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8世纪70年代，随着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蒸汽机的发明，第一次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煤炭成为主要能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的发明，令石油一跃成为主要能源，化石能源的使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但化石燃料使用所带来的气候问题也日益凸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自然和人类系统包括11种领域和9个区域（各大洲、两极地区和岛屿）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风险，尤其是对极端气候，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未来气候变化将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8种关键风险。气候变化增温幅度的提高将加剧自然和人类系统广泛的、严重的和不可逆影响的风险⁽¹⁾。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中指出，2010—2019年年均温室气体排放高于以往任何一个10年，排放速度有所放缓，全球主要行业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GHGs）排放量均有所增加，城市排放日益增长⁽²⁾。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影响无疑是复杂的、巨大的、深刻的，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在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各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煤油气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中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恢复并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146964万吨标准煤增长至2010年的360648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9.4%，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煤炭消费量从100670万吨标准煤增至249568万吨标准煤，消费量增长了1.5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能源的需求与环保要求的提高，助推了中国能源向更清洁、更高效、更集约、更低碳、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2011年的387043万吨标准煤增长至2019年的479312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降为2.7%。201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3.3%，其中煤炭占比下降1.3个百分点，天然气与电力比重较上年增长1.0个百分点，煤炭消费量仍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7.7%。⁽³⁾《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占世界增量的3/4。大量的能源消费和以煤炭为消费主体的能源消费结构，使我国依靠要素的大量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显突出，呈现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费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以及严重的大气污染，雾霾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近些年来国家已相继推出一系列碳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控的政策。2010年，环保部等九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并启动《“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指南》，2012年，环保部颁布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将PM2.5列为污染物并设定浓度限值。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市也于2012年制定了《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2020年以来，我国多次就减排减碳提出目标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就包括“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部署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并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主要由能源使用造成，因此需要从源头进行治理。长期以来，我国污染减排工作主要通过产业内企业间结构调整和企业内部的技术升级改造这两种途径，依赖命令控制而不是市场调节手段来执行。这种减排侧重于微观层次的降耗、控制和治理，效果有限。污染减排在我国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求开拓更多更有效的途径共同完成。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速、资源能源价格和进出口贸易导向等会对污染减排产生宏观影响效应；而在中观层面，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需求倾向引导、区域产业集聚和生产布局等则对污染减排有中观影响效应。目前，我国决策层已开始将视角从微观领域向中观和宏观领域延伸，其中能源结构调整被看作是最直接有效的污染减排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中能源结构的基本特征由经济系统决定，调整能源结构必须从调整经济行为入手。能源结构分为能源供给结构和能源需求结构，前者依赖于能源技术和能源投资，而后者则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特征，这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贸易结构等。能源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和演化受整个经济系统调整和演化的影响，而经济行为的改变是经济系统变动的重要驱动力。能源系统与经济系统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能源结构调整与污染减排间关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污染减排中能源结构调整的作用的认识，阻碍了其制定出能充分发挥能源结构调整的污染减排作用的有效政策。因此，目前急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理论指导和具体的实践建议。

本书以低碳经济及节能减排为问题导向，重点分析与此密切相关的能源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不仅系统地分析政府主导的政策行为，更注重政府与市场结合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涉及能源结构优化的政策体系的构建，并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各项能源结构优化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期对能源政策体系构建提出客观有效的建议。