合，二者之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提出了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念以及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

相对而言，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西方经典研究十分匮乏，可见的相关研究也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概括性陈述。例如，戴蒙德（1997）认为欧亚大陆的文化技术交流是其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领先于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关键。这种研究匮乏的现象并非巧合，其本质原因是西方经济学者普遍秉承海洋的碰撞式文化冲突论和普世价值论，将经济发展与其文化扩张联系在一起，否定多样性文化交流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张汝伦（2001）对此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一体化。万俊人（2001）则认为，如果我们忽略文化多元论的事实及其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内在限制，所谓全球化（英美主导的全球化）就可能是一个文化的陷阱。

相反，国内学者对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却抱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且主动将文化交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李凤山（2003）重点研究了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指出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十分广泛、深厚，历代各民族的历史和经济文化发展、各民族自身的形成与发展，都直接受益于长城带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许艺萍（2004）关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发现适当的文化交流能够减少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交流中面临的文化冲突问题，提出通过以跨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彭明新（2007）通过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发现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日文化交流是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紧密相连的，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日文化上的交流、发展，更对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安贞慧（2011）从推进中国文化国际化的角度指出，文化交流能够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并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这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今天，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李红、彭慧丽（2013）从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品贸易及文化产业国际合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的同时，国际文化合作也快速拓展，文化合作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经贸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需要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合作进程中文化与经济呈一体化趋势，故中国应加强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

随着党中央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继提出，这一区域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迅速成为热点。

王保忠（2013）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过程中引起的文化交流，能够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交通、能源、产业、城市一体化，在高级阶段还能够推动贸易和金融一体化，这是丝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薛东前等（2013）认为丝绸之路文化的扩散可以促进商品贸易的增长，并增加地区间的人员往来，丝路文化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顾华祥（2014）指出无论是在古代丝绸之路还是在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交流都是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和不竭动力。尹宏（2015）认为，要想率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取得文化产业区域合作的突破，就应坚持“文化植入，制度保障，优势互补，集聚带动，整体提升”的原则，深化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探索建立文化产业合作机制，积极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布局对外文化经贸合作区，加大对沿线国家文化投资。孙凤毅（2015）指出必须将文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重要的资源禀赋，让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血脉”，文化的交流与汇通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有效捷径。王国刚（2015）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理念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构想贯彻着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经济发展新理念。杨军（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丝路文化的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张瑞坤（2017）认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坚持文化先行，注重文化传播，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传播格局，在提高文化交流的同时，提升文化的创新力、表达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徐海宁（2018）认为文化冲突会对“一带一路”共建造成阻碍，并从法制环境、宗教信仰、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企业在“一带一路”经济交往与合作时产生文化冲突的原因。

以上研究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但研究普遍过度依赖英美主流经济理论，对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关系把握不足，不能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与英美主导海洋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不能区分彼此尊重文化交流促进合作共赢与贸易带动制度输出和文化征服的根本不同，不能认识到以文化交流推进“民心相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灵魂和动力，也当然不能以跨文化传播为入手点分析文化交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发展的路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作为党和国家所制定的重大倡议，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历史要求，探讨以文化交流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发展，特别是我国如何通过文化交流推进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