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1]

刘伟[2]　陈彦斌[3]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在即。面对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需要明确经济发展的四大阶段性任务：“十四五”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较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人均实际GDP较2020年翻两番，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矛盾、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较快下滑以及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四大挑战。为此，中国需要从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合理规划发展路径、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四个维度构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方略。

关键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经济保持长达40余年的高增长，1978—2020年GDP平均增速高达9.3%[4]，使中国从贫困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发动机”。二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普遍绝对贫困到全面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三是经济运行格局从“高增长、高波动”转向“高增长、低波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四是平稳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出现苏联与东欧国家在转轨阶段所经历的经济大幅衰退，为世界提供了罕见的经济转型成功范例。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制度优势。三是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构建了供需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出口和高投资需求可以有效匹配资本快速积累带来的总供给增长，从而有效地释放了经济增长动能并且保证了经济运行的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

2020年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虽然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但得益于对形势的准确研判与政策的精准应对，中国再次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举世瞩目的答卷，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无论是从具体的量化指标来看还是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与实际感受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在即，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与关键一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中国既要巩固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展阶段所实现的伟大成就，又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中国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就国内形势而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势头有所加剧，增长动力有待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仍处高位，高债务、高房价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等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就国际形势而言，全球经济尚未摆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存在长期停滞风险。再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同时，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美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以上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带来新的困难与挑战，增加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增强风险意识，认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任务，预判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将会遇到的挑战，从而在发展方略上做出针对性部署，以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与阶段性任务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也有所差异。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需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演变进行梳理，对新时代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进行全面把握，从而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中国处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但已经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目标首次被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之后，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相应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其中的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之前“富强民主文明”相比增加了“和谐”的要求，将社会建设内容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中。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回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有以下三点重要变化：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较以往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所拓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早的“四个现代化”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在不断扩展的。从最早更加注重经济与政治建设，到对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改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这一系列变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具体。党的十九大首次从两个阶段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进行了战略安排，勾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一步细化。与党的十九大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表述相比，在经济发展层面增加了“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重要表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站在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不断具体化，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一宏伟目标，这与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明显不同。伴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已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需要进一步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需要切实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而能够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经验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拓宽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的阶段性任务

虽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在不断地演变和完善，但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不变的，就是要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相适应、相协调，从而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为核心的基础。要真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在未来的30年内完成以下阶段性任务：

第一，到“十四五”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自2010年步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来，中国何时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迈上1万美元台阶，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继续稳步上升，与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只有不到20%的差距。根据刘哲希和陈彦斌的预测，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有望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5]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也提到，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对于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一国人均国民收入是否达到或超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为标准。这是因为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不断放宽，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平均值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之比已经从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由此容易掩盖一个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真实差距，从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启示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由于资本与劳动存在边际回报递减的特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此时，一个经济体要想进一步保持可持续发展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就需要显著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6]如果难以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使人均国民总收入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那么未来也可能会重新跌至高收入国家标准以下或者只是在标准附近徘徊，难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巴西与阿根廷都是典型案例。[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驱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十三五”时期，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但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度依然较高。因此，中国需要正视在“十四五”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务的重要性，切实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有效转换。

第二，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0—2035年是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层面对该阶段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经济建设层面，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比，其重要变化是增加了“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两大新要求。从中国以往的“三步走”等发展战略来看，通常是将经济总量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翻一番作为迈上新台阶的标志。刘伟和陈彦斌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2035年经济发展设想与要求，通过系统论证后也发现，中国经济至少需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8]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也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相对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目标就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党的十三大“三步走”战略相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实现时点提前到2035年，这既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制度优势显著的判断，也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等价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或中位数，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结合。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指的是中等发达程度或现代化水平与美国、日本、英国等高度现代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尽管当前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尚无明确的标准，但能够测算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大致范围。联合国根据人文发展指数将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划分为“很高”“高”“中等”和“低”四类，其中，发展程度处于“中等”和“低”的均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程度“很高”的均为公认已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由此，可以将发展程度处于“很高”和“高”之间的发达国家视为中等发达国家。[9]据此测算，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为2.5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在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2.7万美元左右。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升值，届时中国人均GDP水平或将达到3万美元以上。由此可见，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能够较好地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第三，到2050年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两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要客观地看到，由于中国人口多的特征，即使届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当前公认的高度现代化国家也会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把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加适宜。2019年，剔除经济体量过小（以GDP规模在全球前30位为标准）的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为4.7万美元。按此标准测算，在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如果到2050年实现人均实际GDP翻两番，那么人均GDP水平将达到7.5万美元左右。若发达国家按照名义GDP增速2%测算，届时人均GDP平均水平将在8万美元左右。[10]考虑到未来30年中国高质量发展会推动汇率升值等因素，人均实际GDP翻两番将能够实现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目标。届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将大幅超过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四，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突出体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上，如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总需求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结构的失衡等。其中，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造成其他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比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会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收入偏低，而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体中消费的核心力量，由此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会使得一个经济体的消费率偏低（消费支出总额/GDP），对服务业的需求较弱，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有效解决中国的收入结构失衡问题。如果说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提低”）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核心任务，那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中”）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从国际经验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实现现代化也尤为重要。根据瑞士信贷银行数据统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现代化的韩国与日本，其中产群体占比分别高达45%和60%。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产群体占比不超过10%。[11]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人以上，虽然规模相当大，但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待提高。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依然“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因此，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从而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

二、新挑战：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将面临的四大发展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下行压力与严峻挑战。正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针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在未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特别是在起步阶段的“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面临四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经济增长动力将有所减弱，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路径难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

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2020—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要翻一番，2035—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要再翻一番。由此测算可知，未来30年的年均实际GDP增速要达到4.6%左右。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了反弹后开始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2019年中国GDP增速降至6.0%，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GDP增速进一步降至2.3%。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10%左右的高增长之后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持续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显著减弱。

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分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主要衡量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以及技术进步红利等红利的集中释放，四大生产要素均显著改善，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过，最主要的贡献还是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根据增长核算的测算结果，1979—2009年，资本与劳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占到85%，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资本和劳动两大支撑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开始减弱。就资本而言，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之中，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减少，“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导致资本积累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受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投资需求较为疲软，拖累资本积累增速。就劳动而言，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影响下，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2年开始缩减，从而导致劳动供给增速下降。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老动力”减弱的同时，“新动力”还有所不足，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对“老动力”的依赖程度反而有所提高，增长核算结果表明，2010—2019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90%以上，相比之下，“新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显著提升，尤其是TFP的贡献率反而由正转负。究其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扩张与资本积累的增长，导致大量信贷资金配置于低回报的领域，加剧了资源错配，从而抑制了TFP的增长，也阻碍了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展望未来，在“老动力”继续减弱而“新动力”尚有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预计2020—205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将降至3.5%以下，从而难以完成人均实际GDP翻两番的任务。就“老动力”而言，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其资本存量会逐步接近稳态水平，这就会导致资本积累速度不断放缓。再加上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高债务与民间投资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会加剧资本积累速度下滑幅度。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比2020年减少约20%，老龄化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十分显著。就“新动力”而言，人力资本方面，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质量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提升速度已逐渐放缓，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2]TFP方面，随着中国逐步接近世界发展前沿，技术追赶效应对TFP增速的提升作用将显著减弱，产业、总需求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也将从资源配置效率层面影响TFP增长。未来TFP增长需要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13]综上可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或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老动力”减弱而“新动力”有所不足的动力转换期，潜在增速将呈现趋势性下降，难以保证2020—2050年完成人均实际GDP翻两番的任务，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会加大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加大经济发展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追求经济增长与结构的协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诸如实体产业内部供需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及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房地产发展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等，都严重困扰经济发展。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尚未摆脱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从而导致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难以破解，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陷入“稳增长”和“防风险”的两难之中。

就对房地产的依赖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末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就成为带动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其不仅能够直接推动GDP的增长，而且能够通过带动钢铁、水泥、家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推动GDP的增长。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运行与房地产调控历程可以看到，每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政府就会依托房地产来稳增长。[14]虽然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带来GDP的增长，但是经济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推高房价，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国际经验表明，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会挤出生产性资本并且抑制创新，从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出发，需要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但是，这就会以牺牲短期内的经济增速为代价，甚至带来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15]可见，由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存在依赖，中国经济很容易陷入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之中。

就对债务的依赖而言，目前各界重点关注的是高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普遍忽略了中国的高债务问题恰恰是因为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所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杠杆率（债务总额/GDP）上升幅度最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16]从结构上看，杠杆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升高所致，中央政府和民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幅度并不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内部和外部需求的显著萎缩，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承担了“扩内需”和“稳增长”的任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主要是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从而导致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17]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主要源于房价上涨背景下贷款购房行为的增加，这反过来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拉动了短期经济增长。因此，债务扩张对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起到了显著的支撑作用。但与房地产类似，长期内债务的过快增长将导致负债主体的偿债压力过重，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

因此，房地产与债务均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要素。但正是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之中。如果更注重增长质量，那么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势必要遭受较大冲击。如果更注重增长速度，那么对房地产和债务的依赖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还会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概率，不利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因此，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否则将加大经济发展风险，从而使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三）贫富差距问题依然较为严峻，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将面临新障碍

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任务与目标。然而，由于存在初次分配失衡和再分配逆向调节作用不足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妥善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4以上，财产基尼系数更是在0.7以上。[18]贫富差距直接表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3左右，社会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的失衡结构。[19]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呈现新变化，即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出现了较快下滑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过快所致。在此期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也较快，只不过增速低于高收入群体，从而导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但是，从2015年开始，居民收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下滑速度更快。如图1所示，2015年以来，高收入群体（收入排在前20%）的收入增速基本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虽有波动但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中等收入群体（排在中间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下滑，2018年已经降至3.1%的低位。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升至8.0%，但依然低于低收入群体（14.6%）和高收入群体（8.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水平（8.9%）。

未来要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国还将面临如下阻碍：一是经济增速下滑将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众所周知，中低收入群体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而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工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但对于财产性收入而言，经济增速下行阶段由于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加剧，反而会推动部分房产与金融资产升值。因此，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景下，受到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会逐渐拉开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二是中低收入群体背负的债务压力持续攀升。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较快，截至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59.1%，与2010年年末相比，近10年间杠杆率攀升了31.8个百分点，债务规模增长了4倍。从居民债务的分布来看，债务负担最重的是中低收入群体，[20]由此会使得偿债支出占据了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从而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三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未来养老与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将持续加重，从而相对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获得感与幸福感。总之，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破除长期以来导致贫富差距的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问题，这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四）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需要进一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红利的释放以及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再吸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实现“V”形反弹，反而是进入了较为长期的低迷状态，由此导致中国外部需求显著萎缩，出口增速下滑，全球化红利消退。其次，以英国脱欧与中美贸易争端为标志性事件，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开始显现并呈现加剧态势，全球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全球贸易规则进入重构阶段。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或呈现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外部环境更趋于复杂严峻，从而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

不仅如此，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已经接近于美国GDP规模的3/4。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顺利推进的情况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的GDP规模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超越过程中，美国必然会做出回应，甚至挑起争端以阻碍中国的超越，从而或使两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21]中国或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复杂外部环境，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新方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战略

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要想更好地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任务，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特色优势，制定好合理的规划与实施路径，确保中国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为此，本文建议从以下四个维度构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方略。

（一）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特色优势，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

概括而言，中国经济的特色优势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这一优势已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快速“补短板”“调结构”以及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建设与重大灾害防治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进一步充分发挥。

二是“中央集中+地方竞争”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一方面，中央作为地方政府的行政上级，集中掌握了地方的人事任免等权力，由此可以将国家的发展规划部署转化为地方政府发展的具体考核指标，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各市县层层推进各项发展任务的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之间在晋升考核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超额完成发展任务。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已经表明，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设计，能够使得中央与地方两者激励相容，“中央集中+地方竞争”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力。[22]

三是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与投资需求的拉动，国内消费市场挖掘得相对不够。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8.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个百分点。这既是现有的差距，也是未来的增长潜力，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举措予以释放。如果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能够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将会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有效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起“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发展模式，[23]这也将成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底气所在。

四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对经济运行的强大调控能力。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通常是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政策为主，主要聚焦于短期内的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不仅包含总需求政策，还可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手段对总供给进行调控；不仅包含短期政策，还可以通过“五年规划”等中长期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24]此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不仅具备常规时期对经济波动的平抑能力，在危机时期还拥有强大的反危机能力。例如，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在1998年和1999年依然实现了9%以上的高增长，而韩国、日本等国家均出现了负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降至6.4%，但随后快速反弹，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走出危机影响的国家。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将成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针对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050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考虑到当前中国仍属于新兴经济体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下一步可以先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

基于此，第一阶段（2020—2035年）可以进一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从2021年到2025年，即在“十四五”时期，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任务，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并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十四五”期间人均GDP水平争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的20%以上，从而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是从2026年到2035年，在“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使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2035—2050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收官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人均GDP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5]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客观必然性更加鲜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这种历史必然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适应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三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26]

要实践新发展理念，核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涵：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上述七个方面是统一整体，需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27]

新发展格局旨在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即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当突出强调以下要点：一是构建以供求良性互动为目标导向的国民经济循环，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推动的国民经济循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三是构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的国民经济循环，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与质量偏低问题；四是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国民经济循环，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扩大内需，形成战略基点；五是构建以“一带一路”为战略支撑的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可以达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有利于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

（四）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提供理论指导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经济学理论建设中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研究成果，解决了一些困扰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我们要客观地看到，当前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还不够，理论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增强“四个自信”，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必须用中国经济学理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因此，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学应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提炼中国的特有范畴，形成独创性中国经济理论，并且将其用来指导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回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不管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还是美国经验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只是纯粹的国别概念，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与之类似，中国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国别概念，而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历史概念，并且同样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不仅要具有中国的根据和意义，还应具有世界意义，从而既能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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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项目编号：71850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2]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3]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4]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5]参见刘哲希、陈彦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兼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2020年第10期。

[6]参见张平：《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特征、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

[7]巴西、阿根廷在201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值3%左右，但随后又回落至门槛值以下，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在201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一度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左右，但此后受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性等因素影响，人均国民总收入再次回落至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以下。

[8]参见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9]对于发达经济体的界定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

[10]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10月的预测数值。

[11]参见：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5，Zurich：Credit Suisse AG，2015，p.124.

[12]参见刘伟、张立元：《经济发展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13]近年来，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加快，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核心资源，由此将对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纳入要素范围，这意味着数据与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拥有了相同的地位和角色，可以预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TFP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

[14]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并且“加快住房建设，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等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5]参见许宪春、贾海、李皎、李俊波：《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6]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中国的杠杆率已经高达280.3%，比2008年年末上升了141.3个百分点。

[17]参见毛捷、刘潘、吕冰洋：《地方公共债务增长的制度基础——兼顾财政和金融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18]参见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5，pp.149，152.

[19]“金字塔型”结构是指少数的富人群体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中产阶层人数较少且占据的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额较低，低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但只占据少部分的社会财富总量。

[20]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Is Growth at Risk？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p.73.

[21]“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

[22]参见张军、范子英：《再论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23]参见陈彦斌：《中国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的战略意义与关键举措》，《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24]参见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7期。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26]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238页。

[27]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