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著名改革的缔造者：王安石
他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他是大文豪，在诗、文、词领域都有杰出成就。他是北宋最著名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的缔造者。他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要把一个距今近一千年的历史人物写好，对执笔者来说，既是一个机会，更是一个挑战。
说它是个机会，是因为像王安石这般的“大人物”，尽管他的世界和年代距我们非常遥远，但有关的史书资料非常丰富。林语堂先生曾言，我们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
人们普遍存在一个错觉，就是以为自己很了解身边的亲人或朋友。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人是会变的，会因为经历或者遭遇导致性情发生某种变化。但历史人物既已成为历史，他们的性情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过，外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有可能变化的），基本上就可以盖棺论定了。
说它是个挑战，主要是因为民众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或者对历史人物的记忆残留，基本上来自一些跟历史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这跟我们大脑喜欢偷懒有很大关系（显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3%，但即便在休眠状态，也要耗费身体能量的20%～30%。一个偷懒并总是试图节省能量的大脑很容易形成某种思维惯性。
因此，任何的创新，只要不太符合大众认知的“人设”，就会引起大众的某种抵触，甚至是反感。不过，好在这篇文章的主角，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一
当我们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一般是在称赞他的才华，而不是批评他的不修边幅。
我们的主人公王安石，还真的是一个不修边幅、不注意饮食和仪表之人。衣裳肮脏且长期不换，须发纷乱更是他的常态。有一次，他同几个朋友一起去澡堂洗澡。朋友见他的长袍满是污垢，于是在门口给他准备了一套新的。王安石洗完澡后，随手就把新的长袍穿在了身上，丝毫没有察觉别人给他换了衣裳。
王安石在做扬州太守韩琦的幕府时，经常通宵读书。有时候困了，就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等他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上班”时间，来不及洗漱和打理须发。太守韩琦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劝他要把时间和精力多用在读书上。王安石倒也懒得解释，仍然我行我素。
还有一个故事跟吃有关。
有朋友告诉王安石夫人，说她丈夫很喜欢吃鹿肉。王安石夫人很惊讶，表示不信。因为她很清楚，她的丈夫从来不在意吃什么。朋友说，如果他不喜欢吃鹿肉，他怎么可能把面前的整盘鹿肉都吃完呢？王安石夫人恍然大悟。她说，下一次，你们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他会怎么做。果然，吃饭时，王安石开始吃放在他面前的菜，桌子上照样摆了鹿肉，但他竟然毫不知情。
当一个人专注于内在和里子的时候，忽略外在和面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奇怪的生活方式，让他在北宋的官场中显得很另类，而官场中的另类一般不太受同僚欢迎，哪怕你位高权重。
用“抱团取暖”这个词来形容封建官场再合适不过了。后人经常批评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但不能否认的是，能考取功名、获得一官半职之人都不是傻子。
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大部分人是理性的。对封建政治体制内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多大的功劳，不犯大错才是根本。你好我好，跟同僚打成一片，抱团取暖才是明智之举，也是能让自己在这个群体里幸存的生存之道。
而王安石，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官场中的另类。
他不但没法和同僚和平共处、打成一片，而且事事有主张、事事有主意。此外，他对自己的施政纲领（变法主张）也是固执己见。因此，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其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核心同僚的支持。他的性格和处世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他一直提倡的变法不太可能会一帆风顺。
二
王安石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酷爱读书，且过目不忘。他21岁中进士，在进京做官之前，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任职，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期间，他不是没有提拔的机会，而是好几次都谢绝朝廷的提拔。
在地方任职的时候，王安石也算是成绩斐然。
他大兴水利，大力发展教育。更难得的是，他敢于打破常规。农业社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存量经济时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不仅吃不饱饭，甚至连第二年的种子粮都没有。有些农民只好以极高的利息向地主或豪绅贷款买粮。
王安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政府的储备粮以政府的名义贷给农民，所需的利息比地主或豪绅的高息低得多。这是青苗法的雏形，也是王安石所依赖的经世济民的成功经验之一。对信贷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和现代人来说，王安石给农民提供的粮食贷款好像也没什么创意。但在当时的人眼中，这应该算是石破天惊之举了。
王安石借助国有资本的力量，为农民一解燃眉之急，从地方到中央，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借力国有资本和地方任职的好名声，王安石为自己的仕途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拥有了政治跃迁的资本。
三
宋朝是一个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帝国的朝代，以靖康之耻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
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在近几百年落后于西方”“东西方有几次大分流”等问题。在他看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有三次大分流，第一次（最早的那次）和第三次（最近的这次）都是西方文明主宰世界。但在第二次大分流中（公元5世纪到公元18世纪），东方文明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主宰了世界。
在这个阶段，毫无疑问，宋朝达到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
在经济领域，宋朝实现了城市化和商业大发展，汴京和杭州等城市十分繁荣。比如，《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记录了汴京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金融领域，宋朝出现了交子（纸币）、有价证券和政府采购等。在军事领域，宋朝发明了很多冷兵器和火药武器。在文化领域，造纸术和印刷术进一步发展，纸张更加便宜，印刷技术完善，书籍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在冶炼领域，宋朝发明了焦炭炼钢，比西方大约早500年。宋朝的汝窑制作温度高达1700摄氏度，而西方的瓷窑直到19世纪末发明电之后，其制作温度才达到1700摄氏度。因此，无论是经济金融方面，还是文化艺术方面，宋朝都达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峰。
但是，与经济金融和文化艺术相比，宋朝的军事实力一直比较薄弱，辽、金、西夏等政权不断侵扰。有一句话说得好，战场上得不到的，也别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但北宋和辽国之间签订的《澶渊之盟》让战败国辽国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宋，虽然“富国”，但远远未到“强兵”的地步。
宋神宗20岁即帝位，年轻的皇帝精力充沛，雄心万丈，富国强兵的意愿极强。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王安石的“忠实粉丝”了。他一即位，就将王安石调任京都。宋神宗的改革热情感染了王安石，王安石对局势的分析也让宋神宗印象深刻。经过一番彻夜长谈，君臣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大有“君若不负我，我必不负卿”的豪迈。
客观来讲，如果不是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根本不可能持续一二十年之久。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其实也不复杂，说来说去无非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个方面。其中，富国之法中的青苗法、强兵之法中的保甲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所谓青苗法，就是在春耕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农民用贷来的钱买种子，待收割时本利收回。王安石在地方任太守的时候，就采用过这个方案，也确实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地方的成功经验，是否适合向全国推广，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提出“合成谬误”这个概念，意思是，对局部来说是对的东西，对总体而言却未必如此。当年成好的时候，农民贷款买种子，之后收获、还本付息，农民和政府双双受益。但若年成不好，农民很可能违约，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在官府的逼迫之下，很多家庭可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外，按照封建社会的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一项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完全有可能变成坏的制度。对某些相对富裕的地方来说，农民用自己的留存资本买种子就够了，根本不需要贷款。但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王安石制定的贷款任务，逼迫当地农民向政府贷款。于是，农民拿着这些利息并不低的贷款，要么吃喝嫖赌，要么做点儿小本生意。吃喝嫖赌的结果当然是欠下巨债而无力偿还。即便是小本生意，在宋朝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盛行的朝代，小老百姓赚点儿钱也是极其困难的。
总之，青苗法早期为王安石博得了一个“资本能手”的美名。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国范围的青苗法让老百姓叫苦连天。
保甲法之所以引起争议，兵源质量把控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它跟免役法放在一起同时向外界公布。本来，老百姓如果愿意花钱，就可以不用服兵役，但保甲法又把服兵役这个重担重新放到老百姓肩上。这无疑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方案得不到民众和旧臣的拥护，执行起来难度大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班旧臣，对王安石的变法就极为反感。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财政技能，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在分配方面做文章罢了。
王安石进京后不久，司马光就跟他在宋神宗面前大吵了一架，丝毫不给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一点儿面子。司马光当着宋神宗的面，嘲笑王安石的财政只不过是在百姓身上多征税而已。王安石自然是不服的。他认为，当前国库空虚的原因是掌管财政的人不懂理财。如果会理财，在不增加捐税的情况下，也能充盈国库。
司马光反驳道，一国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这笔财富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政府手中，无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这个政策冠以什么样的名称，你只不过是把老百姓手中的钱拿过来交给政府而已。
很显然，司马光对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一语中的、洞若观火。
四
世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变法让北宋更加强大了；有人认为变法因为不彻底，反而动摇了北宋的根基。
实事求是地讲，在农业社会，所谓变法或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洗牌和“切蛋糕”的过程。农业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个行业很难有规模效应，五个人种一亩地，并不会因为人员的增加而比三个人种一亩地的产量更高。也就是说，这个行业边际报酬递减的特征非常明显。
唐代政治家、诗人李绅在他的《悯农》（其一）中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首诗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另一方面突出了农业经济缺乏规模效应，难以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弊病。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首先，谷物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很难有差异化，除非在饥荒年间，否则大部分时候，老百姓都不愿意为它付出过高的溢价。
其次，粮食关乎国计民生，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价格的大幅上涨等同于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涨价几乎是不允许的。
整体来看，农业社会的经济活跃度是非常低的。即便在某一年获得好的收成，但因为粮食本身的保质期短，普通家庭往往会将其转化成耐用消费品（生孩子）。但一旦孩子生多了，又导致粮食不够吃。
所以，农业社会的变法和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存量再分配的过程。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国家拿多了，民间百姓拿的就少了。
对存量经济和资本的争夺，很容易激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如果碰上天灾或战乱，矛盾会极其尖锐。当改革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效果的时候，改革派内部也不会是铁板一块。这个时候，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往往需要主导改革的领袖来承担。
纵观各朝各代的改革，从商鞅变法到王莽改制，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总体来看都是失败的。存量改革，总会导致某些人的利益受损，总会碰到巨大的阻力。
王安石是何等聪明和卓越之人，他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应该明白，他的改革主张成功之概率会有多低。但他还是拿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
就凭这点，我也会对我这位江西老乡肃然起敬。
◇ 投资人视角
王安石在《元日》这首诗中写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此诗表面上是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实则表达了王安石革新政治的决心。
主导改革的王安石，让人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王安石的改革一开始就进展不顺，除了宋神宗，愿意支持并配合他的人很少。处处碰壁，但他仍然选择勇往直前，直到最后黯然离场。
如今的我们，张口闭口就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前景”，已经习惯于身处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完全有可能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标：在不损害一方利益的情况下，让另一方利益得到明显的改善[1]。
这种社会改革，往往容易推进，因为阻力比较小。但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出现，经济增长曲线的陡然上升，也就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即工业革命开始至今才有的事情。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类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长时间保持不变。如果碰上旱涝或其他自然灾害，甚至会出现经济总量的萎缩。哪怕是王安石所处的那个相对富裕的大宋，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说，一方得利，是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前提的。毫无疑问，这种社会改革，阻挠改革的力量会非常大，改革的成本会非常高，改革的成功率会非常低。
所以，农业社会历朝历代所谓改革，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时代的潮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跟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作对，最终的下场都会比较凄惨。
作为投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
比如，不应该去做空一个经济体。尽管今天的我们碰到了不少难题，如贸易保护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局部战争等。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刚需，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应该选择做一个理性乐观主义者。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前景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主要参考资料：
林语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1]也有经济学家不同意世界上存在“帕累托改进”这种事情，理由是：一方利益的改善，即便在经济利益上没有对另一方造成损害，但双方地位的改变，也对另一方造成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